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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年了,今又适逢他的百年诞辰,回想薄老对我们原牺盟会老同志的深切教诲,总让我难以忘记。往事如潮,述文以纪念。
1977年12月,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不到半个月,就首先狠抓了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工作。1978年¨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正式提出,要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1978年12月16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的通知。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了12年后获得了彻底平反,薄一波同志被接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
1979年9月,我随同原决死一纵队第二十四团团长、时任山西省政协四届委员会副主席和党组副书记的李志敏同志,到北京协和医院探望薄一波同志,并向他汇报了我已开始写《牺盟会史》的情况,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他指出:写牺盟会首先要写党的领导、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山西实践的成功、牺盟会群体和人民群众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是我第一次探访薄老,他对我的教诲让我记忆尤深。
1982年10月,我和安庆洙、畅子正带着《牺盟会史》的第二稿,到中南海薄老家请他审阅。原定约见时间是下午7点,由于公事太忙,他一直到8点半才回来。他说:“书我是要看的,但时间太少了,我很忙,不知何时才能看完。”随即我便建议,先请一位熟悉牺盟会总体情况的人代他审阅,不知可否?他问请谁,我说牛荫冠。他随口便说:“好啊!他主持牺盟总会的工作时间比我还长,了解的情况也多。你可转告他说,是我叫他审的。”我说,明天我就去见他,但您老也应当电话上再和他说一声。“可以,可以!我一定也给他打个招呼。”薄老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紧接着,安庆洙、畅子正便提出:生甫同志一个人能写出牺盟会史,我们决死队还有那么多老同志,还写不出一部山西新军史来?薄老说:“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齐声说,非常必要。薄老稍加思考后说:“你们先向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征求一下意见后,再进一步商定。”时间快超过9点了,薄老还没来得及用晚餐。虽然还有些想法要说,可我们再也不忍心耽误他的时间了,便匆匆握别。
1983年初,原决死一纵队的周仲英、安庆洙、畅子正、阎稚新和我开始发出开展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工作的倡议,迅速得到广大新军老同志的积极响应。薄老还一再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征得山西省委的支持和在山西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1984年1月20日,周仲英、安庆洙、阎稚新遵照薄老嘱托,专程来太原向山西省委汇报请示。同年7月,山西省委正式批准把《山西新军》列为山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项目,并由山西省委聘请薄一波、周仲英、郝德青、戎子和、雷任民、康永和、张希钦、乔明甫、张天珩、张汉丞等原山西新军各部领导同志,组成山西新军史料征集指导组,随即又增聘程子华、罗贵波、牛荫冠、薛克忠为指导组成员。指导组公推周仲英为指导组会议召集人:省征委又决定由安庆洙同志任新军指导组办公室主任。决死一纵队、二纵队、三纵队、四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暂一师、二零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及活动在中条山地区的二一三旅五十九团10个单位,也都相继组成自己的指导组,并于1984年初正式开展工作。而我也由周仲英、安庆洙同志向省委书记李立功、李修仁建议,被借调到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工作。
据统计,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原山西新军老同志尚有4400余人。其中有省、部、军级以上干部530余人。有关各省、区都成立了征集联络组,直接参加工作的有270余人。仅在北京参加各办工作的人员就有130余人。经过同志们12年的辛勤工作,截至1996年6月,从各方面征集到的史料已有1433件,历史照片1200余张,回忆录2321篇,召开座谈会398次,搜集烈士名录4000余人。各部编写的史料丛书都已在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共600余万字。在这期间,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李格、成占一,和办公室负责人郭维明等,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总之,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为世人展示了山西新军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而且也充实了我党在抗战期间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用事实写出了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用历史证明了薄一波同志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创造性地运用特殊形式的统战策略与阎锡山当局又联合又斗争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成功的,对团结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等上层军政领导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和坚持山西乃至华北抗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4年12月4日下午7点到9点,我到北京305医院去征求薄老对《牺盟会史》第三稿的意见。一开始薄老就说:“你写的那本书,我看了,还没有看完。搜集了一些材料,很有价值。这也很好。”
我说:“我是想请您谈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关于阎锡山在抗战开始那一段和我党合作抗战中的作用;另一个还是历史上经常谈论的几个问题。如我党和牺盟会的关系问题,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关系问题,和阎锡山当局的关系问题等。虽然您讲得已够清楚了,但还是有些人搞不清楚,以至争论不休。”
薄老说:“对。你写的那本书,还有些地方对不起头来。要想把那些东西搞好,还需要费点功夫。我赞成你把那本书作为基础,再花一点时间,半年甚至一年,完成一本像样的书。你那本书是材料不少,但还不能够用一条红线串起来。牛荫冠同志写了个序言,那是非常好的”。“我今天给你就谈一个问题。中心问题,就是要说明我党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我们要跟阎锡山搞统一战线?你那本书上没交待清楚,也不可能交待清楚。现在我只谈我怎样回山西的,阎锡山怎样把牺盟会交给我来做的。”
薄老为了我能把《牺盟会史》写好,将北方局刘少奇等如何营救他们从北平草岚子胡同出狱,北方局派他到山西应如何与阎锡山“共策保晋大业”,我党与阎锡山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是如何形成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的作用与成就,应如何看待抗战初期的阎锡山,他接办牺盟会后是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如何应用合法身份与阎锡山当局开展又联合又斗争的;“十二月事变”的开始与结局,牺盟会、山西新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都一一加以阐述。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当他讲到抗战初期对阎锡山的评价时,说:“不能老说他是军阀,在那个时候他是比较进步的。在抗日保卫家乡这些方面,他是进步的。阎锡山在那时候的进步,说明我党政策是对头的、伟大的,是我党统战政策的成功”。“但是,十二月事变 时,阎锡山就坚决反对牺盟会和新军了。他说:‘不行呀,这些部队咱们靠不住了’”。当他谈到在决死队的工作时,说:“问题的中心是如何把旧军官争取过来,把那些反动旧军官赶走。在秋林会议时,按照阎锡山的分析是,‘一波那里不行,全都是共产党;戎伍胜那里是我们的力量大;二纵队韩钧、张文昂那里,是一半对一半;四纵队雷任民那里,也是我们的力量大。但是处在晋西北不好办。’阎锡山的分析不一定正确。实际上,我们几个纵队的工作都差不多,有些差别也不多。只是在临时处置上有些失利了,是在临时处置时有些不恰当的地方,受到些损失”。“所以,我们凡是成功的地方,都是严格按照党的策略,毛主席瓦窑堡会议精神,刘少奇指示办的结果。反之,就会有失误!”;“拥护阎锡山抗日,在十二月事变前后,我们的方针都没有变”。
1986年9月中旬,我和安庆洙同志谈到牺盟会成立50周年应该如何庆祝时,我提出应在牺盟会成立50周年之际,乘原牺盟会各级老同志还健在的情况下,召开一次座谈会,总结一下牺盟会在山西抗战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与教训,对现在的统战工作,也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安庆洙同志说,很好。你可先向薄老提个建议,看他怎么说。信发出的第三天,就收到了薄老的批示:“可由安庆洙、王生甫同志向在京的老同志和山西省委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经过与各方联系,一致赞成,并于1986年10月13日至19日,由中共山西省委主持,在京召开纪念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50周年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牺盟会的老同志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牛荫冠等55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副主任马石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参加会议并讲了话。《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座谈会发来了贺信。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会见了与会同志并讲话、合影留念。会议由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主持并致开幕词。
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对牺盟会的发展和斗争策略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牺盟会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策略路线的产物。它作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在抗日战争中作过重要贡献”;“牺盟会及山西新军的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斗争光辉史册中的重要一页”;“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结合山西的实际,执行党中央、北方局的政策,具体领导了牺盟会以及后来建立的山西新军的斗争。牺盟会、山西新军斗争的经验是丰富的。这些经验,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总结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座谈会上,先后有40位同志作了口头的和书面发言。这是抗日斗争胜利以来,第一次牺盟会、山西新军众多领导人聚集一堂畅谈那段历史的会议。而且也是薄老最后一次和这么多老同志聚会。同时,与会者还传阅了我写的《牺盟会史》的清样稿,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
为了写牺盟会领导人之一牛荫冠的传记和编辑《牛荫冠纪念集》,我随同安庆洙、牛荫冠夫人赵辉、商业部张副部长,于1993年3月17日,第五次采访了薄老。
按约到达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时,薄老已和原河北省委书记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已经很累了,但还是和我们又谈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一点多。当他上车回家时,几乎是由他的秘书架着才上了车。他太辛苦了,我们心里很过意不去。薄老对牛荫冠的人品、工作都作了介绍,评价很高。对如何写《牛荫冠传》也作了具体指示。当谈到牛荫冠父子在1947年晋西北土改中遭受那种非人道的折磨时,特别指出,“对此事,也要实事求是地写,不要因牵涉到一些人就讳莫如深”。我说,如果牵涉到一些大人物,就怕引起一些人甚至其家属的不满……他说,牛荫冠原是清华大学即将毕业的学生,共产党员,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由党派到山西工作。遵照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意见,我全力转入抓武装工作后,由牛荫冠负责牺盟总会的日常工作。我看他至少有两大贡献:一是组建各县自卫队时,阎锡山发了5000枝步枪,经过他的努力,这些枪支基本上都掌握在了共产党人手中;二是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前,他及时撤退了400多名干部,为党保存了力量。他的父亲是个开明士绅,对我们也做过些好事。我认为晋西北土改中有左的错误。当然,我们那里也有过。斗争他父亲是不应该的。
薄老的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更增强了我如实写《牛荫冠传》的信心和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的勇气。
20多年来,我写的《牺盟会史》《山西新军史》《牛荫冠传》等作品,都是在薄老直接和间接的指导下完成的。岁月悠悠已成往事,悠悠我思,却不能因岁月的消逝而消失!薄老将永远活在我心中!
(作者系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责编 曲 星)
1977年12月,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不到半个月,就首先狠抓了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平反工作。1978年¨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正式提出,要为“六十一人案”平反昭雪。1978年12月16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的前两天,中共中央发布了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调查报告》的通知。历史终于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在沉冤了12年后获得了彻底平反,薄一波同志被接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和疗养。
1979年9月,我随同原决死一纵队第二十四团团长、时任山西省政协四届委员会副主席和党组副书记的李志敏同志,到北京协和医院探望薄一波同志,并向他汇报了我已开始写《牺盟会史》的情况,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他指出:写牺盟会首先要写党的领导、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在山西实践的成功、牺盟会群体和人民群众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是我第一次探访薄老,他对我的教诲让我记忆尤深。
1982年10月,我和安庆洙、畅子正带着《牺盟会史》的第二稿,到中南海薄老家请他审阅。原定约见时间是下午7点,由于公事太忙,他一直到8点半才回来。他说:“书我是要看的,但时间太少了,我很忙,不知何时才能看完。”随即我便建议,先请一位熟悉牺盟会总体情况的人代他审阅,不知可否?他问请谁,我说牛荫冠。他随口便说:“好啊!他主持牺盟总会的工作时间比我还长,了解的情况也多。你可转告他说,是我叫他审的。”我说,明天我就去见他,但您老也应当电话上再和他说一声。“可以,可以!我一定也给他打个招呼。”薄老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紧接着,安庆洙、畅子正便提出:生甫同志一个人能写出牺盟会史,我们决死队还有那么多老同志,还写不出一部山西新军史来?薄老说:“有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齐声说,非常必要。薄老稍加思考后说:“你们先向在京的一些老同志征求一下意见后,再进一步商定。”时间快超过9点了,薄老还没来得及用晚餐。虽然还有些想法要说,可我们再也不忍心耽误他的时间了,便匆匆握别。
1983年初,原决死一纵队的周仲英、安庆洙、畅子正、阎稚新和我开始发出开展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工作的倡议,迅速得到广大新军老同志的积极响应。薄老还一再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一定要征得山西省委的支持和在山西省委领导下开展工作。”1984年1月20日,周仲英、安庆洙、阎稚新遵照薄老嘱托,专程来太原向山西省委汇报请示。同年7月,山西省委正式批准把《山西新军》列为山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项目,并由山西省委聘请薄一波、周仲英、郝德青、戎子和、雷任民、康永和、张希钦、乔明甫、张天珩、张汉丞等原山西新军各部领导同志,组成山西新军史料征集指导组,随即又增聘程子华、罗贵波、牛荫冠、薛克忠为指导组成员。指导组公推周仲英为指导组会议召集人:省征委又决定由安庆洙同志任新军指导组办公室主任。决死一纵队、二纵队、三纵队、四纵队、工人武装自卫队、暂一师、二零九旅、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及活动在中条山地区的二一三旅五十九团10个单位,也都相继组成自己的指导组,并于1984年初正式开展工作。而我也由周仲英、安庆洙同志向省委书记李立功、李修仁建议,被借调到山西新军史料征集办公室工作。
据统计,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原山西新军老同志尚有4400余人。其中有省、部、军级以上干部530余人。有关各省、区都成立了征集联络组,直接参加工作的有270余人。仅在北京参加各办工作的人员就有130余人。经过同志们12年的辛勤工作,截至1996年6月,从各方面征集到的史料已有1433件,历史照片1200余张,回忆录2321篇,召开座谈会398次,搜集烈士名录4000余人。各部编写的史料丛书都已在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共600余万字。在这期间,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领导李格、成占一,和办公室负责人郭维明等,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总之,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为世人展示了山西新军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而且也充实了我党在抗战期间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用事实写出了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用历史证明了薄一波同志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创造性地运用特殊形式的统战策略与阎锡山当局又联合又斗争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成功的,对团结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等上层军政领导以及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和坚持山西乃至华北抗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4年12月4日下午7点到9点,我到北京305医院去征求薄老对《牺盟会史》第三稿的意见。一开始薄老就说:“你写的那本书,我看了,还没有看完。搜集了一些材料,很有价值。这也很好。”
我说:“我是想请您谈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一是关于阎锡山在抗战开始那一段和我党合作抗战中的作用;另一个还是历史上经常谈论的几个问题。如我党和牺盟会的关系问题,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关系问题,和阎锡山当局的关系问题等。虽然您讲得已够清楚了,但还是有些人搞不清楚,以至争论不休。”
薄老说:“对。你写的那本书,还有些地方对不起头来。要想把那些东西搞好,还需要费点功夫。我赞成你把那本书作为基础,再花一点时间,半年甚至一年,完成一本像样的书。你那本书是材料不少,但还不能够用一条红线串起来。牛荫冠同志写了个序言,那是非常好的”。“我今天给你就谈一个问题。中心问题,就是要说明我党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我们要跟阎锡山搞统一战线?你那本书上没交待清楚,也不可能交待清楚。现在我只谈我怎样回山西的,阎锡山怎样把牺盟会交给我来做的。”
薄老为了我能把《牺盟会史》写好,将北方局刘少奇等如何营救他们从北平草岚子胡同出狱,北方局派他到山西应如何与阎锡山“共策保晋大业”,我党与阎锡山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是如何形成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的作用与成就,应如何看待抗战初期的阎锡山,他接办牺盟会后是如何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如何应用合法身份与阎锡山当局开展又联合又斗争的;“十二月事变”的开始与结局,牺盟会、山西新军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等等,都一一加以阐述。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当他讲到抗战初期对阎锡山的评价时,说:“不能老说他是军阀,在那个时候他是比较进步的。在抗日保卫家乡这些方面,他是进步的。阎锡山在那时候的进步,说明我党政策是对头的、伟大的,是我党统战政策的成功”。“但是,十二月事变 时,阎锡山就坚决反对牺盟会和新军了。他说:‘不行呀,这些部队咱们靠不住了’”。当他谈到在决死队的工作时,说:“问题的中心是如何把旧军官争取过来,把那些反动旧军官赶走。在秋林会议时,按照阎锡山的分析是,‘一波那里不行,全都是共产党;戎伍胜那里是我们的力量大;二纵队韩钧、张文昂那里,是一半对一半;四纵队雷任民那里,也是我们的力量大。但是处在晋西北不好办。’阎锡山的分析不一定正确。实际上,我们几个纵队的工作都差不多,有些差别也不多。只是在临时处置上有些失利了,是在临时处置时有些不恰当的地方,受到些损失”。“所以,我们凡是成功的地方,都是严格按照党的策略,毛主席瓦窑堡会议精神,刘少奇指示办的结果。反之,就会有失误!”;“拥护阎锡山抗日,在十二月事变前后,我们的方针都没有变”。
1986年9月中旬,我和安庆洙同志谈到牺盟会成立50周年应该如何庆祝时,我提出应在牺盟会成立50周年之际,乘原牺盟会各级老同志还健在的情况下,召开一次座谈会,总结一下牺盟会在山西抗战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与教训,对现在的统战工作,也应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安庆洙同志说,很好。你可先向薄老提个建议,看他怎么说。信发出的第三天,就收到了薄老的批示:“可由安庆洙、王生甫同志向在京的老同志和山西省委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经过与各方联系,一致赞成,并于1986年10月13日至19日,由中共山西省委主持,在京召开纪念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50周年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牺盟会的老同志薄一波、杨献珍、周仲英、牛荫冠等55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副主任马石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参加会议并讲了话。《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座谈会发来了贺信。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王震会见了与会同志并讲话、合影留念。会议由中共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主持并致开幕词。
10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薄一波对牺盟会的发展和斗争策略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牺盟会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策略路线的产物。它作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在抗日战争中作过重要贡献”;“牺盟会及山西新军的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日斗争光辉史册中的重要一页”;“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结合山西的实际,执行党中央、北方局的政策,具体领导了牺盟会以及后来建立的山西新军的斗争。牺盟会、山西新军斗争的经验是丰富的。这些经验,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总结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座谈会上,先后有40位同志作了口头的和书面发言。这是抗日斗争胜利以来,第一次牺盟会、山西新军众多领导人聚集一堂畅谈那段历史的会议。而且也是薄老最后一次和这么多老同志聚会。同时,与会者还传阅了我写的《牺盟会史》的清样稿,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意见。
为了写牺盟会领导人之一牛荫冠的传记和编辑《牛荫冠纪念集》,我随同安庆洙、牛荫冠夫人赵辉、商业部张副部长,于1993年3月17日,第五次采访了薄老。
按约到达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时,薄老已和原河北省委书记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已经很累了,但还是和我们又谈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一点多。当他上车回家时,几乎是由他的秘书架着才上了车。他太辛苦了,我们心里很过意不去。薄老对牛荫冠的人品、工作都作了介绍,评价很高。对如何写《牛荫冠传》也作了具体指示。当谈到牛荫冠父子在1947年晋西北土改中遭受那种非人道的折磨时,特别指出,“对此事,也要实事求是地写,不要因牵涉到一些人就讳莫如深”。我说,如果牵涉到一些大人物,就怕引起一些人甚至其家属的不满……他说,牛荫冠原是清华大学即将毕业的学生,共产党员,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后来由党派到山西工作。遵照北方局和刘少奇的意见,我全力转入抓武装工作后,由牛荫冠负责牺盟总会的日常工作。我看他至少有两大贡献:一是组建各县自卫队时,阎锡山发了5000枝步枪,经过他的努力,这些枪支基本上都掌握在了共产党人手中;二是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前,他及时撤退了400多名干部,为党保存了力量。他的父亲是个开明士绅,对我们也做过些好事。我认为晋西北土改中有左的错误。当然,我们那里也有过。斗争他父亲是不应该的。
薄老的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更增强了我如实写《牛荫冠传》的信心和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原则的勇气。
20多年来,我写的《牺盟会史》《山西新军史》《牛荫冠传》等作品,都是在薄老直接和间接的指导下完成的。岁月悠悠已成往事,悠悠我思,却不能因岁月的消逝而消失!薄老将永远活在我心中!
(作者系山西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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