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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剑斌的这篇采访稿读起来像一篇小说，像虚构的小概率事件：爱摄影的周建生和没怎么照过相的段三月，在1987年冬天擦肩而过，三十年后重逢，段三月才看清了给自己拍照的周建生的脸。两段平凡人生，得以这么戏剧化地呈现在记者笔下，有种小城故事的简单、清新感，回味无穷。
上世纪80年代末，郴州。
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善，30岁出头的周建生站在郴州的街头，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势头，心中涌起一股想要记录这个时代的冲动。他频频举起手中的“奢侈品”——用所有积蓄买来的那台佳能AE-1相机，对着开始宽阔起来的街道、开始拔高的楼房、开始洋溢起笑容的人群，按下了快门。
周建生本是湖北人。1976年。湖南省衡阳市冶金机械厂为完成支援“三线（城市）”的任务，将某位员工调遣到郴州工作。这位员工就是周建生的父亲，时年20岁的周建生也随着全家迁到了郴州。
在郴州，周建生参加了工作，进入了商业系统，成为国营商场的一名服务员。1980年，周建生的工资是34元5角。而一台海鸥120双镜头4B相机要卖124元。周建生决定找同事借钱。
早在1974年，还在读高中的周建生因为父亲同事的一台海鸥牌203折叠相机。与摄影结下了缘。他经常借这位父亲同事的相机来拍照。
周建生好不容易借齐了124块钱，结果被柜台的服务员告知。相机不能单卖。必须搭配20个胶卷才能卖。周建生拍了拍脑门：“哎。还得去借钱！”
就这样。他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台相机。从此，郴州的城市街道。裕后街、燕泉河、郴江河、东风广场、北湖公园等等，被他永远定格在胶片上。
1980年。对于这个“吃国家粮”的小伙子来说，通过债台高筑得来的这台宝贝相机。只是一时兴起。还是人生的抉择？大多数普通百姓玩不起的摄影，将会成为他年轻时的贪恋，又或是毕生的追求？交给时间去回答吧。
我们只知道，到了1987年，周建生还是在原单位上班，也还是热衷于摄影，只是手中的相机早已经换成了佳能AE-1。
这一年冬天，周建生站在人民东路上，郴州市政府的对面。看着一长串的客运大巴排着队从眼前驶过。不由自主地举起了他的佳能相机。
画面定格的瞬间，一位穿西装、留短发的女士正骑着自行车从他的镜头前掠过。
在段三月看来，那是纯真的年代。那时的人。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出门打扮的习惯，也没有朝钱看的想法。比如她自己，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公务员，但总是一心扑在做不完的工作上。经常要加班，却从来没想过要求加工资。反而是感觉非常充实、愉快。
段三月出生在郴州市资兴县的一个小镇上，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到她初中毕业时，父母年事已高。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她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选择去工作。
那是1971年，段三月还不满16岁，因为算盘打得好，被县百货公司招去当了一名卖布的柜员。
没过多久。资兴县公安局需要招一名年纪较小的打字员——因为年纪小就可以在打字员这个岗位上工作很多年，省得频繁地换人——来到百货公司物色人选。看到段三月一脸稚气，算盘打得蛮好。就说“这个姑娘可以”。打字员这个岗位听起来很轻松。但段三月所要做的工作却不光是打打字，而是“什么都要做”：上传下达。收文发文。出简报，开介绍信……一个县管28个乡镇。她需要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去打，把28个乡镇的情况都收集上来。编成每月两期的简报。再将上面的政策传达到每一个乡镇。
1977年元月，因为工作的需要，段三月被调到郴州市公安局。先在办公室做文秘工作。接着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做了两年。又被调到出入境管理科做内勤，工作内容变成了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写报告。郴州靠近广东。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偷渡香港。段三月所在的出入境管理科经常要为这类案子拍摄图片资料。因此，出于工作的需要，她也用公家的相机学会了拍照、冲洗照片。
有一次，胶卷急着拿去冲洗，还剩一张没拍掉。为了不浪费，她就用这仅剩的胶卷给坐在办公桌前的局长拍了张照。相片洗出来之后，局长非常满意，特意将它压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
那时候，拍照是一项奢侈的消费。大家都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包括局长。“我没有用公家的胶卷为自己拍过一张照。”段三月说。那个时候的人的理念不同。都比较廉洁，公家的胶卷就放在柜子里面，人人都拿得到，但没有人拿它为自己拍过照。
作为内勤，段三月每天早上必须比同事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上班，因为要搞卫生。要倒茶倒水，冬天还要生火炉。她家住在市一中附近，每天骑15分钟的自行车去上班。自行車是单位给她配的。当时拥有自行车的人还很少。她骑在路上感觉很洋气，很多人用羡慕的眼神看她。
三十年过去了，时间替周建生给出了答案。他仍在坚持他的纪实摄影，用他的话说：摄影是我的信念。我一辈子别的事也不会做，就只会玩摄影。
环境污染、拆迁问题、老百姓的民生……周建生拍的都是长期关注的项目，需要他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1995年。他终于辞掉了工作。开始专心拍照，也开始了没有稳定收入的窘迫日子。
周建生坚持只用镜头记录郴州。因为作为一名“必须关注社会变迁”的摄影师，他认为郴州的变迁，也就是中国的变迁。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他“没有闲钱出去玩”，几乎没怎么离开过郴州。
每天一大早。周建生从家里出门，哪趟公交车先来就上哪趟公交车。坐到终点站下车，然后在附近寻找拍摄的素材。中午再坐公交车回来。下午在家里整理照片。“因为同时拍摄好几个专题。所以我坐哪趟公交车都可以拍。”他说。
周建生既不求名也不逐利，只对摄影本身感兴趣。从不主动投稿或参展。只有少量的照片发表或参赛获奖。那都是因为别人喜欢他的作品。向他邀约的。这些年来有限的经济收入即来自于此。
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媒体直接将他的照片拿来用了，没有署名，没有稿费，甚至都没有打招呼。他本想起诉。但想想打官司那么麻烦。也就罢了。他自我宽慰：“就当是他们对我作品的一种认可吧。” 三十年过去了。那个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公务员段三月早已经退休。如今，她每天做做家务，看看书。上上网，也像闲人马大姐似的管管社会上的事，劲头十足地做些关于脱发、白发现象的研究，或是拨打市长热线反映老百姓的困难、政府工作的疏忽。
她儿子在重庆工作，她每年都要到儿子家里去住一段时间。去年4月。她还在重庆时，一位朋友在微信上给她发来一张黑白照片，问她：这个骑自行车的人不是你吗？
段三月年轻的时候只拍过一张生活照，是一位在文化馆做摄影工作的熟人给她拍的。而这是第二张，段三月也是头一回见到。照片上面的人正是她本人，她认得那件西装，是她去长沙的警官学院进修前后买的。她也认得西装里面那件只露出领子的白毛衣。那是她亲手织的。她还认得这个地方，郴州市人民东路，老市政府门前，她每天上下班都要骑车经过这里。
“从穿的衣服来看。应该是冬天。从我骑车的方向来看，应该是下午下班回家……”段三月看着照片，顿时思绪万千，她回想起了那些年轻的岁月，每天的忙碌，路上的奔波，想起自己怎么从小镇一路到了县城。再到市里……她人生的轨迹。
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拍了这张照片，她没有一点印象了。
转发照片的朋友告诉她，照片是从郴州日报策划的一个“郴州30年变迁”的专题里面看到的。一定是当年某位记者站在路边拍下了它。而她正好骑车从那里经过……
段三月对儿子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拍得非常真实。非常有生活。我年轻时没拍过什么照片。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想把它放大，洗出来。”
儿子告诉她。照片经过多次转发，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了。必须找到作者拿到原片，洗出来效果才好。
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段三月辗转打听。才联系上策划这个专题的报社的一位姓钟的主任，钟主任也不知道照片的作者是谁。但他答应帮她寻找。后来。段三月又联系过几次钟主任。问他进展，但均未果。直到今年5月份。段三月回到郴州后，再一次打电话追问。事情才有了进展。钟主任把周建生的电话给了她。
“电话里，她很激动。我也很激动。”周建生说。他的相机早已换成数码相机。但那么多年拍下的底片。他全部用文件袋装着。标上年份保存起來。有十几箱之多。他找到那张底片。扫描转成数码文件，再放大打印出来。他们约好6月3日上午10点在照片里的老地点碰面。
关于电话里的内容，段三月讲述得详细一些：“我说：周记者，你有一张照片。拍的是30年前的郴州，上面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女的。那个人就是我。我因为年轻的时候没照过什么相。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很珍贵。你能不能把底片借给我拿去洗。我可以付给你钱。周记者也很高兴，他说不用给钱，我帮你洗一张，送给你！我觉得白拿人家东西也不好嘛，就说那我给你夫人买条裙子吧，他说不用不用……”
段三月还是去买了一条格子裙。带去送给了周建生。她猜周夫人的身材应该跟她差不多。就买的中码，“反正我跟他说了，大了小了都可以去店里换”。据她说，那是一条很好看的裙子，是“牌子货”。
见面那天。他们两个都是单独去的。段三月对周建生的印象是“书卷气比较浓，留着长发，搞艺术的样子”。他们见面寒暄了几句，在照片里的那个老地方合影留念。然后又去附近的茶楼喝了茶。谈了一会儿天，发现两人的年纪只相差一岁，就追忆了一些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聊了聊这座他们共同生活的城市，以及属于那个年代的一些共同的回忆。
周建生并没有讲自己这三十来年的摄影经历，直到现在。段三月还以为他是“周记者”。
也许两人以后再不会联系。就像周建生说的。“不好再相互打扰了吧”。但是那张照片。那条裙子，应该会让他们再回想起这次见面，回想起命运那奇妙的安排。回想起其他许多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末，郴州。
改革开放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改善，30岁出头的周建生站在郴州的街头，感受到了这种变化的势头，心中涌起一股想要记录这个时代的冲动。他频频举起手中的“奢侈品”——用所有积蓄买来的那台佳能AE-1相机，对着开始宽阔起来的街道、开始拔高的楼房、开始洋溢起笑容的人群，按下了快门。
周建生本是湖北人。1976年。湖南省衡阳市冶金机械厂为完成支援“三线（城市）”的任务，将某位员工调遣到郴州工作。这位员工就是周建生的父亲，时年20岁的周建生也随着全家迁到了郴州。
在郴州，周建生参加了工作，进入了商业系统，成为国营商场的一名服务员。1980年，周建生的工资是34元5角。而一台海鸥120双镜头4B相机要卖124元。周建生决定找同事借钱。
早在1974年，还在读高中的周建生因为父亲同事的一台海鸥牌203折叠相机。与摄影结下了缘。他经常借这位父亲同事的相机来拍照。
周建生好不容易借齐了124块钱，结果被柜台的服务员告知。相机不能单卖。必须搭配20个胶卷才能卖。周建生拍了拍脑门：“哎。还得去借钱！”
就这样。他拥有了人生的第一台相机。从此，郴州的城市街道。裕后街、燕泉河、郴江河、东风广场、北湖公园等等，被他永远定格在胶片上。
1980年。对于这个“吃国家粮”的小伙子来说，通过债台高筑得来的这台宝贝相机。只是一时兴起。还是人生的抉择？大多数普通百姓玩不起的摄影，将会成为他年轻时的贪恋，又或是毕生的追求？交给时间去回答吧。
我们只知道，到了1987年，周建生还是在原单位上班，也还是热衷于摄影，只是手中的相机早已经换成了佳能AE-1。
这一年冬天，周建生站在人民东路上，郴州市政府的对面。看着一长串的客运大巴排着队从眼前驶过。不由自主地举起了他的佳能相机。
画面定格的瞬间，一位穿西装、留短发的女士正骑着自行车从他的镜头前掠过。
在段三月看来，那是纯真的年代。那时的人。没有矫揉造作，没有出门打扮的习惯，也没有朝钱看的想法。比如她自己，虽然只是一名小小的公务员，但总是一心扑在做不完的工作上。经常要加班，却从来没想过要求加工资。反而是感觉非常充实、愉快。
段三月出生在郴州市资兴县的一个小镇上，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到她初中毕业时，父母年事已高。为了不给家里增添负担。她放弃了读高中的机会，选择去工作。
那是1971年，段三月还不满16岁，因为算盘打得好，被县百货公司招去当了一名卖布的柜员。
没过多久。资兴县公安局需要招一名年纪较小的打字员——因为年纪小就可以在打字员这个岗位上工作很多年，省得频繁地换人——来到百货公司物色人选。看到段三月一脸稚气，算盘打得蛮好。就说“这个姑娘可以”。打字员这个岗位听起来很轻松。但段三月所要做的工作却不光是打打字，而是“什么都要做”：上传下达。收文发文。出简报，开介绍信……一个县管28个乡镇。她需要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去打，把28个乡镇的情况都收集上来。编成每月两期的简报。再将上面的政策传达到每一个乡镇。
1977年元月，因为工作的需要，段三月被调到郴州市公安局。先在办公室做文秘工作。接着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做了两年。又被调到出入境管理科做内勤，工作内容变成了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写报告。郴州靠近广东。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偷渡香港。段三月所在的出入境管理科经常要为这类案子拍摄图片资料。因此，出于工作的需要，她也用公家的相机学会了拍照、冲洗照片。
有一次，胶卷急着拿去冲洗，还剩一张没拍掉。为了不浪费，她就用这仅剩的胶卷给坐在办公桌前的局长拍了张照。相片洗出来之后，局长非常满意，特意将它压在办公桌的玻璃下面。
那时候，拍照是一项奢侈的消费。大家都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包括局长。“我没有用公家的胶卷为自己拍过一张照。”段三月说。那个时候的人的理念不同。都比较廉洁，公家的胶卷就放在柜子里面，人人都拿得到，但没有人拿它为自己拍过照。
作为内勤，段三月每天早上必须比同事提前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去上班，因为要搞卫生。要倒茶倒水，冬天还要生火炉。她家住在市一中附近，每天骑15分钟的自行车去上班。自行車是单位给她配的。当时拥有自行车的人还很少。她骑在路上感觉很洋气，很多人用羡慕的眼神看她。
三十年过去了，时间替周建生给出了答案。他仍在坚持他的纪实摄影，用他的话说：摄影是我的信念。我一辈子别的事也不会做，就只会玩摄影。
环境污染、拆迁问题、老百姓的民生……周建生拍的都是长期关注的项目，需要他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1995年。他终于辞掉了工作。开始专心拍照，也开始了没有稳定收入的窘迫日子。
周建生坚持只用镜头记录郴州。因为作为一名“必须关注社会变迁”的摄影师，他认为郴州的变迁，也就是中国的变迁。当然，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就是他“没有闲钱出去玩”，几乎没怎么离开过郴州。
每天一大早。周建生从家里出门，哪趟公交车先来就上哪趟公交车。坐到终点站下车，然后在附近寻找拍摄的素材。中午再坐公交车回来。下午在家里整理照片。“因为同时拍摄好几个专题。所以我坐哪趟公交车都可以拍。”他说。
周建生既不求名也不逐利，只对摄影本身感兴趣。从不主动投稿或参展。只有少量的照片发表或参赛获奖。那都是因为别人喜欢他的作品。向他邀约的。这些年来有限的经济收入即来自于此。
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媒体直接将他的照片拿来用了，没有署名，没有稿费，甚至都没有打招呼。他本想起诉。但想想打官司那么麻烦。也就罢了。他自我宽慰：“就当是他们对我作品的一种认可吧。” 三十年过去了。那个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公务员段三月早已经退休。如今，她每天做做家务，看看书。上上网，也像闲人马大姐似的管管社会上的事，劲头十足地做些关于脱发、白发现象的研究，或是拨打市长热线反映老百姓的困难、政府工作的疏忽。
她儿子在重庆工作，她每年都要到儿子家里去住一段时间。去年4月。她还在重庆时，一位朋友在微信上给她发来一张黑白照片，问她：这个骑自行车的人不是你吗？
段三月年轻的时候只拍过一张生活照，是一位在文化馆做摄影工作的熟人给她拍的。而这是第二张，段三月也是头一回见到。照片上面的人正是她本人，她认得那件西装，是她去长沙的警官学院进修前后买的。她也认得西装里面那件只露出领子的白毛衣。那是她亲手织的。她还认得这个地方，郴州市人民东路，老市政府门前，她每天上下班都要骑车经过这里。
“从穿的衣服来看。应该是冬天。从我骑车的方向来看，应该是下午下班回家……”段三月看着照片，顿时思绪万千，她回想起了那些年轻的岁月，每天的忙碌，路上的奔波，想起自己怎么从小镇一路到了县城。再到市里……她人生的轨迹。
但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拍了这张照片，她没有一点印象了。
转发照片的朋友告诉她，照片是从郴州日报策划的一个“郴州30年变迁”的专题里面看到的。一定是当年某位记者站在路边拍下了它。而她正好骑车从那里经过……
段三月对儿子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拍得非常真实。非常有生活。我年轻时没拍过什么照片。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想把它放大，洗出来。”
儿子告诉她。照片经过多次转发，已经被压缩得很小了。必须找到作者拿到原片，洗出来效果才好。
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段三月辗转打听。才联系上策划这个专题的报社的一位姓钟的主任，钟主任也不知道照片的作者是谁。但他答应帮她寻找。后来。段三月又联系过几次钟主任。问他进展，但均未果。直到今年5月份。段三月回到郴州后，再一次打电话追问。事情才有了进展。钟主任把周建生的电话给了她。
“电话里，她很激动。我也很激动。”周建生说。他的相机早已换成数码相机。但那么多年拍下的底片。他全部用文件袋装着。标上年份保存起來。有十几箱之多。他找到那张底片。扫描转成数码文件，再放大打印出来。他们约好6月3日上午10点在照片里的老地点碰面。
关于电话里的内容，段三月讲述得详细一些：“我说：周记者，你有一张照片。拍的是30年前的郴州，上面有一个骑自行车的女的。那个人就是我。我因为年轻的时候没照过什么相。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很珍贵。你能不能把底片借给我拿去洗。我可以付给你钱。周记者也很高兴，他说不用给钱，我帮你洗一张，送给你！我觉得白拿人家东西也不好嘛，就说那我给你夫人买条裙子吧，他说不用不用……”
段三月还是去买了一条格子裙。带去送给了周建生。她猜周夫人的身材应该跟她差不多。就买的中码，“反正我跟他说了，大了小了都可以去店里换”。据她说，那是一条很好看的裙子，是“牌子货”。
见面那天。他们两个都是单独去的。段三月对周建生的印象是“书卷气比较浓，留着长发，搞艺术的样子”。他们见面寒暄了几句，在照片里的那个老地方合影留念。然后又去附近的茶楼喝了茶。谈了一会儿天，发现两人的年纪只相差一岁，就追忆了一些他们年轻时候的事情，聊了聊这座他们共同生活的城市，以及属于那个年代的一些共同的回忆。
周建生并没有讲自己这三十来年的摄影经历，直到现在。段三月还以为他是“周记者”。
也许两人以后再不会联系。就像周建生说的。“不好再相互打扰了吧”。但是那张照片。那条裙子，应该会让他们再回想起这次见面，回想起命运那奇妙的安排。回想起其他许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