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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学古而变，取洋而化”的变革者，也是创造销售奇迹的自由艺术家
生于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萧山），晚清“海派四杰”之一。他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能。
彼时的上海因为通商口岸的开放，成为全国接受西洋画最早的“十里洋场”。久居上海的任伯年，画风也生出了新的变化。他的好友刘德斋，当时在上海天主教会所办的徐家汇图书馆做主任，擅长西洋素描。任伯年经常向他讨教，学会了用3B铅笔画西方的素描和速写。
任伯年有一套自己的写生练习方法。他住在上海城南的豫园附近，相邻的是一座茶馆。他每每到茶馆品茶，都要盯着楼下羊圈里的羊看上半小时。回到家中，他就将记忆里的羊默画出来。市集中的鸡、鸭、鹅也是任伯年的写生对象。为了画好这些动物，任伯年把它们买回来养在圈里，仔细观察其体态神情，再呈现于画中。
任伯年每天都会带着速写本出门。闲来无事，他甚至会尾随猫咪翻窗爬到屋顶，匍匐瓦上，一边看它们打架，一边勾画速写。有一次他在农村看到两头牛斗角，不巧速写本落在了家，他就画在长衫上，作成《斗牛图》，后题一绝“丹青来自万物中，指甲可以当笔用，若问此画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刻痕”。
常年以观察动物为乐事的任伯年，笔下的鸟兽造型自然生动传神。他的工笔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花鸟鱼虫形态中带着巧思和创造力。如《碧桃双燕》《轻燕爱斜风》中的燕子，或张嘴喂食，或衔泥衔草，或“翻身初向烟中没，掠地复穿花底出”，千姿百态，跃然纸上。他还爱画猫，曾为徐园主人徐棣山画过一只墨猫，双目紧盯前方，蹲在园中丛竹旁的石头上，好像窥探着什么；另一幅《四猫图》中，4只小猫在蕉叶下的草垛上，戏耍玩乐，栩栩如生。 任伯年的画技日益精进，到上海的第三年，他的一幅小小扇面就能卖出200个铜钱，相当于当时一顿豪华午餐的价格。40岁不到，任伯年就跻身“海派艺术”一流画家的行列。
描摹花鸟鱼兽的速写方法，还被任伯年延伸到人物画中。此次参展的《钟进士斩狐图》是任伯年的经典人物作品之一。画中的钟馗，怒目髭须的表情、拔剑欲斩狐妖的瞬间形态活灵活现、传神至极，正是因为他用心观摩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将屠夫挥刀的神态巧妙地运用到了画里。
造型构图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薄弱环节，却是任伯年人物肖像画的一大强项。他将文人绘画传统与生活化审美融汇结合。以钟馗为例，他笔下的钟馗造型繁多，或是跷着二郎腿，双手交叉抱着膝盖，颇似邻居家坐在门外晒太阳的普通老大爷；或是一把扇子半遮面庞，露着天真无邪的稚态；有的甚至被画成书生相，抱膝凝思，双目圆睁，透着警觉与好奇……
任伯年很懂得灵活多变。有一次，绍兴有一个店老板，请了很多画工为自己画像，每个人都画得惟妙惟肖，但店老板不满意。后来他请来了任伯年，任伯年发现他的下巴很短，额头很大，正面作画会暴露这些长相缺点，于是选择了老板在对账时的一个侧面作画，并有意把额头画低，下巴拉长，既不失神韵又比真人形象美。老板看了他的画，十分满意，连连点头。
这一时期，上海市民阶层壮大，世俗审美潮流兴起。任伯年的作品正是这种“海派”风格的代言。他的人物画，从神话传说到村野农妇、瓜棚豆架下的纳凉老头以及放牧的孩童，无不流露出浓浓的市井气息。到了晚年，任伯年作画更加恣意。他一改清朝文人画家笔下的“不食人间烟火”，画中的人物形象坚硬有棱角，视觉冲击力强，趣味性十足。
“和其他‘海派艺术’画家一样，任伯年的成功在于，他的画以个性鲜明的艺术风貌反映了充满生机的时代气息，作品立意由出世而入世，艺术趣味由雅转‘俗’，艺术形式由千篇一律化为多姿多彩。而画中反映出的时代气息，来自对新商业都会、 新的观众、新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了解与适应。” 美术史学家薛永年如此评价。
从商业角度来讲，任伯年在当时是非常成功的。他的画，无论花鸟山水，还是人物肖像，都很受追捧。胡公寿还将任伯年引荐给上海的银行家陶浚宣、大商人章敬夫、九华堂老板黄锦裳等人，有了富人做拥趸，他的润格也水涨船高。40岁后，任伯年一跃成为当时“海派艺术”画家中润格最高的，他的画卖出每尺3块大洋的高价，而当时普通画师的画只卖几角钱。
据说，任伯年的家分为上下两层，他在楼上画画，妻子便在楼下应付前来索画的人。因为画作需求量巨大，任伯年常常一天画上十几幅，甚至几十幅。
以画谋生的任伯年，性格中也有文人洒脱不羁的一面。欠了不少画债，被人逼急了的时候，任伯年干脆在画上提笔写下：“炎暑酷热甚，终日挥扇纳凉，何暇挥笔作画也。明公祈为谅之。幸甚幸甚。”
画家陈半丁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任伯年“发脾气”的场景——有一次，任伯年欠了某家铺子一点账，老板乘机求画。他一边让老板给自己研墨，一边高谈阔论。墨研了又研，任伯年就是不动笔，老板心急难耐，只见任伯年端起砚台就往纸上泼。正在老板瞠目结舌之际，任伯年不慌不忙把墨晕开，勾了几笔，画成一幅墨荷。
在清末画坛，任伯年与多位画家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吴昌硕便是他的好友之一。两人相识十余年，吴昌硕戏称任伯年为“画奴”，任伯年则时常为吴昌硕作肖像图，画下了不同时期的吴昌硕。《酸寒尉像》中，仕途不顺的吴昌硕双手交拱胸前，还没来得及擦汗，神情颇为窘迫；《饥看天图》中，贫寒失意的吴昌硕双手背于后，双唇噘起，眼神悲愤；《蕉阴纳凉图》中，吴昌硕脑袋光秃秃的，身体肥肥胖胖，肚子圆如球，坐在竹榻上，扇着芭蕉扇，看着远方，无拘无束。
晚年的任伯年，手不离画笔和鸦片。巨大的工作量让他体力不支，但他仍不愿放下画笔，于是只能靠抽鸦片提神，劳累时便躺下过过瘾，心满意足后又才思泉涌，挥毫泼墨。
1895年的冬天，55岁的任伯年因肺病在上海去世。临终前，他一生的积蓄被骗得一干二净，唯独留下了上千幅作品。
任伯年（1840—1895）
生于浙江山阴航坞山（今杭州萧山），晚清“海派四杰”之一。他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人物无一不能。
彼时的上海因为通商口岸的开放，成为全国接受西洋画最早的“十里洋场”。久居上海的任伯年，画风也生出了新的变化。他的好友刘德斋，当时在上海天主教会所办的徐家汇图书馆做主任，擅长西洋素描。任伯年经常向他讨教，学会了用3B铅笔画西方的素描和速写。
任伯年有一套自己的写生练习方法。他住在上海城南的豫园附近，相邻的是一座茶馆。他每每到茶馆品茶，都要盯着楼下羊圈里的羊看上半小时。回到家中，他就将记忆里的羊默画出来。市集中的鸡、鸭、鹅也是任伯年的写生对象。为了画好这些动物，任伯年把它们买回来养在圈里，仔细观察其体态神情，再呈现于画中。
任伯年每天都会带着速写本出门。闲来无事，他甚至会尾随猫咪翻窗爬到屋顶，匍匐瓦上，一边看它们打架，一边勾画速写。有一次他在农村看到两头牛斗角，不巧速写本落在了家，他就画在长衫上，作成《斗牛图》，后题一绝“丹青来自万物中，指甲可以当笔用，若问此画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刻痕”。
常年以观察动物为乐事的任伯年，笔下的鸟兽造型自然生动传神。他的工笔画不同于传统的中国画，花鸟鱼虫形态中带着巧思和创造力。如《碧桃双燕》《轻燕爱斜风》中的燕子，或张嘴喂食，或衔泥衔草，或“翻身初向烟中没，掠地复穿花底出”，千姿百态，跃然纸上。他还爱画猫，曾为徐园主人徐棣山画过一只墨猫，双目紧盯前方，蹲在园中丛竹旁的石头上，好像窥探着什么；另一幅《四猫图》中，4只小猫在蕉叶下的草垛上，戏耍玩乐，栩栩如生。 任伯年的画技日益精进，到上海的第三年，他的一幅小小扇面就能卖出200个铜钱，相当于当时一顿豪华午餐的价格。40岁不到，任伯年就跻身“海派艺术”一流画家的行列。
仿屠夫揮刀画钟馗捉鬼
描摹花鸟鱼兽的速写方法，还被任伯年延伸到人物画中。此次参展的《钟进士斩狐图》是任伯年的经典人物作品之一。画中的钟馗，怒目髭须的表情、拔剑欲斩狐妖的瞬间形态活灵活现、传神至极，正是因为他用心观摩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将屠夫挥刀的神态巧妙地运用到了画里。
造型构图是中国传统人物画的薄弱环节，却是任伯年人物肖像画的一大强项。他将文人绘画传统与生活化审美融汇结合。以钟馗为例，他笔下的钟馗造型繁多，或是跷着二郎腿，双手交叉抱着膝盖，颇似邻居家坐在门外晒太阳的普通老大爷；或是一把扇子半遮面庞，露着天真无邪的稚态；有的甚至被画成书生相，抱膝凝思，双目圆睁，透着警觉与好奇……
任伯年很懂得灵活多变。有一次，绍兴有一个店老板，请了很多画工为自己画像，每个人都画得惟妙惟肖，但店老板不满意。后来他请来了任伯年，任伯年发现他的下巴很短，额头很大，正面作画会暴露这些长相缺点，于是选择了老板在对账时的一个侧面作画，并有意把额头画低，下巴拉长，既不失神韵又比真人形象美。老板看了他的画，十分满意，连连点头。
这一时期，上海市民阶层壮大，世俗审美潮流兴起。任伯年的作品正是这种“海派”风格的代言。他的人物画，从神话传说到村野农妇、瓜棚豆架下的纳凉老头以及放牧的孩童，无不流露出浓浓的市井气息。到了晚年，任伯年作画更加恣意。他一改清朝文人画家笔下的“不食人间烟火”，画中的人物形象坚硬有棱角，视觉冲击力强，趣味性十足。
“和其他‘海派艺术’画家一样，任伯年的成功在于，他的画以个性鲜明的艺术风貌反映了充满生机的时代气息，作品立意由出世而入世，艺术趣味由雅转‘俗’，艺术形式由千篇一律化为多姿多彩。而画中反映出的时代气息，来自对新商业都会、 新的观众、新的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的了解与适应。” 美术史学家薛永年如此评价。
洒脱不羁的真性情
从商业角度来讲，任伯年在当时是非常成功的。他的画，无论花鸟山水，还是人物肖像，都很受追捧。胡公寿还将任伯年引荐给上海的银行家陶浚宣、大商人章敬夫、九华堂老板黄锦裳等人，有了富人做拥趸，他的润格也水涨船高。40岁后，任伯年一跃成为当时“海派艺术”画家中润格最高的，他的画卖出每尺3块大洋的高价，而当时普通画师的画只卖几角钱。
据说，任伯年的家分为上下两层，他在楼上画画，妻子便在楼下应付前来索画的人。因为画作需求量巨大，任伯年常常一天画上十几幅，甚至几十幅。
以画谋生的任伯年，性格中也有文人洒脱不羁的一面。欠了不少画债，被人逼急了的时候，任伯年干脆在画上提笔写下：“炎暑酷热甚，终日挥扇纳凉，何暇挥笔作画也。明公祈为谅之。幸甚幸甚。”
画家陈半丁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任伯年“发脾气”的场景——有一次，任伯年欠了某家铺子一点账，老板乘机求画。他一边让老板给自己研墨，一边高谈阔论。墨研了又研，任伯年就是不动笔，老板心急难耐，只见任伯年端起砚台就往纸上泼。正在老板瞠目结舌之际，任伯年不慌不忙把墨晕开，勾了几笔，画成一幅墨荷。
在清末画坛，任伯年与多位画家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吴昌硕便是他的好友之一。两人相识十余年，吴昌硕戏称任伯年为“画奴”，任伯年则时常为吴昌硕作肖像图，画下了不同时期的吴昌硕。《酸寒尉像》中，仕途不顺的吴昌硕双手交拱胸前，还没来得及擦汗，神情颇为窘迫；《饥看天图》中，贫寒失意的吴昌硕双手背于后，双唇噘起，眼神悲愤；《蕉阴纳凉图》中，吴昌硕脑袋光秃秃的，身体肥肥胖胖，肚子圆如球，坐在竹榻上，扇着芭蕉扇，看着远方，无拘无束。
晚年的任伯年，手不离画笔和鸦片。巨大的工作量让他体力不支，但他仍不愿放下画笔，于是只能靠抽鸦片提神，劳累时便躺下过过瘾，心满意足后又才思泉涌，挥毫泼墨。
1895年的冬天，55岁的任伯年因肺病在上海去世。临终前，他一生的积蓄被骗得一干二净，唯独留下了上千幅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