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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汎森先生以“历史”与“政治”冠于傅斯年的一生，将傅斯年矛盾纠结的生活状态深刻地表现在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学术与政治中。终于难逃历史与政治的牵绊，但同时王汎森感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坚守了自己的阵地：自由、真理。
【关键字】：傅斯年;历史;政治;理想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先对作者进行了一番了解，发现作者的才气、名气都很大，有“小余英时”之称，下意识地觉得应该跟罗志田老师一样，继承余师衣钵，著作应深刻难读吧！岂料读罢才觉得，这是近几年我所读过的以人物为叙述重点的著作中最有深度且可读性很高的一本书，尤其是最后一章“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对傅斯年的一生进行了回顾，深入分析傅斯年之所以成为作者笔下傅斯年的原因，见解独到，发人深省。在“历史”与“政治”中徘徊的傅斯年，肩负着民族存亡，国家富强的重任，可争强好胜的性子又不甘心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上古史，落后于他人，“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当然这只是傅斯年的一种自谦之辞，他的《夷夏东西说》至今仍启发着后进学人。
“他所爱的他无法坚守，而他能够坚守的他却不爱”作者用一句话概括出了傅斯年纠结矛盾的一生。傅斯年出生于中国最保守的地区—山东，并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他被期望成为传统学术的薪火传人。但令人惊讶的是1918年他很快被争取到新文化群体一边，并创办比《新青年》更激进的《新潮》杂志。随后成为五四游行示威中的领袖人物。在北大创办《新潮》杂志时期，他攻击传统中国文化，以“四海无家，六亲不认”作为自己厌恶传统家庭的宣战口号。痛陈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主张通过创造有机体“社会”代替无组织的“群众”，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的解决。在这些激进的改革深处是傅斯年对他所熟悉的传统文化的亲切。在作者看来“虽然傅斯年强烈诋毁中国传统，但他的内心世界从来都不是如此泾渭分明的”，整个自我只是装着旧酒的新瓶子。因此“一团矛盾”就常常不由自主地从其笔端涌出。在“历史”与“政治”之间，矛盾尤甚。傅斯年留学欧洲时主修自然科学，期望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一种确切的解释。他非常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主张“我们不是读书的人”，而应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同时极力呼吁史学同道德和政治相分离，禁止通过编写历史或制造任何历史哲学来回答当下的政治问题，反对通史，主张进行专题式的写作，并且认为文化革命先于政治革命。因此，聚集在傅斯年周围的一批知识分子达成共识“二十年不谈政治”，“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是让年轻学者用二三十年做深刻学问”，“做学问不问实际应用”。但这一原则很快面临着政治需求的挑战。九一八事变以后，傅斯年向当时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疑问。为了证明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傅写就了一本简短的《东北史纲》，然而书中的错误招致了保守派们的攻击。实际上傅斯年对这一写作计划准备不足是有着清醒的意识的，但这一次，民族情感压倒了学术规范，在历史客观性与急切的政治需要之间，傅斯年选择了后者。然而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傅又从理想的政治出发对现实政治不时抨击，讨伐孔祥熙，炮轰宋子文，从体制外的立场上鞭挞国民党政府的弊病而求政治之改进。但国民党党派专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讨论和批评的禁区，在这样的情势下，傅只能攻击政治人物而不触及政治框架，他再次陷入传统思想与现代政治之间的矛盾困境当中。
傅斯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长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以自己在西方所受的训练重新审视过去对传统的理解，提出他最重要的学术主张“夷夏东西说”，修复被顾颉刚拆散的古代史的旧画面。疑古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当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时，远在欧洲留学的傅斯年对罗家伦、姚从吾评论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对顾颉刚的“疑古说”深表赞同。但后来却从“疑古”转向重建古史，有意识地拆解顾的激进学说，将中国古代的碎片，搜集整理，重新建构，并启发了同时代人的思想，傅同时集破坏者和建设者于一身。
傅早年生活于儒家思想最为浓厚的地区，对中国内省的道德哲学有很深的体会。这就为其从中窥探中国落后的特性提供了条件，傅对中国道德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性术语的语源学意义溯源，从而得出“正统儒学没有善恶之分”，为反“内省的道德哲学”提供论据。去台湾以后，仍继续这种方法与风格，影响了台湾史学发展的走向，但也不断地成为挑战批评的箭靶，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批评傅斯年与其创办的史语所有意忽略了中国传统学问之内省的道德价值。结果是，1919年至1949年知识分子与政治史之间千丝万缕的重要内容，却因而晦暗模糊了。在面对民族主义与现实政治时，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作为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傅却成为压制昆明学生运动的主角。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将所有在“伪北大”时期积极服务的教员驱逐出去，但很难找到足够的教师来填补这一空缺。他的顽固使他处于相当孤立的地位，然而民族主义支撑着他一往无前。
然而在晚年，傅斯年逐渐回归到孟子的道德哲学，使其早年在传统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紧张变得和谐。重新权衡自由与平等，最终更彻底地坚持自由主义。就像当初从传统主义一下子转向新文化群体一边一样，傅的思想在晚年变得又是如此迅速，然而来不及系统表述，这些思想便同他一起被埋葬了。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学者，傅斯年终于难逃历史与政治的牵绊，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坚守了自己的阵地：自由、真理。
在本书序言部分，王汎森先生希望此书的写作能朝着问题取向的方式努力，但同时是可读的。现在来看，这些期望基本上实现。在本书中作者将傅斯年置于其时代环境之中，在学术与思想的网络中寻找他所在的那个节点。这是一项“为傅斯年定位”的工作，描绘出了围绕在傅斯年周边的思想脉络、学术源流与社会脉动，并揭示这些背景性因素对傅的学术取向、政治旨趣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探讨了这些因素的彼此匹配与冲突，以及这些匹配与冲突关系在傅斯年身上的反应。作者的研究在“同情”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展示了这样一位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学者的纠结与矛盾之处，描写细腻、深刻，发人深省，使人身临其境。掩卷之余，意犹未尽。
【关键字】：傅斯年;历史;政治;理想
刚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先对作者进行了一番了解，发现作者的才气、名气都很大，有“小余英时”之称，下意识地觉得应该跟罗志田老师一样，继承余师衣钵，著作应深刻难读吧！岂料读罢才觉得，这是近几年我所读过的以人物为叙述重点的著作中最有深度且可读性很高的一本书，尤其是最后一章“一个五四青年的失败”对傅斯年的一生进行了回顾，深入分析傅斯年之所以成为作者笔下傅斯年的原因，见解独到，发人深省。在“历史”与“政治”中徘徊的傅斯年，肩负着民族存亡，国家富强的重任，可争强好胜的性子又不甘心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上古史，落后于他人，“我本以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来之故，而思遁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当然这只是傅斯年的一种自谦之辞，他的《夷夏东西说》至今仍启发着后进学人。
“他所爱的他无法坚守，而他能够坚守的他却不爱”作者用一句话概括出了傅斯年纠结矛盾的一生。傅斯年出生于中国最保守的地区—山东，并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他被期望成为传统学术的薪火传人。但令人惊讶的是1918年他很快被争取到新文化群体一边，并创办比《新青年》更激进的《新潮》杂志。随后成为五四游行示威中的领袖人物。在北大创办《新潮》杂志时期，他攻击传统中国文化，以“四海无家，六亲不认”作为自己厌恶传统家庭的宣战口号。痛陈中国传统专制制度，主张通过创造有机体“社会”代替无组织的“群众”，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的解决。在这些激进的改革深处是傅斯年对他所熟悉的传统文化的亲切。在作者看来“虽然傅斯年强烈诋毁中国传统，但他的内心世界从来都不是如此泾渭分明的”，整个自我只是装着旧酒的新瓶子。因此“一团矛盾”就常常不由自主地从其笔端涌出。在“历史”与“政治”之间，矛盾尤甚。傅斯年留学欧洲时主修自然科学，期望对中国的未来做出一种确切的解释。他非常强调原始资料的重要性，主张“我们不是读书的人”，而应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同时极力呼吁史学同道德和政治相分离，禁止通过编写历史或制造任何历史哲学来回答当下的政治问题，反对通史，主张进行专题式的写作，并且认为文化革命先于政治革命。因此，聚集在傅斯年周围的一批知识分子达成共识“二十年不谈政治”，“拯救国家的唯一办法是让年轻学者用二三十年做深刻学问”，“做学问不问实际应用”。但这一原则很快面临着政治需求的挑战。九一八事变以后，傅斯年向当时的知识分子发出了“书生何以报国”的疑问。为了证明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傅写就了一本简短的《东北史纲》，然而书中的错误招致了保守派们的攻击。实际上傅斯年对这一写作计划准备不足是有着清醒的意识的，但这一次，民族情感压倒了学术规范，在历史客观性与急切的政治需要之间，傅斯年选择了后者。然而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傅又从理想的政治出发对现实政治不时抨击，讨伐孔祥熙，炮轰宋子文，从体制外的立场上鞭挞国民党政府的弊病而求政治之改进。但国民党党派专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是讨论和批评的禁区，在这样的情势下，傅只能攻击政治人物而不触及政治框架，他再次陷入传统思想与现代政治之间的矛盾困境当中。
傅斯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长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他以自己在西方所受的训练重新审视过去对传统的理解，提出他最重要的学术主张“夷夏东西说”，修复被顾颉刚拆散的古代史的旧画面。疑古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当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时，远在欧洲留学的傅斯年对罗家伦、姚从吾评论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恰被他把这个宝贝弄到手;你们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我以不弄史学而幸免此危，究不失为‘光武之故人也’。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这事原是在别人而不在我的颉刚的话，我或者不免生点嫉妒的意思，吹毛求疵，硬去找争执的地方;但早晚也是非拜倒不可的”，对顾颉刚的“疑古说”深表赞同。但后来却从“疑古”转向重建古史，有意识地拆解顾的激进学说，将中国古代的碎片，搜集整理，重新建构，并启发了同时代人的思想，傅同时集破坏者和建设者于一身。
傅早年生活于儒家思想最为浓厚的地区，对中国内省的道德哲学有很深的体会。这就为其从中窥探中国落后的特性提供了条件，傅对中国道德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性术语的语源学意义溯源，从而得出“正统儒学没有善恶之分”，为反“内省的道德哲学”提供论据。去台湾以后，仍继续这种方法与风格，影响了台湾史学发展的走向，但也不断地成为挑战批评的箭靶，如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批评傅斯年与其创办的史语所有意忽略了中国传统学问之内省的道德价值。结果是，1919年至1949年知识分子与政治史之间千丝万缕的重要内容，却因而晦暗模糊了。在面对民族主义与现实政治时，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冲突。作为五四时期的学生领袖，傅却成为压制昆明学生运动的主角。在代理北大校长期间将所有在“伪北大”时期积极服务的教员驱逐出去，但很难找到足够的教师来填补这一空缺。他的顽固使他处于相当孤立的地位，然而民族主义支撑着他一往无前。
然而在晚年，傅斯年逐渐回归到孟子的道德哲学，使其早年在传统和现代价值观念之间的紧张变得和谐。重新权衡自由与平等，最终更彻底地坚持自由主义。就像当初从传统主义一下子转向新文化群体一边一样，傅的思想在晚年变得又是如此迅速，然而来不及系统表述，这些思想便同他一起被埋葬了。作为一个中国近代学者，傅斯年终于难逃历史与政治的牵绊，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坚守了自己的阵地：自由、真理。
在本书序言部分，王汎森先生希望此书的写作能朝着问题取向的方式努力，但同时是可读的。现在来看，这些期望基本上实现。在本书中作者将傅斯年置于其时代环境之中，在学术与思想的网络中寻找他所在的那个节点。这是一项“为傅斯年定位”的工作，描绘出了围绕在傅斯年周边的思想脉络、学术源流与社会脉动，并揭示这些背景性因素对傅的学术取向、政治旨趣与文化观念的影响，同时探讨了这些因素的彼此匹配与冲突，以及这些匹配与冲突关系在傅斯年身上的反应。作者的研究在“同情”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展示了这样一位处于新旧交替之中的学者的纠结与矛盾之处，描写细腻、深刻，发人深省，使人身临其境。掩卷之余，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