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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争是政治较量的突出表现。战争的话语权似乎自古以来就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对于战争大多是被动地接受，但是也有一部分女性敢于直面政治，直面战场。本文将战争中的女性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被动的女性，第二类是以战士身份介入战争的女性，第三类是用身体表达话语的女性。最后得出结论，女性获得政治话语权，必然以牺牲某种利益为代价。
关键词：女性；战争；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2
一、引言
在“战争”这一崇尚武力的特殊背景下，男性几乎占据了历史的整片天空，他们的阳刚之勇在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而女性似乎就只能作为和领土、财富一样的战利品被争夺，她们对战争的看法，对政治的态度，无人问津，甚至连表达自己都成了奢望。就像三十年代的萧军和萧红，以强者和英雄主义人物做自我要求的萧军必然占据更多的意识形态优势和社会优势，而萧红对温柔与爱的需要则不受社会环境的袒护。
二、战争中女性政治话语的表达。
那么女性究竟能否在战争中表达自我？如果要表达该以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方式？本文认为战争中的女性或许有这样三条出路。第一、心理上远离战争，面对巨大的孤独，“悄悄地活着”、“悄悄地死去”，被动地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第二、背叛传统角色，抹杀性别，以女战士的形象参与战斗，表明立场；第三、利用性别，主动牺牲肉体，来维护自己的政治话语权。下面将分别举例论述这三类女性。
（一）《南京！南京！》——沉默的羔羊
《南京！南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日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的惨痛历史。影片从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开始，国民党的部队无力抵抗日军的进攻，大批国民党士兵逃出南京，但仍有部分爱国将士誓死抵抗，最终失败。接着就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数十万中国人惨遭杀害，南京沦为一座死城。众多女子被日本人霸占為慰安妇，甚至被蹂躏致死，无论老少。她们面对战争只有恐慌和无助，只能被动承受灾难，她们连自己的生命和尊严都无力维护，就更谈不上参与政治。唐先生的妻子和小妹还正在避难所里兴致勃勃地玩麻将，突然听到枪声，才意识到危险降临。战争打破了本该属于她们的美丽和宁静，她们像物品一样被掠夺，被欺侮，再被任意地抛弃（影片中的一个镜头——被折磨死去的慰安妇都赤身裸体地扔出来，像牲口般地交叉层叠被扔上车）。战场上的胜败和女人是无关的，即使胜利方的女性还是要遭受男性的欺侮。在日本军士的价值观中，任何国籍的女性对于他们的意义都是欲望的发泄对象。对此导演陆川表示这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当时有很多日本妇女自愿随军，日本用一种口号式的东西欺骗了一批日本妇女，来自愿慰藉参战士兵，她们每天也要接待100—200名士兵，下场命运都很残酷。”男性尚可奔赴战场，为国效力，死得其所，虽死犹荣；而女性却无法为自己辩白、申诉，她们只能逆来顺受，将自己的生命化进沉默的悲哀。关于政治，关于战争，她们不仅没有表达的权利，甚至也没有表达的意愿。
（二）《全金属外壳》——褪去本色的钢铁之躯
从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就陆续出现了一些女兵、女战士，她们使女人的形象第一次与枪炮、与力量，与流血牺牲的战场生活联系起来。她们“首先找到的似乎是一种最大限度地背叛传统角色的可能性：背叛‘女性之躯’，至少，背叛历史给女人之躯规定的传统功能。……女性第一次参与对历史的抉择，她第一次有了一个巨大的事业，女人的生命因着这为百姓为中国富强的事业而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意义。……她们为了反抗传统角色还不得不忘记性别，还不得不以男性作为衡量自己能力的标准。”（孟悦 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
女性要成为革命者，要介入战争，要有自己的历史话语权，就必须摒弃女性身份，舍弃性别，像男人一样奔赴战场，血雨腥风，用阳刚的力量的标准来证明自己。她们很难找到一种恰当的，带有女性特征的方式介入战争。也就是说她们要反抗的不仅是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规定，甚至要反抗自己的性别。“红的女人应该把自己是女人这回事忘掉，否则会干扰革命进展的。”女作家冯铿笔下的马英如是说。“十七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高峰期，大部分描写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其中不乏展现女性从家庭妇女走向革命战士历程的作品。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叙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女性的优柔寡断，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曲折过程。
《全金属外壳》是斯坦利· 库布里克根据古斯塔夫·哈斯福特小说《短期服役》改编，一部反战影片，也是一部描写越战的杰作。越战期间，一批年轻人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到魔鬼新兵训练营，任何一位想要加入战斗的年轻人，必须接受生理的严酷训练，和心理的残酷羞辱，以至于最终被训练成一个没有情感，以杀人为乐趣的机器。派尔是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不堪忍受非人的训练，就在出发前往越战战场的那晚，傻瓜派尔在他的M14装满“全金属外壳子弹”（Full Metal Jacket），一枪打死军士长，接着自己也含枪自杀。
选择编入新闻组的小丑，被长官派去前线采访，他随众巡视，误入未扫荡的地区，结果遭到埋伏的狙击手攻击，牺牲了好几位同伴。僵持很久，小丑终于找到狙击手，发现竟然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位非常年轻的越南少女！她全副武装，手持狙击枪，眼里闪着勇敢无畏的光芒，她为了挽救民族而走向战场，如果没有俊俏的面庞，我们很难想象她是个女性。美国士兵立即制服了她，少女在地上痛苦的挣扎，哀求“杀了我”，小丑不忍地拿起枪，扣下扳机。这位年轻的越南女性及其精准的枪法，勇敢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已经丝毫看不到女性的温柔，完全和一个优秀的男性士兵别无二致。当然这部影片不单纯表现女性性别的泯灭，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表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毁灭。 走向战场的女性，首先是个女性，其次才是革命者，可是经历了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的战争，她们是否还能找到自我，她们该如何定位自我？
（三）《金陵十三钗》——用身体说话
《金陵十三钗》是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2011年张艺谋执导的战争史诗电影。讲述1937年被日军侵占的南京，在一座基督教堂里躲避着一群女学生、14个风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军人和伤兵，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美国人约翰，装扮成神父，保护着整座教堂。然而尊重信仰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表演，这里的平静并不长久。日本人要在中国的领土上举行庆功会，强征女学生去庆功会为日军表演节目，然而丧失人性的日军怎么可能仅仅满足于表演？女学生们不甘被日军凌辱，准备集体自杀。一起避难的风尘女子们，尽管平日为女学生所不齿，但在关键时刻，她们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保护祖国的下一代，主动代替女学生献唱庆功宴，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十三钗和本文第一类女性一样牺牲了自己的身体，但她们的牺牲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承担；她们的牺牲保护了有知识有希望的年青一代，保护了祖国的未来。她们以牺牲身体为方式为筹码、为代价来捍卫自我的政治话语权。所以，她们的牺牲不单纯是悲惨，令人同情；更多的是悲壮，令人敬佩，有一种大而无畏的阳刚之美——影片将近结束时，十三钗在战火硝烟背景下，唱出一首柔婉的《秦淮景》，战争的残酷与女子们柔美的歌声形成强烈对比，展现出一种悲壮美。但这究竟是辛酸而屈辱的。从《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书关于女性与战争的关系，似乎可以得出一种结论——走向战场的女作家们，她们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革命的作品，而是她们在战争背景下的个人命运，谢冰莹如此，冯铿也是如此，她们自己身上承载着历史的真实，她们在冰冷现实与热烈理想中的挣扎似乎也在说明一个问题，女性想要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唯一出路便是各种形式的牺牲。
结语：
电影、文学和生活，三者存在着演绎和升华的关系，但是前两者都来源于生活。电影中的女性话语权问题，也就是生活中、历史中的女性话语权问题。自古以来，战争似乎只是男人的事情，女人既无权干涉也无心过问，只能被动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灾难。五四开始，女性从要求解放自我，摆脫男权的压制；到要求参与政治，在政权的领地上占有一角，不得不说是个进步。但是当代女性参与政治，争取话语权，似乎依然是以某种牺牲为代价。女性何时才能在政治上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对话权？何时才能不以牺牲其他利益来换取政治利益？何时才能真正占得历史的半边天？这恐怕还需很长时间的努力。
关键词：女性；战争；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1--02
一、引言
在“战争”这一崇尚武力的特殊背景下，男性几乎占据了历史的整片天空，他们的阳刚之勇在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而女性似乎就只能作为和领土、财富一样的战利品被争夺，她们对战争的看法，对政治的态度，无人问津，甚至连表达自己都成了奢望。就像三十年代的萧军和萧红，以强者和英雄主义人物做自我要求的萧军必然占据更多的意识形态优势和社会优势，而萧红对温柔与爱的需要则不受社会环境的袒护。
二、战争中女性政治话语的表达。
那么女性究竟能否在战争中表达自我？如果要表达该以什么样的性别？什么样的方式？本文认为战争中的女性或许有这样三条出路。第一、心理上远离战争，面对巨大的孤独，“悄悄地活着”、“悄悄地死去”，被动地承受战争带来的苦难；第二、背叛传统角色，抹杀性别，以女战士的形象参与战斗，表明立场；第三、利用性别，主动牺牲肉体，来维护自己的政治话语权。下面将分别举例论述这三类女性。
（一）《南京！南京！》——沉默的羔羊
《南京！南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讲述日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的惨痛历史。影片从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开始，国民党的部队无力抵抗日军的进攻，大批国民党士兵逃出南京，但仍有部分爱国将士誓死抵抗，最终失败。接着就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数十万中国人惨遭杀害，南京沦为一座死城。众多女子被日本人霸占為慰安妇，甚至被蹂躏致死，无论老少。她们面对战争只有恐慌和无助，只能被动承受灾难，她们连自己的生命和尊严都无力维护，就更谈不上参与政治。唐先生的妻子和小妹还正在避难所里兴致勃勃地玩麻将，突然听到枪声，才意识到危险降临。战争打破了本该属于她们的美丽和宁静，她们像物品一样被掠夺，被欺侮，再被任意地抛弃（影片中的一个镜头——被折磨死去的慰安妇都赤身裸体地扔出来，像牲口般地交叉层叠被扔上车）。战场上的胜败和女人是无关的，即使胜利方的女性还是要遭受男性的欺侮。在日本军士的价值观中，任何国籍的女性对于他们的意义都是欲望的发泄对象。对此导演陆川表示这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当时有很多日本妇女自愿随军，日本用一种口号式的东西欺骗了一批日本妇女，来自愿慰藉参战士兵，她们每天也要接待100—200名士兵，下场命运都很残酷。”男性尚可奔赴战场，为国效力，死得其所，虽死犹荣；而女性却无法为自己辩白、申诉，她们只能逆来顺受，将自己的生命化进沉默的悲哀。关于政治，关于战争，她们不仅没有表达的权利，甚至也没有表达的意愿。
（二）《全金属外壳》——褪去本色的钢铁之躯
从1927年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就陆续出现了一些女兵、女战士，她们使女人的形象第一次与枪炮、与力量，与流血牺牲的战场生活联系起来。她们“首先找到的似乎是一种最大限度地背叛传统角色的可能性：背叛‘女性之躯’，至少，背叛历史给女人之躯规定的传统功能。……女性第一次参与对历史的抉择，她第一次有了一个巨大的事业，女人的生命因着这为百姓为中国富强的事业而有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意义。……她们为了反抗传统角色还不得不忘记性别，还不得不以男性作为衡量自己能力的标准。”（孟悦 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
女性要成为革命者，要介入战争，要有自己的历史话语权，就必须摒弃女性身份，舍弃性别，像男人一样奔赴战场，血雨腥风，用阳刚的力量的标准来证明自己。她们很难找到一种恰当的，带有女性特征的方式介入战争。也就是说她们要反抗的不仅是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规定，甚至要反抗自己的性别。“红的女人应该把自己是女人这回事忘掉，否则会干扰革命进展的。”女作家冯铿笔下的马英如是说。“十七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高峰期，大部分描写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其中不乏展现女性从家庭妇女走向革命战士历程的作品。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叙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在革命者的指引下，一步步克服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女性的优柔寡断，最终成为一名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曲折过程。
《全金属外壳》是斯坦利· 库布里克根据古斯塔夫·哈斯福特小说《短期服役》改编，一部反战影片，也是一部描写越战的杰作。越战期间，一批年轻人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来到魔鬼新兵训练营，任何一位想要加入战斗的年轻人，必须接受生理的严酷训练，和心理的残酷羞辱，以至于最终被训练成一个没有情感，以杀人为乐趣的机器。派尔是个憨厚老实的小伙子，不堪忍受非人的训练，就在出发前往越战战场的那晚，傻瓜派尔在他的M14装满“全金属外壳子弹”（Full Metal Jacket），一枪打死军士长，接着自己也含枪自杀。
选择编入新闻组的小丑，被长官派去前线采访，他随众巡视，误入未扫荡的地区，结果遭到埋伏的狙击手攻击，牺牲了好几位同伴。僵持很久，小丑终于找到狙击手，发现竟然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位非常年轻的越南少女！她全副武装，手持狙击枪，眼里闪着勇敢无畏的光芒，她为了挽救民族而走向战场，如果没有俊俏的面庞，我们很难想象她是个女性。美国士兵立即制服了她，少女在地上痛苦的挣扎，哀求“杀了我”，小丑不忍地拿起枪，扣下扳机。这位年轻的越南女性及其精准的枪法，勇敢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已经丝毫看不到女性的温柔，完全和一个优秀的男性士兵别无二致。当然这部影片不单纯表现女性性别的泯灭，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表现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毁灭。 走向战场的女性，首先是个女性，其次才是革命者，可是经历了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的战争，她们是否还能找到自我，她们该如何定位自我？
（三）《金陵十三钗》——用身体说话
《金陵十三钗》是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2011年张艺谋执导的战争史诗电影。讲述1937年被日军侵占的南京，在一座基督教堂里躲避着一群女学生、14个风尘女子，以及殊死抵抗的军人和伤兵，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的美国人约翰，装扮成神父，保护着整座教堂。然而尊重信仰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不过是一种虚伪的表演，这里的平静并不长久。日本人要在中国的领土上举行庆功会，强征女学生去庆功会为日军表演节目，然而丧失人性的日军怎么可能仅仅满足于表演？女学生们不甘被日军凌辱，准备集体自杀。一起避难的风尘女子们，尽管平日为女学生所不齿，但在关键时刻，她们勇敢地站出来，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保护祖国的下一代，主动代替女学生献唱庆功宴，赴一场悲壮的死亡之约。十三钗和本文第一类女性一样牺牲了自己的身体，但她们的牺牲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承担；她们的牺牲保护了有知识有希望的年青一代，保护了祖国的未来。她们以牺牲身体为方式为筹码、为代价来捍卫自我的政治话语权。所以，她们的牺牲不单纯是悲惨，令人同情；更多的是悲壮，令人敬佩，有一种大而无畏的阳刚之美——影片将近结束时，十三钗在战火硝烟背景下，唱出一首柔婉的《秦淮景》，战争的残酷与女子们柔美的歌声形成强烈对比，展现出一种悲壮美。但这究竟是辛酸而屈辱的。从《浮出历史地表》这本书关于女性与战争的关系，似乎可以得出一种结论——走向战场的女作家们，她们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不是革命的作品，而是她们在战争背景下的个人命运，谢冰莹如此，冯铿也是如此，她们自己身上承载着历史的真实，她们在冰冷现实与热烈理想中的挣扎似乎也在说明一个问题，女性想要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唯一出路便是各种形式的牺牲。
结语：
电影、文学和生活，三者存在着演绎和升华的关系，但是前两者都来源于生活。电影中的女性话语权问题，也就是生活中、历史中的女性话语权问题。自古以来，战争似乎只是男人的事情，女人既无权干涉也无心过问，只能被动地承受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灾难。五四开始，女性从要求解放自我，摆脫男权的压制；到要求参与政治，在政权的领地上占有一角，不得不说是个进步。但是当代女性参与政治，争取话语权，似乎依然是以某种牺牲为代价。女性何时才能在政治上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对话权？何时才能不以牺牲其他利益来换取政治利益？何时才能真正占得历史的半边天？这恐怕还需很长时间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