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是无数革命者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紧紧依赖并证明行之有效的法宝。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亲密的战友，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从跟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终其一生无时无刻不怀为民情怀，走群众路线，替人民办事。近来，笔者偶读《宋庆龄书信选编》一书，深受书中闪烁的“为民、务实、清廉” 思想光辉所教育。
书信，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宋庆龄书信选编》收录了宋庆龄从1927年至1981年间的294封书信，记录了她与国内外政要、朋友、亲属、故旧的交往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其政治观点、人生经历、社会实践、思想情感等。其中，不少书信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深刻阐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
为民情怀：“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
出生于1893年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相差27岁，但革命让他们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了10多年。孙中山逝世后，在他的许多追随者纷纷背叛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之时，这名伟大的女性，却始终继承他“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革命遗志，投身于为广大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革命事业，至死不渝。
1927年，对中国革命而言至关重要。号称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一年背叛革命，彻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大革命宣告失败。是年12月，汪、蒋作出与苏联断交的决定，公然违背孙中山与苏俄紧密合作的临终遗愿。消息传来，正在苏联访问的宋庆龄立即推迟返国计划，作为对断交决定的道义抗议，并写信痛斥背叛革命的行径。在23日致信汪、蒋时，宋庆龄严词指出：“此举若实行，必将使中国陷入自杀性的孤立，阻碍中国的进步。对此，历史将追究你们的责任。”同日，在给蒋的信中，她庄严声明：“如果我决定回国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我将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目前的血腥的反动派”。
铿锵有力的语言，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与劳苦大众一起革命到底的立场。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宋庆龄那颗因反动分子的背叛而义愤填膺的心并不寒冷，而是因革命的历史责任感而愈加坚定。
这种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斗争到底的情怀，是伴随宋庆龄一生的革命情感基调。阅读她众多的书信，可以体味其中所包含的三个层面的内涵：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
让我们来读一读1947年8月30日她写给《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孟长泳（C.Y.W.Meng）的信。信中她这样说：“人民是理智的，他们会去寻求真理……人民必将胜利。他们将在全中国赢得自己应有的位置。他们迟早会冲破枷锁，在全中国获得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我们必须牢记，如果不给他们民主，他们有朝一日会起来把民主争取到手。”她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写者。
在次年4月9日写给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信，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信中她告诉尼赫鲁：“我们的人民，像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一样，有着不可摧毁的本质，有着一种绝不允许失败的伟大的内在力量。从长远来说，这将是拯救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为我们提供基础，使我们能奋起赢得自己的自由的东西。”字里行间充满对群众的敬仰，人民群众是她坚信的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相信群众，是宋庆龄在实际工作中依靠群众的基础和前提。1947年5月10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秘书胡卡姆夫人致信宋庆龄，邀请其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发表演讲。由于事务繁忙，她未能成行。在《致胡卡姆夫人》回信中，宋庆龄对全世界的青年谆谆善诱，号召他们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并告诉他们要紧紧依靠群众。她写道：“（青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根本。根本必须深深地埋在人民的心里。第二，必须熟悉自己的根本，你们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第三，你们必须和人民一同前进，捷径是没有的……如果你们和人民背道而驰，他们就会毁灭你们。他们是原动力……你们必须和人民完全配合起来，你们应该和成千上万的人民永远踏着同一步伐。”到人民中去、和人民一同前进，这就是宋庆龄依靠群众的方法论。
宋庆龄革命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她在1943年6月16日写给美国上校弗农的信，敞开心扉，直抒胸臆：“让普通人提高素质、走向富裕、受到教育、变得高尚，这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毫不怀疑地走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已经被打败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有权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在此，她深刻道出，“为了群众”不仅是革命事业奋斗的目标，更是成功的前提。
与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为民情怀始终贯穿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如其所言，这是不断前进的原动力。
务实作风：“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发布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
宋庆龄是个务实的革命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作为孙的助手，担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秘书工作。在革命生涯中，她先后组织发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卫中国同盟”、“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尤其是长期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儿童救济事业，很多时候均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生动诠释了务实的精神内核。
宋庆龄的务实作风从她给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没有秘书”这一事实中可见一斑。1946年9月2日，在《致斯潘塞·摩萨》信中，她告诉他：“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发布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1947年8月30日，在《致孟长泳》信中，她说：“我没有秘书，并且还要从事我的福利机构的工作。鉴于此，我没能及时答复你那些发人深省的提问”。言语之间透露的不是埋怨，而是务实风格。试想一下，作为革命领袖的遗孀、有着如此高声望的革命家，配备一个秘书，应该不是困难之事。
她长期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更将其务实作风展现无遗。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是宋庆龄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12月迁到上海改为此名，1950年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书294封书信中，提及这一机构多达50余次。1948年后，解放战争局势日渐明朗，美国援华理事会出于政治动机，决定终止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长期支持。为此，宋庆龄一方面频繁写信给有识之士，利用其名望争取支持，1949年她密集去信的就有利尔泰德、克拉克·福尔曼、阿黛尔·肯辛格、玛丽·C·赖特、詹姆斯·贝特兰等；一方面部署在美另起炉灶，自力更生，做了大量卓越而艰巨的工作，使得中国福利事业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宋庆龄当选国家副主席，国务繁忙。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最熟悉、最钟情的人民福利事业上。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革、计划、管理、人员配备、经费等方面均躬身实践、亲力亲为。1950年，仅就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组她就给周恩来去信达8次之多。可以说，中国福利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与她的务实工作息息相关。正如她在1949年10月《致中国福利基金会全体职员》信中所写那样：“让我们谨记，每一天的辛勤劳动都使我们离光明的未来更近一步”。 为了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宋庆龄还在建国初期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她在此杂志创办过程中的务实作风，令人钦佩。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令人感动。《中国建设》第一期仓促推出后，宋庆龄不甚满意。她在1951年12月17日，致信该杂志社社长金仲华，专门就杂志改进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1）我想在封面上除印明第几期外，还应标明出版日期。（2）我了解，精品图片是很难得到的，但我希望以后能作出某种安排，使《中国建设》能优先得到所有可用的图片。（3）就整个杂志而言，我觉得它不够生动。（4）有些文章相当长。”一位国家的副主席对一本杂志提出了如此细致的意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如此重视是由于杂志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自己务实的工作，全世界人民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有更全面、更美好的认识。
清廉高品：“上次在家当掉皮货的钱都用光了。”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奋斗终身，他们历经生死考验，追求崇高理想，始终清廉淡泊。宋庆龄就是具备这种高贵品质的其中一员。这可从众多书信中几处不起眼的地方得到印证。
1952年2月16日，在《致罗叔章》信中，她写道：“这次由北京送来的工薪金是比以前的数目大得多。这是不是包括我在上海住宅的杂用在内？对这点，我不明了。”对于不明的新增薪金，她很警觉。而对于自己的稿费和奖金，则向来是捐献出来，用于对国家建设有帮助的地方。比如1950年她将10万卢布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用于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
1969年10月29日，在《致张珏》一信中，她请张珏将其1965年立遗嘱留给亲属、正存在银行的款项共3000元代为取出，“现在我需款使用，请代为全部取出”。动用了立嘱的款项，可见其平时并无多少积蓄，清廉之风扑面而来。
到了暮年，宋庆龄生活之简朴更是令人感慨。1980年1月5日，87岁高龄的她写信给共同生活了53年的保姆李燕娥，信中说道：“但我没钱寄给你买火腿”、“以后就要更加节省用钱，否则月底到了，总是要借下月的钱”、“靠工资不行了！上次在家当掉皮货的钱都用光了”。难以想象，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宋庆龄，需要当皮货换钱。可见，清廉的她在个人生活上，很少伸手向国家要待遇。
读《宋庆龄书信选编》，常常掩卷感慨，为其为民务实清廉所感动。宋庆龄在其漫长而卓越的一生中，为国家和人民建树了丰功伟绩，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所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的称号。而为民、务实、清廉，为她的崇高作了最好的注脚，值得当代共产党员学习和弘扬。
书信，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宋庆龄书信选编》收录了宋庆龄从1927年至1981年间的294封书信，记录了她与国内外政要、朋友、亲属、故旧的交往情况，从侧面反映了其政治观点、人生经历、社会实践、思想情感等。其中，不少书信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深刻阐述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思想。
为民情怀：“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
出生于1893年的宋庆龄，与孙中山相差27岁，但革命让他们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了10多年。孙中山逝世后，在他的许多追随者纷纷背叛革命，走向人民对立面之时，这名伟大的女性，却始终继承他“和平、奋斗、救中国”的革命遗志，投身于为广大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革命事业，至死不渝。
1927年，对中国革命而言至关重要。号称中山先生忠实信徒的汪精卫、蒋介石在这一年背叛革命，彻底走向人民的对立面，大革命宣告失败。是年12月，汪、蒋作出与苏联断交的决定，公然违背孙中山与苏俄紧密合作的临终遗愿。消息传来，正在苏联访问的宋庆龄立即推迟返国计划，作为对断交决定的道义抗议，并写信痛斥背叛革命的行径。在23日致信汪、蒋时，宋庆龄严词指出：“此举若实行，必将使中国陷入自杀性的孤立，阻碍中国的进步。对此，历史将追究你们的责任。”同日，在给蒋的信中，她庄严声明：“如果我决定回国的话，唯一的目的就是参加工农斗争”，“我将踏着革命的足迹前进”，“我在这条道路上绝不回头”，“我将和我国亿万劳苦大众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必将战胜目前的血腥的反动派”。
铿锵有力的语言，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与劳苦大众一起革命到底的立场。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的冰天雪地里，宋庆龄那颗因反动分子的背叛而义愤填膺的心并不寒冷，而是因革命的历史责任感而愈加坚定。
这种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斗争到底的情怀，是伴随宋庆龄一生的革命情感基调。阅读她众多的书信，可以体味其中所包含的三个层面的内涵：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
让我们来读一读1947年8月30日她写给《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孟长泳（C.Y.W.Meng）的信。信中她这样说：“人民是理智的，他们会去寻求真理……人民必将胜利。他们将在全中国赢得自己应有的位置。他们迟早会冲破枷锁，在全中国获得言论、思想和行动的自由……我们必须牢记，如果不给他们民主，他们有朝一日会起来把民主争取到手。”她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改写者。
在次年4月9日写给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信，她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信中她告诉尼赫鲁：“我们的人民，像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民一样，有着不可摧毁的本质，有着一种绝不允许失败的伟大的内在力量。从长远来说，这将是拯救我们的东西。这就是为我们提供基础，使我们能奋起赢得自己的自由的东西。”字里行间充满对群众的敬仰，人民群众是她坚信的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相信群众，是宋庆龄在实际工作中依靠群众的基础和前提。1947年5月10日，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秘书胡卡姆夫人致信宋庆龄，邀请其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并发表演讲。由于事务繁忙，她未能成行。在《致胡卡姆夫人》回信中，宋庆龄对全世界的青年谆谆善诱，号召他们投身民族解放斗争，并告诉他们要紧紧依靠群众。她写道：“（青年）第一个责任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根本。根本必须深深地埋在人民的心里。第二，必须熟悉自己的根本，你们必须走到人民中间去学习。第三，你们必须和人民一同前进，捷径是没有的……如果你们和人民背道而驰，他们就会毁灭你们。他们是原动力……你们必须和人民完全配合起来，你们应该和成千上万的人民永远踏着同一步伐。”到人民中去、和人民一同前进，这就是宋庆龄依靠群众的方法论。
宋庆龄革命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群众。她在1943年6月16日写给美国上校弗农的信，敞开心扉，直抒胸臆：“让普通人提高素质、走向富裕、受到教育、变得高尚，这是我们唯一可走的道路。我们必须毅然决然、毫不怀疑地走这条道路。这是我们应当为之奋斗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已经被打败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有权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在此，她深刻道出，“为了群众”不仅是革命事业奋斗的目标，更是成功的前提。
与许许多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为民情怀始终贯穿宋庆龄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如其所言，这是不断前进的原动力。
务实作风：“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发布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
宋庆龄是个务实的革命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后，作为孙的助手，担负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秘书工作。在革命生涯中，她先后组织发动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保卫中国同盟”、“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尤其是长期致力于妇女解放和儿童救济事业，很多时候均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生动诠释了务实的精神内核。
宋庆龄的务实作风从她给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到“没有秘书”这一事实中可见一斑。1946年9月2日，在《致斯潘塞·摩萨》信中，她告诉他：“由于我没有秘书，一切发布安排都由我亲自来做”。1947年8月30日，在《致孟长泳》信中，她说：“我没有秘书，并且还要从事我的福利机构的工作。鉴于此，我没能及时答复你那些发人深省的提问”。言语之间透露的不是埋怨，而是务实风格。试想一下，作为革命领袖的遗孀、有着如此高声望的革命家，配备一个秘书，应该不是困难之事。
她长期致力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更将其务实作风展现无遗。中国福利基金会前身是宋庆龄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12月迁到上海改为此名，1950年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书294封书信中，提及这一机构多达50余次。1948年后，解放战争局势日渐明朗，美国援华理事会出于政治动机，决定终止对中国福利基金会的长期支持。为此，宋庆龄一方面频繁写信给有识之士，利用其名望争取支持，1949年她密集去信的就有利尔泰德、克拉克·福尔曼、阿黛尔·肯辛格、玛丽·C·赖特、詹姆斯·贝特兰等；一方面部署在美另起炉灶，自力更生，做了大量卓越而艰巨的工作，使得中国福利事业并不因此而受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宋庆龄当选国家副主席，国务繁忙。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最熟悉、最钟情的人民福利事业上。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革、计划、管理、人员配备、经费等方面均躬身实践、亲力亲为。1950年，仅就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改组她就给周恩来去信达8次之多。可以说，中国福利事业的继承与发展，与她的务实工作息息相关。正如她在1949年10月《致中国福利基金会全体职员》信中所写那样：“让我们谨记，每一天的辛勤劳动都使我们离光明的未来更近一步”。 为了把中国人民的真实情况传达给世界人民，宋庆龄还在建国初期亲自主持创办了《中国建设》英文版本杂志。她在此杂志创办过程中的务实作风，令人钦佩。其中有一个细节特别令人感动。《中国建设》第一期仓促推出后，宋庆龄不甚满意。她在1951年12月17日，致信该杂志社社长金仲华，专门就杂志改进提出了具体改进意见：“（1）我想在封面上除印明第几期外，还应标明出版日期。（2）我了解，精品图片是很难得到的，但我希望以后能作出某种安排，使《中国建设》能优先得到所有可用的图片。（3）就整个杂志而言，我觉得它不够生动。（4）有些文章相当长。”一位国家的副主席对一本杂志提出了如此细致的意见！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如此重视是由于杂志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自己务实的工作，全世界人民对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有更全面、更美好的认识。
清廉高品：“上次在家当掉皮货的钱都用光了。”
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为人民奋斗终身，他们历经生死考验，追求崇高理想，始终清廉淡泊。宋庆龄就是具备这种高贵品质的其中一员。这可从众多书信中几处不起眼的地方得到印证。
1952年2月16日，在《致罗叔章》信中，她写道：“这次由北京送来的工薪金是比以前的数目大得多。这是不是包括我在上海住宅的杂用在内？对这点，我不明了。”对于不明的新增薪金，她很警觉。而对于自己的稿费和奖金，则向来是捐献出来，用于对国家建设有帮助的地方。比如1950年她将10万卢布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奖金全部捐献用于妇女儿童的福利事业。
1969年10月29日，在《致张珏》一信中，她请张珏将其1965年立遗嘱留给亲属、正存在银行的款项共3000元代为取出，“现在我需款使用，请代为全部取出”。动用了立嘱的款项，可见其平时并无多少积蓄，清廉之风扑面而来。
到了暮年，宋庆龄生活之简朴更是令人感慨。1980年1月5日，87岁高龄的她写信给共同生活了53年的保姆李燕娥，信中说道：“但我没钱寄给你买火腿”、“以后就要更加节省用钱，否则月底到了，总是要借下月的钱”、“靠工资不行了！上次在家当掉皮货的钱都用光了”。难以想象，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宋庆龄，需要当皮货换钱。可见，清廉的她在个人生活上，很少伸手向国家要待遇。
读《宋庆龄书信选编》，常常掩卷感慨，为其为民务实清廉所感动。宋庆龄在其漫长而卓越的一生中，为国家和人民建树了丰功伟绩，无愧于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国务院为她立碑铭文所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的称号。而为民、务实、清廉，为她的崇高作了最好的注脚，值得当代共产党员学习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