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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藏语系是有数百种有亲缘关系语言的总称，它的研究发端于十八世纪末，经过许多代境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许多重大分歧，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分布的故乡，理应对汉藏语系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本文简要回顾了汉藏语系研究的历史经过，介绍了中国学者目前开展的一些工作，期望在本世纪为推动汉藏语系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关键词：汉藏语系；假设；历史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H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116—723X(2009)03—0110—06
一、汉藏语系研究的历史沿革
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发凡于十八世纪，当时首先提出的是“印欧语假设”。英国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发现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古代英语等在形态和动词词根方面有明显的一致性，他假设这些语言来源于同一个母语，经过长期的分化以后，形成不同的语言。其后丹麦的语言学家拉斯克(Rosmus Rask)在研究北欧日耳曼诸语言时，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之间有明显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到1822年，德国的格里姆(Jacob Grimm)发现日耳曼语辅音大转移的规则，被语言学界称为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他在语言比较中发现的9条规律后，又发现这些规律主要有3组例外现象。格里姆之后的一些语言学家对这些例外现象进行了攻关，其中较有名的是罗德纳(C.lottner)、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和维尔纳(Karl Vetoer)，他们对一些例外现象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的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巨大的兴趣，并且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历史比较法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汉藏语系概念的提出要晚于印欧语系，大概是十九世纪初。汉藏语系的语言虽然主要分布在中国，或者说是由中国这块土地上迁移并扩展出去的，但它从提出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跨国界的学科。开始人们对这个语系的概念并不清晰，有人叫它印度支那语系，有人叫它东南亚语系等等。研究领域也仅仅是一些汉藏语系语言关系的个别问题的讨论，包括东亚地区的一些语言。到十九世纪末较明确提出汉藏语系概念的是孔好古(August Conrady)，他首先提出了汉藏语系中包括汉语、藏缅语和台语的思想。二十世纪初，印度陆续出版了格里森和科诺合作的巨著11卷本共21册的《印度语言调查》。书中把汉藏语系(书中称藏汉语系Tibeto-Chinese Family)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汉台语族，另一块是藏缅语族。在这本书里，克伦(Karen)诸语言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与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并立。
差不多与《印度语言调查》发表的同时，英国人类学家戴维斯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云南：印度和扬子江之间的纽带》。书中讨论了汉语和掸语、藏缅语、孟高绵语等的分类问题，并将苗瑶语归入孟高绵语族，列入汉藏语系之下。
应该说，上述研究成果对后来者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汉藏语系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相当一批国内外的学者如法国学者马伯乐(Maspero)、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Benedict)、中国学者赵元任、李方桂以及沃尔芬登(Smart N.Wolfenden)、西门华德(Simon Walter)、谢飞(Robert Sharer)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藏语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
此后，国内外语言学界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由于汉藏语系语言文献大大少于印欧语系，他所包括的语言有的至今仍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直至今天，汉藏语系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团。这主要表现在，汉藏语系究竟包括哪些语族，学术界仍然意见不一致。一般学术界比较肯定汉语和藏缅语族的语言有同源关系，但汉语和藏缅语与南岛语族的语言、苗瑶语族的语言、侗台语族的语言、南亚语系孟高绵语族的语言等是否有同源关系，则学术界分歧很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三种比较大的分歧意见：第一，以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侗台语族，这种观点得到了中国国内大多数语言学家的赞同。第二，美国学者白保罗于七十年代提出，汉藏语系仅仅包括汉语和藏缅语族，他把苗瑶语族、侗台语族和南岛语族共同组成南岛语系，认为这个语系与汉藏语系仅仅有接触关系，而没有同源关系。第三。法国学者沙加尔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汉语和南岛语族有同源关系，中国天津南开大学的邢公畹支持这个观点，潘悟云、郑张尚芳等进一步提出，汉语、藏缅语、南岛语、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等都有同源关系，应该成立包括上述6个语言集团在内的华澳语系。现将三种主要观点列表比较如下。
除了上述4种观点以外，还有人认为，现在的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有亲缘关系，也有人认为汉藏语系与北高加索的语言有亲缘关系。由于这些观点缺乏有力的论证，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响应，故暂时可以不予理会。
产生上述分歧观点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从客观上讲，上述6个语言集团之间有的存在着神似，如汉语和藏缅语族语言的关系；有的存在着形似，如汉语和侗台语、苗瑶语之间的关系即属于这类情况；有的存在着某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南岛语和侗台语、苗瑶语和南亚语、南岛语和汉语等等。这些语族内部的一致性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但语言集团(语族)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分化的年代十分久远，学者们估计约在6000—8000年之间，具体时间难以加以测算和确定，构拟他们的原始面貌更是难上加难。从主观上讲，6个语言集团共包括了数百种(一说近千种)结构类型极不相同的语言，约全球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人口使用，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学术背景不同，各自掌握的第二手语言资料面和深度不同，再加上研究的基础和方法不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应该是非常自然的。
包括印欧语系在内，对它们的研究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取得突破的。汉藏语系假设的论证难度尽管大大超过印欧语系，但相信在已经到来的二十一世纪里，中国语言学家一定能够象印欧语系一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因为在二十世纪里，特别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汉藏语系的语言研究，无论在资料积累和现实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还是在专题研究或方法论的创新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已经形成一支训练有素并热心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专业队伍。
二、中国学者对汉藏语系研究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汉藏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周边西起巴基斯坦、尼泊尔，经过不丹、印度，往东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孟加拉直至东面的越南等十多个国家也有分布，但使用人口、语言和方言的复 杂眭、尤其是汉语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方言都分布在中国境内，中国学者理应对汉藏语系研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语系研究得到了前辈语言学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巨大关怀。1979年，第12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大会在巴黎召开，中国大陆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其中有王力、朱德熙、傅懋勣、马学良、李荣、王还、王辅世、胡坦等一批著名语言学家。其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负责人的王光美同志，积极与外交部联系，计划在中国境内开一次国际汉藏语会议。
首次在中国境内召开国际汉藏语会议是1982年的第15届，由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担任会议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德熙任会议秘书长。这是自1968年10月首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在美国耶鲁大学举行以来，出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汉藏语盛会，境外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96人，除了少数知名专家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够出席外，国际汉藏语界的知名学者几乎都出席了此次会议，国内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突破120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与会专家学者，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宴请境内外的专家学者。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国际汉藏语研究界的一次大聚会，是对中国汉藏语系的研究队伍、水平、理论、方法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境内外学者的一次大交流。
三、做好打基础工作
汉藏语系主要涉及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南岛语、南亚语等6个语言集团。包括数百种类型各异、千姿百态的语言，仅在中国境内就要百种以上。虽然经过各国语言学家的努力，目前已经陆陆续续、深浅不同地掌握了这些语言的特点，但是它们各自的演变脉络还不清楚，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语言群体之间的共性和特性还很不清楚，各语言之间、各语言群体之间的远近关系也很不清楚，至于整个语系的特点和演变脉络更是难以把握。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分布的故乡，首先把自己家里的家底搞明白，弄清楚，是开展汉藏语系研究最起码的条件。
如果把汉藏语系研究比作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的话，那么，打基础的工作就好比准备粮草。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整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收集的资料，对每一个少数民族语言结构特点进行描述，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从1980年起至1987年，共出版了57种，包括59种少数民族语言。每种语言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结构和语法系统，附有1000多个常用词。其后，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又组织人力，对五十年代大调查未涉及或涉及不深人的语言，以中国新发现语言深入调查研究的名义，逐个进行了补充调查，编辑出版《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目前，已经对5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出版了近40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性专著。这套丛书比语言简志要深入一些，篇幅也大一些，附录的词表一般都在2000以上，而且增加了长篇语料。新发现语言虽然使用人口不多，有的已经处在濒危状态，它们大多数分布在极其偏僻的山区、海岛或边境，有的语言跨境分布。这些学术价值很高，有的保留了很古老的语言面貌，对语言历史演变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有的补充了一些缺失的语言信息，丰富了语言学宝库；有的在语言谱系分类上起桥梁或链接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整理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已经出版13卷)，《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已经出版20种)，这些新语言、新资料的刊布，大大丰富了中国语言学的宝库，得到国内外汉藏语研究界的好评。美国《语言》杂志、夏威夷大学《中国国际评论》、加州大学《藏缅区域语言学》、法国《东亚语言研究》都发表书讯、评论或长篇书评，累计近200页。
1986年，为了摸清各语族内部的同源关系，我们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获得批准，开展各语族范围内部的历史比较研究，经过集体努力，一批成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完成，并陆续出版。其中有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王辅世、毛宗武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周植志、颜其香的《中国孟高棉语族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藏缅语族由于情况特别复杂，没有完成专著出版，但也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如孙宏开的《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中国语言学报》1983，1)、《藏缅语复辅音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方式》(《中国语文》1985，6)等，他还在《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一书的导论部分，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了藏缅语单辅音的分化，复辅音的历史演变，复元音、长短元音、松紧元音、鼻化元音、卷舌元音等的来源，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声调产生的机制和分化的条件，弱化音节的来源和特点等。他还对语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发表的论文有《我国部分藏缅语中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1)、《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中国语言学报》1989，2)、《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研究》(《民族语文》1995:2)、《试论藏缅语中的反身代词》(《民族语文》1993，6)、《我国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83，2)、《再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94，4)、《藏缅语动词的互动范畴》(《民族语文》1984，4)《羌语动词的趋向范畴》(《民族语文》1981，1)、《论藏缅语动词的命令式》(《民族语文》1997，6)、《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98，6)《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5、6)《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民族语文》1996，2)等10多篇。此外还有黄布凡的《藏缅语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1991，2)、《藏缅语动词的趋向范畴》、《藏缅语“指代一名”偏正结构语序》(《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等、戴庆厦的《藏缅语个体量词研究》(《藏缅语新探》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李永燧的《汉语藏缅语人称代词探源》(《中国语言学报》1984，2)、《藏缅语名词的数量形式》(《民族语文》1988，5)等。
上述这些专题研究，为汉藏语系各语族内部的历史演变和语族内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四、组织队伍攻关
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一些主要少数民族语言的基本资料已经公开发表，各语族内部的历史演变和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有条件开展语系范围的一些综合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国际、国内关于汉藏语系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活跃，但是如何整合国内的汉藏语系 研究力量，仍然需要认真思考。经过与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商议，在一批老专家的支持下，决定召开“汉藏语系理论和方法专题研讨会”，用这种比较松散的方式联系和整合国内汉藏语系的研究力量。
1995年12月，经与南开大学中文系协商，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的名义，在天津召开了被一些老专家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讨论会。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所的专家学者外，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大学等的一批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根据会议记录和后来的会议报道，集中讨论了：(1)关于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意义；(2)关于汉藏语系的分类问题；(3)什么是同源关系?如何认识并确立汉藏语系的同源关系?(4)如何认识汉藏语系的原始面貌和它的演变轨迹?(5)关于上古汉语问题；(6)关于汉藏语系论证的思路和方法问题；(7)在汉藏语系比较研究中的一些认识问题；(8)对今后开展汉藏语系研究的意见和建议。此次会议，既有老一辈汉藏语研究专家马学良、邢公畹、王均、喻世长等，也有从事上古汉语研究的专家学者；多数是从事汉藏语系研究近半个世纪的专家学者，也有部分中青年学者出席。
除了对汉藏语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进行研讨外，会议还形成一些共识，这些认识对后来开展汉藏语系研究起到了引导作用。
第一，动员一些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引导他们的学生开展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在选择论文题目或研究方向时，尽可能引导他们做这一方面的题目。此次会议以后，十多年来，已经有20多篇博士论文开展了不同层次、不同专题、不同方向的研究，使汉藏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第二，多在国内召开国际汉藏语系会议。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自1968年10月首次在美国耶鲁大学举行以来，除了1982年第15届在北京召开，每年一次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召开，如美国、瑞典、法国、丹麦、荷兰、加拿大等国家，亚洲国家也只有日本和泰国各召开过一次。至1995年，共召开了28届，其中有20届是在美国召开的。此次会议后，开始酝酿在中国再召开一次国际汉藏语会议。1997年，在许嘉璐、江蓝生等领导的支持下，社科院民族所、语言所、教育部语用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五个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第3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来自国内外2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有30多位青年学者列席了会议。此后，又协助云南民族大学举行了34届(2001年)、厦门大学举行了37届(2004年)、黑龙江大学举行了40届(2007年)国际汉藏语会议，对推动境内外汉藏语系研究队伍的学术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组织队伍攻关。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96年，我应香港城市大学和科技大学邀请，与城市大学王士元讨论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问题，与科技大学丁邦新讨论汉藏语系同源问题研究，并初步形成共识。1997年丁邦新专门派他的助手吴和得到北京，具体讨论开展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合作意向问题，并决定共同申请香港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经费资助，我在北京同时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均获得批准。1998年，“汉藏语同源词研究”项目启动，一批专家学者被组织在课题组内进行联合攻关。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一批专题，分别收集在由丁邦新和孙宏开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文集里。其中收入文集第一卷的有孙宏开、江荻的《汉藏语系研究历史沿革》，潘悟云、冯蒸的《汉语音韵研究概述》，吴安其的《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汉藏语的历史分布》，丁邦新的《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该专著还附有十八世纪以来有关汉藏语系研究重要文献目录近千篇；收入第二卷的有邢公畹的《汉藏语同源词初探》，陈其光的《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收入第三卷的有黄行的《汉藏语言关系的计量分析》，陈保亚、何方的《汉台核心一致对应语素的有阶分析》，邢凯的《语义学比较法》，江荻的《汉藏语数据库检索软件研制报告》；收入第四卷的有丁邦新的《论汉语台语的关系—李方桂汉台语同源论的检讨》，潘悟云的《汉语侗台语的发生学关系》，陈保亚等的《论澳越语的语源关系及其谱系分类》，郑张尚芳的《汉语上古音系概要》等。
与此同时，2004年，由孙宏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完成，在其结题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根据已经看到的结果是：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之间有同源关系的结论不大可能被否定。有一批数量不等以及过去不认为它们有同源关系的同源词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有力的证据支持它们有同源关系。其中藏缅语与汉语关系最近，苗瑶语、侗台语与汉语的关系稍远。南岛语与侗台语、汉语都有一批数量不等的关系词，这些词是同源关系还是借贷关系，尚需要做再论证。中国的南亚语系一些语言与汉语、藏缅语似乎也可以找到一些关系词，但这些词在南亚语系内部并不一致同源，因此，借贷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课题组认为，这仅仅是课题组的一家之言，这个结论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第四，利用现代化手段，整理汉藏语系资料，建成一个有利于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或方言的词汇语音数据库，为国内外深入研究汉藏语系者服务。在香港科技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语信司等机构的支持下，截至2007年底，已经收集到境内外37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及其方言资料计划放进数据库。其中包括各语族构拟和上古汉语构拟资料，每个语言或方言包括1332个核心词表。进入数据库的每个词，都带有40多种标记，包括音节数；每个音节的声、韵、调切分，有利于语音对应比较和同源词的确认；有词根位置的标注和词缀的标注；有词源的说明；另有11部汉藏语系最主要语言的词典，这些大容量的词典资料，有利于做词族研究和语音对应研究。数据库具有强大的管理和检索功能。这是一个目前国际汉藏语学界资料最丰富、检索功能最强、设计思想最先进，而且可以和境外资料交换和接轨的开放性的数据库。我们希望，它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对国内外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请进来，走出去
汉藏语系研究是一个国际热点问题，除了中国学者外，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和中国相邻的一些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研究队伍，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研究领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由于历史的积累，国外的专家学者(包括在境外工作的华裔学者)在汉藏语系研究领域，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方面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语言所以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都先后请来了一批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专家，如美国的李方桂、梅祖鳞、王士元、罗杰瑞(Jerty Norman)、马提索夫 (James A.Matisoff)、杜冠明(Graham Thurgood)，日本的西田龙雄、西义郎，法国的沙加尔(Laurent Sa-gart)，澳大利亚的罗仁地(Randy LaPolla)、布莱德雷(David Bradley)，荷兰的冯·德利姆(George vail Driem)，中国港台的丁邦新、龚煌城、梅广等，他们往往在某一领域或某种研究方法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们所进行系统或专题的讲演，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同时，通过来访，开展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和讨论，了解彼此的观点，对促进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一种方式是走出去。最常见的是出席在境外召开的国际汉藏语会议和国际喜马拉雅语言会议。这两类会议前者是汉藏语系研究的专题会议，后者是偏重在汉藏语系内的藏缅语族语言研究。前者是每年一次，后者是两年一次。前者偏重在综合研究，后者偏重在个案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会议国内每年都或多或少有学者出席，我本人曾经由会议主办方出资邀请，参加过美国、日本、法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地举行的国际汉藏语会议，也曾经出席过美国、瑞士、泰国举行的喜马拉雅语言会议，出席者带回的信息往往对国内汉藏语系研究有一定帮助和促进。
除了上述方式外，还有学者交流、资料交换以及国际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交流局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法国、荷兰以及香港等有关单位开展过不同类型的合作，其中大多数项目与汉藏语系研究有关。在国际合作或学者交流活动中，与境外同行建立了固定的资料交换关系，收集到数百种专著类与汉藏语系研究相关的资料，包括新的汉藏语研究成果和汉藏语系语言资料。这些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对我们今后开展汉藏语系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在走出去、请进来的交流活动中，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动态、进展状况、热点问题，达到知己知彼。
六、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
1998年在新疆举行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七次年会上，我曾经以《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为题，提出在二十一世纪里，把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研究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来的设想，这需要所有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
2001年，在香港召开中国语言学数据库建设会议上，有一位语言学家在一项课题论证中写道：“回顾19—20世纪语言学的进展，有3个特点：第一，研究的对象以印欧语为主；第二，研究主力先在欧洲，后在美洲；第三，从语言学单学科的研究发展为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第三点是科学整合的新方向，将来可以有难以限量的发展。第二点跟近代学术的主流有关，也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学术制度的建立有关。第一点是因为研究主力既在欧美，自然以研究者熟悉的语言为对象。中国人对语言的认知始于孟子荀子，东汉时语文的研究更是大放异彩，这个传统绵亘两千多年而不坠。汉语的资料借助于文字的记载有同样悠久的历史，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共存于中国之中，更是多种多样，有许多尚未发掘的宝藏。如果我们希望21世纪语言研究的对象改为中国语言，而研究的主力从美洲移到亚洲，应该是合理的期望，但是这条路是崎岖而遥远的。征途虽然崎岖而遥远，总要踏出第一步……”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表达了对振兴中国语言学怀着必胜的信心，也道出了一个有事业心的中国语言学工作者的心里话。
在我国，汉藏语系有80多种语言(如果算上南岛语和南亚语的话，则有100种以上)，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汉藏语系具体的语言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语言结构的研究、语言运用的研究、语言接触的研究、语言关系的研究、语言学科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研究等等，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研究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对我们的需求。
仅就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而言，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已经初步完成的数据库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子课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入。我们期望，在未来的三十年里，通过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界数辈学者的共同努力，团结协作，汉藏语系的假设能够逐步形成共识。
[责任编辑：燕 妮]
关键词：汉藏语系；假设；历史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H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116—723X(2009)03—0110—06
一、汉藏语系研究的历史沿革
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是语言学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发凡于十八世纪，当时首先提出的是“印欧语假设”。英国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发现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古代英语等在形态和动词词根方面有明显的一致性，他假设这些语言来源于同一个母语，经过长期的分化以后，形成不同的语言。其后丹麦的语言学家拉斯克(Rosmus Rask)在研究北欧日耳曼诸语言时，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之间有明显整齐的语音对应关系。到1822年，德国的格里姆(Jacob Grimm)发现日耳曼语辅音大转移的规则，被语言学界称为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他在语言比较中发现的9条规律后，又发现这些规律主要有3组例外现象。格里姆之后的一些语言学家对这些例外现象进行了攻关，其中较有名的是罗德纳(C.lottner)、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和维尔纳(Karl Vetoer)，他们对一些例外现象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的成就引起了学术界巨大的兴趣，并且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历史比较法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汉藏语系概念的提出要晚于印欧语系，大概是十九世纪初。汉藏语系的语言虽然主要分布在中国，或者说是由中国这块土地上迁移并扩展出去的，但它从提出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跨国界的学科。开始人们对这个语系的概念并不清晰，有人叫它印度支那语系，有人叫它东南亚语系等等。研究领域也仅仅是一些汉藏语系语言关系的个别问题的讨论，包括东亚地区的一些语言。到十九世纪末较明确提出汉藏语系概念的是孔好古(August Conrady)，他首先提出了汉藏语系中包括汉语、藏缅语和台语的思想。二十世纪初，印度陆续出版了格里森和科诺合作的巨著11卷本共21册的《印度语言调查》。书中把汉藏语系(书中称藏汉语系Tibeto-Chinese Family)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汉台语族，另一块是藏缅语族。在这本书里，克伦(Karen)诸语言被作为一个独立的语系与印欧语系、汉藏语系等并立。
差不多与《印度语言调查》发表的同时，英国人类学家戴维斯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著作《云南：印度和扬子江之间的纽带》。书中讨论了汉语和掸语、藏缅语、孟高绵语等的分类问题，并将苗瑶语归入孟高绵语族，列入汉藏语系之下。
应该说，上述研究成果对后来者来说是有一定影响的。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汉藏语系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相当一批国内外的学者如法国学者马伯乐(Maspero)、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Benedict)、中国学者赵元任、李方桂以及沃尔芬登(Smart N.Wolfenden)、西门华德(Simon Walter)、谢飞(Robert Sharer)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藏语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讨论。
此后，国内外语言学界对此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由于汉藏语系语言文献大大少于印欧语系，他所包括的语言有的至今仍然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因此直至今天，汉藏语系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团。这主要表现在，汉藏语系究竟包括哪些语族，学术界仍然意见不一致。一般学术界比较肯定汉语和藏缅语族的语言有同源关系，但汉语和藏缅语与南岛语族的语言、苗瑶语族的语言、侗台语族的语言、南亚语系孟高绵语族的语言等是否有同源关系，则学术界分歧很大，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三种比较大的分歧意见：第一，以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提出的汉藏语系包括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侗台语族，这种观点得到了中国国内大多数语言学家的赞同。第二，美国学者白保罗于七十年代提出，汉藏语系仅仅包括汉语和藏缅语族，他把苗瑶语族、侗台语族和南岛语族共同组成南岛语系，认为这个语系与汉藏语系仅仅有接触关系，而没有同源关系。第三。法国学者沙加尔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提出汉语和南岛语族有同源关系，中国天津南开大学的邢公畹支持这个观点，潘悟云、郑张尚芳等进一步提出，汉语、藏缅语、南岛语、侗台语、苗瑶语、南亚语等都有同源关系，应该成立包括上述6个语言集团在内的华澳语系。现将三种主要观点列表比较如下。
除了上述4种观点以外，还有人认为，现在的汉藏语系与印欧语系有亲缘关系，也有人认为汉藏语系与北高加索的语言有亲缘关系。由于这些观点缺乏有力的论证，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响应，故暂时可以不予理会。
产生上述分歧观点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从客观上讲，上述6个语言集团之间有的存在着神似，如汉语和藏缅语族语言的关系；有的存在着形似，如汉语和侗台语、苗瑶语之间的关系即属于这类情况；有的存在着某种割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南岛语和侗台语、苗瑶语和南亚语、南岛语和汉语等等。这些语族内部的一致性已经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但语言集团(语族)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们分化的年代十分久远，学者们估计约在6000—8000年之间，具体时间难以加以测算和确定，构拟他们的原始面貌更是难上加难。从主观上讲，6个语言集团共包括了数百种(一说近千种)结构类型极不相同的语言，约全球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人口使用，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学术背景不同，各自掌握的第二手语言资料面和深度不同，再加上研究的基础和方法不同，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应该是非常自然的。
包括印欧语系在内，对它们的研究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取得突破的。汉藏语系假设的论证难度尽管大大超过印欧语系，但相信在已经到来的二十一世纪里，中国语言学家一定能够象印欧语系一样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是因为在二十世纪里，特别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里，汉藏语系的语言研究，无论在资料积累和现实语言的调查研究方面，还是在专题研究或方法论的创新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已经形成一支训练有素并热心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的专业队伍。
二、中国学者对汉藏语系研究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汉藏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中国，周边西起巴基斯坦、尼泊尔，经过不丹、印度，往东到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孟加拉直至东面的越南等十多个国家也有分布，但使用人口、语言和方言的复 杂眭、尤其是汉语的历史文献和各种方言都分布在中国境内，中国学者理应对汉藏语系研究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语系研究得到了前辈语言学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巨大关怀。1979年，第12届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大会在巴黎召开，中国大陆派遣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出席，其中有王力、朱德熙、傅懋勣、马学良、李荣、王还、王辅世、胡坦等一批著名语言学家。其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负责人的王光美同志，积极与外交部联系，计划在中国境内开一次国际汉藏语会议。
首次在中国境内召开国际汉藏语会议是1982年的第15届，由语言研究所所长吕叔湘担任会议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德熙任会议秘书长。这是自1968年10月首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在美国耶鲁大学举行以来，出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汉藏语盛会，境外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有96人，除了少数知名专家因为某种原因未能够出席外，国际汉藏语界的知名学者几乎都出席了此次会议，国内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突破120人。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与会专家学者，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宴请境内外的专家学者。
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国际汉藏语研究界的一次大聚会，是对中国汉藏语系的研究队伍、水平、理论、方法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境内外学者的一次大交流。
三、做好打基础工作
汉藏语系主要涉及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南岛语、南亚语等6个语言集团。包括数百种类型各异、千姿百态的语言，仅在中国境内就要百种以上。虽然经过各国语言学家的努力，目前已经陆陆续续、深浅不同地掌握了这些语言的特点，但是它们各自的演变脉络还不清楚，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语言群体之间的共性和特性还很不清楚，各语言之间、各语言群体之间的远近关系也很不清楚，至于整个语系的特点和演变脉络更是难以把握。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分布的故乡，首先把自己家里的家底搞明白，弄清楚，是开展汉藏语系研究最起码的条件。
如果把汉藏语系研究比作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的话，那么，打基础的工作就好比准备粮草。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首先整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少数民族语言大调查收集的资料，对每一个少数民族语言结构特点进行描述，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从1980年起至1987年，共出版了57种，包括59种少数民族语言。每种语言包括语音系统，词汇结构和语法系统，附有1000多个常用词。其后，九十年代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又组织人力，对五十年代大调查未涉及或涉及不深人的语言，以中国新发现语言深入调查研究的名义，逐个进行了补充调查，编辑出版《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丛书》，目前，已经对5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出版了近40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性专著。这套丛书比语言简志要深入一些，篇幅也大一些，附录的词表一般都在2000以上，而且增加了长篇语料。新发现语言虽然使用人口不多，有的已经处在濒危状态，它们大多数分布在极其偏僻的山区、海岛或边境，有的语言跨境分布。这些学术价值很高，有的保留了很古老的语言面貌，对语言历史演变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有的补充了一些缺失的语言信息，丰富了语言学宝库；有的在语言谱系分类上起桥梁或链接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还整理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已经出版13卷)，《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系列词典丛书》(已经出版20种)，这些新语言、新资料的刊布，大大丰富了中国语言学的宝库，得到国内外汉藏语研究界的好评。美国《语言》杂志、夏威夷大学《中国国际评论》、加州大学《藏缅区域语言学》、法国《东亚语言研究》都发表书讯、评论或长篇书评，累计近200页。
1986年，为了摸清各语族内部的同源关系，我们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获得批准，开展各语族范围内部的历史比较研究，经过集体努力，一批成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完成，并陆续出版。其中有梁敏、张均如的《侗台语族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王辅世、毛宗武的《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周植志、颜其香的《中国孟高棉语族与南亚语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藏缅语族由于情况特别复杂，没有完成专著出版，但也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文。如孙宏开的《藏缅语若干音变探源》(《中国语言学报》1983，1)、《藏缅语复辅音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方式》(《中国语文》1985，6)等，他还在《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一书的导论部分，用了较大的篇幅，讨论了藏缅语单辅音的分化，复辅音的历史演变，复元音、长短元音、松紧元音、鼻化元音、卷舌元音等的来源，辅音韵尾的历史演变，声调产生的机制和分化的条件，弱化音节的来源和特点等。他还对语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专题研究，发表的论文有《我国部分藏缅语中名词的人称领属范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4，1)、《藏缅语量词用法比较——兼论量词发展的阶段层次》(《中国语言学报》1989，2)、《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研究》(《民族语文》1995:2)、《试论藏缅语中的反身代词》(《民族语文》1993，6)、《我国藏缅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83，2)、《再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人称范畴》(《民族语文》1994，4)、《藏缅语动词的互动范畴》(《民族语文》1984，4)《羌语动词的趋向范畴》(《民族语文》1981，1)、《论藏缅语动词的命令式》(《民族语文》1997，6)、《论藏缅语中动词的使动范畴》(《民族语文》1998，6)《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5、6)《论藏缅语的语法形式》(《民族语文》1996，2)等10多篇。此外还有黄布凡的《藏缅语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1991，2)、《藏缅语动词的趋向范畴》、《藏缅语“指代一名”偏正结构语序》(《藏缅语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等、戴庆厦的《藏缅语个体量词研究》(《藏缅语新探》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4)、李永燧的《汉语藏缅语人称代词探源》(《中国语言学报》1984，2)、《藏缅语名词的数量形式》(《民族语文》1988，5)等。
上述这些专题研究，为汉藏语系各语族内部的历史演变和语族内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四、组织队伍攻关
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一些主要少数民族语言的基本资料已经公开发表，各语族内部的历史演变和语言之间相互关系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有条件开展语系范围的一些综合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国际、国内关于汉藏语系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活跃，但是如何整合国内的汉藏语系 研究力量，仍然需要认真思考。经过与相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商议，在一批老专家的支持下，决定召开“汉藏语系理论和方法专题研讨会”，用这种比较松散的方式联系和整合国内汉藏语系的研究力量。
1995年12月，经与南开大学中文系协商，以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的名义，在天津召开了被一些老专家称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讨论会。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所的专家学者外，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云南民族大学等的一批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根据会议记录和后来的会议报道，集中讨论了：(1)关于汉藏语系研究的理论意义；(2)关于汉藏语系的分类问题；(3)什么是同源关系?如何认识并确立汉藏语系的同源关系?(4)如何认识汉藏语系的原始面貌和它的演变轨迹?(5)关于上古汉语问题；(6)关于汉藏语系论证的思路和方法问题；(7)在汉藏语系比较研究中的一些认识问题；(8)对今后开展汉藏语系研究的意见和建议。此次会议，既有老一辈汉藏语研究专家马学良、邢公畹、王均、喻世长等，也有从事上古汉语研究的专家学者；多数是从事汉藏语系研究近半个世纪的专家学者，也有部分中青年学者出席。
除了对汉藏语系研究中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进行研讨外，会议还形成一些共识，这些认识对后来开展汉藏语系研究起到了引导作用。
第一，动员一些博士生和硕士生导师，引导他们的学生开展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研究，在选择论文题目或研究方向时，尽可能引导他们做这一方面的题目。此次会议以后，十多年来，已经有20多篇博士论文开展了不同层次、不同专题、不同方向的研究，使汉藏语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第二，多在国内召开国际汉藏语系会议。国际汉藏语言及语言学会议自1968年10月首次在美国耶鲁大学举行以来，除了1982年第15届在北京召开，每年一次的会议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召开，如美国、瑞典、法国、丹麦、荷兰、加拿大等国家，亚洲国家也只有日本和泰国各召开过一次。至1995年，共召开了28届，其中有20届是在美国召开的。此次会议后，开始酝酿在中国再召开一次国际汉藏语会议。1997年，在许嘉璐、江蓝生等领导的支持下，社科院民族所、语言所、教育部语用所、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五个单位在北京召开了第30届国际汉藏语会议。来自国内外20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有30多位青年学者列席了会议。此后，又协助云南民族大学举行了34届(2001年)、厦门大学举行了37届(2004年)、黑龙江大学举行了40届(2007年)国际汉藏语会议，对推动境内外汉藏语系研究队伍的学术交流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组织队伍攻关。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96年，我应香港城市大学和科技大学邀请，与城市大学王士元讨论抢救和保护濒危语言问题，与科技大学丁邦新讨论汉藏语系同源问题研究，并初步形成共识。1997年丁邦新专门派他的助手吴和得到北京，具体讨论开展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合作意向问题，并决定共同申请香港大学拨款委员会的经费资助，我在北京同时申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均获得批准。1998年，“汉藏语同源词研究”项目启动，一批专家学者被组织在课题组内进行联合攻关。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完成一批专题，分别收集在由丁邦新和孙宏开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文集里。其中收入文集第一卷的有孙宏开、江荻的《汉藏语系研究历史沿革》，潘悟云、冯蒸的《汉语音韵研究概述》，吴安其的《汉藏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汉藏语的历史分布》，丁邦新的《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该专著还附有十八世纪以来有关汉藏语系研究重要文献目录近千篇；收入第二卷的有邢公畹的《汉藏语同源词初探》，陈其光的《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收入第三卷的有黄行的《汉藏语言关系的计量分析》，陈保亚、何方的《汉台核心一致对应语素的有阶分析》，邢凯的《语义学比较法》，江荻的《汉藏语数据库检索软件研制报告》；收入第四卷的有丁邦新的《论汉语台语的关系—李方桂汉台语同源论的检讨》，潘悟云的《汉语侗台语的发生学关系》，陈保亚等的《论澳越语的语源关系及其谱系分类》，郑张尚芳的《汉语上古音系概要》等。
与此同时，2004年，由孙宏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藏语同源词研究》完成，在其结题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根据已经看到的结果是：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之间有同源关系的结论不大可能被否定。有一批数量不等以及过去不认为它们有同源关系的同源词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一些其他有力的证据支持它们有同源关系。其中藏缅语与汉语关系最近，苗瑶语、侗台语与汉语的关系稍远。南岛语与侗台语、汉语都有一批数量不等的关系词，这些词是同源关系还是借贷关系，尚需要做再论证。中国的南亚语系一些语言与汉语、藏缅语似乎也可以找到一些关系词，但这些词在南亚语系内部并不一致同源，因此，借贷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课题组认为，这仅仅是课题组的一家之言，这个结论仍然有待于进一步验证。
第四，利用现代化手段，整理汉藏语系资料，建成一个有利于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或方言的词汇语音数据库，为国内外深入研究汉藏语系者服务。在香港科技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语信司等机构的支持下，截至2007年底，已经收集到境内外370多种汉藏语系语言及其方言资料计划放进数据库。其中包括各语族构拟和上古汉语构拟资料，每个语言或方言包括1332个核心词表。进入数据库的每个词，都带有40多种标记，包括音节数；每个音节的声、韵、调切分，有利于语音对应比较和同源词的确认；有词根位置的标注和词缀的标注；有词源的说明；另有11部汉藏语系最主要语言的词典，这些大容量的词典资料，有利于做词族研究和语音对应研究。数据库具有强大的管理和检索功能。这是一个目前国际汉藏语学界资料最丰富、检索功能最强、设计思想最先进，而且可以和境外资料交换和接轨的开放性的数据库。我们希望，它的建成和投入使用，对国内外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请进来，走出去
汉藏语系研究是一个国际热点问题，除了中国学者外，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和中国相邻的一些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研究队伍，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研究领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由于历史的积累，国外的专家学者(包括在境外工作的华裔学者)在汉藏语系研究领域，他们的观点和方法方面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和语言所以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都先后请来了一批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专家，如美国的李方桂、梅祖鳞、王士元、罗杰瑞(Jerty Norman)、马提索夫 (James A.Matisoff)、杜冠明(Graham Thurgood)，日本的西田龙雄、西义郎，法国的沙加尔(Laurent Sa-gart)，澳大利亚的罗仁地(Randy LaPolla)、布莱德雷(David Bradley)，荷兰的冯·德利姆(George vail Driem)，中国港台的丁邦新、龚煌城、梅广等，他们往往在某一领域或某种研究方法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们所进行系统或专题的讲演，对中国学者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同时，通过来访，开展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和讨论，了解彼此的观点，对促进汉藏语系语言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
另外一种方式是走出去。最常见的是出席在境外召开的国际汉藏语会议和国际喜马拉雅语言会议。这两类会议前者是汉藏语系研究的专题会议，后者是偏重在汉藏语系内的藏缅语族语言研究。前者是每年一次，后者是两年一次。前者偏重在综合研究，后者偏重在个案研究。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会议国内每年都或多或少有学者出席，我本人曾经由会议主办方出资邀请，参加过美国、日本、法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地举行的国际汉藏语会议，也曾经出席过美国、瑞士、泰国举行的喜马拉雅语言会议，出席者带回的信息往往对国内汉藏语系研究有一定帮助和促进。
除了上述方式外，还有学者交流、资料交换以及国际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交流局的支持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法国、荷兰以及香港等有关单位开展过不同类型的合作，其中大多数项目与汉藏语系研究有关。在国际合作或学者交流活动中，与境外同行建立了固定的资料交换关系，收集到数百种专著类与汉藏语系研究相关的资料，包括新的汉藏语研究成果和汉藏语系语言资料。这些资料是非常宝贵的，对我们今后开展汉藏语系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在走出去、请进来的交流活动中，我们基本上做到了解本领域的研究动态、进展状况、热点问题，达到知己知彼。
六、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
1998年在新疆举行的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七次年会上，我曾经以《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回顾与展望》为题，提出在二十一世纪里，把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的研究中心逐步转移到中国来的设想，这需要所有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家学者，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
2001年，在香港召开中国语言学数据库建设会议上，有一位语言学家在一项课题论证中写道：“回顾19—20世纪语言学的进展，有3个特点：第一，研究的对象以印欧语为主；第二，研究主力先在欧洲，后在美洲；第三，从语言学单学科的研究发展为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第三点是科学整合的新方向，将来可以有难以限量的发展。第二点跟近代学术的主流有关，也跟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学术制度的建立有关。第一点是因为研究主力既在欧美，自然以研究者熟悉的语言为对象。中国人对语言的认知始于孟子荀子，东汉时语文的研究更是大放异彩，这个传统绵亘两千多年而不坠。汉语的资料借助于文字的记载有同样悠久的历史，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共存于中国之中，更是多种多样，有许多尚未发掘的宝藏。如果我们希望21世纪语言研究的对象改为中国语言，而研究的主力从美洲移到亚洲，应该是合理的期望，但是这条路是崎岖而遥远的。征途虽然崎岖而遥远，总要踏出第一步……”这段铿锵有力的话，表达了对振兴中国语言学怀着必胜的信心，也道出了一个有事业心的中国语言学工作者的心里话。
在我国，汉藏语系有80多种语言(如果算上南岛语和南亚语的话，则有100种以上)，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汉藏语系具体的语言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语言结构的研究、语言运用的研究、语言接触的研究、语言关系的研究、语言学科与相关学科关系的研究等等，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研究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对我们的需求。
仅就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而言，我们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已经初步完成的数据库需要不断补充和完善，子课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深入。我们期望，在未来的三十年里，通过汉藏语系语言研究界数辈学者的共同努力，团结协作，汉藏语系的假设能够逐步形成共识。
[责任编辑：燕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