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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5日，位于北京西城前毛家湾胡同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铺设供暖管道时，发现一大型瓷器坑。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立即组织考古人员赶赴现场，展开抢救性发掘工作。至8月3日，发掘工作全部结束，获得大量古瓷器残片。
出土的大量瓷器（片）以明代早中期景德镇青花瓷为大宗，绝大部分是民窑产品，普遍带有使用痕迹
这个大型瓷器坑系人工挖掘而成，口大底小，整体呈斗状。坑口距地表1.4米，长7.8米，宽5.2米，略呈不规则长方形。底部长7米、宽4.5米，由西北向东南呈台阶状倾斜，最深的东南角距离地表4.4米。瓷片平均堆积厚度为2米。经过仔细观察，其堆积较为杂乱，垂直方向及水平方向上不同位置的堆积没有明显的年代早晚关系。从发掘情况来看，瓷器坑原址应当是一片低洼地，当时的人们长期在此倾倒垃圾。
此次出土的大量瓷器（片），按时代可分为宋代、元代和明代瓷器（片），以明代早中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片）为大宗。绝大部分是民窑产品，仅有个别出自官窑。普遍带有摩擦、磕碰、锔补等使用痕迹。
宋代瓷器（片）极少，为钧窑系、定窑系产品。
元代瓷器（片）的窑口有景德镇窑系、龙泉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枢府窑等。品种有白瓷、青瓷、黑瓷、龙泉釉、白地釉下黑彩、白地釉下酱彩、白地釉下黑彩划花、枢府釉等，还有极少量的青花。器型有各类碗、盘、杯、炉、碟、罐、壶、瓶、洗、筒以及少量瓷塑，并发现有较为罕见的白瓦。主体纹饰有花草、人物、动物等题材，辅助纹饰有变体连瓣纹、卷草纹、云纹、蕉叶纹等，部分龙泉窑瓷器（片）上压印有文字。
明代瓷器（片）绝大部分属于明代早中期景德镇民窑烧造的青花产品，官窑的很少。窑口有景德镇窑系、龙泉窑系、磁州窑系、玉溪窑等。品种繁多，有青花、白瓷、青瓷、黑瓷、龙泉釉、仿龙泉釉、蓝地白花、霁蓝、酱釉、红绿彩、素三彩、外龙泉里青花、外霁蓝里青花、外酱釉里青花、珐华、琉璃、仿哥釉、青花斗彩等。
装饰题材有花卉图案，如牡丹、莲、菊、松、梅、灵芝、荔枝、茶花、莱菔、芭蕉、葡萄、竹、石榴、百合等。鸟兽图案有龙、凤、狮、虎、鹤、鹿、鱼、孔雀、麒麟、海马、鸳鸯、松鼠、蝙蝠、螃蟹等。人物图案有婴戏图、高士图、仕女图、仙人乘槎、麻姑献寿、携琴访友等。山水图案有庭院景色、山川流水、树石栏杆等。文字图案有梵文、汉文吉祥语等。几何图形有结带宝杵、月华锦、团花等。
器型有各类碗、盘、杯、炉、碟、罐、器盖、壶、瓶、盆、洗、花浇、筒、盂、钵、缸等。以形式多样的碗、盘、杯为大宗。以碗、盘、炉为例，碗有墩式碗、撇口碗、卧足碗、高足碗、馒头心碗、诸葛碗等不同的类别。盘分浅弧腹盘、折沿盘、折腹盘、花口盘等。炉可分为三足炉、钵式炉、筒式炉。胎质多较为细白，有少量的刻画、模压、贴花、堆塑等装饰手法。部分瓷器（片）有缺陷，如胎质较粗、施釉不均、釉色不正、色料呈色不稳定、制作随意、火候欠佳等。
不少瓷器（片）上或写或刻有款识。年号款有“大明宣德年造”、“宣德年造”、“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弘治年制”等，其中有部分仿款。干支纪年款有“丙子年造”、“壬申年造”、“甲寅年造”等。陶人款有“陈守贵造”、“陈守振造”、“程文自造”、“吴文自造”等。吉语款有“福”、“寿”、“太平”、“天下太平”等。这些款识多为行书，书写较为随意。款识中还有银锭、方胜、犀角一类的图记款，也存在少量的较为特殊的花押款。
明代早中期瓷器（片）数量可观，时代延续性好，有望为其建立起分期体系
从瓷器（片）的堆积情况、年代、窑口、特征判断，该瓷器坑是在较短时间内经二次堆积形成的。瓷器（片）普遍带有使用痕迹，绝大部分属于民窑产品，亦有少量官窑器。此种情况表明，这坑瓷器（片）的来源很广、很复杂。
据史书记载，前毛家湾位于明皇城西北角的西侧，其北面是迭经废置的太平仓。西面紧挨人口密集的鸣玉坊，漕河在其西侧不远，附近建有漕运码头。皇城西北角建有西什库、赃罚库等皇家仓库。据此种种推测，瓷器坑的形成原因，可能与当时其附近的仓库、府衙、居民点及漕运活动等有一定的关系。
这批瓷器（片）数量巨大，窑口众多，器型丰富，釉彩品种繁多，纹饰题材异常丰富，基本汇集了元、明两代主要窑口的瓷器品种，涵盖了日用瓷、陈设瓷、建筑用瓷等范畴，有些图案纹饰、款识还是首次发现，并且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层位，为研究元、明瓷器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瓷器坑出土的明代早中期瓷器（片），从明初期历永宣时期、“空白期”，一直到明代中期，各期瓷器（片）的数量都相当可观，时代延续性好。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这批瓷器进行详细的排比，有望建立起明代早中期民窑瓷器（包括青花、白瓷、龙泉釉、霁蓝、酱釉、红绿彩、素三彩等品种）的类型学分期体系，从而为出土和传世的明代早中期民窑瓷器提供一个可靠的分期标尺。
瓷器的生产与销售，是元、明两代重要的经济活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通过对这坑瓷器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的瓷器生产工艺、窑业技术交流、瓷器的销售与流通、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等社会状况，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目前在古瓷器领域，民窑瓷器相比官窑瓷器，研究稍显薄弱。这批瓷器的发现，对加强明代民窑瓷器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出土的大量瓷器（片）以明代早中期景德镇青花瓷为大宗，绝大部分是民窑产品，普遍带有使用痕迹
这个大型瓷器坑系人工挖掘而成，口大底小，整体呈斗状。坑口距地表1.4米，长7.8米，宽5.2米，略呈不规则长方形。底部长7米、宽4.5米，由西北向东南呈台阶状倾斜，最深的东南角距离地表4.4米。瓷片平均堆积厚度为2米。经过仔细观察，其堆积较为杂乱，垂直方向及水平方向上不同位置的堆积没有明显的年代早晚关系。从发掘情况来看，瓷器坑原址应当是一片低洼地，当时的人们长期在此倾倒垃圾。
此次出土的大量瓷器（片），按时代可分为宋代、元代和明代瓷器（片），以明代早中期景德镇青花瓷器（片）为大宗。绝大部分是民窑产品，仅有个别出自官窑。普遍带有摩擦、磕碰、锔补等使用痕迹。
宋代瓷器（片）极少，为钧窑系、定窑系产品。
元代瓷器（片）的窑口有景德镇窑系、龙泉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枢府窑等。品种有白瓷、青瓷、黑瓷、龙泉釉、白地釉下黑彩、白地釉下酱彩、白地釉下黑彩划花、枢府釉等，还有极少量的青花。器型有各类碗、盘、杯、炉、碟、罐、壶、瓶、洗、筒以及少量瓷塑，并发现有较为罕见的白瓦。主体纹饰有花草、人物、动物等题材，辅助纹饰有变体连瓣纹、卷草纹、云纹、蕉叶纹等，部分龙泉窑瓷器（片）上压印有文字。
明代瓷器（片）绝大部分属于明代早中期景德镇民窑烧造的青花产品，官窑的很少。窑口有景德镇窑系、龙泉窑系、磁州窑系、玉溪窑等。品种繁多，有青花、白瓷、青瓷、黑瓷、龙泉釉、仿龙泉釉、蓝地白花、霁蓝、酱釉、红绿彩、素三彩、外龙泉里青花、外霁蓝里青花、外酱釉里青花、珐华、琉璃、仿哥釉、青花斗彩等。
装饰题材有花卉图案，如牡丹、莲、菊、松、梅、灵芝、荔枝、茶花、莱菔、芭蕉、葡萄、竹、石榴、百合等。鸟兽图案有龙、凤、狮、虎、鹤、鹿、鱼、孔雀、麒麟、海马、鸳鸯、松鼠、蝙蝠、螃蟹等。人物图案有婴戏图、高士图、仕女图、仙人乘槎、麻姑献寿、携琴访友等。山水图案有庭院景色、山川流水、树石栏杆等。文字图案有梵文、汉文吉祥语等。几何图形有结带宝杵、月华锦、团花等。
器型有各类碗、盘、杯、炉、碟、罐、器盖、壶、瓶、盆、洗、花浇、筒、盂、钵、缸等。以形式多样的碗、盘、杯为大宗。以碗、盘、炉为例，碗有墩式碗、撇口碗、卧足碗、高足碗、馒头心碗、诸葛碗等不同的类别。盘分浅弧腹盘、折沿盘、折腹盘、花口盘等。炉可分为三足炉、钵式炉、筒式炉。胎质多较为细白，有少量的刻画、模压、贴花、堆塑等装饰手法。部分瓷器（片）有缺陷，如胎质较粗、施釉不均、釉色不正、色料呈色不稳定、制作随意、火候欠佳等。
不少瓷器（片）上或写或刻有款识。年号款有“大明宣德年造”、“宣德年造”、“大明成化年造”、“大明弘治年制”等，其中有部分仿款。干支纪年款有“丙子年造”、“壬申年造”、“甲寅年造”等。陶人款有“陈守贵造”、“陈守振造”、“程文自造”、“吴文自造”等。吉语款有“福”、“寿”、“太平”、“天下太平”等。这些款识多为行书，书写较为随意。款识中还有银锭、方胜、犀角一类的图记款，也存在少量的较为特殊的花押款。
明代早中期瓷器（片）数量可观，时代延续性好，有望为其建立起分期体系
从瓷器（片）的堆积情况、年代、窑口、特征判断，该瓷器坑是在较短时间内经二次堆积形成的。瓷器（片）普遍带有使用痕迹，绝大部分属于民窑产品，亦有少量官窑器。此种情况表明，这坑瓷器（片）的来源很广、很复杂。
据史书记载，前毛家湾位于明皇城西北角的西侧，其北面是迭经废置的太平仓。西面紧挨人口密集的鸣玉坊，漕河在其西侧不远，附近建有漕运码头。皇城西北角建有西什库、赃罚库等皇家仓库。据此种种推测，瓷器坑的形成原因，可能与当时其附近的仓库、府衙、居民点及漕运活动等有一定的关系。
这批瓷器（片）数量巨大，窑口众多，器型丰富，釉彩品种繁多，纹饰题材异常丰富，基本汇集了元、明两代主要窑口的瓷器品种，涵盖了日用瓷、陈设瓷、建筑用瓷等范畴，有些图案纹饰、款识还是首次发现，并且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层位，为研究元、明瓷器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材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瓷器坑出土的明代早中期瓷器（片），从明初期历永宣时期、“空白期”，一直到明代中期，各期瓷器（片）的数量都相当可观，时代延续性好。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对这批瓷器进行详细的排比，有望建立起明代早中期民窑瓷器（包括青花、白瓷、龙泉釉、霁蓝、酱釉、红绿彩、素三彩等品种）的类型学分期体系，从而为出土和传世的明代早中期民窑瓷器提供一个可靠的分期标尺。
瓷器的生产与销售，是元、明两代重要的经济活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通过对这坑瓷器的研究，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的瓷器生产工艺、窑业技术交流、瓷器的销售与流通、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等社会状况，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目前在古瓷器领域，民窑瓷器相比官窑瓷器，研究稍显薄弱。这批瓷器的发现，对加强明代民窑瓷器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