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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的出现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大多数学者都将城市的出现看作是人类文明起源的标志之一。在文学史中，荷马史诗与《诗经》均具有较高的文学地位和历史价值，其所描写的内容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提供了较为客观的资料。本文将从城市的形成、城市生活中的宴会以及城市、乡村与自然的关系三个部分，通过分析比较荷马史诗与《诗经》中的城市描写，试图客观展现古老中西方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异同，以窥探出中西方在文化方面的不同点。
【关键词】：荷马史诗；诗经；城市
荷马史诗展示了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时希腊的社会状况，以及希腊人从氏族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的过渡形态，包括宏大战争场面的《伊利亚特》，以及有着细腻人物塑造的《奥德赛》。《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其内容丰富，包括了战争、农事、宴会等，可以说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由此可见，荷马史诗与《诗经》所展现的内容基本处于同一个时间阶段，这为两者间的比较提供了时间及空间上的可能性。
一、在社会和宗教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城市
一个城市的形成，是由地理、人文、农业、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城市的形成及发展都离不开人的行为。当人们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劳动工具，而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他们依旧以“群居”的方式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资料的不断丰富，人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等都随之改善，城市也就自然产生了。
文明早期的古希腊人的祭祀对象包括动植物、精灵、奥林波斯山众山神等，文明早期的中国人的祭祀对象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动植物、山川湖泊等。由此可以看出，文明时期的中西方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然崇拜。人类从一开始就对已故祖先及天神有着固有的崇拜，便于对祖先祭祀成为了古老的人们聚集起来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对同一祖先的共同祭祀或者对同一神明的信仰，人类的数量不断扩大，于是形成了社会，又随着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城市也就随之出现了。
1、荷马史诗中神圣的城市
《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线索，展现了特洛亚战争进行到第十年约五十天时所发生的事件，最后以阿基琉斯的息怒为结束，其所叙述的中心内容是特洛伊城的围困与陷落。阿基琉斯在出征特洛伊之前，已经“驾着海船，荡劫过十二座凡人的城堡……”在《奥德赛》中，特勒马科斯询问女神雅典娜：“现在请你告诉我，要说真话不隐瞒，你是何人何部族？城邦父母在何方？”由此可以看出，城邦或者说是城市，在荷马史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代表着一个人的出身和生命背景。
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被看作是神圣的，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取资源，并得以生存。古希腊人认为，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联合是建立在平等的契约精神的基础之上，战争所获得的财富和资源分配都是契约精神的体现，因此战争也被看作是平等的。
史诗中的特洛伊城具有坚固的城墙、宽阔的街道、华美的宫殿、高耸的神庙，城墙周围有牧场和农田，英雄的男儿为了保卫城邦而英勇奋战，老人、妇女和孩子在坚固的城墙内安享和平。它的建造和毁灭都是神的意志，它是根据宙斯的意愿建造的，同时也得到了宙斯和雅典娜的庇护。在劳墨东统治时期，他按照宙斯的意志给城邦建造坚固的城墙，宙斯便派波塞冬和阿波罗帮助国王建造城墙。
特洛伊城具有城市所应具备的城墙、街道、房屋、农田等，人丁兴旺则构成了一个城市存在的基本条件，而对神的意志的高度崇拜，使得它蒙上了一层浓厚且神秘的宗教面纱。因此，可以说特洛伊城不仅是一个理想的城邦，也是一个神圣的城邦。
2、《诗经》中家园式的城市
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多神崇拜的国家，并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古老的中国人认为天地和祖先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古希腊的城市一样，中国城市的起初形态也是围绕对神的祭祀场所和祖先的坟墓而建造的。两者不同的是古老的西方城市是以法老的家园、陵墓和庙宇为城市的中心，在古老的中国，统治阶级所建造的宫殿居于城市的中心。
在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中，以“城市”为背景的诗篇数量较少，与“城市”相关的词，如“国”、“都”、“京”、“城”等，出现在近30首诗歌中。如《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描述了一个当差者的处境。《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强调宫里的事情不能与外人说。《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以一位催促丈夫上朝的女子的口吻描写了朝廷早朝的情景。《曹风·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表达了对于京都的怀念。《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歌颂了文王和武王建都的功德。
从以上这些以城市为地点或背景的诗篇中可以看出，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普通男女的爱情和帝王、贵族的宫廷生活两大主题。城市是相爱男女约会的地方，对于宫廷生活的描写表现了君王建城的功德和贵族日常生活的美好。这些所体现出来的城市生活都是以快乐和幸福为基调。
青年男女、帝王、贵族是城市主要的人口构成，无论是农事、爱情、赞扬功德等，都是城市中人们的主要日常生活的表现，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自己的“家园”。
二、城市中的宴会生活
西方罗马帝国与中国秦汉帝国的出现与形成，都是结束了战争，使得国家从分裂走向了统一，从权利分散走向了中央集权。秦汉帝国的咸阳城与长安城，都是以宮殿为整个城市的中心，而罗马城则是以神庙和广场为整个城市的中心，这充分体现了中西方城市在公共生活方面的差异。宴会构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缩影，它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状况，而宴会的参与者则是城市主要的居民群体。
约翰·伦丁在《吃的政治学：古希腊早起社会的宴会》一文中指出：“在史诗中，人及神的吃的行为得到重视，吃与文明相关。因此，‘宴会’既与经济相关，也与政治权利相关，宴会体现了经济的再分配，也体现了参加宴会者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可见，宴会成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人们享乐或聚集的重要形式，以宴会形式体现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可以说是较为客观和直接的。 “宴会”一词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了30次，在《奥德赛》中出现了55次，参加宴会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了15次，在《奥德赛》中出现了37次。[1]
在荷马史诗中，宴会不仅是人与人交流的场所，也是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场合，在这个场合中，工匠、女人被排除在宴会之外。在阿基琉斯盾牌所描绘的图景中，女人也只是宴会的旁观者，只有女神以及与女神相关的女性可以参与其中，普通女人没有参与宴会的资格，宴会被看作是男人参与公共、政治事务而准备的。因此宴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的人际交往，在宴会中达成的公共、政治共识成为了治理城邦的重要准则。
在《诗经》为数不多的提及城市的诗歌中，《小雅·鹿鸣》、《小雅·宾之初筵》、《小雅·鱼丽》、《小雅·南有嘉鱼》等描绘了歌舞、宴会的场景。《鹿鸣》篇中写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中叙述了城市贵族的生活方式。《宾之初筵》中写道：“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肴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充分展现了宴会中贵族饮酒的场面。《鱼丽》中写道：“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表现了对主人款待的赞颂。《南有嘉鱼》中写道：“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表现出了主人待客的深厚之情。
宴会成为了生活在城市中的贵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吹笙”、“鼓簧”、“钟鼓”、“鱼”、“酒”等词语表现出音乐与酒在宴会中的重要地位。与荷马史诗中的宴会展现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同，《诗经》中的宴会主要是贵族享乐、庆祝的活动，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經济状况，因此，贵族成为了《诗经》中宴会的主要参与者。
三、“城市”在中西方的不同地位
荷马史诗用宏大的场面和细腻的人物描写，描绘了一幅贵族精英的城市生活，乡村以及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相对处于边缘地位，即使是对乡村和自然的描写，也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对其进行简要描述。而《诗经》中的日月、山川、河流、花草等自然景色，以及采摘、骑马等活动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人与乡村、人与自然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和谐整体。
1、荷马史诗中贵族精英的“城市”
《奥德赛》中描绘了无数的城市，对于城市的描述的基调均为赞美，这些城市有着坚固的城墙、港口、街道、宫殿，还有精美的食物和精致的服装等等，这些描写均出自于贵族的视角。
古希腊的城市既是一个拥有极大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聚集地，也是一个由贵族精英组成的社会团体，他们崇尚慷慨好客、遵从礼节的风尚，他们维护的是正义和秩序。为了正义而保护特洛伊城的战争被看作是神的意志，英勇善战的阿基琉斯被视为民族的英雄。
在荷马史诗中，出现了城市、荒野与乡村三个主要的社会背景。城市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是神圣的，以神庙为中心的城市建造格局，彰显了城市的神圣，它是神在地上的家园，神的意志成为了城市居民判断正义的基本法则。在城市、乡村和荒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秩序，城市高于乡村，乡村高于自然。居住在城市的人高于居住在乡村的人，居住在乡村的人高于居住在荒野的野蛮人。[2]乡村和自然被看作是没有神庇佑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法律，没有正义，没有宴会，不与外界往来，他们的穿着破烂不堪等等。城市在这三者间成为了文明的代名词，城市中的居民拥有物质丰富的生活，有着较为频繁的人际交往，穿着得体且讲究等等，与荒野之间的野蛮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2、《诗经》中与乡村、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
《氓》中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描述了当时以布换丝的简单的民间交易活动，“布”和“丝”均是当时人们做衣服等主要的原材料，许多女性从事的劳动也以织布、织丝为主，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生活。《郑风》中常出现的一些词语如：“馆”、“巷”、“东门”、“城阙”、“君子”、“士”等，这些与城市有关的人与物，反映的显然是春秋时期郑地的城市文化生活。[3]如《郑风·出其东门》中写道：“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说明东门外有供祭祀用的场地，也是群众聚会的热闹场所。
《诗经》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借助自然万物，含蓄而婉转地表达思想和情感，例如借对山的稳固的描写来表达两性之间的爱情；借“南山”这一意象来表明生命力的旺盛和长寿；借鹿、马、莲、钓鱼、桑树、采摘等来表达爱情或婚嫁。《周南·关雎》被君子朝思暮想的是一位采摘荇菜的女子，开篇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比喻男女之间忠贞的爱情。
在《诗经》中同样也出现了城市、乡村和自然三个主要社会背景。与荷马史诗不同的是，城市没有被提到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也没有与自然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不是文明的代名词。城市、乡村与自然之间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域划分，三者自然地融为了一体，成为了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三大空间。
中国城市、乡村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缔造了中国人群体性或者说是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他们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观念，恪守家庭等级制度。天神在中国人思想中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对自然和先祖的崇拜使得传统的中国人无条件地遵循各种规章制度。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有权利组织和参与各种等级的宴会，在宴会中不可缺少的“酒”和“乐”构成了中国早期城市的娱乐形式。以宫殿为中心的城市建造，凸显了统治者的地位，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与文化，也使得以宫殿为中心形成了集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城市。
但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城市所代表的文明与荒野所代表的野蛮之间从始至终都存在着差异，使得他们崇尚独立自主的精神、崇拜英雄、崇尚力量与竞争。在以贵族为代表的城市生活中，他们不断提高着自己的审美能力以及对各种艺术的追求，使得以古希腊为发源地的西方艺术，至今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注释：
[1]陈晓兰：《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2]陈晓兰：《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3]刘冬颖：《<诗经>中的城市生活》，文史知识，2006年。
参考文献：
[1]陈晓兰.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刘冬颖.《诗经》中的城市生活[J].文史知识，2006.
[3]卢美杨.《诗经》中的家园意识研究[J].暨南大学，2011.
[4]张宝林.先秦城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在《诗经》中的文学建构[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
[5]徐定懿.荷马史诗与《诗经》叙事诗之比较[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8.
【关键词】：荷马史诗；诗经；城市
荷马史诗展示了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9世纪时希腊的社会状况，以及希腊人从氏族公社进入奴隶制社会的过渡形态，包括宏大战争场面的《伊利亚特》，以及有着细腻人物塑造的《奥德赛》。《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也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即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其内容丰富，包括了战争、农事、宴会等，可以说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由此可见，荷马史诗与《诗经》所展现的内容基本处于同一个时间阶段，这为两者间的比较提供了时间及空间上的可能性。
一、在社会和宗教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城市
一个城市的形成，是由地理、人文、农业、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城市的形成及发展都离不开人的行为。当人们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劳动工具，而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他们依旧以“群居”的方式存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资料的不断丰富，人们的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等都随之改善，城市也就自然产生了。
文明早期的古希腊人的祭祀对象包括动植物、精灵、奥林波斯山众山神等，文明早期的中国人的祭祀对象包括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动植物、山川湖泊等。由此可以看出，文明时期的中西方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然崇拜。人类从一开始就对已故祖先及天神有着固有的崇拜，便于对祖先祭祀成为了古老的人们聚集起来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对同一祖先的共同祭祀或者对同一神明的信仰，人类的数量不断扩大，于是形成了社会，又随着生产资料的极大丰富，城市也就随之出现了。
1、荷马史诗中神圣的城市
《伊利亚特》以阿基琉斯的愤怒为线索，展现了特洛亚战争进行到第十年约五十天时所发生的事件，最后以阿基琉斯的息怒为结束，其所叙述的中心内容是特洛伊城的围困与陷落。阿基琉斯在出征特洛伊之前，已经“驾着海船，荡劫过十二座凡人的城堡……”在《奥德赛》中，特勒马科斯询问女神雅典娜：“现在请你告诉我，要说真话不隐瞒，你是何人何部族？城邦父母在何方？”由此可以看出，城邦或者说是城市，在荷马史诗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代表着一个人的出身和生命背景。
古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被看作是神圣的，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获取资源，并得以生存。古希腊人认为，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联合是建立在平等的契约精神的基础之上，战争所获得的财富和资源分配都是契约精神的体现，因此战争也被看作是平等的。
史诗中的特洛伊城具有坚固的城墙、宽阔的街道、华美的宫殿、高耸的神庙，城墙周围有牧场和农田，英雄的男儿为了保卫城邦而英勇奋战，老人、妇女和孩子在坚固的城墙内安享和平。它的建造和毁灭都是神的意志，它是根据宙斯的意愿建造的，同时也得到了宙斯和雅典娜的庇护。在劳墨东统治时期，他按照宙斯的意志给城邦建造坚固的城墙，宙斯便派波塞冬和阿波罗帮助国王建造城墙。
特洛伊城具有城市所应具备的城墙、街道、房屋、农田等，人丁兴旺则构成了一个城市存在的基本条件，而对神的意志的高度崇拜，使得它蒙上了一层浓厚且神秘的宗教面纱。因此，可以说特洛伊城不仅是一个理想的城邦，也是一个神圣的城邦。
2、《诗经》中家园式的城市
中国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多神崇拜的国家，并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古老的中国人认为天地和祖先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古希腊的城市一样，中国城市的起初形态也是围绕对神的祭祀场所和祖先的坟墓而建造的。两者不同的是古老的西方城市是以法老的家园、陵墓和庙宇为城市的中心，在古老的中国，统治阶级所建造的宫殿居于城市的中心。
在三百零五篇的《诗经》中，以“城市”为背景的诗篇数量较少，与“城市”相关的词，如“国”、“都”、“京”、“城”等，出现在近30首诗歌中。如《邶风·北门》：“出自北门，忧心殷殷。”描述了一个当差者的处境。《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强调宫里的事情不能与外人说。《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以一位催促丈夫上朝的女子的口吻描写了朝廷早朝的情景。《曹风·下泉》：“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忾我寤叹，念彼周京。”表达了对于京都的怀念。《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歌颂了文王和武王建都的功德。
从以上这些以城市为地点或背景的诗篇中可以看出，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普通男女的爱情和帝王、贵族的宫廷生活两大主题。城市是相爱男女约会的地方，对于宫廷生活的描写表现了君王建城的功德和贵族日常生活的美好。这些所体现出来的城市生活都是以快乐和幸福为基调。
青年男女、帝王、贵族是城市主要的人口构成，无论是农事、爱情、赞扬功德等，都是城市中人们的主要日常生活的表现，城市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自己的“家园”。
二、城市中的宴会生活
西方罗马帝国与中国秦汉帝国的出现与形成，都是结束了战争，使得国家从分裂走向了统一，从权利分散走向了中央集权。秦汉帝国的咸阳城与长安城，都是以宮殿为整个城市的中心，而罗马城则是以神庙和广场为整个城市的中心，这充分体现了中西方城市在公共生活方面的差异。宴会构成了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缩影，它反映了城市的发展状况，而宴会的参与者则是城市主要的居民群体。
约翰·伦丁在《吃的政治学：古希腊早起社会的宴会》一文中指出：“在史诗中，人及神的吃的行为得到重视，吃与文明相关。因此，‘宴会’既与经济相关，也与政治权利相关，宴会体现了经济的再分配，也体现了参加宴会者在政治领域中的作用。”可见，宴会成为了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了人们享乐或聚集的重要形式，以宴会形式体现的经济与政治状况可以说是较为客观和直接的。 “宴会”一词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了30次，在《奥德赛》中出现了55次，参加宴会在《伊利亚特》中出现了15次，在《奥德赛》中出现了37次。[1]
在荷马史诗中，宴会不仅是人与人交流的场所，也是进行政治沟通的重要场合，在这个场合中，工匠、女人被排除在宴会之外。在阿基琉斯盾牌所描绘的图景中，女人也只是宴会的旁观者，只有女神以及与女神相关的女性可以参与其中，普通女人没有参与宴会的资格，宴会被看作是男人参与公共、政治事务而准备的。因此宴会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中的人际交往，在宴会中达成的公共、政治共识成为了治理城邦的重要准则。
在《诗经》为数不多的提及城市的诗歌中，《小雅·鹿鸣》、《小雅·宾之初筵》、《小雅·鱼丽》、《小雅·南有嘉鱼》等描绘了歌舞、宴会的场景。《鹿鸣》篇中写道：“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中叙述了城市贵族的生活方式。《宾之初筵》中写道：“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肴核维旅。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充分展现了宴会中贵族饮酒的场面。《鱼丽》中写道：“鱼丽于罶，鲿鲨。君子有酒，旨且多。”表现了对主人款待的赞颂。《南有嘉鱼》中写道：“南有嘉鱼，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表现出了主人待客的深厚之情。
宴会成为了生活在城市中的贵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吹笙”、“鼓簧”、“钟鼓”、“鱼”、“酒”等词语表现出音乐与酒在宴会中的重要地位。与荷马史诗中的宴会展现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同，《诗经》中的宴会主要是贵族享乐、庆祝的活动，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經济状况，因此，贵族成为了《诗经》中宴会的主要参与者。
三、“城市”在中西方的不同地位
荷马史诗用宏大的场面和细腻的人物描写，描绘了一幅贵族精英的城市生活，乡村以及从事农业的劳动者相对处于边缘地位，即使是对乡村和自然的描写，也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对其进行简要描述。而《诗经》中的日月、山川、河流、花草等自然景色，以及采摘、骑马等活动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人与乡村、人与自然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和谐整体。
1、荷马史诗中贵族精英的“城市”
《奥德赛》中描绘了无数的城市，对于城市的描述的基调均为赞美，这些城市有着坚固的城墙、港口、街道、宫殿，还有精美的食物和精致的服装等等，这些描写均出自于贵族的视角。
古希腊的城市既是一个拥有极大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聚集地，也是一个由贵族精英组成的社会团体，他们崇尚慷慨好客、遵从礼节的风尚，他们维护的是正义和秩序。为了正义而保护特洛伊城的战争被看作是神的意志，英勇善战的阿基琉斯被视为民族的英雄。
在荷马史诗中，出现了城市、荒野与乡村三个主要的社会背景。城市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是神圣的，以神庙为中心的城市建造格局，彰显了城市的神圣，它是神在地上的家园，神的意志成为了城市居民判断正义的基本法则。在城市、乡村和荒野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等级秩序，城市高于乡村，乡村高于自然。居住在城市的人高于居住在乡村的人，居住在乡村的人高于居住在荒野的野蛮人。[2]乡村和自然被看作是没有神庇佑的地方，在这里，没有法律，没有正义，没有宴会，不与外界往来，他们的穿着破烂不堪等等。城市在这三者间成为了文明的代名词，城市中的居民拥有物质丰富的生活，有着较为频繁的人际交往，穿着得体且讲究等等，与荒野之间的野蛮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2、《诗经》中与乡村、自然和谐相处的“城市”
《氓》中写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描述了当时以布换丝的简单的民间交易活动，“布”和“丝”均是当时人们做衣服等主要的原材料，许多女性从事的劳动也以织布、织丝为主，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民间生活。《郑风》中常出现的一些词语如：“馆”、“巷”、“东门”、“城阙”、“君子”、“士”等，这些与城市有关的人与物，反映的显然是春秋时期郑地的城市文化生活。[3]如《郑风·出其东门》中写道：“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说明东门外有供祭祀用的场地，也是群众聚会的热闹场所。
《诗经》中的一大特点，就是借助自然万物，含蓄而婉转地表达思想和情感，例如借对山的稳固的描写来表达两性之间的爱情；借“南山”这一意象来表明生命力的旺盛和长寿；借鹿、马、莲、钓鱼、桑树、采摘等来表达爱情或婚嫁。《周南·关雎》被君子朝思暮想的是一位采摘荇菜的女子，开篇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来比喻男女之间忠贞的爱情。
在《诗经》中同样也出现了城市、乡村和自然三个主要社会背景。与荷马史诗不同的是，城市没有被提到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也没有与自然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不是文明的代名词。城市、乡村与自然之间没有一个明显的区域划分，三者自然地融为了一体，成为了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三大空间。
中国城市、乡村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缔造了中国人群体性或者说是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他们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观念，恪守家庭等级制度。天神在中国人思想中是神圣且不可侵犯的，对自然和先祖的崇拜使得传统的中国人无条件地遵循各种规章制度。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有权利组织和参与各种等级的宴会，在宴会中不可缺少的“酒”和“乐”构成了中国早期城市的娱乐形式。以宫殿为中心的城市建造，凸显了统治者的地位，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经济与文化，也使得以宫殿为中心形成了集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城市。
但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城市所代表的文明与荒野所代表的野蛮之间从始至终都存在着差异，使得他们崇尚独立自主的精神、崇拜英雄、崇尚力量与竞争。在以贵族为代表的城市生活中，他们不断提高着自己的审美能力以及对各种艺术的追求，使得以古希腊为发源地的西方艺术，至今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注释：
[1]陈晓兰：《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页。
[2]陈晓兰：《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
[3]刘冬颖：《<诗经>中的城市生活》，文史知识，2006年。
参考文献：
[1]陈晓兰.中西都市文学比较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2]刘冬颖.《诗经》中的城市生活[J].文史知识，2006.
[3]卢美杨.《诗经》中的家园意识研究[J].暨南大学，2011.
[4]张宝林.先秦城市文化的形成及其在《诗经》中的文学建构[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3.
[5]徐定懿.荷马史诗与《诗经》叙事诗之比较[D].重庆：重庆师范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