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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院士,这在中国科学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是放诸世界,也是屈指可数。三院士是谁?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他们的父亲就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家满门俊秀,自然与梁启超的言传身教息息相关。梁启超的《宝贝,你们好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是梁启超写给子女的家书,里面满是父亲对孩子的期许。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公务繁忙之余,对子女的教育也颇为成功。子女14,5位早夭,其余9位全部成才,且每一个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成就非凡。《宝贝,你们好吗?》这本家书中,收录了梁启超写给子女的400余封家书,书信中见不到梁启超对子女的训诫,却记录着他的言行与思想。这些书信,或论国事,或谈家事,或抒情表意,或谈心聊天。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梁启超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字里行间的父爱,那么深厚、坦诚与温暖。
梁启超九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在家在国,是好丈夫、好妻子,这一切,绝非幸致,而是梁启超多年言传身教的结果。著名评论家解玺璋说:“任公的所有文章都可以不读,惟家书不可不读。读了才知怎样做父亲,乃至教你的孩子如何立于世,如何做个健全的人。”
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不泯的老顽童。诸如称谓上,对长女思顺,梁启超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后来,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同在国外,梁启超写信时,又写作“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慈爱与亲切,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梁启超虽然希望子女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梁启超浓浓的父爱,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让人感动。
梁启超去世前两年的家书,尤其让人敬重。与刚归国时遇到政治上的不顺心则笔之于书截然相反,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坚持不出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难面前,梁启超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掩卷沉思,不禁感慨,梁启超苦心教子及满门俊秀的成功实践,无疑为当代中国人的子女教育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余志权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公务繁忙之余,对子女的教育也颇为成功。子女14,5位早夭,其余9位全部成才,且每一个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成就非凡。《宝贝,你们好吗?》这本家书中,收录了梁启超写给子女的400余封家书,书信中见不到梁启超对子女的训诫,却记录着他的言行与思想。这些书信,或论国事,或谈家事,或抒情表意,或谈心聊天。在对子女的教育上,梁启超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字里行间的父爱,那么深厚、坦诚与温暖。
梁启超九个子女的成才,与家庭环境有莫大关系,父亲的耳提面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特别注意培养孩子们的感恩心、同情心及礼数。对于帮助过家庭的二叔,他叮嘱孩子们逢年节必须去信道谢、拜年;外祖父去世,不但叮嘱孩子们来信安慰妈妈,还要给舅舅们去信表达抚慰之意。梁家的儿女们忠孝传家,在家在国,是好丈夫、好妻子,这一切,绝非幸致,而是梁启超多年言传身教的结果。著名评论家解玺璋说:“任公的所有文章都可以不读,惟家书不可不读。读了才知怎样做父亲,乃至教你的孩子如何立于世,如何做个健全的人。”
对于治学,梁启超看重的不是成功与否,而是治学的态度。在写给思成、思永的信中,他教训道:“汝等能升级固善,不能亦不必愤懑,但问果能用功与否。若既竭吾才,则于心无愧;若缘殆荒所致,则是自暴自弃,非吾家佳子弟矣。”思成在外求学期间,对所学专业产生疑惑,来信询问,梁启超为其解惑:“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梁思成后来曾说,父亲的治学方法对他和思永的影响特别大。梁思礼也说,父亲伟大的人格、博大坦诚的心胸、趣味主义和乐观精神,对新事物的敏感性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
梁启超重视子女教育,但绝非板着面孔说教。相反,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亲切有味的父亲,一个童心不泯的老顽童。诸如称谓上,对长女思顺,梁启超常亲切地称其为“娴儿”“宝贝思顺”“顺儿”等;对小儿子思礼,往往以“老白鼻”相称,老白鼻者,老Baby也;对思懿,则干脆取外号为“司马懿”;至于思宁,却又以行名,呼为六六。后来,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同在国外,梁启超写信时,又写作“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大孩子、小孩子们”。形式各异的称呼中,映衬出的是父亲的慈爱与亲切,慈父形象跃然纸上。
梁启超虽然希望子女个个成才,却又不希望看到孩子们因忙于学习而致使身体有损。在给长女思顺的信里,梁启超一再告诫最宝贝的女儿,“功课迫则不妨减少,多停数日亦无伤。要之,吾儿万不可病,汝再病则吾之焦灼不可状矣”。多年后,对远在美国的思成,梁启超也多次提请他注意身体。只有真正疼爱孩子的父亲,才会在孩子的健康与学习之间,毫不迟疑的选择前者。每一封信里,都透露着梁启超浓浓的父爱,其情之真、其爱之切,几十年后读来,仍能让人感动。
梁启超去世前两年的家书,尤其让人敬重。与刚归国时遇到政治上的不顺心则笔之于书截然相反,从患病直至去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坚持不出一个痛字。在人生真正的苦难面前,梁启超表现出了惊人的平静。相反,他不断开解孩子们,自己“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何况家庭环境,件件都令我十二分愉快”。其隐忍坚强的人格,凛然,高贵,掩卷之余,令人肃然起敬。
掩卷沉思,不禁感慨,梁启超苦心教子及满门俊秀的成功实践,无疑为当代中国人的子女教育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余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