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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是党史国史研究在曲折中凯歌行进的60年(本文所论不涉及大陆以外)。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三个基本事实：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党史国史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前后两个30年。前30年曲曲折折；后30年虽有曲折，但明显趋势是凯歌行进。二是前30年研究中左的意识形态影响甚巨，尤其是在作为标准教本《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示范作用下，几乎是千篇一律、千篇一腔的调门、结论。党史研究、国史研究同现实政治生活一样，“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等同起来”(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129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方面，研究者并不敢越雷池半步；稍有不合左的意识形态的苗头，便等着挨批，更不用说公开发表了。三是从1978年底启动改革开放到2009年刚好又是一个30年。这30年，极左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削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在逐渐得以真正贯彻。所以，总起来看，党史、国史研究呈现出曲折中凯歌行进的面貌。
党史国史研究出现新气象
后30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底启动改革到1989年上半年，是党史国史研究最活跃的时期，但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将被极左意识形态、极左路线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其历史真相；同时开始对一些党史国史较重大的问题作了探索性、开拓性的研究。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1978年以来对党史国史较为重大的问题的探索性、开拓性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史国史研究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成绩斐然，并开始了历史反思。而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除研究成果外就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多元化，出现“范氏”整合趋势。一般说来党史内容的研究多为政治性的，而国史研究的范围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由党史研究内容的单一的政治性问题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并进而影响到党史研究内容；研究的方法也是多元化，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种学科的方法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入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如，《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之魂》、《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等，都是较为突出的成果。这些著作或文章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以及毛泽东的性格方面，深刻阐述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中国20世纪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曾兼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老在这方面更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使这项研究更上一层楼，让人耳目一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的研究条件在不断改善之中，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选择的研究领域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也逐步增强，已经从过去的纯粹宣传性、解释性的研究转换为学理性的分析和诠释。与此同时，党史、国史研究出现范式整合。范氏概念是由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而所谓范氏整合就是“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5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党史国史研究中的范式整合就是指阐释、研究中共历史、国史问题需要同时运用多种范式如“革命史”范式、“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后现代”范式，以达到还原历史、解释历史的目的。如“革命史”范式侧重于阶级斗争和革命，以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为主要分析方法，围绕政治斗争展开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和考察。从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角度能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经年不断的政治、文化运动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但这种单一范式缺乏对经济生活的观照，难以整合新中国成立60年间愈益丰富多彩的和平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整体性，终究难将当时的历史景象完整地勾勒、再现出来。而以多种范氏整合后的“现代化”范式以及“后现代”范式来研究、阐释、还原过去的人和事，相比单一范式就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更有益于对党史、围史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式诠释，因而研究出来的结论也就更具说服力，再现出来的历史景象也就更清晰可信。
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被逐渐提上日程，但仅有数部著作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在学术界兴起，党史研究对一些禁区也开始有所突破，特别是随着包括苏共部分在内的档案(虽然是极少极少的有限部分)的逐渐解密，于是，党史国史研究逐渐涌现出引人瞩目的新气象。概括起来，其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建立了正式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在国家一级建立了“当代中同研究所”，有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研究机构都得到高度重视，充实了研究力量，均有公开发行出版的刊物；在国家和省、市建立起一大批学术团体，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各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或设立专门的研究所、或成立研究室，研究主体多元化，很多非专业人士进入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同内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发表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少研究成果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层次开设了相应课程，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中央党校设立了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并已形成规模，研究队伍后继有人。在学科建设上，党史、国史研究突破了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路线斗争史的固有体系；基本创建了一整套研究对象明确、研究内容明晰、有独特理论方法的比较科学的党史、国史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党史国史研究涌现重大成果
除以上所述外，60年党史国史研究的成果值得重点一说的当有以下方面：
1 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回忆与研究相结合的回忆录
回忆录包括自述，领导人的回忆，当事人、经历者，以及秘书、翻译等在场者的回忆。如斯诺采访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西行漫记》和斯诺夫人的《两行漫记续编》，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册)、《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下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杨尚昆日记》、《杨尚昆回忆录》，《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耿飚回忆录》(1949～1992)，《张震回忆录》，《吴德口述》，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李岚清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陈锦华的《国事忆述》，《温济泽自述》，《外交十记》，陶铸夫人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庐山会议实录》这样的较完整、可信度高的第一手资料。还有像理 论家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新闻和文化工作者沈容的《红色记忆》，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的刘冰的《风雨岁月》和《求索：难忘的历程》，外交家章文晋的夫人张颖的《外交风云亲历记》。吴冷西在“文革”以前经常列席最高领导层讨论国际问题的会议，他也写了两大本《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天系回忆录》，其中有些观点现在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提供的历史情况却是非常丰富和可贵的。还有专写一般群众和干部亲历亲闻的口述史，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以及《思忆文丛》、《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从特定视角留下了历史的生动记录。回忆与研究相结合的著作，特别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广大读者中也有较大影响。百年人生丛书中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而众多的民间学者或由于出身于知名人物家庭、或与他们有过相当亲密的关系，写出不少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回忆录与回忆文章。如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的《红色家族档案》、邓小平女儿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胡耀邦女儿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王光美等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像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可以列出上千种。上述这类回忆录，由于当事人的地位，或由于他们撰写时有助手们查阅档案的方便和搜集资料的广泛，历史价值一般都比较高，是研究者们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回忆录的出现可以弥补现行体制下档案未开放以及有选择的档案开放的不足，因此，回忆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史料意义。
此外，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如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一套三册，以及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陈公博的《苦笑录》、(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的《中国纪事》在内的一套书，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的名称，也在国内出版与再版。而像《陈独秀著作选》、《胡适日记全编》这类要人名人的书信文集的出版以及对蒋介石日记的部分解密……对研究者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
2 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雅俗共赏刊物
这些刊物包括两类，一是研究性的，一是普及性的。这类刊物，中央、地方都有，满足了不同文化、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如《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党史研究与教学》的问世，为研究者提供了学术窗口与学术园地。至于普及性的文史类杂志除北京外，在地方较多，各省市几乎都有。它们的选题都紧扣或涉及党史国史方面的内容。这对提高普通民众的历史学识和修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世纪》、《温故》、《老照片》、先前的《百年潮》等，在读者中都很有影响。这方面，《炎黄春秋》因其独树一帜而引人注目。
3 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了10万人、历时16年编写和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堪称档案文献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这套丛书按部门、行业、省市、专题设卷，共150卷，208册，约1亿字，3万余幅图片，全面记录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而卷帙浩繁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为系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党史、与共产国际关系史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余重要的资料性著作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共党史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等。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机构的重要文件主要有：“建国以来至1965年的重要文献选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十六大历次代表大会期间的重要文献选编”、《人民代表大会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2002)、《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7年)，共21卷。国情调查，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丛书。其中百县(市)调查出版了一百几十种，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已经出版了数十种。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报告主要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早期文稿》、《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陈云文集》、《江泽民文集》等，所有这些都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
历史的奥秘常常隐藏在多种历史的记录中。大量文献档案的编辑出版，与回忆录一起使得人们能将远去的众象纷纭的模糊的历史现象逐渐廓清，经过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必会将当时的历史景象予以再现出来。
4 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性成果
周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刚刚起步，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廖盖隆编写，写到1954年10月)、1958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集体编写，写到1958年10月)。党史著作略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党史国史研究成果显著增加。到目前为止，在大陆出版的全面记述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价值的学术性著作已经出版大约百余种以上。在建党70周年、80周年之际，出版的几部中国共产党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说来质量较好的。他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开始面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和“1949～1989年的中国”一套三册：《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同实录》十卷本。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有《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年12月至1998年10月)》、当代中同研究所编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约100万字。重要工具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也于2000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已经出版了北京、湖南、浙江、山西等数十种。《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从书，也出版了数十种。
按照不同领域研究的专门史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等。更多的是按照历史阶段研究的专题史著作，如《“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同改革 开放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与此同时，出版了一批集中研究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著作，如围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反有斗争、中苏关系、知青问题等的研究著作。其中，相当一批作品受到学界重视，像《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国知青史》、《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三线建设——战备时期的西部开发》、《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真理标准讨论始末》、《1976—1981年的中国》和《拨乱反正》、《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还有相当多的则是国史、党史上的一些领袖人物、重要人物的年谱与传记作品。
5 对党史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的评价较过去实事求是，逐渐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承认他们的历史功绩与贡献：党史国史不再是领袖个人史
神化领袖人物，几乎是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党史国史研究的通病；从苏联到东欧各国，从中国到朝鲜，无不如此。至于“文革”中编写的党史，更是被篡改成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不忍卒读。这种不正常的、被颠倒了的历史研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扭转过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过程中，全党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是非的看法、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论，迫切需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共和国如何继续举步前进，而且牵连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总结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党和国家前进、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初步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讲话对30年间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具体负责，经过20个月反复深入讨论、总结、修改，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了结论。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基础，系统地研究、撰写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条件趋于成熟。
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本，更是运用比较丰富可靠的文献档案材料和经济资料，吸取理论界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和作出论断的130条重要史实和理论观点作了论述和解释。其中118条、约30万字是讲新中国成立后32年历史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个注释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史事提要”。它有力地推动了党史国史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方面的研究。
在人物研究方面，如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贡献与历史地位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史研究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仅以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为例，以往的党史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葬送了大革命，他要对大革命失败负责。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学者根据档案指出，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大革命失败负重要责任或主要责任。还有学者认为，大革命失败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经过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对陈的评价，由先前的“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转至“右倾错误”再过渡到“共产国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再如其他：项英在新四军中的作用、地位，尤其是关于皖南事变中项英的责任是非；1959年的庐山会议与彭德怀；张闻天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建国后的刘少奇；周恩来的晚年；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后的作为、贡献，等等，都得到了比较好的研究，逐渐恢复了上述一系列人物的历史真相。此外，一些“小人物”在同史研究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如著名作家天津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就是以访谈的形式记录“文革”时期中下层人士的曲折经历，表现了“文革”的荒谬和人性的扭曲。最近出版的一套《共和国记忆60年》三册，也不乏这样的记录；虽着墨不多，却毕竟在反映历史是“所有人”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大人物在创造历史这一客观事实。
6 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由于过去极左思想的影响，党史和国史研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个人崇拜。一些党史，国史著作为了突出领袖人物的功绩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甚至不惜编造历史，对历史事件加以歪曲修改。某些人所谓的“国史、党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实际是以极左的价值观为基础支撑起来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与判断标准。正像胡适所指出的：历史成了人们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例如：党史研究中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件与各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问题、“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形式……国史研究中的三大改造、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今这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得到了实事求是的研究。
随着当事人的回忆、部分档案的局部解密，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也就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如比较突出的西路军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一个谁也不敢闯的禁区，即使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先念、徐向前等当事人、亲历者，也不敢去碰，遑论普通研究者了。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档案文献的佐证，在史学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诸如此类的历史糊涂账正在得以一一廓清。
党史国史研究出现新气象
后30年又可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底启动改革到1989年上半年，是党史国史研究最活跃的时期，但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党史国史研究领域中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将被极左意识形态、极左路线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恢复其历史真相；同时开始对一些党史国史较重大的问题作了探索性、开拓性的研究。
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段，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自1978年以来对党史国史较为重大的问题的探索性、开拓性的研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干扰。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党史国史研究进入一个平稳发展时期，成绩斐然，并开始了历史反思。而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除研究成果外就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多元化，出现“范氏”整合趋势。一般说来党史内容的研究多为政治性的，而国史研究的范围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由党史研究内容的单一的政治性问题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并进而影响到党史研究内容；研究的方法也是多元化，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种学科的方法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入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如，《中西文化与毛泽东早期思想》、《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之魂》、《毛泽东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等，都是较为突出的成果。这些著作或文章从文化发展的角度以及毛泽东的性格方面，深刻阐述了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中国20世纪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尤其是曾兼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老在这方面更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使这项研究更上一层楼，让人耳目一新。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的研究条件在不断改善之中，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选择的研究领域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也逐步增强，已经从过去的纯粹宣传性、解释性的研究转换为学理性的分析和诠释。与此同时，党史、国史研究出现范式整合。范氏概念是由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而所谓范氏整合就是“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5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党史国史研究中的范式整合就是指阐释、研究中共历史、国史问题需要同时运用多种范式如“革命史”范式、“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后现代”范式，以达到还原历史、解释历史的目的。如“革命史”范式侧重于阶级斗争和革命，以阶级斗争、唯物史观为主要分析方法，围绕政治斗争展开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和考察。从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的角度能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经年不断的政治、文化运动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分析框架。但这种单一范式缺乏对经济生活的观照，难以整合新中国成立60年间愈益丰富多彩的和平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整体性，终究难将当时的历史景象完整地勾勒、再现出来。而以多种范氏整合后的“现代化”范式以及“后现代”范式来研究、阐释、还原过去的人和事，相比单一范式就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更有益于对党史、围史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立体式诠释，因而研究出来的结论也就更具说服力，再现出来的历史景象也就更清晰可信。
虽然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被逐渐提上日程，但仅有数部著作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逐渐在学术界兴起，党史研究对一些禁区也开始有所突破，特别是随着包括苏共部分在内的档案(虽然是极少极少的有限部分)的逐渐解密，于是，党史国史研究逐渐涌现出引人瞩目的新气象。概括起来，其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建立了正式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在国家一级建立了“当代中同研究所”，有公开发行的刊物；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相关研究机构都得到高度重视，充实了研究力量，均有公开发行出版的刊物；在国家和省、市建立起一大批学术团体，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各高等院校和各级党校或设立专门的研究所、或成立研究室，研究主体多元化，很多非专业人士进入党史国史研究领域，同内已经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发表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推进了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不少研究成果被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本科和研究生教学层次开设了相应课程，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中央党校设立了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向，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为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并已形成规模，研究队伍后继有人。在学科建设上，党史、国史研究突破了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路线斗争史的固有体系；基本创建了一整套研究对象明确、研究内容明晰、有独特理论方法的比较科学的党史、国史学科基础理论体系。
党史国史研究涌现重大成果
除以上所述外，60年党史国史研究的成果值得重点一说的当有以下方面：
1 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回忆与研究相结合的回忆录
回忆录包括自述，领导人的回忆，当事人、经历者，以及秘书、翻译等在场者的回忆。如斯诺采访撰写的《毛泽东自传》、《西行漫记》和斯诺夫人的《两行漫记续编》，师哲的《在历史巨人身边》，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册)、《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下册)，《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杨尚昆日记》、《杨尚昆回忆录》，《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耿飚回忆录》(1949～1992)，《张震回忆录》，《吴德口述》，于光远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朱佳木的《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李岚清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陈锦华的《国事忆述》，《温济泽自述》，《外交十记》，陶铸夫人曾志的《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庐山会议实录》这样的较完整、可信度高的第一手资料。还有像理 论家吴江的《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新闻和文化工作者沈容的《红色记忆》，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毛主席写信状告迟群的刘冰的《风雨岁月》和《求索：难忘的历程》，外交家章文晋的夫人张颖的《外交风云亲历记》。吴冷西在“文革”以前经常列席最高领导层讨论国际问题的会议，他也写了两大本《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天系回忆录》，其中有些观点现在可能会有不同看法，但提供的历史情况却是非常丰富和可贵的。还有专写一般群众和干部亲历亲闻的口述史，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以及《思忆文丛》、《那个年代中的我们》，从特定视角留下了历史的生动记录。回忆与研究相结合的著作，特别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广大读者中也有较大影响。百年人生丛书中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叶笃义的《虽九死其犹未悔》。而众多的民间学者或由于出身于知名人物家庭、或与他们有过相当亲密的关系，写出不少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回忆录与回忆文章。如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的《红色家族档案》、邓小平女儿的《我的父亲邓小平》、胡耀邦女儿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王光美等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像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可以列出上千种。上述这类回忆录，由于当事人的地位，或由于他们撰写时有助手们查阅档案的方便和搜集资料的广泛，历史价值一般都比较高，是研究者们不可缺少的第一手资料。回忆录的出现可以弥补现行体制下档案未开放以及有选择的档案开放的不足，因此，回忆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史料意义。
此外，国民党一些重要人物的回忆录如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一套三册，以及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郑超麟回忆录》、王明的《中共五十年》、盛岳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陈公博的《苦笑录》、(苏)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德)奥托·布劳恩(即李德)的《中国纪事》在内的一套书，以《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的名称，也在国内出版与再版。而像《陈独秀著作选》、《胡适日记全编》这类要人名人的书信文集的出版以及对蒋介石日记的部分解密……对研究者来说都是极有价值的。
2 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雅俗共赏刊物
这些刊物包括两类，一是研究性的，一是普及性的。这类刊物，中央、地方都有，满足了不同文化、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如《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党史研究与教学》的问世，为研究者提供了学术窗口与学术园地。至于普及性的文史类杂志除北京外，在地方较多，各省市几乎都有。它们的选题都紧扣或涉及党史国史方面的内容。这对提高普通民众的历史学识和修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世纪》、《温故》、《老照片》、先前的《百年潮》等，在读者中都很有影响。这方面，《炎黄春秋》因其独树一帜而引人注目。
3 编辑出版了大量档案文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上个世纪80年代上半期，有关部门在全国组织了10万人、历时16年编写和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堪称档案文献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这套丛书按部门、行业、省市、专题设卷，共150卷，208册，约1亿字，3万余幅图片，全面记录了新中国的发展历程。而卷帙浩繁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为系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党史、与共产国际关系史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余重要的资料性著作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中共党史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等。公开出版的中共中央和国家领导机构的重要文件主要有：“建国以来至1965年的重要文献选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十六大历次代表大会期间的重要文献选编”、《人民代表大会文献选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民族工作文献选编》(1990－2002)、《一国两制重要文献选编》。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7年)，共21卷。国情调查，已经出版了两套大型丛书。其中百县(市)调查出版了一百几十种，百家大中型企业调查已经出版了数十种。公开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章、报告主要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早期文稿》、《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陈云文集》、《江泽民文集》等，所有这些都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
历史的奥秘常常隐藏在多种历史的记录中。大量文献档案的编辑出版，与回忆录一起使得人们能将远去的众象纷纭的模糊的历史现象逐渐廓清，经过研究者们的共同努力，必会将当时的历史景象予以再现出来。
4 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性成果
周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是刚刚起步，主要有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新中国五年简史》(廖盖隆编写，写到1954年10月)、1958年10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集体编写，写到1958年10月)。党史著作略多一些。改革开放以后，党史国史研究成果显著增加。到目前为止，在大陆出版的全面记述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有价值的学术性著作已经出版大约百余种以上。在建党70周年、80周年之际，出版的几部中国共产党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说来质量较好的。他新中国成立4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著作开始面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和“1949～1989年的中国”一套三册：《凯歌行进的时期》、《曲折发展的岁月》、《大动乱的年代》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同实录》十卷本。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有《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1978年12月至1998年10月)》、当代中同研究所编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约100万字。重要工具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也于2000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简史》丛书，已经出版了北京、湖南、浙江、山西等数十种。《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从书，也出版了数十种。
按照不同领域研究的专门史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等。更多的是按照历史阶段研究的专题史著作，如《“文化大革命”史稿》、《中同改革 开放史》、《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与此同时，出版了一批集中研究重大事件的专题研究著作，如围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反有斗争、中苏关系、知青问题等的研究著作。其中，相当一批作品受到学界重视，像《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国知青史》、《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纪实》、《三线建设——战备时期的西部开发》、《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真理标准讨论始末》、《1976—1981年的中国》和《拨乱反正》、《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还有相当多的则是国史、党史上的一些领袖人物、重要人物的年谱与传记作品。
5 对党史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的评价较过去实事求是，逐渐恢复了他们的本来面目，承认他们的历史功绩与贡献：党史国史不再是领袖个人史
神化领袖人物，几乎是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党史国史研究的通病；从苏联到东欧各国，从中国到朝鲜，无不如此。至于“文革”中编写的党史，更是被篡改成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不忍卒读。这种不正常的、被颠倒了的历史研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扭转过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过程中，全党全国上下都十分关注对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是非的看法、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论，迫切需要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共和国如何继续举步前进，而且牵连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总结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党和国家前进、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初步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讲话对30年间的历史作了初步总结。由邓小平主持、胡乔木具体负责，经过20个月反复深入讨论、总结、修改，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重大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作出了结论。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有了基础，系统地研究、撰写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条件趋于成熟。
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注释本，更是运用比较丰富可靠的文献档案材料和经济资料，吸取理论界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和作出论断的130条重要史实和理论观点作了论述和解释。其中118条、约30万字是讲新中国成立后32年历史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个注释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史事提要”。它有力地推动了党史国史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方面的研究。
在人物研究方面，如陈独秀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贡献与历史地位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党史研究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仅以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为例，以往的党史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葬送了大革命，他要对大革命失败负责。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学者根据档案指出，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是很小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应对大革命失败负重要责任或主要责任。还有学者认为，大革命失败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经过百家争鸣，中共中央对陈的评价，由先前的“右倾投降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转至“右倾错误”再过渡到“共产国际、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再如其他：项英在新四军中的作用、地位，尤其是关于皖南事变中项英的责任是非；1959年的庐山会议与彭德怀；张闻天在中共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建国后的刘少奇；周恩来的晚年；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后的作为、贡献，等等，都得到了比较好的研究，逐渐恢复了上述一系列人物的历史真相。此外，一些“小人物”在同史研究中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如著名作家天津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就是以访谈的形式记录“文革”时期中下层人士的曲折经历，表现了“文革”的荒谬和人性的扭曲。最近出版的一套《共和国记忆60年》三册，也不乏这样的记录；虽着墨不多，却毕竟在反映历史是“所有人”的历史，而不仅仅是大人物在创造历史这一客观事实。
6 对历史事件的评价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由于过去极左思想的影响，党史和国史研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个人崇拜。一些党史，国史著作为了突出领袖人物的功绩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甚至不惜编造历史，对历史事件加以歪曲修改。某些人所谓的“国史、党史研究中的党性原则”，实际是以极左的价值观为基础支撑起来的思维方式、话语系统与判断标准。正像胡适所指出的：历史成了人们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例如：党史研究中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富田事件与各根据地肃反扩大化问题、“李文林式”的秘密割据形式……国史研究中的三大改造、1958年的三面红旗、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今这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都得到了实事求是的研究。
随着当事人的回忆、部分档案的局部解密，对相关历史事件的研究也就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如比较突出的西路军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是一个谁也不敢闯的禁区，即使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李先念、徐向前等当事人、亲历者，也不敢去碰，遑论普通研究者了。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档案文献的佐证，在史学研究者们的努力下，诸如此类的历史糊涂账正在得以一一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