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1985年，李荣先生首次将“晋语”从“北方官话”中独立出来，并明确指出山西西南部方言应属于中原官话，与晋语相区别。此后相关的研究更是成果颇丰，本文对近三十年来晋西南地区官话方言的历时发展进行关照，并从语音、词汇、语法、语言接触以及语言文化等角度对其进行综合性探究，发现语音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词汇与语法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挖掘的地方。
【关键词】 晋西南;语音;词汇;语法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4-0086-03
西汉末年，扬雄所著的《方言》一书首次涉及今山西省在周秦时期的语言情况并晋国以及周边“国家”的语言差异现象有了零散的记载。此后历代方志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晋西南官话片内的方志材料达500多种。收录方言情况的文史资料总量不足前者十分之一，内容也大多局限于记录部分词汇和少数特殊字音。上世纪初，高本汉（Karlgren，KlasBernhardJohannes 1889—1978年）对中国方言的研究调查促使本土研究打开真正科学性的一面，其古今印证的思想将方言研究由共时描写带向纵深，初步形成的描写派方言思想也在其后近百年的方言研究历程中影响着无数学者。而高氏的研究中语音描写系统性上的不足也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方言普查工作中得到弥补。
晋西南官话片主要包括运城、临汾两市，共涉及25个县市（名称一律以2017年行政区划为：霍州市、古县、洪洞县、临汾市（市辖区）、浮山县、翼城县、曲沃县（平阳小片）、新绛县、襄汾县、侯马市、闻喜县、稷山县、万荣县、绛县、垣曲县、夏县、沁水县（城关）（绛州小片）吉县、乡宁县、河津市、运城市（盐湖区）、临猗县、永济市、芮城县、平陆县。）。区别于前期方言研究为普通话推广服务而极具实用性的特点，新时期山西西南部官话方言研究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发展面貌。1983年，温端政主持的重点项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以《山西省方言志丛书》为主要成果，惠及晋西南地区九个县市，汾河片单点方言的系统描写在随后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3年）中也有所涉及，此后还有“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等一系列的专书成果。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汾河片官话方言的研究进行窥探。
一、语音
近三十年来，学者广泛运用采用横向区域比较和纵向历史相结合的比较方法，将方音差异的现状放在历史中去考量，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和演变条件，探讨现代方言的地域差异和历史演变情况。此类研究多以作者的母方言作为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系统对比的方法逐渐受到学者的青睐，各类现代化的研究手段与理论也被应用于其中：孙晶综合共时与历时、兼顾地理与历史等因素分析今新绛方言内部差异的成因。赵芸则从新老派发音对比研究入手指出了垣曲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近30年晋西南部官话方言语音研究有以下两大主题：
（一）文白异读与历史层次分析
早在1988年，学者王洪君分析闻喜方言白读现象时介入宋西北方音系统进行两者间的比较，从而印证今汾河片方音对宋西夏西北汉语方音的承继关系。侯精一、杨平在《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1993年）一文中也指出文白异读普遍存在于山西境内官话地区。据《山西方言调查报告》 （1993年）显示，山西西南部官話地区23个县市都存在着丰富的文白异读现象，且与山西省境内其他地区存在明显不同。此后，今读方音中的文白读分析便常同历史层次分析相结合：
1997年10月，王临惠在《临猗方言的文白异读》中指出临猗方言的文白异读是发展变化中积淀下的历时层次在现代口语中的反映。随后在谈及临猗方言语音主要特点时也提及其中的文白异读现象。而王临惠在《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一书中条列了汾河流域方言文白异读基本的特点，在来源问题上给出了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论。刘津则从声母和韵母两大音类入手对乡宁方言新老派文白异读进行描写。张维佳则分析了汾河片与关中片宕摄文白读差异，揭示其产生和演变的语音机制。薛志霞对汾河片方言白读层和宋西北方音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证明了汾河片方言对晋方言的早期影响。卫岩则提出永济话的文白异读是其在发展变化中积淀下来的中古或唐宋西北方音与后来从权威方言和共同语中借入的不同语音层次的综合反映。和苗则举例说明山西绛县方言文白异读的三大的类型。杨淑芬、杨春宇从声韵调三方面着眼，系统描述曲沃方言的文白异读情况且归纳了其语音特点。赵变亲具体描写了襄汾方言宕江曾梗通五摄舒声的文白读系统，分析了其发展变化规律。随后胡婷婕对襄汾方言的文白读系统做出了类型学上的划分并完成了成因分析及变迁解释。刘红则对平阳小片内部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演变进行整体性的分析，追溯其形成原因。
（二）声调研究和今读方音历史演变
2001年，王临惠将声调的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汾河流域，归纳出太原、曲沃、阳曲、静乐、临汾五大类型，从地域性和历史音韵两方面分析其成因。此后还对临猗方言的声调例外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包旭玲认为汾河片方言古全浊声母的清化使声调产生了分化，而方言间的互相影响与自发的演变使声调发生了归并。杨颖则关注了芮城话儿化、轻声、重叠、亲属称谓中的声调类化现象。李芬和常馨匀客观的分析临猗话连读变调模式的相关特点，但未见溯源性的研究。贾改过（2014年）在对运城话与普通话的对比研究中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除此之外，诸多学者借助历史语言学视角进行方音今读成因问题的研究。王洪君与艾红娟则分别就闻喜话的“z变音”和“子变韵”进行探讨。前者通过闻喜内部z变音的比较探究其来源及历时衰变路径;后者则推断以闻喜话为代表的“子变韵”是“儿化”的一种形式。关于“韵母分调”研究的成果则较为少见，吴建生、李改样梳理了永济话咸山两摄韵母分化规律时初步涉及调值分韵，但并未就此展开进行详细说明。连读变调一直以来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之一。早在1989年，吕枕甲就以运城话单字调为基础进行连读变调规律的总结。随后，潘家懿将闻喜话与汉越语中共有的“重唇音细音字变读为舌齿音”现象进行异同对比，探寻汉语语音演变的特殊规律。吴建生则具体讨论了万荣话两字组七种变调形式。杨淑芬、杨春宇（2011年）分析了曲沃话两字组和叠音字组的变调规律和产生原因。 二、词汇
早在1992年，吴建生通过比较山西省内42个方言点100余条词汇条目说明山西方言词汇的异同，但词汇的系统整理往往见于地方县志，相关专著至今仅有赵宏因的《万荣方言词典》（1997年）。近三十年来学者对晋西南官话方言词汇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
（一）系统性的方言词汇研究——分类列举与异同对比
邢向东就秦晋黄河沿岸各方言间词汇间的语音差异做出解释。卫岩从结构特点、语法功能和修辞特点对永济方言词汇深入分析。裴雅琳以“保护文化遗产”的视角入手，归纳出临汾尧都区河东方言的特点，并探讨方言词汇中所反映出的文化特点。卫水水和张宇通过与普通话和周边地区方言的比较研究，基于闻喜方言与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承继关系分析闻喜话发展演变路径。王堉程将襄汾（襄陵镇）特色的方言词汇在构词法上与普通话进行异同比较，并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其对古语词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揭示差异形成的原因。
（二）方言古语词
姚美玲深入探讨了唐代墓志中所出现的词语在历史承继过程中意义的发展变化。石华华则将保存于今洪洞话中的古词语作为研究的对象，结合音义面貌及古代文献对其进行分类考释。秋谷裕幸和邢向东通过描写七个基本词的含义从而证明了它们同南方方言的同源性。贾盈荣对洪洞方言中出现的近代汉语词进行分类研究，并分析说明了这类词保留及发展的轨迹。孙改霞以晋南河津方言为参照，寻求《尔雅》与《方言》中的上古词语在晋南方言中的遗存。李仙娟将河东方言看作一个整体，对其中所保留的古语词进行考证。
三、语法
基于语法体系的稳定性而言，晋西南方言语法虽然差异不大，但某些语言结构也区别于普通话或他方言的。吴云霞、寇春娟在对万荣、运城两地方言特色语法现象进行共时描写的基础上同普通话、周边方言相比较。综合型的语法描写之外，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一）词法
山西方言“圪”字头、“子”尾的使用十分丰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最为多见。任林深明确了“圪”字头不具有语法意义的观点。吴建生从语音形式、在词语中的作用以及同“儿”后缀的比较三方面叙述万荣方言的“子”尾。王临惠研究了“圪”字头在晋语区和中原官话区中的不同表现方式。郝滢、贾春梅则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临汾方言中，前者侧重晋语及官话共有的一些特殊词缀对临汾方言的双重影响;后者分析了临汾方言中“家”词尾特殊用法。陈芳对绛县“子”尾相关的语音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关注了嘎裂音对其发展的影响。翟维娟对新绛方言中的儿化、子尾和重叠等现象进行动静态结合的描写分析。李仙娟的对临猗方言的研究也涉及重叠式与子尾。
在特殊词缀研究之外还涌现了许多关于词类研究的成果。许多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乡宁、襄汾、霍州、临猗、新绛、闻喜等地方言中的代词进行常规的分类研究，主要涉及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三大类，并分别对其进行特点总结，其中又以人称代词的研究最为深入。除了对代词的广泛研究外，学者还对晋西南官话方言中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作了分类研究，吴建生将万荣方言中特殊的程度副词与普通话做对比研究。关于“叠音词”与“合音词”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二）句法
关于晋西南官话地区方言的相关句法研究主要以体貌研究、语法化和特殊句式三类为主。
近三十年来晋西南地区的体貌研究主要涉及运城、万荣及临猗地区。吴建生对万荣方言中的四种比较句进行结构分析。语法化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虚化轨迹的分析展开，史秀菊对解州方言中近代汉语助词“去”表去向与表事态意义间的发展关系展开讨论。陈志明、吕佳从临晋话和芮城话中“着”的多功能用法入手考证其发展演变的路径。史荣考察了绛县方言中谓语“到”向虚拟语气标记“唠、到”虚化的轨迹。刘晓刚对河津方言的“可”的特殊用法进行文献比照。关于特殊句式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雷蕾将历史上的权威方言、普通话以及今绛县话进行综合对比，来解释绛县话中双及物结构的成因及与他方言中各类句式的相互关系。
四、其他
（一）语言接触与方言发展
明清以来，山西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移民活动发生地，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出与迁入都有发生。移民后代聚居形成的村落就造成了移民语言与土著方言对抗又交融的矛盾局面。从最初的“双言”并存到混合型方言的产生，这一急速变异的情况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张晓红等人分别对临汾安泽、霍州等地移民聚居村落的语言使用进行了详实的记录与描写，在重现音系的基础上介入原住地、迁入地以及周边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对比，指出语言接触过程中所导致语言变化。另李仙娟对绛县境内山东方言岛的语音现状进行分析，从而探求影响语言变异的外在因素。史荣以“指示代词”为切入点，对绛县本地话与山东话、河南话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王红红将霍州话词汇做内外两个维度的比较，同时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词汇的演变进行分析。
（二）方言与地方文化
地名作为一种约定俗成又长期传承的语言符号，往往蕴含着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内涵，可以視作是漫长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大缩影。最早将晋西南方言与文化结合研究的是王雪樵《柳宗元故里地名考辨》（1985年），作者针对永济县“文学村”的村名读音进行文白层面的分析。李仙娟、张丽娜和刘泽玲从语言学的角度和文化的视野对地名进行语言特征和文化内涵两个层面的分析。张思足、王斐分别探讨永济方言与戏曲、民歌间的关系，屈亚军讨论了翼城方言对翼城琴剧唱腔音乐风格的影响。辛菊则展现了河东方言与晋南民俗现象名称间的相互影响。王燕丽（2009年）通过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对霍州俗语进行描写分析，挖掘霍州俗语的文化内涵。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晋西南官话方言研究的梳理，可以确认近三十年来晋西南官话方言的研究具有实质性的进展，研究成果极为丰厚。但是仍存在一些小小的不足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关于晋西南官话方言在语义和语用两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语法研究系统系较差;词汇研究关于溯源性研究也十分少见。
同时也应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展望未来，首先对语音史的研究应当加强，在不断的总结中充实语音演变的链条。历史上曾使用山西晋南地区方言著成地文学戏曲等书面文献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方言字典辞书对“考本字”等溯源性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就单点方言语音系统中的特殊语言现象而言，应当进一步加深对其的而关注，不应止步于“例外”，而是在此基础上同周边方言相系联多番考证再做判断。此外，对于广泛存在晋西南地区移民群体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1）：2.
[4]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J].方言，1986，（4）：61.
[5]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入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C].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2008.
[6]乔全生.论晋方言区的形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8.
[7]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8]侯精一.晋语与官话方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9]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地语音特点及其流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1]乔全生.现代晋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言的亲缘关系[J].中国语文，2004，（03）：72-76.
作者简介：
胡超琴，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
【关键词】 晋西南;语音;词汇;语法
【中图分类号】H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44-0086-03
西汉末年，扬雄所著的《方言》一书首次涉及今山西省在周秦时期的语言情况并晋国以及周边“国家”的语言差异现象有了零散的记载。此后历代方志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涉及晋西南官话片内的方志材料达500多种。收录方言情况的文史资料总量不足前者十分之一，内容也大多局限于记录部分词汇和少数特殊字音。上世纪初，高本汉（Karlgren，KlasBernhardJohannes 1889—1978年）对中国方言的研究调查促使本土研究打开真正科学性的一面，其古今印证的思想将方言研究由共时描写带向纵深，初步形成的描写派方言思想也在其后近百年的方言研究历程中影响着无数学者。而高氏的研究中语音描写系统性上的不足也在20世纪50年代全国性的方言普查工作中得到弥补。
晋西南官话片主要包括运城、临汾两市，共涉及25个县市（名称一律以2017年行政区划为：霍州市、古县、洪洞县、临汾市（市辖区）、浮山县、翼城县、曲沃县（平阳小片）、新绛县、襄汾县、侯马市、闻喜县、稷山县、万荣县、绛县、垣曲县、夏县、沁水县（城关）（绛州小片）吉县、乡宁县、河津市、运城市（盐湖区）、临猗县、永济市、芮城县、平陆县。）。区别于前期方言研究为普通话推广服务而极具实用性的特点，新时期山西西南部官话方言研究呈现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发展面貌。1983年，温端政主持的重点项目“山西省各县（市）方言志”以《山西省方言志丛书》为主要成果，惠及晋西南地区九个县市，汾河片单点方言的系统描写在随后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3年）中也有所涉及，此后还有“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等一系列的专书成果。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试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汾河片官话方言的研究进行窥探。
一、语音
近三十年来，学者广泛运用采用横向区域比较和纵向历史相结合的比较方法，将方音差异的现状放在历史中去考量，研究它们的发展规律和演变条件，探讨现代方言的地域差异和历史演变情况。此类研究多以作者的母方言作为对象。在这一过程中系统对比的方法逐渐受到学者的青睐，各类现代化的研究手段与理论也被应用于其中：孙晶综合共时与历时、兼顾地理与历史等因素分析今新绛方言内部差异的成因。赵芸则从新老派发音对比研究入手指出了垣曲方言语音的内部差异。近30年晋西南部官话方言语音研究有以下两大主题：
（一）文白异读与历史层次分析
早在1988年，学者王洪君分析闻喜方言白读现象时介入宋西北方音系统进行两者间的比较，从而印证今汾河片方音对宋西夏西北汉语方音的承继关系。侯精一、杨平在《山西方言的文白异读》（1993年）一文中也指出文白异读普遍存在于山西境内官话地区。据《山西方言调查报告》 （1993年）显示，山西西南部官話地区23个县市都存在着丰富的文白异读现象，且与山西省境内其他地区存在明显不同。此后，今读方音中的文白读分析便常同历史层次分析相结合：
1997年10月，王临惠在《临猗方言的文白异读》中指出临猗方言的文白异读是发展变化中积淀下的历时层次在现代口语中的反映。随后在谈及临猗方言语音主要特点时也提及其中的文白异读现象。而王临惠在《汾河流域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其流变》一书中条列了汾河流域方言文白异读基本的特点，在来源问题上给出了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论。刘津则从声母和韵母两大音类入手对乡宁方言新老派文白异读进行描写。张维佳则分析了汾河片与关中片宕摄文白读差异，揭示其产生和演变的语音机制。薛志霞对汾河片方言白读层和宋西北方音进行全面的比较分析，证明了汾河片方言对晋方言的早期影响。卫岩则提出永济话的文白异读是其在发展变化中积淀下来的中古或唐宋西北方音与后来从权威方言和共同语中借入的不同语音层次的综合反映。和苗则举例说明山西绛县方言文白异读的三大的类型。杨淑芬、杨春宇从声韵调三方面着眼，系统描述曲沃方言的文白异读情况且归纳了其语音特点。赵变亲具体描写了襄汾方言宕江曾梗通五摄舒声的文白读系统，分析了其发展变化规律。随后胡婷婕对襄汾方言的文白读系统做出了类型学上的划分并完成了成因分析及变迁解释。刘红则对平阳小片内部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演变进行整体性的分析，追溯其形成原因。
（二）声调研究和今读方音历史演变
2001年，王临惠将声调的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汾河流域，归纳出太原、曲沃、阳曲、静乐、临汾五大类型，从地域性和历史音韵两方面分析其成因。此后还对临猗方言的声调例外现象进行具体分析。包旭玲认为汾河片方言古全浊声母的清化使声调产生了分化，而方言间的互相影响与自发的演变使声调发生了归并。杨颖则关注了芮城话儿化、轻声、重叠、亲属称谓中的声调类化现象。李芬和常馨匀客观的分析临猗话连读变调模式的相关特点，但未见溯源性的研究。贾改过（2014年）在对运城话与普通话的对比研究中也采用了这样的方法。
除此之外，诸多学者借助历史语言学视角进行方音今读成因问题的研究。王洪君与艾红娟则分别就闻喜话的“z变音”和“子变韵”进行探讨。前者通过闻喜内部z变音的比较探究其来源及历时衰变路径;后者则推断以闻喜话为代表的“子变韵”是“儿化”的一种形式。关于“韵母分调”研究的成果则较为少见，吴建生、李改样梳理了永济话咸山两摄韵母分化规律时初步涉及调值分韵，但并未就此展开进行详细说明。连读变调一直以来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重点之一。早在1989年，吕枕甲就以运城话单字调为基础进行连读变调规律的总结。随后，潘家懿将闻喜话与汉越语中共有的“重唇音细音字变读为舌齿音”现象进行异同对比，探寻汉语语音演变的特殊规律。吴建生则具体讨论了万荣话两字组七种变调形式。杨淑芬、杨春宇（2011年）分析了曲沃话两字组和叠音字组的变调规律和产生原因。 二、词汇
早在1992年，吴建生通过比较山西省内42个方言点100余条词汇条目说明山西方言词汇的异同，但词汇的系统整理往往见于地方县志，相关专著至今仅有赵宏因的《万荣方言词典》（1997年）。近三十年来学者对晋西南官话方言词汇研究主要涉及以下两方面：
（一）系统性的方言词汇研究——分类列举与异同对比
邢向东就秦晋黄河沿岸各方言间词汇间的语音差异做出解释。卫岩从结构特点、语法功能和修辞特点对永济方言词汇深入分析。裴雅琳以“保护文化遗产”的视角入手，归纳出临汾尧都区河东方言的特点，并探讨方言词汇中所反映出的文化特点。卫水水和张宇通过与普通话和周边地区方言的比较研究，基于闻喜方言与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的承继关系分析闻喜话发展演变路径。王堉程将襄汾（襄陵镇）特色的方言词汇在构词法上与普通话进行异同比较，并从历时的角度考察其对古语词的继承和发展，进一步揭示差异形成的原因。
（二）方言古语词
姚美玲深入探讨了唐代墓志中所出现的词语在历史承继过程中意义的发展变化。石华华则将保存于今洪洞话中的古词语作为研究的对象，结合音义面貌及古代文献对其进行分类考释。秋谷裕幸和邢向东通过描写七个基本词的含义从而证明了它们同南方方言的同源性。贾盈荣对洪洞方言中出现的近代汉语词进行分类研究，并分析说明了这类词保留及发展的轨迹。孙改霞以晋南河津方言为参照，寻求《尔雅》与《方言》中的上古词语在晋南方言中的遗存。李仙娟将河东方言看作一个整体，对其中所保留的古语词进行考证。
三、语法
基于语法体系的稳定性而言，晋西南方言语法虽然差异不大，但某些语言结构也区别于普通话或他方言的。吴云霞、寇春娟在对万荣、运城两地方言特色语法现象进行共时描写的基础上同普通话、周边方言相比较。综合型的语法描写之外，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一）词法
山西方言“圪”字头、“子”尾的使用十分丰富，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最为多见。任林深明确了“圪”字头不具有语法意义的观点。吴建生从语音形式、在词语中的作用以及同“儿”后缀的比较三方面叙述万荣方言的“子”尾。王临惠研究了“圪”字头在晋语区和中原官话区中的不同表现方式。郝滢、贾春梅则将研究视角聚焦在临汾方言中，前者侧重晋语及官话共有的一些特殊词缀对临汾方言的双重影响;后者分析了临汾方言中“家”词尾特殊用法。陈芳对绛县“子”尾相关的语音材料进行科学分析，关注了嘎裂音对其发展的影响。翟维娟对新绛方言中的儿化、子尾和重叠等现象进行动静态结合的描写分析。李仙娟的对临猗方言的研究也涉及重叠式与子尾。
在特殊词缀研究之外还涌现了许多关于词类研究的成果。许多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乡宁、襄汾、霍州、临猗、新绛、闻喜等地方言中的代词进行常规的分类研究，主要涉及人称代词、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三大类，并分别对其进行特点总结，其中又以人称代词的研究最为深入。除了对代词的广泛研究外，学者还对晋西南官话方言中的名词、介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作了分类研究，吴建生将万荣方言中特殊的程度副词与普通话做对比研究。关于“叠音词”与“合音词”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二）句法
关于晋西南官话地区方言的相关句法研究主要以体貌研究、语法化和特殊句式三类为主。
近三十年来晋西南地区的体貌研究主要涉及运城、万荣及临猗地区。吴建生对万荣方言中的四种比较句进行结构分析。语法化的研究主要围绕着虚化轨迹的分析展开，史秀菊对解州方言中近代汉语助词“去”表去向与表事态意义间的发展关系展开讨论。陈志明、吕佳从临晋话和芮城话中“着”的多功能用法入手考证其发展演变的路径。史荣考察了绛县方言中谓语“到”向虚拟语气标记“唠、到”虚化的轨迹。刘晓刚对河津方言的“可”的特殊用法进行文献比照。关于特殊句式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雷蕾将历史上的权威方言、普通话以及今绛县话进行综合对比，来解释绛县话中双及物结构的成因及与他方言中各类句式的相互关系。
四、其他
（一）语言接触与方言发展
明清以来，山西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移民活动发生地，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出与迁入都有发生。移民后代聚居形成的村落就造成了移民语言与土著方言对抗又交融的矛盾局面。从最初的“双言”并存到混合型方言的产生，这一急速变异的情况是十分值得关注的。张晓红等人分别对临汾安泽、霍州等地移民聚居村落的语言使用进行了详实的记录与描写，在重现音系的基础上介入原住地、迁入地以及周边方言的语音系统进行对比，指出语言接触过程中所导致语言变化。另李仙娟对绛县境内山东方言岛的语音现状进行分析，从而探求影响语言变异的外在因素。史荣以“指示代词”为切入点，对绛县本地话与山东话、河南话之间的交互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王红红将霍州话词汇做内外两个维度的比较，同时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词汇的演变进行分析。
（二）方言与地方文化
地名作为一种约定俗成又长期传承的语言符号，往往蕴含着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内涵，可以視作是漫长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一大缩影。最早将晋西南方言与文化结合研究的是王雪樵《柳宗元故里地名考辨》（1985年），作者针对永济县“文学村”的村名读音进行文白层面的分析。李仙娟、张丽娜和刘泽玲从语言学的角度和文化的视野对地名进行语言特征和文化内涵两个层面的分析。张思足、王斐分别探讨永济方言与戏曲、民歌间的关系，屈亚军讨论了翼城方言对翼城琴剧唱腔音乐风格的影响。辛菊则展现了河东方言与晋南民俗现象名称间的相互影响。王燕丽（2009年）通过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对霍州俗语进行描写分析，挖掘霍州俗语的文化内涵。
五、总结与展望
通过对晋西南官话方言研究的梳理，可以确认近三十年来晋西南官话方言的研究具有实质性的进展，研究成果极为丰厚。但是仍存在一些小小的不足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关于晋西南官话方言在语义和语用两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语法研究系统系较差;词汇研究关于溯源性研究也十分少见。
同时也应该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展望未来，首先对语音史的研究应当加强，在不断的总结中充实语音演变的链条。历史上曾使用山西晋南地区方言著成地文学戏曲等书面文献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方言字典辞书对“考本字”等溯源性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就单点方言语音系统中的特殊语言现象而言，应当进一步加深对其的而关注，不应止步于“例外”，而是在此基础上同周边方言相系联多番考证再做判断。此外，对于广泛存在晋西南地区移民群体的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参考文献：
[1]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侯精一.现代晋语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J].方言，1985，（1）：2.
[4]侯精一.晋语的分区（稿）[J].方言，1986，（4）：61.
[5]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入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第二版）[C].香港朗文（远东）出版有限公司，1987;2008.
[6]乔全生.论晋方言区的形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4）：18.
[7]侯精一，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8]侯精一.晋语与官话方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9]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王临惠.汾河流域方言地语音特点及其流变[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1]乔全生.现代晋方言与唐五代西北方言的亲缘关系[J].中国语文，2004，（03）：72-76.
作者简介：
胡超琴，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学及应用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