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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时间中的孩子》中，伊恩·麦克尤恩对20世纪末的英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文学观照，既有伦敦都市的历史维度，又有小说自身的文学想象。通过书写伦敦的内城空间、伦敦郊区的“第二自然”，作家勾勒了一幅荒原般的伦敦映像，隐喻了其对人的身体和主体性的戕害，也倾注了他对生态与人性的深切关注。
关键词：《时间中的孩子》 内城空间 第二自然 伦敦映像 主体性
一 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时间中的孩子》堪为他的转型之作，触及了当代英国广阔的社会政治问题，如环境问题、教育问题、极权政治等。本·奈兹认为，此部小说是一则“绿色的生态寓言”，德里克·奈特则断言，小说中蕴含着千禧年“敌托邦”政治图景。李菊花从文化地理学视角考察了作品的景观书写，认为小说中呈现的伦敦是一个“后现代景观社会的综合体”，一个物化、极权和末世的地理景观。
无论是敌托邦政治图景的描述，还是城市地理景观的书写，伦敦都被言说为一个负面的伦敦映像。作家在小说中对20世纪末伦敦的英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文学观照，勾勒了荒原般的伦敦映像。“‘映像’一词与古希腊的模仿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强调艺术模仿自然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则强调诗人在模仿过程中的创造性，映像包含的这两个层面融合了艺术家对现实的反映与建构。”在《时间中的孩子》中，麦氏以伦敦城市为书写对象，既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又有作家对这座城市的文学呈现”。在作者笔下，伦敦内城的空间景观与伦敦郊区的“第二自然”呈现了整个英国社会的病态，如同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不过，伦敦映像既有伦敦都市的历史维度，又有小说自身的文学想象。
二 内城空间
小说勾勒了20世纪末撒切尔当政期间伦敦的城市景观。随着英国国力的日渐式微，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严重困境，社会福利急速下降。撒切尔政府鼓励新兴工商业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越来越拥挤，城市不断发展，出现一些有卫星城市的大都市群，交通拥挤和人满为患成为伦敦内城交通的典型特征。小说开篇对伦敦内城的交通情形有一段详细的描述：
各种交通设施一到每天两次的高峰时间就完全瘫痪……身旁停着两三列被困得死死的车辆，车身颤动不已，每辆车上都孤独地坐着一名司机……一波波车内收音机播出的连篇废话：广告歌，高能早餐音乐节目，简明新闻，路况通报。不看报的司机便呆头呆脑地听着广播。
伦敦城市空间蕴意丰富。个体身体成为汽车物理空间的外延与扩展。“困得死死的”、“孤独地坐着”、“呆头呆脑地听”这三个词最为传神。一方面，汽车等交通工具作为一种商品，在提供交通便利与效率的同时，成为人们获得生活审美慰藉和精神滋养的美学符号。另一方面，以汽车为载体的权力技术又压制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
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工业社会凭借现代权力技术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现代广播电视媒介和舆论实现了对人们心理的控制与操纵， 那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的自由’得以最终丧失。通过收音机、报纸等现代媒介，主体失去了身体向外扩充与内省意识的空间，传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孤独以及人的物化”。城市空间在相当程度上出现异化，促成了“城市景观与人的本真存在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
现代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一种控制，也剥夺了某些自由。电视节目在权力技术机制的运作下不断强化其对身体的控制与规训。在小说中，电视参与节目中的现场观众“随时按照要求鼓掌、欢呼”。电视影像等权力技术生产、训练、培养和造就“驯服的身体”，伦敦都市下生活中的人们主体失去了自由与自主。麦氏笔下的伦敦呈现一种文化病态，在撒切尔政府右翼势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裹挟下肆意蔓延。
女儿被拐后，斯蒂芬被异质化城市空间同化的进程逐步加快。斯蒂芬拜访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在商业街来回走，展示照片，逗留在超市旁边及隔壁药店门口，以一种亢奋难抑的方式进行病态式救赎。此外，他作为儿童作家经常参与官方育儿委员会的会议。它代表着城市的权力空间。它一方面制造生产权力知识，“满足无数利益集团各不相同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监视和规训着委员会成员的童真本我。内城空间中，现代伦敦人被与物质技术所规训，沦为城市空间的附属物和权力技术实践的对象。
随后，斯蒂芬在委员会的会议中“回忆着往事”，将读者引向凯特失踪的地点，仅有两分钟路程的一家超市。回顾近代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促使商品买卖的地点由传统的集市大街向现代购物中心过渡，超市这类城市景观往往模糊地理上交易的不平衡。小说中有一段对超市的描述：
逛超市的顾客分为两类，就像部落或國家那样界限分明。第一类人有自己的房子，那是当地一些现代化的维多利亚式平顶住宅。第二类人住在本地一些高层建筑和市建住房中……第一类顾客多是买新鲜蔬菜和水果……第二类顾客则要买罐装或冰冻的蔬菜……。
超市往往被视为一个理性与秩序交织的空间，人们尽可以尽情享受选购商品的自由和金钱消费的欲望。福柯研究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制造只有在空间中得以发生。福柯认为，全景敞视建筑能建构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产生出一种真实的统治。麦氏笔下的超市正是一处全景敞视建筑。超市既能满足人们凝视的欲望，又配备无处不在的监视手段，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真实统治。“超市以消费者的共同意见为基础来达到空间认同”，已经成为了权力机制实践的重要场所。在小说中，以超市为载体的权力-知识机制对顾客进行了双重意义上的规训。一方面，超市作为规训社会的一个缩影，满足了顾客对商品凝视的欲望；另一方面，它以最“合理”和“科学”的方式将顾客进行社会分级，以一种无形、温和的方式对身体进行约束与控制，建构了顾客的主体身份。“权力关系与知识紧密相连，权力关系相应生产出某种知识体系，反过来，这种知识体系的出现强化并扩大这种权力。”由此可见，作为一种规训空间，超市空间与社会分级的居住空间互为补充，共同参与并增强了对身体的约束与控制。 如上所述，麦氏对伦敦的物理空间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文学观照，勾勒了晦暗的伦敦景象。以电视报纸等视觉影像为技术手段，伦敦的城市空间遮蔽了社会本真，规训和操纵着人们的身体；超市和交通等全景敞视式权力空间导致身体向外扩充的消逝与主体性的失落。
三 “第二自然”
“自然”一词蕴藏着双重意蕴。自然不仅作为人们物质供给的来源，还有着自身的精神价值，人们可以在自然中感受万千生命的精彩、鸟语花香的盎然，吸收生态智慧并与之和谐共存。处于过去的时间，斯蒂芬从 “树林”、“花园”、“海滩”、“潮汐河”、“土地”等“第一自然”意象中感知自然与人的本真自我之间的和谐并存，从记忆图谱中的生态自然中汲取生态养分，藉此来抚慰内心的焦虑、不安與空虚。
小说中以郊区贵族庄园为例的“第二自然”意味深长，其从属于荒原般的伦敦映像，并没有实现主体性的真正救赎。伦敦都市的富人区不是聚集于伦敦内城，而是散布在伦敦郊区。现在有必要先追溯下伦敦内城的历史社会状况。撒切尔政府时期实施的内城区政策包括“实施城市发展公司、企业开发区、特别工作组和城市行动队”。这些措施针对“内城区问题”，比如社会环境的恶化、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每况愈下的公共基础设施使内城的贫困、犯罪都要高于平均水平。随着交通的便利和伦敦内城生存环境的恶化，贫富差距扩大中收入高的市民更倾向在更好的地区购买房产，于是伦敦郊区成了他们理想的首选场地。
麦氏在小说中影射了伦敦自然生态恶化的内城问题。“他父母居住的街道……一度被那些喜欢维多利亚庭院的人瞧不起，而现在又为从内城区迁出来得人所青睐。”上文提及了 “第一类顾客”，他们迁出内城，在伦敦郊区筑造了属于他们的维多利亚庭院，但“限制用水将伦敦西郊的房前花园变成了尘土地……四四方方的小块草坪成了一片焦土，干枯的小草散落一地……更具田园风光的地方是那些浇了一层水泥再把它涂成绿色的花园”。庭院景观在视觉上呈现了另类的“自然”，它无法真正从精神上给予人慰藉。水泥构筑的花园象征着城市空间的秩序、理性与压制，它将人类建构于冰冷的水泥建筑中，以涂料将水泥涂成绿色的花园体现了人类企图用科技工具和手段来构建一个虚假的自然。“水”象征着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水资源匮乏造成了郊区荒原景象，将抨击矛头直指人类在城市发展中的极度膨胀的欲望。欲望有两层意蕴。首先，伦敦都市铭刻着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烙印。在人类自我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下，人们攫取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环境，企图征服与改造自然，以至于主体迷失于欲望中。其次，人类有构建虚假自然的潜在欲望，企图通过科技工具和手段超越敌托邦的世界，构建一个虚假的乌托邦。很明显，维多利亚庭院是对自然（第一自然）的模拟，是矫饰的自然，带有很深的人工痕迹，也是“被人类污染后的毒性自然”，即“第二自然”。第二自然景观讽刺意味浓烈，它既揭示出都市人们征服与归属自然的潜在夙愿，又表明在“第一自然”之外构建“第二自然”的荒诞。
第一自然作为飞地原型，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具有救赎功能，有潜在的反抗力量。自然的回归就是个体本真与主体性的回归。第二自然景观不具备潜在的反抗力量，不具备对抗伦敦内城的规训空间，因此没有实现人的身体和主体性的真正救赎。
四 结语
这个20世纪末的西方大都市中呈现一种社会病态，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人性被驯化。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市中的人们在享受权力技术带来的愉悦之际，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可是人们所承受的规训和束缚却比以往更甚。因此，“现代社会为人类预备的不是自由和自主， 而是驯服和铁笼”。生态危机象征着人类精神危机，自然的回归就是个体本真与主体性的回归。伦敦郊区的“第二自然”不过从属于荒原般的伦敦映像，非但没减轻反而延伸了对人的身体和主体性的戕害。
综上所述，麦克尤恩笔下的伦敦映像既有伦敦都市的历史维度，又有小说自身的文学想象。通过书写伦敦的内城空间、伦敦郊区的“第二自然”，作家巧妙勾勒了一幅荒原般的伦敦映像，隐喻了其对人的身体和主体性的戕害，也倾注了他对生态与人性的深切关注。
参考文献：
[1] 李菊华：《论〈时间中的孩子〉的景观书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 Shen Yuan. The Literary Reflections of London in Ian McEwan’s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3] 伊恩·麦克尤恩，何楚译：《时间中的孩子》，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4] 时统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再析》，《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5] 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6] 肖萍：《现代购物空间的权力文化研究——基于沃尔玛的考察》，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7] 杨岚：《“知识-权力”与规训社会——对福柯〈规训与惩罚〉的解析》，《学理论》，2009年第5期。
[8] 毛锐：《撒切尔政府的内城区政策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9] 谭言红：《论北美敌托邦小说自然描写的层次划分》，《重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黄伟龙，内江师范学院讲师）
关键词：《时间中的孩子》 内城空间 第二自然 伦敦映像 主体性
一 引言
伊恩·麦克尤恩是当代英国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时间中的孩子》堪为他的转型之作，触及了当代英国广阔的社会政治问题，如环境问题、教育问题、极权政治等。本·奈兹认为，此部小说是一则“绿色的生态寓言”，德里克·奈特则断言，小说中蕴含着千禧年“敌托邦”政治图景。李菊花从文化地理学视角考察了作品的景观书写，认为小说中呈现的伦敦是一个“后现代景观社会的综合体”，一个物化、极权和末世的地理景观。
无论是敌托邦政治图景的描述，还是城市地理景观的书写，伦敦都被言说为一个负面的伦敦映像。作家在小说中对20世纪末伦敦的英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全景式的文学观照，勾勒了荒原般的伦敦映像。“‘映像’一词与古希腊的模仿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强调艺术模仿自然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则强调诗人在模仿过程中的创造性，映像包含的这两个层面融合了艺术家对现实的反映与建构。”在《时间中的孩子》中，麦氏以伦敦城市为书写对象，既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又有作家对这座城市的文学呈现”。在作者笔下，伦敦内城的空间景观与伦敦郊区的“第二自然”呈现了整个英国社会的病态，如同艾略特笔下的荒原。不过，伦敦映像既有伦敦都市的历史维度，又有小说自身的文学想象。
二 内城空间
小说勾勒了20世纪末撒切尔当政期间伦敦的城市景观。随着英国国力的日渐式微，社会保障制度面临严重困境，社会福利急速下降。撒切尔政府鼓励新兴工商业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城市越来越拥挤，城市不断发展，出现一些有卫星城市的大都市群，交通拥挤和人满为患成为伦敦内城交通的典型特征。小说开篇对伦敦内城的交通情形有一段详细的描述：
各种交通设施一到每天两次的高峰时间就完全瘫痪……身旁停着两三列被困得死死的车辆，车身颤动不已，每辆车上都孤独地坐着一名司机……一波波车内收音机播出的连篇废话：广告歌，高能早餐音乐节目，简明新闻，路况通报。不看报的司机便呆头呆脑地听着广播。
伦敦城市空间蕴意丰富。个体身体成为汽车物理空间的外延与扩展。“困得死死的”、“孤独地坐着”、“呆头呆脑地听”这三个词最为传神。一方面，汽车等交通工具作为一种商品，在提供交通便利与效率的同时，成为人们获得生活审美慰藉和精神滋养的美学符号。另一方面，以汽车为载体的权力技术又压制着现代人的空间体验。
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工业社会凭借现代权力技术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现代广播电视媒介和舆论实现了对人们心理的控制与操纵， 那种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内在的自由’得以最终丧失。通过收音机、报纸等现代媒介，主体失去了身体向外扩充与内省意识的空间，传达出“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孤独以及人的物化”。城市空间在相当程度上出现异化，促成了“城市景观与人的本真存在之间的紧张冲突关系”。
现代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一种控制，也剥夺了某些自由。电视节目在权力技术机制的运作下不断强化其对身体的控制与规训。在小说中，电视参与节目中的现场观众“随时按照要求鼓掌、欢呼”。电视影像等权力技术生产、训练、培养和造就“驯服的身体”，伦敦都市下生活中的人们主体失去了自由与自主。麦氏笔下的伦敦呈现一种文化病态，在撒切尔政府右翼势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裹挟下肆意蔓延。
女儿被拐后，斯蒂芬被异质化城市空间同化的进程逐步加快。斯蒂芬拜访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在商业街来回走，展示照片，逗留在超市旁边及隔壁药店门口，以一种亢奋难抑的方式进行病态式救赎。此外，他作为儿童作家经常参与官方育儿委员会的会议。它代表着城市的权力空间。它一方面制造生产权力知识，“满足无数利益集团各不相同的要求”。另一方面，它也监视和规训着委员会成员的童真本我。内城空间中，现代伦敦人被与物质技术所规训，沦为城市空间的附属物和权力技术实践的对象。
随后，斯蒂芬在委员会的会议中“回忆着往事”，将读者引向凯特失踪的地点，仅有两分钟路程的一家超市。回顾近代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促使商品买卖的地点由传统的集市大街向现代购物中心过渡，超市这类城市景观往往模糊地理上交易的不平衡。小说中有一段对超市的描述：
逛超市的顾客分为两类，就像部落或國家那样界限分明。第一类人有自己的房子，那是当地一些现代化的维多利亚式平顶住宅。第二类人住在本地一些高层建筑和市建住房中……第一类顾客多是买新鲜蔬菜和水果……第二类顾客则要买罐装或冰冻的蔬菜……。
超市往往被视为一个理性与秩序交织的空间，人们尽可以尽情享受选购商品的自由和金钱消费的欲望。福柯研究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的生产与制造只有在空间中得以发生。福柯认为，全景敞视建筑能建构一种虚构的关系，自动产生出一种真实的统治。麦氏笔下的超市正是一处全景敞视建筑。超市既能满足人们凝视的欲望，又配备无处不在的监视手段，从而实现了对人的真实统治。“超市以消费者的共同意见为基础来达到空间认同”，已经成为了权力机制实践的重要场所。在小说中，以超市为载体的权力-知识机制对顾客进行了双重意义上的规训。一方面，超市作为规训社会的一个缩影，满足了顾客对商品凝视的欲望；另一方面，它以最“合理”和“科学”的方式将顾客进行社会分级，以一种无形、温和的方式对身体进行约束与控制，建构了顾客的主体身份。“权力关系与知识紧密相连，权力关系相应生产出某种知识体系，反过来，这种知识体系的出现强化并扩大这种权力。”由此可见，作为一种规训空间，超市空间与社会分级的居住空间互为补充，共同参与并增强了对身体的约束与控制。 如上所述，麦氏对伦敦的物理空间做了一个全景式的文学观照，勾勒了晦暗的伦敦景象。以电视报纸等视觉影像为技术手段，伦敦的城市空间遮蔽了社会本真，规训和操纵着人们的身体；超市和交通等全景敞视式权力空间导致身体向外扩充的消逝与主体性的失落。
三 “第二自然”
“自然”一词蕴藏着双重意蕴。自然不仅作为人们物质供给的来源，还有着自身的精神价值，人们可以在自然中感受万千生命的精彩、鸟语花香的盎然，吸收生态智慧并与之和谐共存。处于过去的时间，斯蒂芬从 “树林”、“花园”、“海滩”、“潮汐河”、“土地”等“第一自然”意象中感知自然与人的本真自我之间的和谐并存，从记忆图谱中的生态自然中汲取生态养分，藉此来抚慰内心的焦虑、不安與空虚。
小说中以郊区贵族庄园为例的“第二自然”意味深长，其从属于荒原般的伦敦映像，并没有实现主体性的真正救赎。伦敦都市的富人区不是聚集于伦敦内城，而是散布在伦敦郊区。现在有必要先追溯下伦敦内城的历史社会状况。撒切尔政府时期实施的内城区政策包括“实施城市发展公司、企业开发区、特别工作组和城市行动队”。这些措施针对“内城区问题”，比如社会环境的恶化、低下的教育水平以及每况愈下的公共基础设施使内城的贫困、犯罪都要高于平均水平。随着交通的便利和伦敦内城生存环境的恶化，贫富差距扩大中收入高的市民更倾向在更好的地区购买房产，于是伦敦郊区成了他们理想的首选场地。
麦氏在小说中影射了伦敦自然生态恶化的内城问题。“他父母居住的街道……一度被那些喜欢维多利亚庭院的人瞧不起，而现在又为从内城区迁出来得人所青睐。”上文提及了 “第一类顾客”，他们迁出内城，在伦敦郊区筑造了属于他们的维多利亚庭院，但“限制用水将伦敦西郊的房前花园变成了尘土地……四四方方的小块草坪成了一片焦土，干枯的小草散落一地……更具田园风光的地方是那些浇了一层水泥再把它涂成绿色的花园”。庭院景观在视觉上呈现了另类的“自然”，它无法真正从精神上给予人慰藉。水泥构筑的花园象征着城市空间的秩序、理性与压制，它将人类建构于冰冷的水泥建筑中，以涂料将水泥涂成绿色的花园体现了人类企图用科技工具和手段来构建一个虚假的自然。“水”象征着生机和活力的源泉。水资源匮乏造成了郊区荒原景象，将抨击矛头直指人类在城市发展中的极度膨胀的欲望。欲望有两层意蕴。首先，伦敦都市铭刻着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烙印。在人类自我中心主义思想的主导下，人们攫取自然资源，肆意破坏环境，企图征服与改造自然，以至于主体迷失于欲望中。其次，人类有构建虚假自然的潜在欲望，企图通过科技工具和手段超越敌托邦的世界，构建一个虚假的乌托邦。很明显，维多利亚庭院是对自然（第一自然）的模拟，是矫饰的自然，带有很深的人工痕迹，也是“被人类污染后的毒性自然”，即“第二自然”。第二自然景观讽刺意味浓烈，它既揭示出都市人们征服与归属自然的潜在夙愿，又表明在“第一自然”之外构建“第二自然”的荒诞。
第一自然作为飞地原型，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具有救赎功能，有潜在的反抗力量。自然的回归就是个体本真与主体性的回归。第二自然景观不具备潜在的反抗力量，不具备对抗伦敦内城的规训空间，因此没有实现人的身体和主体性的真正救赎。
四 结语
这个20世纪末的西方大都市中呈现一种社会病态，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屈从于现存社会制度，人性被驯化。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市中的人们在享受权力技术带来的愉悦之际，似乎拥有了更多的自由空间。可是人们所承受的规训和束缚却比以往更甚。因此，“现代社会为人类预备的不是自由和自主， 而是驯服和铁笼”。生态危机象征着人类精神危机，自然的回归就是个体本真与主体性的回归。伦敦郊区的“第二自然”不过从属于荒原般的伦敦映像，非但没减轻反而延伸了对人的身体和主体性的戕害。
综上所述，麦克尤恩笔下的伦敦映像既有伦敦都市的历史维度，又有小说自身的文学想象。通过书写伦敦的内城空间、伦敦郊区的“第二自然”，作家巧妙勾勒了一幅荒原般的伦敦映像，隐喻了其对人的身体和主体性的戕害，也倾注了他对生态与人性的深切关注。
参考文献：
[1] 李菊华：《论〈时间中的孩子〉的景观书写》，《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2] Shen Yuan. The Literary Reflections of London in Ian McEwan’s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
[3] 伊恩·麦克尤恩，何楚译：《时间中的孩子》，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4] 时统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电视批评理论的西方思想资源再析》，《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5] 福柯，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6] 肖萍：《现代购物空间的权力文化研究——基于沃尔玛的考察》，湘潭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
[7] 杨岚：《“知识-权力”与规训社会——对福柯〈规训与惩罚〉的解析》，《学理论》，2009年第5期。
[8] 毛锐：《撒切尔政府的内城区政策分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9] 谭言红：《论北美敌托邦小说自然描写的层次划分》，《重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黄伟龙，内江师范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