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长安与罗马之间并没有城际间的直接横向联系，但作为东西文明的中心，他们分别呈现出欧洲海洋文明与亚洲内陆文明的文化特质，它们的兴起离不开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因素，更离不开城市所在的地域自然环境影响，两座城市的发展壮大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解读长安与罗马在相同时间内的城市建设发展的轨迹的异同，是探索当时中西文化间差异根源的最好模本。
　　长安城
　　皇权威力的凸显：城市的兴起与美学向度定位
　　长安位于渭水之滨，史上有“八水绕长安”之说，沃野千里，又有崤函之险，此外南部还有丰饶的巴蜀支撑。因此汉高祖定都于此。险要与富丽是长安建都号令天下的资本，是皇权物化的标志。“京师”意识是当时士人世界观的一种呈现，京师一词在《史记》中频频出現，体现了司马迁对皇权的认同，而且《史记》的叙事结构也参考地方诸侯、少数民族与京师地理和行政关系的远近进行安排。
　　“西汉长安城内，宫室、宗庙和官署占全城的三分之二以”上，大规模的宫殿面积已经超过整个长安成面积的二分之一。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日‘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日‘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
　　的确，“壮丽以重威”是长安城的美学向度。首先，城市规模巨大，大约是罗马城的三倍以上；其次，高台建筑群构化出长安崇高至伟的形象；第三，装饰华美，以彩绘、贵重金属与珠宝镶嵌、雕刻三中元素为主。“巨丽”的审美原则铸就了长安城门高耸森严、深宫庭院的铺陈华丽，这就造成了城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感和强制力，从而实现了权威的辐射。
　　关于西汉长安附近诸陵社会生活，《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前期关中移民。大多围护于帝陵附近，“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这些陵邑不仅拱卫和供奉陵园而且形成相对集中的文化中心。
　　皇权的神圣性：传统伦理与宗教信仰维度的彰显
　　“礼制理想”在汉代长安城建设中也有体现，兴建城墙、城门、规划城市大道、城市功能分区等领域均能发现对《周礼·考工记》中理想都城的模仿。西汉后期，统治阶层兴起的“改制运动”，使得长安城的礼制化改造成为现实政治改革的物化呈现。元帝、成帝、哀帝及新莽时期，新建或改建的工程主要集中在宗庙、明堂辟雍、太学等礼制建筑。
　　汉代宗庙设置来看，皇帝生前为自己建庙的现象比较普遍，《汉书》记载，文帝四年建立顾成庙，景帝建德阳宫，武帝建龙渊宫，昭帝建徘徊宫，宣帝建乐游宫，元帝建长寿宫，称帝建阳池宫，汉代宗庙异处，互不关联，没有统一规划的布局和相对固定的地点。尽管后来东汉定都洛阳，但高祖庙仍在长安，经过修缮，发挥作用。
　　西汉初年，政府奉行黄老思想，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但“无为而治”也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建太学，设置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开创以读书取功名的途径。太学规模逐渐增大，汉成帝末期已经增加到3000人，据《汉书》记载，元始四年（公元4年），“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盛。”王莽之所以这样做，目的在于网罗天下异能之士，为夺取权力做准备。
　　“沟通阴阳的圣城”所凸显的是长安的神学意义。首先，长安作为首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和“天命”象征。其次，都城的首要价值在于祭祀，祭祀是沟通阴阳消息的重要途径。“五帝”与“太一”是西汉中期以前重要祭祀对象，到汉成帝时，对“郊礼”进行改革提出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至王莽时期这套制度方得确立，形成了诸神一五帝一天（地）这样从低到高的神界秩序。第三，在神仙方术的影响下，祭祀除了神圣之外，还带有了浪漫色彩。总体来说，西汉有神必祭，其神学系统有天神系统、地神系统，还杂人了其它各路主要神灵。这些巫祠杂神，除了太一经过改造转化为正神，其余大多数时废时立，这主要由于统治者的态度影响。
　　罗马城
　　城市的神圣性书写：各种力量聚合的基础
　　关于罗马城的建立，有一个血腥的传说。相传罗慕罗斯与兄弟慕瑞斯争夺统治权，获得代表神谕的飞鸟的启示，最后杀死了兄弟慕瑞斯，取得了最终的统治权，这使得罗马的城界具有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其实就是用来维护世俗利益的，延伸为领土的神圣性并引发爱国精神和献身行为。但罗马的大规模建设始于老塔克文时代，罗马的排水设施在此时开始兴修，填充大量土石方，提高地面，在人工获得的空地上修建了罗马广场，并在广场上修建了市政厅和市场，帝国时代的罗马广场群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其实罗马的兴起离不开它自身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帕拉丁山与台伯河天险为这座城市安全提供保障，罗马周围火山活动频繁，火山岩和火山灰是较好的肥料和建筑材料，为罗马的农业和建筑发展提供资源，它的两边是两个经济发展繁荣的城邦，同时它位于古盐道枢纽的位置为其兴盛提供经济条件，同时也为接受先进文化提供便利。城市的传说在于说明两方面内容：第一，罗马的兴起在于战争；第二，罗马的战争是有神庇护的，一切都由神圣性引发，最后通过战争掠夺的财富与人口不断增添罗马城的辉煌。
　　武力成果的炫耀：战争对罗马城市建设的作用
　　战争对罗马的市政建设有深远的影响，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罗马连续不断的战争是罗马共和国历史的两条重要线索。战争为罗马到来了丰厚的战利品，内战造成的城市权利重构.奥古斯都除了自己对城市建设进行关注并投入资金外，还督促其他社会名流新建或装修纪念碑点缀罗马，罗马人热衷于公共事务和公共工程的态度非常明显，每当杰出人士就任市政官时，大宴宾客已成为时尚。在建筑领域罗马人的审美观集中于世俗与实用两个重要原则之上。罗可以说那些将军炫耀成功促成了罗马城的美化。这种价值观是罗马政治伦理作用下的结果，当时社会普遍认为，战利品是依托国家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获得的，理应用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西塞罗把战利品上缴和捐献当作为官清廉的基本标准。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写道：“城市的辉煌壮丽几乎要完全归功于居民中的上层富裕阶级的慷慨捐输”。当然这只是表象，城市建设的承包商依然是这些功勋卓著的贵族，财富通过工程承包再次敛财，造成罗马城贫富两极分化。城市建设的伦理模式是部落的荣耀、家族荣耀、罗马的荣耀的三位一体。因此富人对建筑作为如下的选择以实现荣誉功能：第一，建筑要有公众性，第二，建筑要有荣誉的垄断性；第三，建筑要在质量上保证长期性。另外城市还是皇帝政治影响力和实力的象征，是皇帝的门面。 　　汉代长安城与罗马城的布局与功能的差异
　　首先，汉代长安规划以“宫殿和官署为中心”，表现了中国都市的专制王权的力量，职能分区比较明显，“王宫、市、闾里、庙宇等都被严格地控制在某个特定地带，其形成是由政府决定的”；罗马城完全是由公共建筑则是自然聚集而成，诸如“裁判所、庙宇、斗兽场、剧场、公共浴池、市场、市政厅等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设施组织起来的”，表现城邦人民的自由生活。
　　此外，汉代长安在城市建设上除了长安城外，还有一些陵邑成为拱卫长安的卫星城镇，这就构成了关中一代以长安为核心的城市群，汉代的城市建设确实体现了皇权思想，有政治、军事考量，但总体来说汉代城市关系是一种围绕皇城的向心发展模式，但城市之间的竞争不如罗马周边城邦竞争那样激烈，当西汉末年战乱摧毁长安的时候，东汉政权还可以凭借洛阳城继续维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控制。对于罗马来说，城市的社会意义在于城市是行政中心、文化的宣传基地、军事基地，城市建设呈现出多元的文化价值包插历史、宗教、社会传统和政治结构。罗马发展体现了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性，由于城际间的竞争，罗马的兴起伴随着其它城市的衰落，这最终导致西哥特人攻陷罗马后中世纪呈现出文化荒漠的黑暗時代，此外罗马的阶级性铸就了罗马人生活的两极分化，呈现出大量的社会矛盾。
　　汉代长安的建设，由于宗法伦理建设日臻完善，尽管城市建设初期呈现出华丽壮美的气势，但并没有引领长安城日常生活的奢华局面。罗马城，由于享乐主义在罗马城市建设及行政领域的扩张，促成了罗马人的堕落，许多农民在农忙时节看戏上瘾，加上首都免费发放粮食，助长了懒惰的情绪，战争的巨大财富掠夺助长的奢靡，使得罗马人最初的勤劳、节俭、禁欲的美德被享乐铺张所代替，罗马城的建设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第一，建筑外观的矛盾性。宏伟的规模和粗糙的外观，整体的精致匮乏与精美的雕刻修饰，形成了建筑美的不和谐。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建设大量使用奴隶，奴隶备受压迫，缺乏锐利的劳动工具和建筑技术。第二，城市的两极分化在住宅上体现的非常明显。罗马有等级分明的住宅，除了皇帝住宅之外，更多的是平民与贵族的住宅。富人主要居住在城市地势较高的区域，穷人主要居住在地势低洼的地方。山丘上的富人“多慕斯”和山谷低地平民的“公寓楼”有明显的差异，即便是公寓楼内也会根据居民的经济条件有所分别，从底层到高层，按照经济条件的好坏有着明显的质量区分。这种格局造成了罗马“一边是喷泉，一边是排泄物”的道德分裂局面。
　　王勇大庆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从事比较文化、区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