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身体的政治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关注。本文试图考察作为身体之一部分的头发所有的政治意义。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朝历代均有与头发相关的故事，自明清以降，中国的政治似乎更与头发有着不解之缘，甚至成了民族的一个难以解开的情结。入关的清兵用“留发不留头”征服大明的子民，“反清复明”的太平天国反其道而行，是“留辫不留头”，主张“驱除鞑虏”的辛亥革命就这一点而言是承其余绪，便是章太炎也不能看透这一层，而鲁迅一方面以小说的形式表现了“头发的风波”，却也在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无法彻底地摆脱头发故事中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内涵。头发成为民族革命的大舞台。及至当代，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中，头发竟然又成了政治迫害的对象。不仅中国如此，发达的西方也莫能外，希特勒的法西斯和解放了的法国民族主义者同样也要在头发上做足文章。所以说，身体绝非一个简单的生命形式，更非没有内涵的肉身可以概括，身体的政治无处不在。
　　关键词：身体；头发；政治；近现代中国
　　中图分类号：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7)05—0090—10
　　
　　身体发肤受诸父母，当然天经地义地属于自己。然而不然!古今中外的那些关于头发的故事告诉我们，头发并非只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细细的发丝竟然牵系着政治，而那微乎其微的发梢竟然成了政治的舞台!
　　“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这是鲁迅的小说《风波》中的赵七爷说的话。长毛乃是民间称呼洪秀全太平军的“雅号”。赵七爷的话自然当不得真。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说，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事乃是出在明清之际。“中国人本来是留发挽髻，像从前的朝鲜人似的，满人抢了中国去，强迫剃头留辫子，人民抗拒不从，多被杀害”。却原来满人入主中原的第一狠招就是“剃头留辫子”!这一招看似平淡轻巧，实则端的厉害，在我看来，甚至比意识形态化的强制灌输更厉害，也更有效，当然也更残酷!它似乎告诉人们，不需要用嘴巴和言说来证明你对他们的归顺，你的身体，说得更具体点，你的头发已经说明了一切，即使你是被迫的，但起码你在屠刀下屈服了，在生的诱惑下顺从了，而同族的人看到这个自然也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或许他们也能理解，在无奈和无助中，你不得不接受这个侮辱，但你走到哪里，你无言却不言自明的身体的宣传力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当然，我无意鼓吹无谓的牺牲，但我们应该看到，征服者征服灵魂的第一步就是对身体的征服和强奸，乃至占有。甚至可以说，这两者间就是互为表里的东西。
　　征服者的征服之举如此，投降者，或客观些说成归顺者也是如此。举一个很有名的例子来证明。大明遗民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也曾经有一段关于头发的故事。清兵入关，柳如是力劝钱谦益同投西湖以殉大明，钱谦益非但没有听从，而且在几天后，不但剃掉了额发，还将后面的头发梳成了辫子，柳如是于是知道钱谦益是要降清了。
　　虽然太平军没有将头和发弄成“鱼与熊掌不可得兼”的截然对立，但这似乎并不表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就与此无关。我无意做确凿的考据文章，众所周知，洪秀全是反清的，怎么反?一方面是真刀真枪地对垒，另一方面则是自己政治主张的贯彻和实行。洪秀全的政治主张很多，与本文相关的就是辫子问题。辫子的去留在洪秀全们的眼里肯定不只是个人的好恶，而是事关政治立场的大体，也许不至于与满人入主中原后的暴行相提并论，但起码也是广为宣传的政策之一，至少也是太平军自己的身份标志之一，否则，“长毛”的雅号从何说起?鲁迅《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的祖母就曾经对他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满清政府和洪秀全们似乎一定要在这根辫子上一决高下了，辫子成为他们互相争夺的东西，头颅成为他们厮杀的战场!难怪N先生要大发感慨：“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中国的近代史似乎总要在这根辫子上纠缠不休。自称“洪秀全第二”的孙中山开始革命的口号也是“反清复明”，“驱除鞑虏”，而革命志士率先的革命之举便是剪下那根辫子。这叫一报还一报，也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辛亥革命功绩多多的章太炎先生，在他那些“令人神旺”的战斗檄文中赫然就有一篇《解发辫》。文中追忆了当时流亡东瀛，断发明志的情境：“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引者按：即1900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疆邻，戮使略买，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翦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谷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劗发”。余故吴越闲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这样的引经据典都是为了给他的断发寻找坚实的理由，可太炎先生依然意犹未尽，或者说，这些理由在他心目中仍显得不够充分，而且，问题的关键在，既然那新式的衣服也还是别族的，总得找一个与之对应的才能名正言顺罢，于是，太炎先生又接着说道：“欧罗巴者，在汉则近大秦，与天毒同柢。其衣虽迮小，方袷直下，犹近古之端衣，惟吾左辅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盖与箸桑门衣无异趣云。”断发，再将大清的那一袭长袍马褂也一并换了，而且换得有根有据，这才心安理得作罢。辛亥革命从种族主义过渡到民族主义自然是一大进步，但头发的问题依然是问题之一。革命军们虽然也没有那样毅然决然地搞“头”和“发”的对立，但辫子的存留却也并非小事体，而是关乎政治立场的大事。难怪曹聚仁先生要感叹：“辛亥革命，说穿来只是‘盘辫子’与‘剪辫子’的革命，其使我们失望，那是必然的。其实，失望只是一方面，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革命最终演变成只与头发相关的形式主义，确实够荒唐的，然而，回过头去想一想，像章太炎那样敢作敢为的人竟然也要在断发、穿衣之际找寻历史和理论的依据，可见，这一根细细的青丝，它的另一头委实是系着亿万钧的民族国家的意义在上面的!所以，周作人说：“男人的辫子在那时候只有政治的意义……”
　　在太炎先生的文章中还提到一个现象，满清时期，到中国来的日本人和欧洲人竞相嘲讽中国人垂于脑后的那根长长的辫子。于是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藤野先生》中，鲁迅讲到那些“清国留学生”的辫子时是那样辛辣的嘲讽和愤激了。这根辫子在民族自尊感极强的鲁迅的眼里，实在已经是耻辱的标志，而那班纨绔子弟们竟然还要在辫子上做出如许多的花样，引来更多的侮辱，也更令鲁迅难堪的眼光，这在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心底，怎么能不愤慨非常呢?据周作人的回忆，鲁迅的剪发与在日本的光复会革命党人并无关系，而是出于对那些有着或如“富士山”，或“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的“清国留学生”的不满。虽然鲁迅的剪发并非直接的革命之举，但恐怕也不能否定，鲁迅之剪发也是有其一定的政治寓意的罢。
　　1903年2月，鲁迅在剃光了头发后专门为此摄影留念，并将照片寄给了尚在故乡的弟弟周作人，取 其名日：“断发照相”。这一帧“断发照相”又岂只是一般纪念意义的相片，其中实在是有着励志的涵义的。有意思的是，同年秋天，鲁迅回家的时候，经过上海，却在上海滩上唯一的一个理发匠那里买了一根假发辫，回绍兴后也确实派上了用场，不过，只用了两次，也只是在他“上街去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可能知道鲁迅的身后拖着一根假发辫走在大街上的情景，更无从得知鲁迅那时候的心情和心理的活动，但能够确定的是发辫是一种身份的符号，是思想观念的外在体现，也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征。即，无论是诧异的眼光，还是钦佩的眼神，或者是恼怒的眼波、鄙夷的表情，都明确地告诉我们，那么一根假发辫着实让鲁迅觉着了不自在，而那各各不同的眼神其实也是他们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的表现。
　　今天，发型师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职业，个性化的头发和辫子满目皆是。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有清以来在头发上发生的一切。那垂在脑后的哪里是一根普通的发辫，它简直就是一个“是非根”!
　　
　　二
　　
　　在那样的情势下，《风波》就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反讽，而是有其实在的意味的。而且，当我们将鲁迅写于同一时期的《头发的故事》和《风波》对照起来读的时候，更明确地使我们体会到，那沉痛的反讽原是与他自己的经历以及对历史的现实批判纠缠在一起的。
　　头发的风波自然很快就不了了之，因为张大帅的复辟没有成功，辫子军还没来得及开到七斤们的鲁镇就失败了，溥仪皇帝也就又坐了一共十二天的“龙庭”。倘就历史而言，那短短的一十二天仿佛只是历史老人的一眨眼，此后一切复归于平静。然而，这世上毕竟还有睁了眼的人在，写了《论睁了眼看》的鲁迅自然自己也就该是，而且也确实是敢于“正视”现实的人。鲁迅见到了这一场短暂的风波在城市和农村发生时的不同影响，以及在愤激的知识分子和愚昧的村民们之间的不同反应。而我们也因此得见历史老人的那一眨眼留下的痕迹。
　　七斤在鲁镇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这倒不是由于他的社会地位，或是财产、祖业，甚而至于他的功名，他只是一个帮人撑航船的船夫。他之所以得以成为“一名出场人物”，全靠他每天从城里带回来的“时事”消息。那都是些什么“时事”呢?却原来是：“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然而，1911年某一天的傍晚，他带回来的“消息”却是他被城里警察剃了头发的光头!可这却不是风波的开始。其时的七斤嫂甚至觉得“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而其时的鲁镇上也有几个“剪过辫子”，但不久又“重新留起的”，赵七爷在“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常常叹息说，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但鲁镇是平静的，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仿佛《阿Q正传》中的未庄一样。
　　真正的风波乃是从六年后皇帝重又坐上“龙庭”开始的。这其实也是“风波”的第一层涵义。想一想，六年的时间跨度不能算多大，但似乎也不能说小。可这六年来，鲁镇上其实并没有多少人将那根“是非根”从脑后剪掉!而张大帅也竟然能搅起一池风波，这一场风波也就真的当得上“死水微澜”这四个字了!可在我看来，之所以有这“死水微澜”，恰恰就是因为六年来鲁镇上并没有多少人剪去辫子，而中国之大有多少个鲁镇!不剪辫子的原因有三：其一是根本不理解那一场革命，他们不知道剪辫子也是革命之举，甚至就是这场革命的根本或唯一的任务，你革你的命，为什么要剪掉我的辫子?；其二是辫子在鲁镇的人们心底其实还是很有份量的；其三是他们恐怕也并不知道拖在自己脑后的辫子既是受之父母，可最初也是异族强迫的结果，因而其所属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已经成为一个外在于自己的东西，一个甘心情愿归顺异族统治的标志，一个政治化的符号。
　　溥仪皇帝是辫子军的张大帅拥戴重登龙位的，子民们自然不能没有辫子，因为辛亥革命的革命之举就是剪辫子，张大帅自然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很有学问的赵七爷说：“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七斤和他的女人一听到这句话，“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而且，皇上坐了龙庭后并不急于“皇恩大赦”，七斤们于是惶恐而至于恐惧了。而赵七爷仍不肯善罢甘休，接着说道：“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七斤嫂听到书上写着，可真是完全绝望了。”七斤嫂的绝望在赵七爷和她自己的逻辑上说都是理由充分的，没有辫子的七斤因此“便要没有性命”了，而且，“这样的一班老小，都靠他养活”。七斤因此而“非常忧愁”了，“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也想想些方法，想些计画，但总是非常模糊，贯穿不得：‘辫子呢辫子?丈八蛇矛。一代不如一代!皇帝坐龙庭。……人娘的!……”’最后这一骂真是意味深长，将他的“忧愁”悉数忘却，至少是稀释得寡淡如水，于是，生活照例往后走着。“第二日清晨，七斤仍旧从鲁镇撑航船进城，傍晚回到鲁镇”，但风波毕竟留下了一丝残痕，七斤的“家景总有些黯淡，村人大抵回避着，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七斤嫂也没有好声气，还时常叫他‘囚徒’。”当然，既为残痕，自然也就长不了多久，十多日后，当七斤从城里回来的时候，“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却原来是她看见赵七爷的“辫子又盘在顶上了，也没有穿长衫。”并不特别聪明的七斤嫂一下子悟到“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可以想象，七斤嫂这一段时间肯定为七斤的没有辫子很是操心，甚至感觉到“危急”，因此对头发竟然有了特别的敏感。而且，有意思的是，这回的最新消息不是七斤从城里带回来的，而是七斤嫂从鲁镇得来的。
　　说到《风波》，不能不说到九斤老太一直念叨不已的那句名言：“一代不如一代。”这似乎是对进化论的反动，又或者是对往昔的怀念，其中尚有自骄自矜的成分，因此而构成一个颇具张力的反讽，但它主要乃是针对具体的由辫子引发的风波而言——“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辫子，僧不僧，道不道的。”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辫子对七斤们，乃至赵七爷们似乎已经是一个难以化解的情结。可是，在鲁迅对鲁镇的这一场关于辫子的风波中，未始就没有他自己的体验。想象一下，当鲁迅踏进上海的那家买假发辫的小剃头店的时候，鲁迅的心理是怎样的?恐怕也还是犹疑和惶恐的脚步罢。辫子没有了，身份感自然有了变化，即使鲁迅并非出于革命的目的而剪，但在革命党人的眼里，难免要引为同道，买一根假发辫，甚而至于再戴上它，会意味着什么?所以有犹疑；回到乡里，乡里人的眼光自然跟鲁镇上的人们看七斤的眼神没有太大的区别，鲁迅自然是不愿意被视为假洋鬼子的，可大概也并不愿意被目为犯上作乱的革命党的，然而，既便是戴上这劳什子，也还是有别有用心的目光，正如周作人指出的那样：“乡里人看不惯没有辫子的人，但是似乎更不喜欢装假辫的，因为光头只是‘假洋鬼子’罢了，光了头而又去装上假的辫子，似乎他别有什么居心，所以更感觉厌恶了。”所以买的时候自然有惶恐的感觉。而当他真的戴上这假辫子走在街上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二次，但那一种感觉恐怕在记忆中也是难以泯灭的罢。所以，在时隔将近二十年后，当鲁迅将批判的锋芒指向辛亥革命以及更深层的国民性的时候，他将自己的体验融进了 对七斤们的头发情结的刻画中了。然而，必须指出的是，鲁迅刻画和批判的立场乃是一个外在的旁观者的立场。
　　
　　三
　　
　　这一旁观者的立场在《头发的故事》中表现得更为明白。叙述者“我”和N显然对双十节以及头发的故事有着明显不同的看法，而就N所讲述的那些故事而言，其实倒更像是鲁迅曾经亲历的，但作为作者的鲁迅却是站在“我”与N身旁的人。在“我”的眼里，“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我”的态度则是，“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N是“我”的“一位前辈先生”，可在上述的态度中，“我”似乎更像是一个老成持重、宽容有度的长者。但在结尾处我们却又看到了另一个“我”，通过N先生的叙述，我们知道“我”原来是个鼓吹女子剪发的理想家。N先生是老革命了，而“我”则是一个年轻的革命者，但在老革命的眼里，他却是一个理想家。据此正可以见出老革命对新青年们的批评。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两位革命者的革命之举却都是头发上的革命，所不同的只是革命对象发生了变化。
　　当N先生因愤慨于北京城的双十节而引出纪念和忘却的话题时，“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于是我们想起差不多一年多前鲁迅写作的《药》里的情形)于是，N先生说他“不堪纪念这些事”，要从记忆里找寻“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了。N先生“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N是熟悉中国历史的，尤其是清史，更尤其是头发的历史。清兵入关后有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的惨祸，可在N的理解中，“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偏激中却蕴含着沉痛的事实!可两百多年后，“头发的苦”竟又轮到了N先生的头上。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中国的历史!N先生是高明的，他用手杖驱逐了流言和谩骂，他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对抗那个顽固不化、愚昧落后的社会，去对待那些愚弱的人们。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当N先生面对更年轻，也更激进的学生也要剪辫子的时候，N也竟说不行了。然而，时代在“进步”，“骂他的人也被警察剪去了辫子，我不再被人辱骂了”。N先生于是得意起来，但N先生不会得意多久。N先生之所以说不行的理由意味深长：“现在你们这些理想家，又在那里嚷什么女子剪发，又要造出许多毫无所得而痛苦的人!”更尖锐、也更广泛的批评是这句极著名的话：“你们的嘴里既然并无毒牙，何以偏要在额上帖起‘蝮蛇’两个大字，引乞丐来打杀?”这话在年轻的革命者的耳里显得似乎很“离奇”、突兀，也就有了“不很愿听的神情”。N先生于是很知趣地走了。这“不很愿听”自然也就是不赞同的意思。
　　于是，大多数对《头发的故事》的解读都特别强调鲁迅在文末所表达的这一意思，将其视为鲁迅不主张无谓流血牺牲的证明，但有一点似乎被忽略了：鲁迅这一沉痛的结论恰恰是来自于他自己经历的种种头发的故事，尤其是他从断发到买假发辫回乡的经历，以及从中获得的体会!那断了发的光光的头颅其实就正是N先生所谓额上的“蝮蛇”二字。
　　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品的叙述者“我”与N先生及与作者间的三角关系。1920年时期的鲁迅已经有了足够的对近代史的深切体验和深刻结论，“我”显然不是鲁迅自己。N先生所述及的故事鲁迅几乎全部经历过，正因为此，研究者们才将N先生的那些话视为鲁迅对五四运动前后新青年们某些徒具其表的革命之举的批判，但N并不是鲁迅。回过头去看一看青年鲁迅，他自己的革命之举其实也是率先从身体，直接地说就是头发开始的。李欧梵对此分析道：“到日本一年，鲁迅剪了辫子。既可解释为要区别于他那些在日本的同胞，从大的方面看，也是一种民族的、政治的反抗，因为辫子就表示着对清王朝的服从。这件事促成他照了那张著名的题诗小照。”虽然诗是否是照后即题尚无确论，但诗照合一毕竟透露了断发和明志问的关系。然而，鲁迅并不因此而“得意”，虽然也无悔意，却绝不赞成如今的革命方式。可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革命呢?N先生是消沉的，甚至是颓废的，即如对女人剪发的态度：“仍然留起，嫁给人家做媳妇去；忘却了一切还是幸福，倘使记着些平等自由的话，便要苦痛一生世!”而鲁迅则以写作的方式表示着他对忘却的反抗。然而，N先生的问题对那时已经很深刻的鲁迅而言是否就已经解决了呢?“改革么，武器在那里?工读么，工厂在那里?”也就是说，摒弃额上帖“蝮蛇”字样的革命方式后，对手无寸铁的进步青年来说。究竟应该怎样表达他们的革命立场，又应该怎样进行他们的革命呢?鲁迅似乎从未指给新青年们一个可行的路，或许鲁迅正是因为无力解决N先生的问题而选择了那个旁观者的立场的罢。
　　其实，完全忘却本非易事。就作者鲁迅而言，没有忘却乃是因为难以忘却。那特别的感觉和感触是不易磨灭的，所以在事隔十数年后鲁迅还能清晰地将那种感觉呈现给我们。但如果只是这样一些感觉，鲁迅也就不是鲁迅了。鲁迅从自己的经验和历史的相似之中见到了中国近代史的荒唐处，见到了那一根发辫所有的政治的意义，所以，无论老革命还是新青年，似乎总要抓住它来做文章。然而，吊诡的是在古往今来的革命中，身体又确乎是一个区别革命和反革命的标志，或者，身体原本就是政治的一个天然的舞台，是革命与反革命抗争的一个理所当然的战场。身体的政治性其实是难以从肉身剥离出来的。鲁迅见到了“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他的悲悯使他不希望再见到同样的悲剧，他因此希望将肉身从革命和反革命的政治斗争中解放出来，但眼前并没有路，“我”那样的青年依然要走在他曾经走过的路上，甚至要鼓动更多的人一同走，于是鲁迅只能旁观着，用他的笔冷静地将他无路的思考呈现给我们。或许这也是他绝望和反抗绝望的一个方面罢。
　　
　　四
　　
　　头发的故事并没有在头发的革命“成功”后就结束。
　　在中国近代史上，头发是民族立场和政治立场的表征，而在当代史上，在那一场著名的“文化大革命”中，头发仍然难逃其厄运，它成了实施羞辱、惩罚和专政的一个对象。
　　其实，这也不是红卫兵小将们的发明，而实在是“古已有之”的。秦代的刑罚中除了常见的大辟之类外，就有髡(剃去犯人头发)、耐(剃去犯人胡须)等耻辱刑。就是说，其罪还不当死，或其它刑法，但罪名又成立，不治罪不足以惩戒，于是作为身体之一部分的须发成为惩治的对象，使其无论走到哪里，总是带着这一明确标示出来的耻辱的标志，让他自己感觉到羞耻，抬不起头来，最终起到提升自我，以及警示他人的作用，就如同霍桑《红字》中那个醒目的“A”字。但应该看到，红卫兵小将们在继承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发挥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秦代的酷吏们就没有他们这份自由，只能按规定行刑，该剃发则剃发，该剃胡须的就只能剃胡须，剃发大概也不是想剃成什么样子都可以随心所欲的。而在红卫兵小将们的手下，则有“鬼头”、“黑帮头”、“阴阳头”等名目，也算是那个无差别无个性的时代中 的一点特色和不多见的多元化罢。但小将们在发型上的想象力也有限，那些名目中仍以“阴阳头”为多。1979年版的《辞海》和1982年版的增补本都没有“阴阳头”这个词，据此或可判断该词乃是“伟大”的文革首创。
　　没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文革十年中究竟有多少人的头发遭到侮辱性的对待，而且恐怕也无法统计到一个准确的数字，只因为实在太多的缘故。据经历过文革的人回忆：“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流行理论，梳一条辫子是封建主义，梳两条辫子是资本主义，披肩长发则是修正主义，统统在横扫之列。笔者其时正在北京，亲眼看到不少小将带着大剪刀等工具奔赴火车站，将来京串连的女同志的辫子长发不容分说统统剪去，场面相当火爆壮观。”
　　那大概已经算是文明的做派了，黑五类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就回忆、记述了她作为陪斗者与另两位老太太被一位红卫兵女将剃去半边头发的情形。杨绛先生自然不愿就那么顶着个阴阳头出门，于是戴上假发(又是假发辫!)，却被有着“雪亮的眼睛”的群众发现了：“……我戴着假发硬挤上一辆车，进不去，只能站在车门口的阶梯上，比车上的乘客低两个阶层。我有月票，不用买票，可是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你也上车!’”
　　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于是焚书禁书，儒士们虽没有悉数被坑，但是要“洗脑子”、“洗澡”、“割尾巴”，而且还要剃“阴阳头”!且不说“洗脑子”“割尾巴”之类的隐喻，身体和作为身体一部分的头发何以就成了专政的对象，成为惩罚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有学者根据弗雷泽的理论对文革中的这些看似“破旧立新”实则只是一种“文化返祖”的迫害方式做过专门的研究。这一研究方法自然无可非议，著名的民俗学家江绍原在他著名的《发须爪》一书中就是采用的这一方法。但问题是，头发等身体的器官与灵魂和精神的对应关系在政治运动中的政治意味被遮蔽了，至少是被忽略的。剃“阴阳头”之类的惩罚首先乃是作为政治迫害的意义，作为专政的一个意义丰富的手段。尤其是“阴阳头”大多是女受害者这一现象更应该受到关注。
　　我们可以将198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小街》作为分析的文本。该影片由杨延晋导演，张瑜、郭凯敏主演，上映之时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在80年代初，该片的主题仍被纳入文学思潮中的伤痕文学及其对人道主义的呼唤之范畴。就该片的电影手法、表现以及叙述手法而言，即使在时隔二十多年后，带着审视挑剔的眼光去看，我也还是觉得该片理当在新时期以来的大陆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而倘就该片的主题而言则更可以提供丰富的阐释空间。
　　夏是一位年轻的汽车修理工，偶然在一条小街结识了俞。俞的母亲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因迫害而陷于病危之中。于是，夏开车和俞一起深入山林采撷药材。在回来的路上俞不慎落水，夏方才得知俞原来是女儿身。俞之所以女扮男装，起因就是因为母亲是黑帮分子，女儿当然也就是黑帮子女，自然难逃小将们的毒手，而羞辱的手法也是“阴阳头”。夏听在耳朵里，也记到了心里，也许是出于爱慕之情，也许是同情，也许还包含着对那个时代的不满和愤恨，也许是几种情感兼而有之，夏决计还俞以女儿身。小将们以“阴阳头”的形式剥夺、泯灭了俞的女性身份，恢复也就只能从头发实施。等头发自然地长出来需要时间，也就只能用假发辫来代替了。然而，那年头假发辫不是人人能弄到的，商店里有买，但必须出具单位证明，言明用途。似乎唯一的办法就是偷。一个公园里正在上演群众文化节目——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样板戏之一《红灯记》。李铁梅演罢下场换装，取下了那根长长的大辫子(原来李铁梅的辫子也是假的!)，毫无经验的夏拿了假辫子就跑，结果被工宣队当场人赃俱获，小将们自然不会轻饶他，抡起武装带便是一顿披头盖脑的狠抽，夏的眼睛被打出了血，以致双目失明，医治后却从此留下永远无法治愈的眼疾。0而更让他伤心焦急的是，当他出院后再去找俞的时候，她已经不知所踪。影片的结尾在当时的大陆影坛颇显突兀，导演为观众设计了几种可能出现的结尾，但遗憾的是导演仍然用一个明确的事实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甚至是一个极典型的大团圆式的结局。这美好的祝愿或许是该片唯一的美中不足罢。
　　有一个细节可谓刻骨铭心。戴着帽子的俞走在一幢红色建筑物的楼梯上，被迎面而来的小将们顺手夺去了帽子，恰好楼梯口就是厕所，小将们促狭地将帽子扔进了男厕所，扬长而去，一头短发的俞孤苦无助地蹲在地上哭泣着。他们显然知道俞的女性身份。
　　俞之被剃阴阳头当然是文革时期司空见惯的迫害、侮辱的一种形式和一个方面，但文革的另一个普遍的表现是取缔一切个性化的存在，泯灭差别，甚至是抹灭性别。这只要想一想当时男女老少几乎没有多少差别的衣着就可以明了。而所有这一切的最根本目的乃是在于思想的一元化!既然唯一合法，也是唯一正确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么除此以外的一切都是异端，都是“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也就都在被铲除之列，都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基本内涵，也是文革最主要的政治表现。而这一政治化的革命行动和目标首先落实在了被专政的对象的身体上，于是，身体成为革命的对象，成为灵魂净化、精神变革的第一课堂，同时也是迫害和专政的第一战场。折磨身体的根本目的直接地指向灵魂和精神，专制的意志于是通过皮鞭、棍棒甚至剃头推子、剪刀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刑具0到达你的内心、灵魂，这些强加于身体的侮辱和羞耻首先是对身体的承受力的挑战和考验，但身体的承受力来自于灵魂和精神的意志力，然而，意志力却有不可承受的东西。所以也才有身体对灵魂的背叛。更重要的是，当身体的自然属性被剥夺的时候，身体的功能似乎只剩下被侮辱、被损害的职能，身体被扔进了政治的汪洋大海中。于是俞孤苦无助的形象既是她的身体的状态，也是她灵魂的状态。当她的性别也被强行模糊了的时候，那一根假辫子又算得了什么呢?凭那一根假辫子又怎么能真正回复她的女儿身呢?
　　
　　五
　　
　　千万不要以为只是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头发才被赋予了如此沉重的政治功能。被誉为现代主义电影之父的《广岛之恋》就让我们见到了远在欧洲的法国，头发同样是一个政治化的载体。
　　《广岛之恋》由左岸派的领军人物阿伦·雷乃执导，编剧则是因小说《情人》而广为人知的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我无意在本文中全面探讨《广岛之恋》丰富复杂的意义，只想就作品中有关头发的细节作一点分析。
　　女主人公丽娃在广岛邂逅的日本男人的激发下，回忆了她于二战时期在她的故乡纳韦尔的经历。在纳韦尔的丽娃已经十七岁了，战争仍然在继续。“城里的男人只有德国男人”，“战争遥遥无期，我的青春也漫无止境，我既摆脱不了战争，也摆脱不了我的青春。各种各样的道德规范已搅得我心烦意乱。”0最终，青春的力量还是战胜了道德，丽娃不可遏止地爱上了一个德国士兵。在丽娃的眼里，他，一个德国士兵并不是作为侵略者的形象出现的，他只是一个男人，一个向他传递了爱的讯息的男人，一个她爱的男人，用她自己的话说：“我再也不能看清他的躯体和我的躯体有什么任何细微的区别，我只觉 得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出奇地相似。”身体的政治属性和民族国家的属性被她的爱情驱逐了，“让那些从未像我那样丧失过理性的人首先谴责我吧。我再也没有祖国了，我只有爱情。”。于是，她“怀着幸福和羞耻成了他的妻子”。沉浸在爱情中的丽娃自然没有想到她要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虽然她感觉着了“羞耻”，也就是说实际上她对身体在爱情之外的归属和功能是有意识的，她的身体是属于法国的，而他的身体则属于法国的敌国，但她对此的想象力此时全被幸福所蒙蔽。战争终于结束了，她的爱情也随之消逝，不是因为没有了爱，而是爱的对象不存在了，德国士兵被解放者枪击而死，法国解放了，“整个法国喜气洋洋，沉浸在一片混乱而欢乐的气氛中。”似乎只有丽娃一个人沉迷在痛失爱情的悲情中，然而，更大的痛苦还在后面——“他们把我关在尚·德·马尔斯广场的一座仓库里。在那儿，有人说应该把我剃光头”。于是，在马赛曲的嘹亮声中，“他们几乎漫不经心地做这件事……他们在法国某地也在剃别人光头。”“他们仔细地把我的头发剃得精光。他们认为，把女人的头发好好剃光是他们的责任……全城百姓都在唱《马赛曲》。天色变黑。我那死去的爱人是法国的敌人。有人说应该把这个婆娘扭到城里去游街示众。我父亲的药店因为我伤风败俗而关闭了。我孤独无依。有些人还耻笑我。到了夜里，我才游完街回到家里。”究竟是什么赋予他们以那样的责任感?正是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甚至还包括所谓正义之类更崇高的观念和意志。
　　丽娃的头发在慢慢地生长，而她的愤怒和悲哀似乎也随着头发的生长而被挤出了头颅。当她在一年后来到巴黎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她“的头发已长得够体面了。看来并没有人被剃光过头。”这其中包含着杜拉斯在剧作中所要探讨的记忆与遗忘的彼此消长，但这一主题其实是蕴含在另一个问题中的，即身体的自然属性在人的生命中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就正如丽娃其实并没有为爱情的丧失追随故人而去一样，身体对生的自然的渴望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使她并没有选择那样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她的身体背叛了她的爱情，她也只是“悲痛欲绝”而已，而那样痛苦的记忆倘是一直深植于脑海中，她的余生将是一个漫无止境地地狱般的生涯，于是，在身体的强迫下，遗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遗忘的发生一如头发的生长，也如同影片中雷乃用一个寓意明显的视觉形象——在广岛被原子弹轰炸后的废墟上，一只青翠的虫子从地底下蠕动着小小的身躯爬出来——传达的意义一样，那其实就是作为身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想象一下，如果不是广岛的邂逅之恋，也许她将与在巴黎的丈夫、女儿平静和睦地生活一辈子。
　　西方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曾经区分了身体的五种不同属性：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并且认为，只有当身体被视为生理学、解剖学的对象时，它才是肉体。然而，如此繁多的属性最终其实都只能落实在肉身之上。维特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的图画。”可是维特根斯坦不知道，因为身体如此之多的属性集于一身的特性，使身体为灵魂承受了多少的痛楚和灾难!肉身由自己呵护着，保养着，可它的社会属性、政治属性等等却时时剥夺了它自我呵护的权力，它是被操纵着的。这才是真正的“身不由己”。李易安词《武陵春》中有句云：“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人的脆弱的身体恰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连身体上最轻的头发尚且载不动，更遑论其他。
　　(补记)其实，我相信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与本文所述、所论相类似的头发的故事。在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的影片《安德烈·鲁勃廖夫》中就也有一段关于头发的故事，鞑靼人入侵俄罗斯，将俄罗斯姑娘和妇女的头发剪去，至今那个地方仍被称为“处女地”，而据塔可夫斯基的研究者称，塔可夫斯基之所以要在作品中放入这一段，乃是要以此呼应奥斯维辛纪念馆的“女发冢”。可见纳粹们也并没有放过头发，而且，更值得进一步发掘的是，为什么特别多的是女人的头发。遗憾的是我没有能找到有关奥斯维辛“女发冢”的其他资料，只在阿仑·雷乃的记录片《夜与雾》中知道纳粹曾经强迫剪下了无数女囚犯的毛发，并用它织成衣服，雷乃给我们展示了堆积成山的毛发，令人稍作想象便不禁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