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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佩琳,男,贵州电视艺术家协会秘书长,1949年17岁的唐佩琳在江西参加了解放军,并随部队到贵州剿匪,先后在部队任文工团员、文化干事、排长、情报参谋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贵阳中八农场劳动22年。在农场的劳动中,他断断续续写下了近50多万字的创作,其中就有《敌营十八年》初稿。80年代初,播出了由唐佩琳编剧的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之后他创作了50多集电视连续剧,被人称为是一位多产作家。其中《普通一官》获西部地区优秀电视剧一等奖,《难念的经》获中央“五个一”工程提名奖,《那年那月》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邓小平在1950》获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作品奖。1998年,荣获“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家”称号。
编前:提起《敌营十八年》这部电视剧,3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还有印象,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它在当时可谓是家喻户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剧的作者是一位贵州人,他的名字叫唐佩琳,而更鲜为人知的是这部剧的初稿是唐佩琳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完成的。唐佩琳虽然被错划成右派,在农场劳动了22年之久,面对人生的突然打击,唐佩琳没有跨掉,他凭着对生命的信念和对写作的执著追求,用笔支撑起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用笔写出了另外一片天地。
解说:2000年10月,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奖活动在长沙举行,贵州省的4集电视连续剧《邓小平在1950》在此次评奖中获得了20万张选票,并荣获作品奖,这是我省电视剧首次获此奖项,实现了零的突破。这部戏的编剧就是我省著名剧作家唐佩琳。1949年,17岁的唐佩琳在江西参加了解放军,并随部队到贵州剿匪,先后在部队任文工团员、文化干事、排长、情报参谋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贵阳中八农场劳动22年。
唐佩琳:原来房子没有这个门,窗子是有的,这就是原来房子的外型。我一来农场就修水库,挖泥巴堆这个小山包,修堤坝,一来就参加劳动。当时劳动很艰苦,吃不消,抬石头、修房子、当泥水工、种包谷、喂猪什么都干过。
记者:1957年,反右的风潮波及到你,那时你25岁就被送到农场去改造,同时新婚的妻子也离开了你,这种影响对年轻的你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唐佩琳:当然,突然从一个现役军人把军装脱下来,变成一个劳动教养人员,思想上当然打击很大,当时是懵的,但是冷静下来以后,我想还是应该正确对待,我相信我自己是个好人。
记者:当时有没有放弃写作?
唐佩琳:房子里睡了百把个人,我点一盏小煤油灯,隔开以后,自己悄悄地看啊写啊,没有桌子,一个人一小格,你睡这头,我睡那头,后来变成上下铺。我愿意睡一个小角落、小旮旯里,这样就不影响别人了。点一盏小煤油灯,就这样写。
解说:农场劳动间隙,别人休息,唐佩琳在田埂地头上以膝盖作桌子,以手纸作稿纸匆匆写下构思中的人物、情节和场景。
记者:作为作者来说,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而且能被很多人知道,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你的作品不可能被发表,而且还有可能要被查抄,你是怎么想的呢?
唐佩琳:对,当时查抄过呀。当时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干事笑嘻嘻地给我讲,唐佩琳,你还写什么呀?郭沫若这么好的作品都烧掉了,你还能写吗?还能发表吗?但是当时我想,反正我爱好这个,我就写吧,锻炼学习。就这样,找点精神寄托,因为再没有这个寄托,我就崩溃了。
解说:斗转星移,冬去春来,唐佩琳没有亲人探望,没有家书的往来,只有写作相伴,在农场22年的劳动中,他断断续续写下了近50多万字的创作,其中就有《敌营十八年》初稿。80年代初,由唐佩琳编剧的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播出了,这部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营垒之中,历经十八年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的9集连续剧在当时可谓是家喻户晓。
记者: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电视正在起步阶段,在国内没有先例,也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你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这部电视连续剧在当时反映很好,那么现在回过头再去看这部作品。你如何评价它呢?
唐佩琳: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既不能说它怎么样好,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历史的看这个事情,作为第一部电视连续剧,编导都没有经验,应该说这部戏还是有粗糙的东西,另一个方面看,它作为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它为我们国家以后的连续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摸索了一条道路,我觉得它的成绩在这了。
记者:以前在农场写作对你是一种寄托,那么现在写作对你还是一种寄托吗?
唐佩琳:应该说不是。
记者:是什么呢?
唐佩琳:在农场的那种条件下,我想方设法去学习,去写作,那是在那么一种背景下去找点寄托。落实政策平反改正以后,回到单位,回到部队,又转业到地方,党给了我这支笔让我来写了,给了我这种权利也给了我这个义务,我就应该更加珍惜现在这个好的情况。
解说:在《敌营十八年》剧本之后,唐佩琳更加勤奋地写作,他深入生活,刻苦钻研,创作出了《情留此山中》、《普通一官》、《难念的经》、《误区》、《那年那月》等共五十多集电视连续剧,被人称为是一位多产剧作家。
记者:您原来仅仅是读过高中,那么再后来也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教育,今天能写这么多的剧作,用你的话说是偷师学艺,这个偷师学艺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唐佩琳:从农场开始我就自己看一些资料,一些剧本,一些理论刊物自己学习,到了电视台以后,在原来的基础上就找到一些同行、戏剧界的老前辈、同事们,向他们学习,我觉得除了书本上的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去学,当时戏剧界的一些同志,他们专业知识、业务素质都比较好,像赵谦、井立民呀这些同志,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的东西,我经常跟他们交谈,有时谈剧谈到深更半夜,经常这么交谈,我从他们身上一点一滴的吸取很多东西,我有时还跟一些年轻同志学,学习的对象呀不能限制是哪种人,我觉得各个方面都要学,如果说我取得一点成绩,恐怕主要原因是我在学习方面,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谦虚的,这是说真话。
解说:随着创作得不断成熟,唐佩琳的作品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他编剧的《普通一官》获西部地区优秀电视剧一等奖,《难念的经》获中央五个一工程提名奖,《那年那月》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邓小平在1950》获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作品奖。
记者:我发现在您创作的剧本当中有很多是写官员和干部,像这类人物比较难写,因为他政策性特别强又十分敏感,但是您在写的时候好象往往写得很得心应手。
唐佩琳:每个搞创作的同志他都有自己生活熟悉的一面,写他熟悉的东西就比较好写,因为这些年从小十多岁参军到部队后来又在政府机关工作,接触的各种干部比较多,这方面生活比较多一点,接触得多,你像我写农民写工人可能就要弱一点,不过写干部题材确实难度比较大。
记者:历史题材的,特别像高层领导干部的这些戏往往在审查的时候,对于语言这方面好象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唐佩琳:是的,你像《邓小平在1950》这部戏,语言呢,中央革命历史题材审查小组是很严格的审查,我记得《邓小平在1950》的语言,最后重大历史题材小组审查这个戏的时候只改了一句话。
(电视剧片段,邓小平:两位司令员讲得好,说得透啊,50年是要大乱一阵子,不过不怕,我看大西南的工作,千条万条,执行好党的政策是头一条,一句话,靠政策吃饭!)
小平同志的那些语言,有些话是他的原话,有些话是我给他加上去的,你比如开头小平同志有段话,两位司令员讲得好,说得透啊,我看1950年是要大乱一阵子,不过不怕,大西南的工作千条万条,执行好党的政策是头一条,一句话,靠政策吃饭,这“一句话,靠政策吃饭”是小平同志的原话,前面那些都是我加的。
解说:1997年唐佩琳被评为“贵州省十佳电视艺术家”,1998年5月,唐佩琳荣获“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家”称号。
记者:您创作了这么多作品,您希望您的作品在社会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唐佩琳:写作品,我不是想通过这个作品教育哪些人呀,我没有这个要求,也没有那个水平,我只不过是想把我自己内心想说的话,通过这个人物这个剧情表达出来,特别是想告诉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如何认识我们的历史,认识我们的现实,分清是非,分清好坏,我就是有这么一点点初衷吧。
编后:唐佩琳现在仍在勤奋地写作,他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创作队伍当中,为贵州的电视剧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编前:提起《敌营十八年》这部电视剧,30岁以上的人都应该还有印象,这是中国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它在当时可谓是家喻户晓,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剧的作者是一位贵州人,他的名字叫唐佩琳,而更鲜为人知的是这部剧的初稿是唐佩琳在一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完成的。唐佩琳虽然被错划成右派,在农场劳动了22年之久,面对人生的突然打击,唐佩琳没有跨掉,他凭着对生命的信念和对写作的执著追求,用笔支撑起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也用笔写出了另外一片天地。
解说:2000年10月,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评奖活动在长沙举行,贵州省的4集电视连续剧《邓小平在1950》在此次评奖中获得了20万张选票,并荣获作品奖,这是我省电视剧首次获此奖项,实现了零的突破。这部戏的编剧就是我省著名剧作家唐佩琳。1949年,17岁的唐佩琳在江西参加了解放军,并随部队到贵州剿匪,先后在部队任文工团员、文化干事、排长、情报参谋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在贵阳中八农场劳动22年。
唐佩琳:原来房子没有这个门,窗子是有的,这就是原来房子的外型。我一来农场就修水库,挖泥巴堆这个小山包,修堤坝,一来就参加劳动。当时劳动很艰苦,吃不消,抬石头、修房子、当泥水工、种包谷、喂猪什么都干过。
记者:1957年,反右的风潮波及到你,那时你25岁就被送到农场去改造,同时新婚的妻子也离开了你,这种影响对年轻的你应该是刻骨铭心的。
唐佩琳:当然,突然从一个现役军人把军装脱下来,变成一个劳动教养人员,思想上当然打击很大,当时是懵的,但是冷静下来以后,我想还是应该正确对待,我相信我自己是个好人。
记者:当时有没有放弃写作?
唐佩琳:房子里睡了百把个人,我点一盏小煤油灯,隔开以后,自己悄悄地看啊写啊,没有桌子,一个人一小格,你睡这头,我睡那头,后来变成上下铺。我愿意睡一个小角落、小旮旯里,这样就不影响别人了。点一盏小煤油灯,就这样写。
解说:农场劳动间隙,别人休息,唐佩琳在田埂地头上以膝盖作桌子,以手纸作稿纸匆匆写下构思中的人物、情节和场景。
记者:作为作者来说,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发表,而且能被很多人知道,但是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你的作品不可能被发表,而且还有可能要被查抄,你是怎么想的呢?
唐佩琳:对,当时查抄过呀。当时就在这个地方,一个干事笑嘻嘻地给我讲,唐佩琳,你还写什么呀?郭沫若这么好的作品都烧掉了,你还能写吗?还能发表吗?但是当时我想,反正我爱好这个,我就写吧,锻炼学习。就这样,找点精神寄托,因为再没有这个寄托,我就崩溃了。
解说:斗转星移,冬去春来,唐佩琳没有亲人探望,没有家书的往来,只有写作相伴,在农场22年的劳动中,他断断续续写下了近50多万字的创作,其中就有《敌营十八年》初稿。80年代初,由唐佩琳编剧的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播出了,这部描写我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营垒之中,历经十八年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的9集连续剧在当时可谓是家喻户晓。
记者:在8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电视正在起步阶段,在国内没有先例,也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你创作了我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这部电视连续剧在当时反映很好,那么现在回过头再去看这部作品。你如何评价它呢?
唐佩琳: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看,既不能说它怎么样好,也不能全盘否定,要历史的看这个事情,作为第一部电视连续剧,编导都没有经验,应该说这部戏还是有粗糙的东西,另一个方面看,它作为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它为我们国家以后的连续剧的创作提供了一些经验教训,摸索了一条道路,我觉得它的成绩在这了。
记者:以前在农场写作对你是一种寄托,那么现在写作对你还是一种寄托吗?
唐佩琳:应该说不是。
记者:是什么呢?
唐佩琳:在农场的那种条件下,我想方设法去学习,去写作,那是在那么一种背景下去找点寄托。落实政策平反改正以后,回到单位,回到部队,又转业到地方,党给了我这支笔让我来写了,给了我这种权利也给了我这个义务,我就应该更加珍惜现在这个好的情况。
解说:在《敌营十八年》剧本之后,唐佩琳更加勤奋地写作,他深入生活,刻苦钻研,创作出了《情留此山中》、《普通一官》、《难念的经》、《误区》、《那年那月》等共五十多集电视连续剧,被人称为是一位多产剧作家。
记者:您原来仅仅是读过高中,那么再后来也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教育,今天能写这么多的剧作,用你的话说是偷师学艺,这个偷师学艺能给我们说一下吗。
唐佩琳:从农场开始我就自己看一些资料,一些剧本,一些理论刊物自己学习,到了电视台以后,在原来的基础上就找到一些同行、戏剧界的老前辈、同事们,向他们学习,我觉得除了书本上的学,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去学,当时戏剧界的一些同志,他们专业知识、业务素质都比较好,像赵谦、井立民呀这些同志,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我学的东西,我经常跟他们交谈,有时谈剧谈到深更半夜,经常这么交谈,我从他们身上一点一滴的吸取很多东西,我有时还跟一些年轻同志学,学习的对象呀不能限制是哪种人,我觉得各个方面都要学,如果说我取得一点成绩,恐怕主要原因是我在学习方面,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谦虚的,这是说真话。
解说:随着创作得不断成熟,唐佩琳的作品也得到了更多的认可,他编剧的《普通一官》获西部地区优秀电视剧一等奖,《难念的经》获中央五个一工程提名奖,《那年那月》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邓小平在1950》获第十八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作品奖。
记者:我发现在您创作的剧本当中有很多是写官员和干部,像这类人物比较难写,因为他政策性特别强又十分敏感,但是您在写的时候好象往往写得很得心应手。
唐佩琳:每个搞创作的同志他都有自己生活熟悉的一面,写他熟悉的东西就比较好写,因为这些年从小十多岁参军到部队后来又在政府机关工作,接触的各种干部比较多,这方面生活比较多一点,接触得多,你像我写农民写工人可能就要弱一点,不过写干部题材确实难度比较大。
记者:历史题材的,特别像高层领导干部的这些戏往往在审查的时候,对于语言这方面好象审查是非常严格的。
唐佩琳:是的,你像《邓小平在1950》这部戏,语言呢,中央革命历史题材审查小组是很严格的审查,我记得《邓小平在1950》的语言,最后重大历史题材小组审查这个戏的时候只改了一句话。
(电视剧片段,邓小平:两位司令员讲得好,说得透啊,50年是要大乱一阵子,不过不怕,我看大西南的工作,千条万条,执行好党的政策是头一条,一句话,靠政策吃饭!)
小平同志的那些语言,有些话是他的原话,有些话是我给他加上去的,你比如开头小平同志有段话,两位司令员讲得好,说得透啊,我看1950年是要大乱一阵子,不过不怕,大西南的工作千条万条,执行好党的政策是头一条,一句话,靠政策吃饭,这“一句话,靠政策吃饭”是小平同志的原话,前面那些都是我加的。
解说:1997年唐佩琳被评为“贵州省十佳电视艺术家”,1998年5月,唐佩琳荣获“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家”称号。
记者:您创作了这么多作品,您希望您的作品在社会上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唐佩琳:写作品,我不是想通过这个作品教育哪些人呀,我没有这个要求,也没有那个水平,我只不过是想把我自己内心想说的话,通过这个人物这个剧情表达出来,特别是想告诉我们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如何认识我们的历史,认识我们的现实,分清是非,分清好坏,我就是有这么一点点初衷吧。
编后:唐佩琳现在仍在勤奋地写作,他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他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创作队伍当中,为贵州的电视剧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