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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国际政治家李光耀与世长辞，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多位全球政要扼腕叹息，对其历史贡献赞誉有加。二战后，亚洲和平崛起，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增强，李光耀无疑是在其中起到重要斡旋作用的政治人物。其影响力包括帮助西方正确理解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战略。而他在新加坡国内治理方面也取得了极为卓越、影响深远的成绩，世人对此的认识或许还不充分。李光耀率先采取融合兼收、虑及长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思想对于现今的社会热点、经济和环境等问题都有启发意义。实际上，李光耀最不朽的政治遗产，或许就是让新加坡成为一个尽管面积微小，却极富活力的“世界实验室”。其核心就是极富创造性、深具人文关怀的政府为私有住房提供支持。
在处理内政问题时，世界各国都需要面对三种挑战，而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引下，提供了富有创造力的、深具实践意义的答案。
社会福利模式的典范
首先，国家的福利制度需要为老弱病残人群提供保障，让他们生活得体面、有尊严。同时，因此加之于社会的负担必须在可承受范围内。如今在欧洲和北美，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这些国家基于权益的卫生医疗和养老体系耗费惊人，影响了经济增长和财政独立。例如，英国供养者背负的养老金负债是其当前GDP的5倍，而养老金空账额相当于GDP的58%。中国在下一个十年中将面对规模更加巨大的挑战，因此亟须找到和建立一种更有效率的社会福利体系。
在李光耀引领下，新加坡已找到有效的模式——即采取折衷务实的态度，将社会关注问题和私营激励手段混合在一起，重点发展住房和储蓄两大保障计划。1959年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开始大力改进殖民时代的储蓄计划，创设了中央公积金制度（CPF）——所有员工都必须从工资中扣除应缴纳的份额，同时其雇主也为其缴纳相应的、金额不等的公积金。从1968年起，员工不仅能因退休提取这种强制性储蓄，还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来买房。通过CPF储蓄计划，加之住房的升值，所有新加坡人都能拥有相当的资产，也就不必过于依赖西式的权益福利。
李光耀执政伊始，就在建屋发展局（HDB）的创建上大力投入。很快，这一制度在公共住房保障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现在，逾80%的新加坡人都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其中90%的人已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且逾96%的HDB住户对自己的住房情况表示满意。
应对城镇化挑战的创新典范
21世纪第二大挑战就是恢弘的城镇化运动。这一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运动始于18世纪的欧洲，为工业革命带来充沛的劳力资源。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但如不能妥善管理，这一过程有可能产生诸多民生苦难，还有可能增加犯罪率、导致政局失稳。
1950年以来，已经有30多亿人口从乡村迁往城镇。到2050年，还会有25亿人继续这一历史进程。而这些新城镇居民中预计90%的人将居住在亚洲和非洲。实现有序的城镇化特别困难，尤其是对于像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人口大国，其人口总量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而这几个国家的城镇化比例还相当低。印度和中国的农村人口分别超过8亿和6亿。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各自都还有1亿多人希望过上城市生活。
新加坡频频入选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榜单，其在应对城镇化这种世纪大挑战方面，已是先锋典范，为各国提供了重要且富有创造力的解决思路。在李光耀的引导下，新加坡全面彻底地应对城镇化挑战，采取了包括交通、节能、工业布局、医疗保健和公共安全在内的一系列关联对策 。这些政策相互策应，甚至与核心为确保私营住房公共供给的福利政策挂钩。新加坡极度重视建设一流的公共交通系统，产业和服务业也靠近住宅区布局，同时大幅提高拥有和使用私家车的成本。这一方法不仅可以减少能耗，还能通过降低排放来改善环境，同时巩固公众安全和政治稳定。
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或愿意在住所附近工作。因此，许多人仍希望开车，便利出行，或者仅仅是想要享受一下开车的乐趣。那么，在开车出行和可持续的城市生活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满足各方的需求。新加坡的做法很有创意，利用各种组合手段（买车配额、牌照拍卖、入境收费、高峰期在高度拥挤区域利用无线射频装置征收拥堵费等等）来解决交通阻塞问题，合理引导汽车的使用。
供水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快速扩张地区亟须解决的难关。解决这个问题在新加坡尤为艰难，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邦国家，超过500万人居住在这个狭小的岛国上，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都得从周边国家进口。而这些国家同新加坡的政治关系微妙且复杂。半个世纪前，新加坡几乎需要进口所有的水资源。50多年过去了，这个岛国的水资源自足体系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全国各地都竖立起巨大的贮水箱来储藏雨水；工业用水也得到了严格的控制；国家还建立了巨大的海水淡化工厂；同时还大力推行污水回收利用等策略。如今，新加坡的NEWater项目可以生产和出售全球最为纯净的再生水；国家整体水供应的75%以上都源自国内渠道。
稳定多元族群的典范
如何在种族间维护稳定、公平的关系，是典型的全球挑战。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明显。新加坡的人口构成比美国还要多元，更甚于大多数亚洲国家。然而，李光耀领导下制定的政策，使新加坡在稳定族群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确保公众安全，打击犯罪和恐怖分子行为，这自然是新加坡国策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以住房保障为核心的积极社会政策。公共住房政策的基础是配额分配，这意味所有的住宅区中都融合了大致一定比例的各个族群。政府中重要职位也是按比例均衡分配。例如新加坡内阁有6位华人、两位马来人、一名印度教人士和一位印度塔米尔人。国家的公众假日设置亦很好地兼顾了各个种族的节日。新加坡人口构成中华人为大多数，但国歌《前进吧，新加坡》（Majulah Singapura）却是以马来语颂唱的。
应对全球化的鲜明典范
新加坡自我定位的核心就是汇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力量——让科技、国际金融、咨询和教育等行业聚集到这座国际都市，为它们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从建国开始，李光耀先生就高瞻远瞩，为新加坡政府奠定了诸多富有创造意义的城市发展解决思路。现在，新加坡同样也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一方面要引进学习，另一方面，也要让自己的专长惠及全世界。新加坡人通过优化组合各种机制，将发展援助和市场化的商业策略结合在一起，增强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实力。而类似于新加坡合作计划（SCP）和新加坡合作企业（SCE）等各个机构的参与，都体现了这一鲜明的全球化应对思路。还有，新加坡最为杰出的外交官、前驻美大使陈庆珠（Chan Heng Chee）女士领导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Lee Kuan Yew Centre for Innovative Cities），聚焦技术和设计的一体化应用，希冀为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带来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进而在全球推广这些创意和创新思路。
新加坡在推进智力全球化方面也不遗余力。战略研究合作的对象包括了像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牛津研究基金会等全球一流的大学和智库。在新加坡岛的北部，政府创建一系列的研究园项目，包括著名的启奥生物医药园（Biopolis） 和纬壹科技城（One-North）用以鼓励国际合作和构建全球智力网络。在这些国际化的研究中心里，来自各个国家的专家携手攻关，为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创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国际实验室。可以说，他们真正实现了李光耀一直为之倡导的、面向未来思维的愿景。
没有多少人能够像李光耀这样，有机会创建一种社会制度，不仅用于解决当时当地的挑战，还能推而广之，用于应对那些更广泛、即将面临的世界性问题。今年8月，新加坡将迎来建国五十周年的庆典，可惜李光耀先生已无法见证自己亲手创建的城邦国家的华诞庆典。然而，他的远见卓识勾画出的未来愿景，仍然激励着包括他的长子在内的卓越领袖们，在这个失去李光耀的世界继续前行。
在处理内政问题时，世界各国都需要面对三种挑战，而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领引下，提供了富有创造力的、深具实践意义的答案。
社会福利模式的典范
首先，国家的福利制度需要为老弱病残人群提供保障，让他们生活得体面、有尊严。同时，因此加之于社会的负担必须在可承受范围内。如今在欧洲和北美，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这些国家基于权益的卫生医疗和养老体系耗费惊人，影响了经济增长和财政独立。例如，英国供养者背负的养老金负债是其当前GDP的5倍，而养老金空账额相当于GDP的58%。中国在下一个十年中将面对规模更加巨大的挑战，因此亟须找到和建立一种更有效率的社会福利体系。
在李光耀引领下，新加坡已找到有效的模式——即采取折衷务实的态度，将社会关注问题和私营激励手段混合在一起，重点发展住房和储蓄两大保障计划。1959年李光耀就任新加坡总理，开始大力改进殖民时代的储蓄计划，创设了中央公积金制度（CPF）——所有员工都必须从工资中扣除应缴纳的份额，同时其雇主也为其缴纳相应的、金额不等的公积金。从1968年起，员工不仅能因退休提取这种强制性储蓄，还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来买房。通过CPF储蓄计划，加之住房的升值，所有新加坡人都能拥有相当的资产，也就不必过于依赖西式的权益福利。
李光耀执政伊始，就在建屋发展局（HDB）的创建上大力投入。很快，这一制度在公共住房保障方面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现在，逾80%的新加坡人都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其中90%的人已拥有自己的住房，并且逾96%的HDB住户对自己的住房情况表示满意。
应对城镇化挑战的创新典范
21世纪第二大挑战就是恢弘的城镇化运动。这一从乡村到城市的迁徙运动始于18世纪的欧洲，为工业革命带来充沛的劳力资源。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但如不能妥善管理，这一过程有可能产生诸多民生苦难，还有可能增加犯罪率、导致政局失稳。
1950年以来，已经有30多亿人口从乡村迁往城镇。到2050年，还会有25亿人继续这一历史进程。而这些新城镇居民中预计90%的人将居住在亚洲和非洲。实现有序的城镇化特别困难，尤其是对于像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人口大国，其人口总量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而这几个国家的城镇化比例还相当低。印度和中国的农村人口分别超过8亿和6亿。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各自都还有1亿多人希望过上城市生活。
新加坡频频入选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榜单，其在应对城镇化这种世纪大挑战方面，已是先锋典范，为各国提供了重要且富有创造力的解决思路。在李光耀的引导下，新加坡全面彻底地应对城镇化挑战，采取了包括交通、节能、工业布局、医疗保健和公共安全在内的一系列关联对策 。这些政策相互策应，甚至与核心为确保私营住房公共供给的福利政策挂钩。新加坡极度重视建设一流的公共交通系统，产业和服务业也靠近住宅区布局，同时大幅提高拥有和使用私家车的成本。这一方法不仅可以减少能耗，还能通过降低排放来改善环境，同时巩固公众安全和政治稳定。
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或愿意在住所附近工作。因此，许多人仍希望开车，便利出行，或者仅仅是想要享受一下开车的乐趣。那么，在开车出行和可持续的城市生活之间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满足各方的需求。新加坡的做法很有创意，利用各种组合手段（买车配额、牌照拍卖、入境收费、高峰期在高度拥挤区域利用无线射频装置征收拥堵费等等）来解决交通阻塞问题，合理引导汽车的使用。
供水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快速扩张地区亟须解决的难关。解决这个问题在新加坡尤为艰难，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邦国家，超过500万人居住在这个狭小的岛国上，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都得从周边国家进口。而这些国家同新加坡的政治关系微妙且复杂。半个世纪前，新加坡几乎需要进口所有的水资源。50多年过去了，这个岛国的水资源自足体系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全国各地都竖立起巨大的贮水箱来储藏雨水；工业用水也得到了严格的控制；国家还建立了巨大的海水淡化工厂；同时还大力推行污水回收利用等策略。如今，新加坡的NEWater项目可以生产和出售全球最为纯净的再生水；国家整体水供应的75%以上都源自国内渠道。
稳定多元族群的典范
如何在种族间维护稳定、公平的关系，是典型的全球挑战。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明显。新加坡的人口构成比美国还要多元，更甚于大多数亚洲国家。然而，李光耀领导下制定的政策，使新加坡在稳定族群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确保公众安全，打击犯罪和恐怖分子行为，这自然是新加坡国策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更为重要的是以住房保障为核心的积极社会政策。公共住房政策的基础是配额分配，这意味所有的住宅区中都融合了大致一定比例的各个族群。政府中重要职位也是按比例均衡分配。例如新加坡内阁有6位华人、两位马来人、一名印度教人士和一位印度塔米尔人。国家的公众假日设置亦很好地兼顾了各个种族的节日。新加坡人口构成中华人为大多数，但国歌《前进吧，新加坡》（Majulah Singapura）却是以马来语颂唱的。
应对全球化的鲜明典范
新加坡自我定位的核心就是汇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力量——让科技、国际金融、咨询和教育等行业聚集到这座国际都市，为它们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从建国开始，李光耀先生就高瞻远瞩，为新加坡政府奠定了诸多富有创造意义的城市发展解决思路。现在，新加坡同样也面临全球化的挑战。一方面要引进学习，另一方面，也要让自己的专长惠及全世界。新加坡人通过优化组合各种机制，将发展援助和市场化的商业策略结合在一起，增强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实力。而类似于新加坡合作计划（SCP）和新加坡合作企业（SCE）等各个机构的参与，都体现了这一鲜明的全球化应对思路。还有，新加坡最为杰出的外交官、前驻美大使陈庆珠（Chan Heng Chee）女士领导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Lee Kuan Yew Centre for Innovative Cities），聚焦技术和设计的一体化应用，希冀为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带来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进而在全球推广这些创意和创新思路。
新加坡在推进智力全球化方面也不遗余力。战略研究合作的对象包括了像麻省理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牛津研究基金会等全球一流的大学和智库。在新加坡岛的北部，政府创建一系列的研究园项目，包括著名的启奥生物医药园（Biopolis） 和纬壹科技城（One-North）用以鼓励国际合作和构建全球智力网络。在这些国际化的研究中心里，来自各个国家的专家携手攻关，为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创建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国际实验室。可以说，他们真正实现了李光耀一直为之倡导的、面向未来思维的愿景。
没有多少人能够像李光耀这样，有机会创建一种社会制度，不仅用于解决当时当地的挑战，还能推而广之，用于应对那些更广泛、即将面临的世界性问题。今年8月，新加坡将迎来建国五十周年的庆典，可惜李光耀先生已无法见证自己亲手创建的城邦国家的华诞庆典。然而，他的远见卓识勾画出的未来愿景，仍然激励着包括他的长子在内的卓越领袖们，在这个失去李光耀的世界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