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们”一词，有两义：一是我写《发现李庄》的那些“民国衣冠”，那些在李庄生活了六年的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和同济大学的先生们及他们的父老妻儿；一是现在的李庄人。“过去”亦可双解：既作标志时态的名词，又是表趋向的动词，即逝者如斯夫！
　　2013年9月14日周六，笔者偕内子与画家何昌林夫妇及外孙女小小菜去李庄。镇上一东一西两个停车场停满了车，街上满是游人，李庄的秧歌队正在欢送新兵。刚刚睡醒的小小菜煞是高兴，在这个小镇，她是走遍世界的大名人。午饭是在“李济缘”饭店，那是以“纪念”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的名义命名的。我们坐在雅间，外面是山呼海啸的食客，足足有十几桌。但坦白说，白肉的调料很一般，记得当初的特点是甜辣鲜香，那是下江人与当地人口味的完美融合，而今只有当地口味加上旅游成规模后的快餐风味。
　　饭后先去东岳庙，那是同济工学院所在，院子后坝的那棵高大的无花果树已枯朽倒下。只有前院的桂圆树还绿意婆娑，挂满龙眼，整座庙空空如也。是啊，不是故人，不知故事，来此干卿底事？
　　汽车开到月亮田竹林深处停下，一条绿荫掩映的小路通往中国营造学社旧址。路旁杂草茂密，少有履痕，按说美女加才女的林徽因故居，应该是李庄旅游的重要景点。可除了我们，也只有一位看门人。
　　当年史语所迁来李庄，百十号人、二十万册书，是傅斯年请托内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动用军用十轮大卡车，从昆明经贵州，运至四川泸州蓝田坝上船，溯流而上到高石梯下的“木鱼石”（又称筲箕背、蛤蟆石）下船。这里距离镇上已有两三里地，由此上山到板栗坳还有四五里。当年令李济老父李权吓掉魂的高石梯，已不再高，汽车可以直接开到半山腰。脚下那棵大黄葛树，就是傅斯年、董作宾等人自李庄到板栗坳中途歇脚喘息处，但见对面的桂轮山逶迤纠纷，长江沉沉一线流向天际。
　　出大汗，喘粗气，终于到了板栗坳。当年从牌坊头拾级而上，到栗峰书院的路已被阻断，得绕道茶花院。茶花院曾是史语所历史组所在，组长就是史学家陈寅恪（因故未去），研究人员有陈槃、劳榦、李光涛、何兹全、逯钦立等。陈槃有咏茶花院的诗，诗曰：“秀野当小园，涉趣日谁偶？偃息宜夏长，远意落岩薮。凤仙寞寂开，瓜蔓绵相纠。蜂喧花媚时，鸟窥人静后。一雨生秋风，变衰谅难久。墙竹玉青姿，潇洒绝尘友。渐来劳我心。商声凌半亩。”董作宾的《栗峰谣》唱到：“山茶花，朵朵红。三院学士最多情：折一把茶花求婚去，第一个成功是逯卓亭。”可眼前已是一座三层镶嵌马赛克的现代建筑。今人焚琴煮鹤，先是砍了茶花树，现在是彻底拆毁茶花院，让人瞻仰无凭。
　　戏楼台是史语所的考古组所在，也是董作宾的家。2005年9月2日，董作宾之子董敏回忆：儿时，他们最喜欢在咏南山牌楼的竹林里玩耍，有时耍在兴头上，就听到妈妈熊海平喊：“小敏子，吃饭了。”“小敏子，吃饭了。”一声一声，从竹林里传来。说这话的董敏，正与李济之子李光谟、逯钦立之子逯弘捷在咏南山牌楼前合影。听他深情的讲述，那声音仿佛穿越六十多年的岁月，犹在竹梢回旋。而今，一座咏南山牌楼，竟不知所踪，更奇怪的是镇上竟无人知晓此事。
　　2005年，板栗坳的牌坊头曾遭遇一次加固培修，旧貌不存，轮廓犹在。牌坊头后面的两块碑，一块是“宜宾市翠屏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一块是“留别李庄栗峰碑”，是当年史语所离开李庄时竖立的，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1950年以后，逐渐废弃，2005年9月重建，中间的石阶梯，走上去原是永胜乡小学，早已颓废，了无人迹，覆满落叶。
　　当年的板栗坳的栗峰书院，是个有一百零八道朝门的大寨子。一个叫“田碥上”的小院竟然是战时中国最好的文科图书馆，藏有二十多万册中西文图书。任继愈、马学良、杨志玖等北大文科研究生在此苦读六年，依靠这座图书完成学业；倚在病床上的林徽因、得了肺病的梁思永也是因了这批书才撑过那段泥泞。
　　傅斯年住过的桂花院是一排普通的农家屋，现在的房主张家友是土改后分到的房产。2007年11月17日，我陪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任所长王汎森、研究员王明珂来过这里。王汎森说，他是史语所离开李庄以后再来的第一位所长。本来他的前任杜正胜先生也很想来，但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来不了。而今，永胜村六组村民张家友讲起王汎森，记得当时的每一个细节，他甚至知道他已升为副院长。离开以后，王汎森将一本《傅斯年先生文物资料选集》寄赠这位未必识文断字的村民，并亲笔题写“家友先生惠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王汎森赠二〇〇七年十一月”。王汎森是中研院院士，海峡两岸公认的历史学家，做大学问者，善待小民，注重小事，这是当今社会难得的真君子。张家友也无负海峡那边的情谊。他将此物视为拱璧，决不轻易示人，有人出两千元，他不出售。这是一种奇特的缘分。当年，他的哥哥张汉青与董作宾的儿子董敏同学，曾在红苕地里向我讲述父亲张海洲给傅斯年抬滑竿的故事。而今，他哥哥也病逝了，他是这段历史唯一的知情人。
　　建在一个山坳处的明代建筑旋螺殿，是李庄最有文物价值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过去位于宜宾到李庄的公路边，也是古镇的地标式建筑。而今公路改道，旋螺殿也疏落了。从路上的苔痕、殿里的积垢可以看出游人罕至。从旋螺殿走一段田坎路，就是中研院社会学研究所旧址门官田张家院子。社会学所是民国时期极为重要的研究机构，但由于研究资料匮乏，也因为意识形态的屏蔽，遂湮没无闻。而史语所因为迁台，在海峡那边还完好地保存着这段历史。近日，《顾准传》的作者王晓林向我打听宗井滔的情况，宗是李庄门官田大户张家的女婿。她告诉我，宗井滔后来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馆长，顾准曾在他指导下读书。当她看到我在《发现李庄》里对宗井滔的叙述过于简慢，曾向我求证，但那时他的确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字员。那是一个群英聚会穷山沟的特殊时期，社会所所长陶孟和，研究员巫宝三、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千家驹……个个都是学界的泰山北斗。他在那个环境中受过熏陶，故有足够的学识滋养顾准这样的读书人。

二

　　当年我采访过的宗井滔的妻侄张执中，不几年就去世了。那些关于李庄的口述者罗萼芬、张海青、廖顺江、陈金辉的母亲李婆婆等，也纷纷谢世。清代画家金农有题画诗：“故人笑比庭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我先后数十次到过李庄，内子冯志也陪我一起做口述史，我们的岁月与李庄的兴衰连在一起。我在李庄的一次签名赠书时，一位老大娘曾心痛地说：“我们是看到岱峻老师的头发变白的。”听这话，我明白自己的十几年没白过。但另一句话却让我下泪，一次在李庄吃饭，一个做导游的姑娘来敬酒，说：“感谢岱峻老师给我就业的机会。”——我配吗，有何德何能？李庄原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宋老者说过一句中肯的话，岱峻让李庄出名；李庄也让岱峻出名。是的，我是李庄的最大受惠者。
　　2000年，我从李庄走进残缺不全的民国学术史。当年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李庄记事》。2004年，三十万字的非虚构著作《发现李庄》出版，我也因此获授“李庄镇荣誉居民”。此后，我的写作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与众多学者的支持。北京大学、中央民大、同济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大、西南民大等高校，给我提供过演讲的平台。台北“中研院”为我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原中研院研究员何兹全、梁思永的遗孀李福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等，曾接受我的访谈。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董作宾之子董敏、石璋如的公子石磊、李霖灿的公子李在中等，与我成了忘年交。著名学者余英时、许倬云、王汎森、罗志田、王明珂等给我很大的支持与鼓励……
　　屈指一算，那批前辈学者在李庄生活了近六年。我追随他们及其流寓过的那个古镇已有十三年。看来，今生今世，我是注定走不出李庄了。

三

　　拙作《发现李庄》问世一年以后，各种写李庄的图书，如《李庄忆旧》、《中国李庄》、《李庄寻根》、《古镇李庄》等，也竞相出版，异彩纷呈。宜宾电视台以拙作文字稿为基础拍摄的《中国李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梁思成与林徽因》等也在全国热播。李庄已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新亮点，随着李庄知名度的增高，旅游热汹涌而至。
　　李庄的骤然升温，让李庄人也始料未及。李庄的故事，也产生了滚雪球效应。某些媒体和作者，为追求轰动效应，虚构情节，恣意想象，如“几个袍哥的茶议，收养了走投无路的中研院”，“李庄的乡亲们吃观音土也要保证学者大师不致饿肚子”，“故宫博物院的数千箱珍贵文物曾运来李庄，放置在张家祠内保存，长达五六年之久”等。更有甚者，刻意编造绯闻，低下媚俗，甚至对病榻上的林徽因也不放过，以“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为标题吸引眼球。就在这次与李庄当地领导的交谈中，他还小心翼翼地向我求证，说南京博物院一位罗姓处长告诉他：当年，李济之所以不搬到板栗坳而留在镇上，是为便于寻花问柳……这就不止于编造历史，而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恶毒诽谤。李济先生恰恰是有“与天地之往来”的宇宙精神，而弃绝儿女情长的伟丈夫（愿闻其详者请读拙作《李济传》）。“发现李庄”，我是始作俑者，但要阻止李庄历史不断地“层累地造成”，甚至被恶意改写，我已无能无力。
　　当初，我追寻、迷恋的是过去的时间（1940—1946），是一段湮没的民国学术史。李庄因有这段被重新打捞发现的历史而为人文旅游地，成了旅游文化名镇的李庄似已不大在乎这段历史。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演出的唱本已是与文化不搭界的“李庄三白”——白肉、白酒、白糕。今日的李庄，满街拥塞着怡红快绿，夹道陈列着片好的李庄白肉和待片的猪臀，就像周庄满街充溢着“沈家蹄髈”的腻腥味。导游的电喇叭声、麻将声、卡拉ok声，肆意铺满小镇的每一个角落。街上要么是旅游消费者，要么是旅游经营者，要么是旅游管理者，人们尽情尽兴地享受花钱与挣钱的乐趣。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但目下的场景已令我陌生。它已是一处标准的成熟的旅游古镇。也许，这正是李庄渴求的变化，是当年李庄前辈付出的应有回报，代表着当地领导和民众的心声。我没有臧否李庄、以为今不如昔的权利，只是从内心觉得，古镇的变与不变真是悖论：保持或还原战时中国学术城的青灯黄卷、破庙寒窗，真实倒是真实，但除了一些真正的读书人有朝觐的兴趣，恐怕难以吸引游人？不是有一种理论：不开发，谈何保护？开发就是最好的保护。也许从李庄镇上的发展与板栗坳的败落也证明了这一点。

四

　　2007年11月17日，我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王汎森去到李庄，他以个人身份朝觐学人胜迹。半年后，他在2008年6月26日的《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新建古迹”：只有地点是古的》。他写道：
　　去年10月，我与同事王明珂先生仆仆风尘，前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主要是因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抗战期间一度迁往李庄，我们要到那里拍摄一些纪录片，同时也希望当地能保持史语所原址张家大院的旧模样，保护它但不要过度改建它。我们在《发现李庄》的作者岱峻先生等人陪同下前往，看到了在史语所前辈口中相传很久的李庄坂栗坳、张家大院，到了李庄才知道原来坂栗坳离李庄镇上那么远。
　　此行的重要任务很顺利完成了。古人有“千里送鹅毛”，我们何以要千里送只语呢？因为过去几年，我偶尔到中国大陆访问时，感触最深的是有几个古迹看来只有地点是古的，其余全是新的，我戏称之为“新建古迹”。如果我的观察没错，最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古迹经过几个阶段：第一是为了现代化而大量铲平的时期；第二是开始了解到要创造观光资源，必须依靠古迹的时期；第三是地方开始有钱，充分了解观光产业之重要，而又想为古迹“注入生命力”，也就是所谓“新建古迹”的时期。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这几年来凡是有机会，我就劝人“最古老的是可贵的”；如是为了创造观光资源，那么愈古老的愈能卖钱；宁可留住一片古老的，不要一栋新建的。人们千里迢迢前来凭吊的是那一片古老的残迹而不是那一片新建的“古迹”。访客想看的是与自己平常所见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他想看的是自己熟悉的东西，又何必千里迢迢前来此地呢？所以凡是具有时间的深度的东西，都应该以无比虔诚的心情保留下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因搜集史料经过江苏南部，看到许多明清古屋被拆散一地，那一个情景使我想起六十、七十年代的台湾，当时有一位小说家施叔青写了一本《琉璃瓦》，如果我的记忆没错，便是描写彼时台湾为了现代化，将许多老屋拆毁，珍贵的琉璃瓦散碎一地，不知珍惜的故事。
　　当然，文物保护者与古迹的现住户之间是有紧张的，后者往往觉得古迹太过破旧，住起来不舒服，一旦指定保护，长时不能翻身，所以过去台湾曾经有人在指定古迹之前悄悄加以毁损的情形。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政府将他们迁往公建的新住宅，然后将古迹保护下来。记得有一年我到瑞士，专程前去参访古代房屋的园区，他们的办法是将数百年来各种房屋都移一两栋到园区以供保存及欣赏，是值得借镜的作法。
　　老子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把天地比喻成一座通风鼓火的冶具；我则觉得人的内在生命像是一座乐器，要经过外面事物适当的引会，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而具有时间深度的古老东西，正是一种拓展心灵深度的引会之物。
　　逝者如斯，我景仰和追溯的那个学术李庄，已不复存在了。甚至，“发现李庄”的过程也成为一段渐行渐远的历史。9月19日中秋节，我通过电子邮件，把去李庄的见闻感受，尤其是在板栗坳见到张家友的情况，告诉台湾的王汎森。当天收到他的回信：“岱峻兄，谢谢您的文章和照片，我很感动。它们给我带来很大的兴趣，也使我猛省到访李庄是六年前的事。岁月如此之快，今人感慨！今年出了一本近七百页的论文集《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等有机会再送您一部。泛森。”
　　“百无一用是书生”，即或佛教徒，那些儒僧也会被人戏称只懂“文字般若”。或许我的痴迷正是源自愚妄的“分辨心”与“执着心”？放下，放下，且喝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