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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茫茫的夜海之中，每一处灯光都显示出一种心灵的奇迹。在这户人家，人们在看书，思索，推心置腹地交谈。在另一户人家，人们可能在努力探究宇宙的秘密，在辛劳地计算北半球上空的仙女星座上的旋涡星云。在那一处灯光下，人们正在恋爱。田野上远远近近闪耀着这些需要添薪加油的火光，包括那些最隐秘的，诗人的火光、教师的火光、木匠的火光。然而，在这些闪耀的灯光中，好多窗户都是关闭的，好多灯火熄灭了，好多人们入睡了……必须努力重新会合，必须争取和田野里那些疏落火光下的某些人取得联系。
—— [法] 圣·埃克絮佩里
与沈老板见面的时候，也是一个夜晚。沈老板不是真老板，而是沈毅晗的笔名，但他更愿意这样称呼自己。良渚文化村里江南驿青年旅舍大堂的灯光足够温暖，因为父亲刚刚逝去，这位曾经的“村长”、如今的良渚文化村社区公益基金会发起人的声音掩饰不住疲惫。但说起“梦想小镇”，他的眼睛里会迸出光来。
最初只是一个房地產商圈地造房的老套情节。2001年，南都房产在杭州城西16公里处的良渚开发了一块地，打造了未来的“良渚文化村”。总占地面积约为11 000亩，其中房地产开发用地约6 000亩。从南都并入万科，由万科主导开发再到入住的“村民”们尝试“自治”，时间已过去了17年，那块镌刻着“村民公约”的墙壁也已经被岁月侵蚀。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如今很多人想住到郊区，想亲近自然，却发现回不去了。因为郊区的基础设施没有市中心好。于是大家就希望在郊区再建一个硬件可以和城市相媲美，同时环境等方面高于城市的地方。就好比《英国人》一书作者杰里米·帕克斯曼说的“在英国人的脑海里，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都有一首《归园田居》。
从乡土中国的血缘社群，到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大院社区，再到城市化飞速发展下的“小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发生了变化，如何营造和谐的公共空间，文化村的社区营造试验或许给出了一个方案。
顶级建筑师的作品成为日常空间
小镇更多偏向于“住”的功能，但这里的建筑却彼此召唤，因为都是大师级的作品，有很多人周末来这里参观休憩。而对于文化村的村民来说，这些建筑不过是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
良渚最初闻名于世是因为良渚文化遗址，所以最早的公共建筑就是良渚博物院，设计者是英国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获当年美国《商业评论》及《建筑实录》评选的全球最佳公共建筑奖。
山上始建于元代的寺庙大雄寺如今已经恢复了香火。飞檐翘角，是传统的中国建筑。每年腊八节，村民都自发去大雄寺做义工。
基督教美丽洲堂，则是一座主体建筑呈合掌形的再生木结构礼拜堂。朴素的混凝土立面、白色花岗岩广场，人们可以在这里做礼拜、受洗、举办婚礼，平日有夏令营和唱诗班。
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大屋顶”良渚文化艺术中心了。那是“清水混凝土诗人，光的大师”安藤忠雄留给文化村的礼物。设计之初，他就定调“大屋顶下孩子们的乐园”，因此里面有“小剧场”“会展”“儿童绘本图书馆”和“培训教室”。极高的挑高，满壁的图书，人们在长桌边静静阅读，落地玻璃窗外环绕着浅浅的一汪水，春日则可见樱花烂漫，心底一片宁静。
沈老板说道，小孩如果在这样一个场景下长大，他对于美的感知，对于文化的喜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建筑师带来很好的空间，同时也带来很好的理念。过去常常是先有空间，再有人来填充。但如果以人为本地思考，首先是有了人在这里生活，所以他需要图书馆，需要电影院，需要运动场。有了生活，再有场域，才符合自然生长的规律。
城市化往往出现“绅士化倾向”，大家打扮得干干净净，在社交场合快速地交际，回去之后就几乎没有关系了。当你面对这样的“绅士”，他只是一个装在壳子里的人。在良渚文化村，交往不需要“壳子”，甚至家里的吵架都能“鸡犬相闻”，是有温度的社交。
通过设计来构建社群，沈老板称之为“社交的邀约”。现在很多小区的“乘凉空间”都已经被日渐拥挤的停车位挤占，人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休憩空间，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冷漠。良渚文化村的白鹭郡东也是大卫·奇普菲尔德事务所的作品，它就有一个核心的公共空间，即小区中心的“树阵广场”。此外，文化村还有大量公共空间提供社交的可能性，比如“村民日”的花车游行，类似野生的狂欢节，人们在社区的道路上交流。
营造共同体的社群
沈老板谈起了他的邻居们。
村民王群力，人称“奇爷”，现在是二更的内容总监，最早在浙江省广电工作，他策划并主编了文化村的社区杂志《家书》，记录邻里的小故事和八卦的碎片，传达的却是社区的温度。他是村里的意见领袖之一，慢慢参与到小镇的成长中。
村民张新宇，植物私塾的发起人。搬到文化村后，经营了一家茶馆和亲子农庄。
村民桑格格，成都作家，后来与建筑师先生一起从北京来到这里，她的新作中会呈现村里的生活。
村花安妮，她有时是“派对女王”，组织有趣的派对，比如“旗袍趴”，还是村里“村田花花”乐队主唱，甚至连她女儿也组了摇滚乐队。
还有三百多新村民是阿里巴巴的员工，因为公司离这里不远。
他们身上大都贴着中产的标签，而生活的日常则是大大小小的社群活动。这些，天然与公共空间相关联。
在沈老板看来，社群有四个特征。第一，固定的人群。第二，固定的场域。这个空间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现实的。第三，去中心化。这非常重要，这些人看起来是没有中心点的，也可以说人人都是中心。第四，直连互通，不是一个点状发散结构或圆环结构，而是一个网状结构。 文化村有个特别有意思的“马宝宝群”，以家庭主妇为主。一开始是因为育儿，后来如果有老人走丢或是宠物走丢也会在群里发布，有时则线下一起做蛋糕，组织儿童聚会等，形成了自己的社群行动。
村里的社团就更丰富了，大大小小不下30个。比如棒球社，是台湾来的村民Wendy姐姐和Jack叔叔创立的。他们有个规矩，必须爸爸跟小孩一起来，不收费，已经坚持了近四年。还有良渚乐跑团，目前三百多人，已经坚持了一百八十多场，每周三早晨到大雄山跑步，同时捡垃圾。
韩国当代建筑师承孝相评价他们“不仅是在建一个社区，也是在营造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可以看到老人小孩、穷人富人，都找到了一种安心稳定的生活方式”。
一次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实践：村民公约
良渚在文化村之前是有自然村落的，现代的城市化生活中则是“社区”。“村落”和“社区”的共同之处是一堆人生活在一起，而不同之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村落人，多有天然的血脉联系，社区人则来自天南地北，在城市化进程中相聚在同一个场域。
沈老板曾经做过这样的观察：家里老人把糖果带上，碰见邻居小孩便会作为长辈善意的见面礼。小小的糖果，就是一种善意的“关联”。由此推想到西方的万圣节时小孩子敲邻居门“不给糖就捣蛋”，现在的城市小区里也会组织此类的活动。这给小孩一个堂而皇之去邻居家敲门的借口，一个邻里之间欢乐的谈资，在社区中引发关联与公共的社会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沈老板认为，良渚文化村的“村民公约”正是老人揣在口袋里等着给孩子的带着体温的糖果。
“村民公约”之所以会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是城市的“自律互助，和谐文明”的民众意识觉醒下，一次自下而上的实践。沈老板说，这与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大背景有关系，也与良渚文化村的独特情况有关系。
首先，在中国“买房”始终是有门槛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新型社区的人，至少都受过一定教育并且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人群。其次，杭州原本就是有深厚文化底蕴之地。第三，强烈的价值观聚集了这样一批“隐居”人士，他们向往乌托邦社会。最后，当时的万科有个很好的“客户满意度”调查，促进了这件事的落地。文化村提供了很好的公共空间，让人们认同“村民”的身份，由此才有了“村民公约”。
说起“村民公约”的缘起，要提到村里的传奇人物——海老大。年过七旬的他与太太皆是名校毕業，“隐居”在文化村，最初写下“村志”不过是个体行为。后来到了2010年，村民们与万科一起撰写了“村民公约”，并借万科的调查满意度活动征询了将近4 000户家庭的意见，最终落下了26条成文规定。用最简单质朴的语言，约定了今后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比如邻居见面主动问好，公共场所放低谈话音量，开车进入文化村不得按喇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村民公约”可以视作业主对良渚文化村和谐邻里关系的一种追求。“最早一批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业主，聚拢到一起之后决定设定一种行为规范，共同创造和谐的邻里关系。”全程参与“村民公约”出炉过程的良渚文化村业主沈勇，把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归结为一种“良渚理想”。
社区公益基金会：回答保罗·安德鲁的问题
设计了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法国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慕名来参观文化村时，正是沈老板负责接待的。于是有了如下的问答：
“这里的道路是你们维护的吗？居民是向你们交税吗？”
“道路是市政道路，将来由物业移交给地方政府，业主缴纳的是物业管理费。”
“你们开发商不是有离开的一天吗？怎么做到可持续呢？”
安德鲁的问题很现实，空间的营造尤其是公共空间，应该用什么办法去维护？当时的沈老板无法回答。随着时间流逝，他和几位村民慢慢想出了一个应对之道。“我们正在推动成立良渚文化村社区公益基金会，姑且可以理解为‘社区所有制’试验吧。模糊公产跟私产的边界，探寻解决之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解决“公地悲剧”的一个试验。
沈老板回想起当年在意大利博普洛尼亚考察时，听当地市长介绍过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因为博普洛尼亚整个城市都是遗址，一定会有人涂鸦，就像贴“狗皮膏药”一样，怎么办？他们就组织市民到街上去清理涂鸦。当下一次有人涂鸦时，居民会自行出面阻止，因为这个是他清理的，投入了，就有了维护的义务。“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过去的乡贤文化，过往的乡绅文明已经没有了。”沈老板说，“意大利古城遗址保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邀请村民一起来参与维护，比如公园里的椅子是大家一起捐的，如果有人搞破坏自然会被制止。”
那么，无形的公共资产，例如“村民公约”又该如何维护？沈老板有点黯然，后来入住的6 000多户村民，对“村民公约”就很淡漠了。但有了基金会，就可以有持续的力量去找到那些疏落火光下散失的人们，唤起他们的共同体意识。
村民益合的职业身份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委员。2017年春天，他找到了沈老板。在他的建议下，两人有了建立社区公益基金会的想法。当时的文化村，正在寻找可持续的自律互助、和谐自治的模式。毕竟当下的管委会往往是政府授予管理职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而现在，这又将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行为。两人邀请有识之士加入理事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公益基金会均给予支持，之后他们在村里进行了大额筹款。理事会成员不带薪，他们有个共同的理念叫“五出”，即出心、出力、出席、出资源、出钱。秘书处则带薪。这个基金会最大的特点是村民参与基金会的未来，又叫社区合伙人。目前的设想是20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分成200份，给200个村民，由他们作为基金会的创始合伙人。
基金会在筹办的过程中，志愿者们早已开始行动。比如“北归行动”。目前村里有个切实困难，距离开通的地铁线有1.5公里的距离。虽然几乎每家都有车，但老人小孩出行还是不方便。政府的配套公交没有那么快，于是村民就自发形成了互助搭车的行为，命名“北归行动”。邻居搭顺风车其实并不鲜见，但基金会将给这种互助行为加上一个保障，使它可持续。比如发放带有“良狮子”标志的黄丝带，确定彼此都是村民，都会比较放心；比如为搭乘的司机与乘客都购买量身打造的近两公里的车险。因为有基金会的对接，保险公司最终免费赠送了保险。
所谓“良狮子”，也是村民的贡献。村里有个漫画家叫十九番，他主动提议，文化村能不能有一个吉祥物，像日本那只人气很旺的熊本熊？基金会觉得非常好，憨态可掬的良狮子，可以成为虚拟“村长助理”，让它有个自己的办公室，有喜欢吃的东西，喜欢逛的地方。可以让良狮子去捡垃圾，去互助搭车。这同时也是一个 IP 的打造。
沈老板说：“基金会可以有造血的功能。启动资金是捐款，但后面可以有商业化运作。这也是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一种落地吧。比如良狮子就可以做衍生品的开发等。现在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我们这种模式应该是一种创新，真正做到村民自治、村民补位，包括村民的自我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良渚文化村的意义并不只是在曾经的南宋皇城西北角重新构建了一个桃花源般的小镇生活，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展示出了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内心和谐共存的可能，一种美好内心聚合呈现的可能。
—— [法] 圣·埃克絮佩里
与沈老板见面的时候，也是一个夜晚。沈老板不是真老板，而是沈毅晗的笔名，但他更愿意这样称呼自己。良渚文化村里江南驿青年旅舍大堂的灯光足够温暖，因为父亲刚刚逝去，这位曾经的“村长”、如今的良渚文化村社区公益基金会发起人的声音掩饰不住疲惫。但说起“梦想小镇”，他的眼睛里会迸出光来。
最初只是一个房地產商圈地造房的老套情节。2001年，南都房产在杭州城西16公里处的良渚开发了一块地，打造了未来的“良渚文化村”。总占地面积约为11 000亩，其中房地产开发用地约6 000亩。从南都并入万科，由万科主导开发再到入住的“村民”们尝试“自治”，时间已过去了17年，那块镌刻着“村民公约”的墙壁也已经被岁月侵蚀。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如今很多人想住到郊区，想亲近自然，却发现回不去了。因为郊区的基础设施没有市中心好。于是大家就希望在郊区再建一个硬件可以和城市相媲美，同时环境等方面高于城市的地方。就好比《英国人》一书作者杰里米·帕克斯曼说的“在英国人的脑海里，英国的灵魂在乡村”，很多中国人的脑海里都有一首《归园田居》。
从乡土中国的血缘社群，到计划经济国有企业的大院社区，再到城市化飞速发展下的“小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发生了变化，如何营造和谐的公共空间，文化村的社区营造试验或许给出了一个方案。
顶级建筑师的作品成为日常空间
小镇更多偏向于“住”的功能，但这里的建筑却彼此召唤，因为都是大师级的作品，有很多人周末来这里参观休憩。而对于文化村的村民来说，这些建筑不过是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
良渚最初闻名于世是因为良渚文化遗址，所以最早的公共建筑就是良渚博物院，设计者是英国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获当年美国《商业评论》及《建筑实录》评选的全球最佳公共建筑奖。
山上始建于元代的寺庙大雄寺如今已经恢复了香火。飞檐翘角，是传统的中国建筑。每年腊八节，村民都自发去大雄寺做义工。
基督教美丽洲堂，则是一座主体建筑呈合掌形的再生木结构礼拜堂。朴素的混凝土立面、白色花岗岩广场，人们可以在这里做礼拜、受洗、举办婚礼，平日有夏令营和唱诗班。
最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大屋顶”良渚文化艺术中心了。那是“清水混凝土诗人，光的大师”安藤忠雄留给文化村的礼物。设计之初，他就定调“大屋顶下孩子们的乐园”，因此里面有“小剧场”“会展”“儿童绘本图书馆”和“培训教室”。极高的挑高，满壁的图书，人们在长桌边静静阅读，落地玻璃窗外环绕着浅浅的一汪水，春日则可见樱花烂漫，心底一片宁静。
沈老板说道，小孩如果在这样一个场景下长大，他对于美的感知，对于文化的喜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建筑师带来很好的空间，同时也带来很好的理念。过去常常是先有空间，再有人来填充。但如果以人为本地思考，首先是有了人在这里生活，所以他需要图书馆，需要电影院，需要运动场。有了生活，再有场域，才符合自然生长的规律。
城市化往往出现“绅士化倾向”，大家打扮得干干净净，在社交场合快速地交际，回去之后就几乎没有关系了。当你面对这样的“绅士”，他只是一个装在壳子里的人。在良渚文化村，交往不需要“壳子”，甚至家里的吵架都能“鸡犬相闻”，是有温度的社交。
通过设计来构建社群，沈老板称之为“社交的邀约”。现在很多小区的“乘凉空间”都已经被日渐拥挤的停车位挤占，人们没有一个共同的休憩空间，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冷漠。良渚文化村的白鹭郡东也是大卫·奇普菲尔德事务所的作品，它就有一个核心的公共空间，即小区中心的“树阵广场”。此外，文化村还有大量公共空间提供社交的可能性，比如“村民日”的花车游行，类似野生的狂欢节，人们在社区的道路上交流。
营造共同体的社群
沈老板谈起了他的邻居们。
村民王群力，人称“奇爷”，现在是二更的内容总监，最早在浙江省广电工作，他策划并主编了文化村的社区杂志《家书》，记录邻里的小故事和八卦的碎片，传达的却是社区的温度。他是村里的意见领袖之一，慢慢参与到小镇的成长中。
村民张新宇，植物私塾的发起人。搬到文化村后，经营了一家茶馆和亲子农庄。
村民桑格格，成都作家，后来与建筑师先生一起从北京来到这里，她的新作中会呈现村里的生活。
村花安妮，她有时是“派对女王”，组织有趣的派对，比如“旗袍趴”，还是村里“村田花花”乐队主唱，甚至连她女儿也组了摇滚乐队。
还有三百多新村民是阿里巴巴的员工，因为公司离这里不远。
他们身上大都贴着中产的标签，而生活的日常则是大大小小的社群活动。这些，天然与公共空间相关联。
在沈老板看来，社群有四个特征。第一，固定的人群。第二，固定的场域。这个空间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现实的。第三，去中心化。这非常重要，这些人看起来是没有中心点的，也可以说人人都是中心。第四，直连互通，不是一个点状发散结构或圆环结构，而是一个网状结构。 文化村有个特别有意思的“马宝宝群”，以家庭主妇为主。一开始是因为育儿，后来如果有老人走丢或是宠物走丢也会在群里发布，有时则线下一起做蛋糕，组织儿童聚会等，形成了自己的社群行动。
村里的社团就更丰富了，大大小小不下30个。比如棒球社，是台湾来的村民Wendy姐姐和Jack叔叔创立的。他们有个规矩，必须爸爸跟小孩一起来，不收费，已经坚持了近四年。还有良渚乐跑团，目前三百多人，已经坚持了一百八十多场，每周三早晨到大雄山跑步，同时捡垃圾。
韩国当代建筑师承孝相评价他们“不仅是在建一个社区，也是在营造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可以看到老人小孩、穷人富人，都找到了一种安心稳定的生活方式”。
一次自下而上的自我管理实践：村民公约
良渚在文化村之前是有自然村落的，现代的城市化生活中则是“社区”。“村落”和“社区”的共同之处是一堆人生活在一起，而不同之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村落人，多有天然的血脉联系，社区人则来自天南地北，在城市化进程中相聚在同一个场域。
沈老板曾经做过这样的观察：家里老人把糖果带上，碰见邻居小孩便会作为长辈善意的见面礼。小小的糖果，就是一种善意的“关联”。由此推想到西方的万圣节时小孩子敲邻居门“不给糖就捣蛋”，现在的城市小区里也会组织此类的活动。这给小孩一个堂而皇之去邻居家敲门的借口，一个邻里之间欢乐的谈资，在社区中引发关联与公共的社会效应。在这个意义上，沈老板认为，良渚文化村的“村民公约”正是老人揣在口袋里等着给孩子的带着体温的糖果。
“村民公约”之所以会让人印象深刻，因为这是城市的“自律互助，和谐文明”的民众意识觉醒下，一次自下而上的实践。沈老板说，这与中国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大背景有关系，也与良渚文化村的独特情况有关系。
首先，在中国“买房”始终是有门槛的事情，这意味着他们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新型社区的人，至少都受过一定教育并且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人群。其次，杭州原本就是有深厚文化底蕴之地。第三，强烈的价值观聚集了这样一批“隐居”人士，他们向往乌托邦社会。最后，当时的万科有个很好的“客户满意度”调查，促进了这件事的落地。文化村提供了很好的公共空间，让人们认同“村民”的身份，由此才有了“村民公约”。
说起“村民公约”的缘起，要提到村里的传奇人物——海老大。年过七旬的他与太太皆是名校毕業，“隐居”在文化村，最初写下“村志”不过是个体行为。后来到了2010年，村民们与万科一起撰写了“村民公约”，并借万科的调查满意度活动征询了将近4 000户家庭的意见，最终落下了26条成文规定。用最简单质朴的语言，约定了今后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比如邻居见面主动问好，公共场所放低谈话音量，开车进入文化村不得按喇叭，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村民公约”可以视作业主对良渚文化村和谐邻里关系的一种追求。“最早一批拥有共同价值观的业主，聚拢到一起之后决定设定一种行为规范，共同创造和谐的邻里关系。”全程参与“村民公约”出炉过程的良渚文化村业主沈勇，把他们的共同价值观归结为一种“良渚理想”。
社区公益基金会：回答保罗·安德鲁的问题
设计了北京国家大剧院的法国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慕名来参观文化村时，正是沈老板负责接待的。于是有了如下的问答：
“这里的道路是你们维护的吗？居民是向你们交税吗？”
“道路是市政道路，将来由物业移交给地方政府，业主缴纳的是物业管理费。”
“你们开发商不是有离开的一天吗？怎么做到可持续呢？”
安德鲁的问题很现实，空间的营造尤其是公共空间，应该用什么办法去维护？当时的沈老板无法回答。随着时间流逝，他和几位村民慢慢想出了一个应对之道。“我们正在推动成立良渚文化村社区公益基金会，姑且可以理解为‘社区所有制’试验吧。模糊公产跟私产的边界，探寻解决之路。”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解决“公地悲剧”的一个试验。
沈老板回想起当年在意大利博普洛尼亚考察时，听当地市长介绍过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因为博普洛尼亚整个城市都是遗址，一定会有人涂鸦，就像贴“狗皮膏药”一样，怎么办？他们就组织市民到街上去清理涂鸦。当下一次有人涂鸦时，居民会自行出面阻止，因为这个是他清理的，投入了，就有了维护的义务。“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过去的乡贤文化，过往的乡绅文明已经没有了。”沈老板说，“意大利古城遗址保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我们邀请村民一起来参与维护，比如公园里的椅子是大家一起捐的，如果有人搞破坏自然会被制止。”
那么，无形的公共资产，例如“村民公约”又该如何维护？沈老板有点黯然，后来入住的6 000多户村民，对“村民公约”就很淡漠了。但有了基金会，就可以有持续的力量去找到那些疏落火光下散失的人们，唤起他们的共同体意识。
村民益合的职业身份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委员。2017年春天，他找到了沈老板。在他的建议下，两人有了建立社区公益基金会的想法。当时的文化村，正在寻找可持续的自律互助、和谐自治的模式。毕竟当下的管委会往往是政府授予管理职责，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模式。而现在，这又将是一次自下而上的行为。两人邀请有识之士加入理事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阿里公益基金会均给予支持，之后他们在村里进行了大额筹款。理事会成员不带薪，他们有个共同的理念叫“五出”，即出心、出力、出席、出资源、出钱。秘书处则带薪。这个基金会最大的特点是村民参与基金会的未来，又叫社区合伙人。目前的设想是200万元的注册资本金分成200份，给200个村民，由他们作为基金会的创始合伙人。
基金会在筹办的过程中，志愿者们早已开始行动。比如“北归行动”。目前村里有个切实困难，距离开通的地铁线有1.5公里的距离。虽然几乎每家都有车，但老人小孩出行还是不方便。政府的配套公交没有那么快，于是村民就自发形成了互助搭车的行为，命名“北归行动”。邻居搭顺风车其实并不鲜见，但基金会将给这种互助行为加上一个保障，使它可持续。比如发放带有“良狮子”标志的黄丝带，确定彼此都是村民，都会比较放心；比如为搭乘的司机与乘客都购买量身打造的近两公里的车险。因为有基金会的对接，保险公司最终免费赠送了保险。
所谓“良狮子”，也是村民的贡献。村里有个漫画家叫十九番，他主动提议，文化村能不能有一个吉祥物，像日本那只人气很旺的熊本熊？基金会觉得非常好，憨态可掬的良狮子，可以成为虚拟“村长助理”，让它有个自己的办公室，有喜欢吃的东西，喜欢逛的地方。可以让良狮子去捡垃圾，去互助搭车。这同时也是一个 IP 的打造。
沈老板说：“基金会可以有造血的功能。启动资金是捐款，但后面可以有商业化运作。这也是公益心态、商业手法的一种落地吧。比如良狮子就可以做衍生品的开发等。现在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我们这种模式应该是一种创新，真正做到村民自治、村民补位，包括村民的自我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良渚文化村的意义并不只是在曾经的南宋皇城西北角重新构建了一个桃花源般的小镇生活，而是在更大范围内展示出了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内心和谐共存的可能，一种美好内心聚合呈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