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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早期，中国制造在西方主流媒体中的媒介形象主要是廉价、低质量。近年来，智能手机等高附加值产品大量出口，逐渐扩大市场，塑造着“中国制造”的新形象。本文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将2001年1月至2018年6月间《华尔街日报》中关于中国制造手机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统计了该报对于中国手机的报道主题、报道题材、报道态度等方面的特征，详细勾勒出以该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眼里的“中国制造”这一媒介新形象。新形象反映了“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有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提升;但媒体存在话语错位和职能越位的情况，新旧形象的呈现存在周期性波动。
【关 键 词】《华尔街日报》;中国制造;手机;媒介形象
一个国家产品的形象，是该国国家形象在经济领域的折射。媒介是中国产品国际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大众媒介反映产品的基本情况，受众得以了解并形成对产品形象的认知，进而把这些认知投射到生产国的国家形象上。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通讯技术不断更新迭代，通讯与信息消费市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融合与重塑。智能手机在全球快速普及开来，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起初，中国在手机产业链中充当的只是美国手机代工厂的角色。2009年之后，国产品牌手机逐渐崛起，成为全球手机市场尤其是智能手机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2010年，国产手机在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只有16%，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约等于零。到了2017年，全球手机出货量约20亿部，其中，中国品牌出货量已超过9亿部，占比约45%。①各大国产品牌的旗舰机即便与最新款的iPhone相比也有其独特优势。
中国在智能手机等制造业领域的崛起也吸引了美国主流媒体尤其是商业类媒体的目光。《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是一家全球性的商业日报，创办于 1889年。该报报道侧重金融、商业领域，它的报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美国主流财经媒体对“中国制造”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看法。本文选择《华尔街日报》中关于中国品牌智能手机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并据此审视“中国制造”新一代媒介形象的特点，进而提出改善媒介形象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媒介塑造出来的不同社会人物、群体或事物的公共形象被称为媒介形象。目前学界围绕媒介形象的理论探讨与案例研究做了大量探索，其中也涉及“中国制造”在外媒中的形象。
（一）媒介形象研究
这一领域的焦点问题是媒介形象与实际形象的关系。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开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先河，依托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②，认为媒介塑造的世界与现实世界虽然存在着一定差距，但媒介会影响受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从而影响现实世界的发展，在现实世界和媒介中的世界形象的动态变化中，最终两者会越来越接近。③
目前对于媒介形象的应用研究可以分为针对个人、群体和组织的三种类型。个人媒介形象以个案分析为主，探讨媒介形象塑造策略或典型人物形象折射的社会意义。如郎劲松等（2013）分析指出，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是民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媒介符号，并以“十八大”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为例，結合国外相关案例，分析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符号语言传播特点。④
对于社会群体的媒介形象是当前应用研究关注的重点，其中有两类群体比较突出：弱势群体和少数派群体。弱势群体媒介形象研究的关注点是符号意义生产背后的社会权力机制，这影响了弱势群体的现实情况与媒介形象之间的差别。Kimberly R. Moffitt对20世纪90年代英美媒体中呈现的黑人男运动员形象进行分析，发现正面形象（例如富有、勇敢等）越来越多，负面形象不断减少。①少数派群体媒介形象研究则探讨有失偏颇的媒介形象产生的具体偏差和社会原因，并提出匡正的建议。例如，朱悦媛（2019）发现媒体报道强化了中国留学生的负面形象，造成了中国留学生消极的印象标签，这与真实的形象不尽一致。②
国家作为组织的代表，对其形象的研究者一般认为，现实情况是国家形象构成的基础，而媒介的塑造和报道只能作为参照物（承认媒介报道对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国家形象的最终形成是受众的认知结果。③媒介事件（如奥运会等）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宣传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也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④
（二）外媒对“中国制造”报道的研究
“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成为世界上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它不仅包括产品本身，还包括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从服装到电子产品，从中国功夫到核心价值观，都可以纳入“中国制造”的范畴。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物质商品的“中国制造”。
韩纲等（2014）总结了美国媒体对于“中国制造”报道的六种新闻框架，分别是“文化遗产”（Cultural Legacy）、“责任归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鼓励贸易”（Pro-trade）、“人权”（Human Rights）、“价值”（Price-value）、“保护主义情绪”（Protectionist Sentiment）。⑤其中“文化遗产”和“人权”在早年是最重要的两个框架，不过近年来，“鼓励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价值”也多次被提及。
闫隽等（2009）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中国的背景之下，以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财经”和“商业”两个栏目的内容分析，描述了该杂志在经济危机中对中国问题报道的概况。作者的结论是：《经济学人》中对于中国经济形象的报道整体是正面积极的，认为中国可以承担起拯救世界经济的角色;但同时受刻板印象、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存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措辞和表达。⑥在另一篇文章中，闫隽等（2010）则通过对2007年、2008 年《华尔街日报》对于“中国制造”的报道分析得出，中国产品的西方媒介形象基本是负面的，进而分析出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国际形象也是比较负面的。总体而言，西方媒体里的“中国制造”的旧形象很不理想。① 相关研究表明，关于“中国制造”的外媒报道存在一种刻板的旧形象，但这一形象的框架在近年来逐渐发生了变化。
二、研究设计
新闻报道的体裁、框架和态度变化可以体现美国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定性，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和“中国制造”新形象的变化。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华尔街日报》从2001～2018年关于中国制造手机的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描述存在的显性和隐性问题，并根据不同类目下的数据结果对这一时期中国制造手机报道的内容特征进行总结，结合相应的时代背景做出解释。
本研究选取的时间段为2001～2018年。把时间起点定为2001年，是因为那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拉开了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序幕。
研究以《华尔街日报》官方数据库、EBSCO数据库和中国知网作为数据的来源，
搜索了包括“Chinese mobile phone”“Chinese smart phone”“China phone”“China cellphone”“Chinese cellphone”“Chinese smartphone”“China smartphone”“Chinese mobile phone”“China mobile phone”“copycat phone”“knock off phone”“Xiaomi”“ZTE”等關键词在内的所有报道。从搜索结果中人工删除重复文章和弱相关文章，共获得合乎研究要求的 83篇文章，即为本研究的研究样本。
三、“中国制造”的新形象：数量分布、态度与框架
（一）报道数量和年度分布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3年相关报道开始出现，报道数量随年份整体呈增加趋势。自2014年开始，报道数量明显增多，但2016年和2017年数量有所下降。2018年，截至8月已有18篇报道，仅这一年的报道就占报道总数的21.69%。
（二）报道态度
按照情感态度和倾向，本研究将相关报道分为三类。
（1）正面报道：倾向于肯定进口中国制造手机的价值，如强调中国制造手机的质量、科技含量较高，共46篇。
（2）负面报道：渲染中国制造手机质量差，模仿美国手机，核心技术窃取自美国等，共29篇。
（3）中立报道：即正负面内容比较平衡，在事实、态度方面没有明显倾向的报道，共8篇。
根据报道态度此消彼长的情况，可以简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1～2009年，这一阶段报道数量较少。当时中国制造的手机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性价比高，属于一股新兴势力。出于客观真实的新闻原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多为正面或中立报道。
第二阶段是2010～2013年，这一阶段报道数量缓慢增加，同时，负面报道也开始增加，成为主要声音。
第三阶段是2014～2015年，这一阶段不仅报道数量剧增，而且正面报道占主流。随着华为、小米等中国手机品牌凭借着优质低价的产品快速崛起，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华尔街日报》对这些情况大多进行了客观报道，报道多数偏正面。
第四阶段是2016～2018年，这一阶段负面报道的声音盖过了正面报道。这段时间也是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温的时期，随着中国手机对美国品牌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美国部分力量主张采取遏制和反击行动。此时的负面报道数量增多，内容包括抨击中国手机的科技含量偏低、需要依靠美国的专利技术等。
（三）报道框架
框架分析方法可以理解为：采用集中的组织思路，通过挑选、着重、处理等方式，使用标题、导语等模块的体现形式，生产出相应的新闻报道。记者将原始事件素材转化为新闻实践，明确了此事件的公共和社会意义后，转化为新闻产品。在这个过程中，记者一方面利用职业素质将事件脱离出既定的背景，另一方面让事件与社会所赋予的内涵产生联系，创造出新的语境和意义。新闻工作者通过传播媒介组织和规范话语，促使新闻框架的产生。长此以往，大众会对不同事件形成特定的认知。这样一来，新闻框架就在无形中牵制着新闻生产。一方面框架可以使新闻作品更加具有逻辑和条理，提高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又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记者的刻板印象。
本研究将从栏目分布、报道体裁、报道角度、措辞表达四个方面来对《华尔街日报》涉及中国手机的报道进行分析，由此理解其新闻框架的建构。
1.栏目分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技”栏目的报道数量最多，有51篇，占报道总数的62.19%。另外，“亚洲科技”“个人科技：回顾”“消费者科技”这三个栏目分别有8篇、2篇、1篇报道。四个与科技相关的栏目报道占比达75%，可以看出，“科技”是理解《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手机制造业报道的关键性框架。
2.报道体裁
报道的体裁基本上是消息和通讯，数量分别为43篇和40篇，数量相当。消息报道多为中国手机相关的突发新闻，讲究时效性。通讯则多用翔实的叙述来表现关于中国手机的事实，比消息更加详细完整，告知读者更多新闻背景和细节。相比之下，评论仅2篇，所占比重很小，《华尔街日报》较少采取更主观的报道体裁，更多是在“事实驱动”之下发出声音和意见。
3.报道角度
此类目主要考量样本报道所选取的角度，即从何切入点和层面分析中国手机背后的信息，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政治秩序角度，这类框架讨论中国手机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包括中美贸易战、国家机密安全等议题;
（2）制造业经济角度，指把中国手机作为制造业的缩影进行审视，探寻其发展情况;
（3）科技创新角度，指报道探讨中国手机的科技价值和进步状况。 政治秩序角度下的报道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18年的数量最多，但所占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
制造业经济角度下的报道数量在2001～2015年总体呈上升趋势，2016～2017年数量有所下降，在2018年又重新上升，占比则一直在三种类型中占主流。这是因为随着中国手机制造的迅速发展，讨论度也一步步升温。
科技创新角度下的报道数量总体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低值，波动较小，除了2007年以外，占比总体也很少。这类角度的报道反映了《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手机存在“科技水平较低”的固有印象，除此以外，偶尔也会出现肯定中国手机的专利技术的报道，但数量很少。
结合之前对栏目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虽然大部分关于中国手机的报道被放置在“科技”相关栏目之中，但其框架却反映了政治和经济的议题，而非只是局限在科技本身。
4.措辞表达
本研究统计了83篇报道的词频，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有“市场（market）”“科技（technology）”“发展（develop）”“芯片（chip）”等，分别出现了491次、225次、101次、100次。
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用于描述中国手机的形容词存在很大的矛盾性，存在前后不一和两极分化的情况。前期报道中经常用“便宜（cheap）”“廉价（low-price）”这类词语形容中国手机，分别出现39次、10次。后期随着中国手机品牌的崛起，逐渐开始出现“巨头（giant）”“成功的（successful）”“市场领头羊（market-leading）”这类形容词，分别出现47次、34次、12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制造”手机的媒介形象优化的过程。同时，也使用了“威胁（threat）”“监听（monitor）”“监视（surveillance）”这类词语，分别出现了43次、4次、6次。可见，《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手机的报道情绪是矛盾的，既要考虑到其蓬勃的发展情况，又要防止其挤占本国手机市场，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
《华尔街日報》的深度报道通常会采用“华尔街日报体”，指从某一具体的场景或事例写起，过渡后进入新闻主体部分，叙写完毕之后又回到开头，结尾有时也会采用总结和悬念的方式。这种写法具有导语情境化、从故事切入、融入新闻背景、以故事结尾等特点，有利于引导读者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地了解新闻事实。①在本研究的样本中，这种写法时常出现。通常来说，记者会以与中国手机相关的一个场景（参与者为消费者、生产工人、企业家等）作为切入点，进行细致的描写;之后会详细讨论关于产业经济、市场前景和产业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甚至还会讨论政府、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联系。
在报道过程中，该报记者也大量使用直接引语，摆出不同采访对象的观点，尽量显示客观，但被采访者和代言人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四、“中国制造”的新旧形象及其重塑
（一）媒介形象的呈现存在周期性波动
西方社会对中国制造的印象不是只基于某个涉及产品质量的事件而瞬间形成的，而是基于长期以来的直接或间接经验与认知汇聚。如果媒体倾向性报道大量存在，可能会传递“中国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是低质量的”观点，引发对于中国制造产品的不信任和恐慌。②这是对于中国制造的负面刻板印象的重要来源。
智能手机可以看作是高附加值产品的典型代表，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新一代媒介形象，它本身有优化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延续了长期以来的负面形象因素。
据上文归纳，《华尔街日报》的样本报道总体上偏向于正面，对中国制造的新形象起到了优化作用。这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在正面报道占主流的年份，稿件多从制造业经济角度切入，肯定中国手机对促进制造业起到的作用。然而近年随着中国智能手机产品质量的提高和销量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手机的科技水平和安全问题也出现质疑，对“中国制造”的媒介形象造成了不利影响。在负面报道占主流的年份，从政治秩序角度切入的稿件明显增多，一种典型的声音就是认为中国手机涉嫌窃听国家机密，危害到了美国国家安全。
这样一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制造”的新旧形象存在一种周期性波动和交替的情况，这是媒体新闻专业主义对客观报道的要求与刻板印象、媒体立场错综复杂交织之下而形成的。
（二）“错位”与“越位”挑战媒介形象
在对样本报道进行分析时，本研究发现《华尔街日报》这一媒体存在话语错位和职能越位的情况，对“中国制造”媒介新形象的成功建立和稳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中美贸易发生摩擦，美国向来在经济关系和舆论上都力求扮演偏强势的一方。 但是在相当大一部分样本中，《华尔街日报》却以偏弱势的口吻来感染读者：从对本国手机品牌发展前途的忧虑到中国手机窃取知识产权，再到怀疑其窃听，中国被呈现为阴谋和投机的形象——这与《华尔街日报》这一西方世界主流媒体实际上的话语地位不符，可以称之为媒体话语错位。
《华尔街日报》侧重于投资、金融等财经领域，但从样本报道中的主题和角度来看，除了财经领域，其触角也伸向了政治、科技领域，频繁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交锋和科技创新方面的情况发表看法，诉诸道德情感层面的评判。这与《华尔街日报》的媒体类型、定位不符，说明其存在职能越位的情况。
（三）“中国制造”媒介形象的重塑
近十年来，国内企业逐步转型，由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经营者更加关注产品的质量，使得传统的中国企业形象慢慢改善。从样本报道中也可以看出，整体以正面为主。伴随着资源和产品创新度的提高，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逐步受到世界范围内消费者的欢迎，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比较优势明显。智能手机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制造”媒介形象的重塑过程。
虽然样本报道的具体对象是中国手机，但也深入探讨了中国政府、市场和生产厂家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手机的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中国制造”建构着国家形象，其媒介形象的重塑也因此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张磊）
【关 键 词】《华尔街日报》;中国制造;手机;媒介形象
一个国家产品的形象，是该国国家形象在经济领域的折射。媒介是中国产品国际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大众媒介反映产品的基本情况，受众得以了解并形成对产品形象的认知，进而把这些认知投射到生产国的国家形象上。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间，通讯技术不断更新迭代，通讯与信息消费市场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融合与重塑。智能手机在全球快速普及开来，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起初，中国在手机产业链中充当的只是美国手机代工厂的角色。2009年之后，国产品牌手机逐渐崛起，成为全球手机市场尤其是智能手机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2010年，国产手机在中国国内市场份额只有16%，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约等于零。到了2017年，全球手机出货量约20亿部，其中，中国品牌出货量已超过9亿部，占比约45%。①各大国产品牌的旗舰机即便与最新款的iPhone相比也有其独特优势。
中国在智能手机等制造业领域的崛起也吸引了美国主流媒体尤其是商业类媒体的目光。《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是一家全球性的商业日报，创办于 1889年。该报报道侧重金融、商业领域，它的报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能够反映美国主流财经媒体对“中国制造”以及中国国家形象的看法。本文选择《华尔街日报》中关于中国品牌智能手机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并据此审视“中国制造”新一代媒介形象的特点，进而提出改善媒介形象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
媒介塑造出来的不同社会人物、群体或事物的公共形象被称为媒介形象。目前学界围绕媒介形象的理论探讨与案例研究做了大量探索，其中也涉及“中国制造”在外媒中的形象。
（一）媒介形象研究
这一领域的焦点问题是媒介形象与实际形象的关系。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开媒介形象研究的理论先河，依托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②，认为媒介塑造的世界与现实世界虽然存在着一定差距，但媒介会影响受众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从而影响现实世界的发展，在现实世界和媒介中的世界形象的动态变化中，最终两者会越来越接近。③
目前对于媒介形象的应用研究可以分为针对个人、群体和组织的三种类型。个人媒介形象以个案分析为主，探讨媒介形象塑造策略或典型人物形象折射的社会意义。如郎劲松等（2013）分析指出，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是民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媒介符号，并以“十八大”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为例，結合国外相关案例，分析政治人物的公共形象符号语言传播特点。④
对于社会群体的媒介形象是当前应用研究关注的重点，其中有两类群体比较突出：弱势群体和少数派群体。弱势群体媒介形象研究的关注点是符号意义生产背后的社会权力机制，这影响了弱势群体的现实情况与媒介形象之间的差别。Kimberly R. Moffitt对20世纪90年代英美媒体中呈现的黑人男运动员形象进行分析，发现正面形象（例如富有、勇敢等）越来越多，负面形象不断减少。①少数派群体媒介形象研究则探讨有失偏颇的媒介形象产生的具体偏差和社会原因，并提出匡正的建议。例如，朱悦媛（2019）发现媒体报道强化了中国留学生的负面形象，造成了中国留学生消极的印象标签，这与真实的形象不尽一致。②
国家作为组织的代表，对其形象的研究者一般认为，现实情况是国家形象构成的基础，而媒介的塑造和报道只能作为参照物（承认媒介报道对国家形象塑造的重要意义），国家形象的最终形成是受众的认知结果。③媒介事件（如奥运会等）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和宣传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也产出了丰富的研究成果。④
（二）外媒对“中国制造”报道的研究
“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已成为世界上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它不仅包括产品本身，还包括产品背后的文化内涵。从服装到电子产品，从中国功夫到核心价值观，都可以纳入“中国制造”的范畴。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物质商品的“中国制造”。
韩纲等（2014）总结了美国媒体对于“中国制造”报道的六种新闻框架，分别是“文化遗产”（Cultural Legacy）、“责任归因”（Attribution of Responsibility）、“鼓励贸易”（Pro-trade）、“人权”（Human Rights）、“价值”（Price-value）、“保护主义情绪”（Protectionist Sentiment）。⑤其中“文化遗产”和“人权”在早年是最重要的两个框架，不过近年来，“鼓励贸易”“保护主义情绪”“价值”也多次被提及。
闫隽等（2009）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中国的背景之下，以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财经”和“商业”两个栏目的内容分析，描述了该杂志在经济危机中对中国问题报道的概况。作者的结论是：《经济学人》中对于中国经济形象的报道整体是正面积极的，认为中国可以承担起拯救世界经济的角色;但同时受刻板印象、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存在一些主观性较强的措辞和表达。⑥在另一篇文章中，闫隽等（2010）则通过对2007年、2008 年《华尔街日报》对于“中国制造”的报道分析得出，中国产品的西方媒介形象基本是负面的，进而分析出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国际形象也是比较负面的。总体而言，西方媒体里的“中国制造”的旧形象很不理想。① 相关研究表明，关于“中国制造”的外媒报道存在一种刻板的旧形象，但这一形象的框架在近年来逐渐发生了变化。
二、研究设计
新闻报道的体裁、框架和态度变化可以体现美国在特定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对中国制造产品的定性，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和“中国制造”新形象的变化。
本文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华尔街日报》从2001～2018年关于中国制造手机的新闻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描述存在的显性和隐性问题，并根据不同类目下的数据结果对这一时期中国制造手机报道的内容特征进行总结，结合相应的时代背景做出解释。
本研究选取的时间段为2001～2018年。把时间起点定为2001年，是因为那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拉开了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序幕。
研究以《华尔街日报》官方数据库、EBSCO数据库和中国知网作为数据的来源，
搜索了包括“Chinese mobile phone”“Chinese smart phone”“China phone”“China cellphone”“Chinese cellphone”“Chinese smartphone”“China smartphone”“Chinese mobile phone”“China mobile phone”“copycat phone”“knock off phone”“Xiaomi”“ZTE”等關键词在内的所有报道。从搜索结果中人工删除重复文章和弱相关文章，共获得合乎研究要求的 83篇文章，即为本研究的研究样本。
三、“中国制造”的新形象：数量分布、态度与框架
（一）报道数量和年度分布
根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2003年相关报道开始出现，报道数量随年份整体呈增加趋势。自2014年开始，报道数量明显增多，但2016年和2017年数量有所下降。2018年，截至8月已有18篇报道，仅这一年的报道就占报道总数的21.69%。
（二）报道态度
按照情感态度和倾向，本研究将相关报道分为三类。
（1）正面报道：倾向于肯定进口中国制造手机的价值，如强调中国制造手机的质量、科技含量较高，共46篇。
（2）负面报道：渲染中国制造手机质量差，模仿美国手机，核心技术窃取自美国等，共29篇。
（3）中立报道：即正负面内容比较平衡，在事实、态度方面没有明显倾向的报道，共8篇。
根据报道态度此消彼长的情况，可以简单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1～2009年，这一阶段报道数量较少。当时中国制造的手机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性价比高，属于一股新兴势力。出于客观真实的新闻原则，《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多为正面或中立报道。
第二阶段是2010～2013年，这一阶段报道数量缓慢增加，同时，负面报道也开始增加，成为主要声音。
第三阶段是2014～2015年，这一阶段不仅报道数量剧增，而且正面报道占主流。随着华为、小米等中国手机品牌凭借着优质低价的产品快速崛起，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华尔街日报》对这些情况大多进行了客观报道，报道多数偏正面。
第四阶段是2016～2018年，这一阶段负面报道的声音盖过了正面报道。这段时间也是中美贸易摩擦逐渐升温的时期，随着中国手机对美国品牌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美国部分力量主张采取遏制和反击行动。此时的负面报道数量增多，内容包括抨击中国手机的科技含量偏低、需要依靠美国的专利技术等。
（三）报道框架
框架分析方法可以理解为：采用集中的组织思路，通过挑选、着重、处理等方式，使用标题、导语等模块的体现形式，生产出相应的新闻报道。记者将原始事件素材转化为新闻实践，明确了此事件的公共和社会意义后，转化为新闻产品。在这个过程中，记者一方面利用职业素质将事件脱离出既定的背景，另一方面让事件与社会所赋予的内涵产生联系，创造出新的语境和意义。新闻工作者通过传播媒介组织和规范话语，促使新闻框架的产生。长此以往，大众会对不同事件形成特定的认知。这样一来，新闻框架就在无形中牵制着新闻生产。一方面框架可以使新闻作品更加具有逻辑和条理，提高生产效率，但另一方面又会不可避免地融入记者的刻板印象。
本研究将从栏目分布、报道体裁、报道角度、措辞表达四个方面来对《华尔街日报》涉及中国手机的报道进行分析，由此理解其新闻框架的建构。
1.栏目分布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科技”栏目的报道数量最多，有51篇，占报道总数的62.19%。另外，“亚洲科技”“个人科技：回顾”“消费者科技”这三个栏目分别有8篇、2篇、1篇报道。四个与科技相关的栏目报道占比达75%，可以看出，“科技”是理解《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手机制造业报道的关键性框架。
2.报道体裁
报道的体裁基本上是消息和通讯，数量分别为43篇和40篇，数量相当。消息报道多为中国手机相关的突发新闻，讲究时效性。通讯则多用翔实的叙述来表现关于中国手机的事实，比消息更加详细完整，告知读者更多新闻背景和细节。相比之下，评论仅2篇，所占比重很小，《华尔街日报》较少采取更主观的报道体裁，更多是在“事实驱动”之下发出声音和意见。
3.报道角度
此类目主要考量样本报道所选取的角度，即从何切入点和层面分析中国手机背后的信息，笔者将其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政治秩序角度，这类框架讨论中国手机与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包括中美贸易战、国家机密安全等议题;
（2）制造业经济角度，指把中国手机作为制造业的缩影进行审视，探寻其发展情况;
（3）科技创新角度，指报道探讨中国手机的科技价值和进步状况。 政治秩序角度下的报道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在2018年的数量最多，但所占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
制造业经济角度下的报道数量在2001～2015年总体呈上升趋势，2016～2017年数量有所下降，在2018年又重新上升，占比则一直在三种类型中占主流。这是因为随着中国手机制造的迅速发展，讨论度也一步步升温。
科技创新角度下的报道数量总体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低值，波动较小，除了2007年以外，占比总体也很少。这类角度的报道反映了《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手机存在“科技水平较低”的固有印象，除此以外，偶尔也会出现肯定中国手机的专利技术的报道，但数量很少。
结合之前对栏目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虽然大部分关于中国手机的报道被放置在“科技”相关栏目之中，但其框架却反映了政治和经济的议题，而非只是局限在科技本身。
4.措辞表达
本研究统计了83篇报道的词频，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有“市场（market）”“科技（technology）”“发展（develop）”“芯片（chip）”等，分别出现了491次、225次、101次、100次。
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日报》用于描述中国手机的形容词存在很大的矛盾性，存在前后不一和两极分化的情况。前期报道中经常用“便宜（cheap）”“廉价（low-price）”这类词语形容中国手机，分别出现39次、10次。后期随着中国手机品牌的崛起，逐渐开始出现“巨头（giant）”“成功的（successful）”“市场领头羊（market-leading）”这类形容词，分别出现47次、34次、12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制造”手机的媒介形象优化的过程。同时，也使用了“威胁（threat）”“监听（monitor）”“监视（surveillance）”这类词语，分别出现了43次、4次、6次。可见，《华尔街日报》对中国手机的报道情绪是矛盾的，既要考虑到其蓬勃的发展情况，又要防止其挤占本国手机市场，威胁国家安全和利益。
《华尔街日報》的深度报道通常会采用“华尔街日报体”，指从某一具体的场景或事例写起，过渡后进入新闻主体部分，叙写完毕之后又回到开头，结尾有时也会采用总结和悬念的方式。这种写法具有导语情境化、从故事切入、融入新闻背景、以故事结尾等特点，有利于引导读者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地了解新闻事实。①在本研究的样本中，这种写法时常出现。通常来说，记者会以与中国手机相关的一个场景（参与者为消费者、生产工人、企业家等）作为切入点，进行细致的描写;之后会详细讨论关于产业经济、市场前景和产业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甚至还会讨论政府、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联系。
在报道过程中，该报记者也大量使用直接引语，摆出不同采访对象的观点，尽量显示客观，但被采访者和代言人是经过精心选择的。
四、“中国制造”的新旧形象及其重塑
（一）媒介形象的呈现存在周期性波动
西方社会对中国制造的印象不是只基于某个涉及产品质量的事件而瞬间形成的，而是基于长期以来的直接或间接经验与认知汇聚。如果媒体倾向性报道大量存在，可能会传递“中国生产的所有产品都是低质量的”观点，引发对于中国制造产品的不信任和恐慌。②这是对于中国制造的负面刻板印象的重要来源。
智能手机可以看作是高附加值产品的典型代表，代表了中国制造的新一代媒介形象，它本身有优化的可能性，但也可能延续了长期以来的负面形象因素。
据上文归纳，《华尔街日报》的样本报道总体上偏向于正面，对中国制造的新形象起到了优化作用。这也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在正面报道占主流的年份，稿件多从制造业经济角度切入，肯定中国手机对促进制造业起到的作用。然而近年随着中国智能手机产品质量的提高和销量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手机的科技水平和安全问题也出现质疑，对“中国制造”的媒介形象造成了不利影响。在负面报道占主流的年份，从政治秩序角度切入的稿件明显增多，一种典型的声音就是认为中国手机涉嫌窃听国家机密，危害到了美国国家安全。
这样一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制造”的新旧形象存在一种周期性波动和交替的情况，这是媒体新闻专业主义对客观报道的要求与刻板印象、媒体立场错综复杂交织之下而形成的。
（二）“错位”与“越位”挑战媒介形象
在对样本报道进行分析时，本研究发现《华尔街日报》这一媒体存在话语错位和职能越位的情况，对“中国制造”媒介新形象的成功建立和稳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中美贸易发生摩擦，美国向来在经济关系和舆论上都力求扮演偏强势的一方。 但是在相当大一部分样本中，《华尔街日报》却以偏弱势的口吻来感染读者：从对本国手机品牌发展前途的忧虑到中国手机窃取知识产权，再到怀疑其窃听，中国被呈现为阴谋和投机的形象——这与《华尔街日报》这一西方世界主流媒体实际上的话语地位不符，可以称之为媒体话语错位。
《华尔街日报》侧重于投资、金融等财经领域，但从样本报道中的主题和角度来看，除了财经领域，其触角也伸向了政治、科技领域，频繁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交锋和科技创新方面的情况发表看法，诉诸道德情感层面的评判。这与《华尔街日报》的媒体类型、定位不符，说明其存在职能越位的情况。
（三）“中国制造”媒介形象的重塑
近十年来，国内企业逐步转型，由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经营者更加关注产品的质量，使得传统的中国企业形象慢慢改善。从样本报道中也可以看出，整体以正面为主。伴随着资源和产品创新度的提高，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逐步受到世界范围内消费者的欢迎，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比较优势明显。智能手机的发展，同时也是“中国制造”媒介形象的重塑过程。
虽然样本报道的具体对象是中国手机，但也深入探讨了中国政府、市场和生产厂家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所以说，《华尔街日报》关于中国手机的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报道。“中国制造”建构着国家形象，其媒介形象的重塑也因此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张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