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进入短视频新世界，就像闯入海底。这里有未知的逻辑、陌生的观众、迥然不同的评判标准，但奇怪的是，娱乐和知识就这样在短视频平台里有序地共生了。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沈奕斐从今年6月起在某短视频平台接连做了5场直播，到后期每场观众都能达到近200万，这几乎是她过去办20年讲座才能达到的听众数量。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付鹏的账号叫“付鹏的经济世界”，因为接地气的话题、风趣的语言、大胆的表达，很多粉丝关注他的账号，听“付总一语点醒梦中人”。

　　过去，这些短视频平台意味着年轻化、碎片化、娱乐化，让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敬而远之，但自2018年起，它们逐渐成为科普的新阵地。

把学术翻译成实践

　　社会学研究的方向，是把生活升华为学术。沈奕斐做了大量的家庭社会学研究，自2016年起，她的目标确立为“把学术翻译成实践”。这个想法缘于她面临的困境。从2014年开始，沈奕斐就想把好的家庭关系的理念和家庭教育的科学做法带给大家。她首先做了一个公众号，叫“复旦家庭发展中心”。她特意选出最通俗、最好玩的文章，但没什么人看。
　　她转而做线下讲座。从2014年到2017年，沈奕斐每年做的公益讲座数量从几十场上升至一百场。由于过于频繁的讲座，沈奕斐的嗓子哑了，甚至在2018年某场讲座中只能发出气声，靠扩音器完成讲座。
　　拍线上视频成了解决沈奕斐烦恼的新思路。今年6月，她参加了某短视频平台的新知播活动，一场直播下来，观众就有近200万，同样的工作能影响更多的人。她还被邀请参加了一些综艺节目。
　　在离婚和恋爱综艺里，她谈两性关系的本源。在知识综艺里，她则聊工作对人的异化，“很多人有个特点，就是认为工作以外的事情通通是为了‘搬砖’。跟朋友吃饭是为了开拓‘搬砖’的空间，睡觉是为了积蓄‘搬砖’的力量，买东西是为了增强‘搬砖’的装备。他想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跟工作或者挣钱联系。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这样的人）牺牲的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别人的生活。”
　　有网友私信她，“沈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的老公就是这样，借着工作的名义，牺牲了家庭生活里有关责任的那部分。”沈奕斐经常会收到这样的反馈。他们告诉沈奕斐，因为看了视频，换了看待事情或解决事情的视角，有的重建了亲密关系，有的则缓和了与原生家庭的矛盾。
　　河南大学物理学教授戴树玺在网上做科普视频则是出于更现实的需求。他马上45岁了，不再是做科研的黄金年龄，准备把更多时间投入教学、社会服务和科研基地中。他在网上的账号叫“爱较真的戴老师”。今年7月，河南突降暴雨，戴树玺第一时间赶制出科普视频“面对千年一遇的暴雨，医院停电了怎么办”，短时间播放量达到175万次。在学校的支持下，戴树玺有了自己的科普基地，不仅介绍物理知识，也会介绍国内最新的科研成果、博士生待遇等。有人因为“爱较真的戴老师”重新燃起了对物理的兴趣，发自内心地探索背后的原理和现象。也有人了解了从博士到大学讲师必经的流程和困难，坚定或是改变了自己的职业规划。
　　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韩秀云，因为疫情暴发，无法到线下讲课，从2020年9月开始做短视频。她想在互联网上和年轻人“谈谈经济学的内容，谈谈对国家政策怎么看，谈谈对人生的看法，对年轻人事业与家庭的想法，我更希望从中汲取力量”。
　　在这些短视频平台，他们遇到了更广阔的人群。教育不应有地界，也不该精英化。戴树玺经常感慨于一线城市的孩子拥有的丰富资源，在较偏远、条件较差的地区，不仅没有科普场馆，连基本的实验条件都沒有保障。数据显示，拥有本科学历的人不足6%，沈奕斐说：“剩下还有90%多的人没有机会读大学，不见得是他笨，或许是他出生的时候，条件限制了他接受教育的机会。那我们作为国家培养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是可以不只影响一些人，而是影响更多人呢？”

教授为什么就不能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说实话，我在纯粹做科研时，甚至连社交账号都没有，但是有了做科普的念头之后，就开始琢磨怎么能与更多人一起分享。”2020年底，戴树玺在某平台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条科普视频。
　　沈奕斐这样总结自己的收获，在短视频平台能接触到中国社会真实的一面，这是藏在背面的真实。“以前，电视台放了一部剧，你只能看到一些有文化的人发表在报纸上的一些评述，你并不知道大众是怎么想的，”沈奕斐介绍，“而在现在的互联网中，每一个人不管什么身份，什么学历，什么样的认知都可以跟你互动。”
　　当然，不是所有互动都是善意的。沈奕斐也看到过许多质疑她动机的评论，只要话题涉及电影、明星、公共事件主角时，就有人认为她是收了钱在给人洗白。看到这样的评论，沈奕斐有时也会觉得委屈。她在专业领域有研究成果，在业界有知名度，“我经常在想，要花多少钱才能收买一个学者去给一个明星洗白？”
　　但她也会从研究里找到一些支撑点去理解这一切。“沉默的大多数”，沈奕斐用这一经典的学术概念解释这一现象：往往赞同观点的人不会说话，反对的人才会跳出来。“所以，支持你的人很多，但他们也许不会在评论区和你互动，他们的支持和认可会通过发私信告诉你。”
　　质疑动机之外，专家们更常受到的质疑是接广告。付费网课、接广告这些常见的收入途径，放在教授、专家身上，就仿佛成了一种罪。沈奕斐在网上开设了自己的社会学爱情思维课。“视频我们都是免费产出，共同收益就是课程卖掉一点我们就有收入。”做视频很花人力、精力，成本很高，长期不间断地用理想发电并不现实。“我自己可以不要钱，我的团队却是要活的。我一个教授要养一个团队，我怎么养得起？” 　　事实上，短视频科普的公益性与它带来的名与利并不矛盾，付鹏提出：“大家都要活着，都需要生存，带一点资本性质很正常。”知识类内容的变现天生很难和泛娱乐或者是卖货种草类的内容比拼，相信大多数教授，他们来到短视频平台的初心都与物质无关，而关乎更远大的目标。“重要的是，记住你的初心，你的目的是在分享的时候还能实现点商业价值，而不是为了实现商业价值而分享。”付鹏总结。

科普与学术的边界

　　比起制作视频的成本，学者们更担心的是内容的生产逻辑。在短视频平台的内容框架设计里，他们不得已简化专业知识，尽量使用人人能听懂的白话，甚至用上了“失形的比喻”。“学术研究是非常忌讳比喻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比喻绝对贴切。但是在线上传播的时候，不作比喻很多人不能理解这个点。”
　　如果以数据作为单一指标，不难发现，真正专业的东西打开率很低，最受关注的是热点，与明星、大众娱乐相关的话题。而这跟学术研究的逻辑是背离的，一篇优质论文的生產需要对某一领域进行长期、专注的研究，绝非简单追热点。
　　这让许多教授陷入了两难。如果内容太专业，在教师和学生之间传播，流于另一种形式的教学模式，走不出大学系统。但如果太口语化，又牺牲了专业度，变得不科学了。
　　沈奕斐在做视频时，总希望能完整地保留学术逻辑，即提出观点、分解观点、论证和升华。但观众的注意力有限，往往听到不符合自己口味的内容，“立马就跑了”。沈奕斐后来总结，网友们看视频需要一种明确的“获得感”，这需要内容生产者有更强烈的一对一意识。很多人以为在短视频平台做科普，和线下讲座一样，都是一个人面对一群人。但实际上，“在线下做讲座，一会儿举这个群体的例子，一会儿举那个群体的例子是可行的，不管怎么样，他们都会坐在里面听。但在线上，如果这个例子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听了。”针对这一特点，她学会了切分知识点，这反过来对她的教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促使教授把知识点拆分得更仔细，故事讲得更精彩，表达得更吸引人。
　　说更短的句子，使用接地气的表达，或是作比喻，只是吸引听众的手段，达到目标的方式。它并不意味着知识被简化了。相反，科普不仅让听众以较低的成本获取到高质量的思想成果，还以娱乐的方式传递了常识和逻辑。知识是苦的，但刷短视频获得的快乐，是外面包裹的糖衣。
　　沈奕斐强调，作为学者，她时刻牢记学术伦理，每一个视频，每一场讲座，每一门课程都会考量对受众的影响，避免任何可能的负面影响，尽量对个体产生积极正向的力量。这是一个学者的基本素养。
　　关于更高层次与更遥远的未来，付鹏觉得，做科普的人得有社会责任心，做真正意义上的普及，而不是为流量而普及，为热点而普及。在他看来，一味地追求流量，会导致视野越来越偏，越来越激进。他觉得，“变成流量是必要的，这是比较真实的一环，但在这之后，需要注意体现出一定的社会价值因子。”
　　付鹏希望能够通过短视频科普，提高金融专业人士的比重，也让更多老百姓觉得金融并不神秘，希望能通过一些金融知识的科普，提升老百姓对金融骗局的防范意识。他把做科普比喻成了做明星。好的演员一直沉淀，流量明星追求一时的流量，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我当然希望我的内容能够一直存留，这是最关键的，能存留的东西，历史价值就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