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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个出身於黄埔军校的父亲,这是她一生的荣耀。在那烽火年代,为保国家平安,父亲不惜投笔从戎,从黄埔军校毕业後投入抗战;和平时期,又竭思尽虑,造福於民。即使身陷困境仍没有棄对祖国的挚爱。父亲的形象,是王渔生女士心中最鲜明的形象,鼓励着、引导着她坚强面对生活的不公平,並在今日香港,团结同行,致力业界发展,从爱国的情愫中,延伸出贡献、尽职、重责等优良品质。
【王渔生女士,原国际中医中药总会会长、国际东方药膳食疗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营养药膳专家分会理事、香港註册中医学会永远会董兼稽核部长、中国医药学会会长、香港针灸医师学会副理事长,由重庆中医学院全科毕业,曾任重庆市医院针灸医师(专科)。】
父亲影响:“热爱自己的祖国,不得不提我的父亲!他让我懂得,大家一起爱国,才能让国家富强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国家!”
王渔生女士的父亲王务农先生,原名王乃述,早年毕业於广州中山大学工程系,因为时值抗日战爭时期,不忍看着神州大地被敌寇践踏,在一股年轻的满腔爱国热情推动中,他考取广州黄埔军校,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此时,不仅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现在王渔生女士在回忆中开始为之自豪的地方:
“我爸爸是一个爱国者,他大学毕业之後,刚好是抗日战爭,因为爱国,所以背着父母,自己毅然去考黄埔军校,在军校里,他的成绩很好。上了战场,还立过战功,做了骑兵团的将领,带领麾下的勇士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
在那个峥嵘岁月里,王渔生女士的父亲在炮火纷飞的前方,为保卫祖国挥洒青春,他负过伤,也得过勳章,始终心怀天下,关注民生。当时他看到国情告急,动荡的局势加上国内尚未提升的生产力,难以为庞大的军队提供补给。於是给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後方军队在训练的同时,加入务农的工作,不仅可以缓解国家物资缺乏的局面,还能磨练军队、造就团队互助的坚强性格。为此他还改名“务农”,希望以身作则,在军队中推广爱国爱民的思想。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王渔生女士的父亲也随之落户山城,直到抗战结束,退役的他已经在当地扎根。因为战事结束,不想浪费专业知识的他重新开始建筑工程的工作,为重庆的建设发展出谋划策。在重庆有一处每年都会被涨潮侵蚀河岸的地方,王务农先生结合力学、地理学等专业知识,精心分析计算,构造一道可用锐角构造分解波浪,令随潮而至的泥沙堆积起来,使得结构日益坚固稳定的堤坝。至今,这道仍坚挺矗立的堤坝,仍服务着河岸上的居民。
“後来在文革时期,我父亲和家人卻受了很多苦难。”时过境迁,经历国共战爭、新中国成立等一连串变动後,王渔生女士的父亲,卻在十年浩劫中遭遇命运的转折。今日王渔生女士回忆起来,禁不住潸然淚下:“那时我父母过得很凄惨,我爸爸扪心自问说,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参加黄埔军校是保家卫国 ,搞土木工程也是为了社会建设,这些都是好事,怎麽现在就遭受这种待遇?”
那个至今造福人民的堤坝,在文革中被人扣上了“浪费资源、从中牟利”等空穴来风的罪名。为王渔生女士一家带来多年的苦难,不仅家人被强制劳动,还备受人们的漠视,甚至,在其父母都患上重病之时,卻无人伸出援手,只有十几岁的王渔生女士不得不连拖带扶,把父母送到医院。
幸好,家人的相互鼓励,让王渔生女士一家度过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改革开放後,其父母得以移民香港,终於在平和安稳的环境中度过晚年。在这段人生最後的岁月里,王务农先生卻始终牵掛祖国的发展,心中始终还保留着鲜明的爱国之情,一如年轻时血气方刚的豪迈,常年不息的奔流着。
团结同行:“如果中医不团结起来,业界就没有代表性的组织。试想每个团体都不团结,全部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妒忌、竞爭、相互攻击,所以社会就不会加以重视,人们也会觉得中医界是滥竽充数和乌合之众 。”
王渔生女士笑言,她的人生中有两样是从祖辈、父辈身上学习的:“第一我跟我爸爸学到怎麽去爱国,第二则是跟爷爷学习中医,可以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为民服务。”父亲的光辉,是自己今日学习的榜样,而来自医学世家的荣耀,同样让她自豪,令她乐於延续。
从祖父一辈开始,王渔生女士的家人多是悬壶济世之人:其爷爷是一位仁心仁术的中医,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其二伯曾任广东卫生厅厅长,与革命先贤陈毅有过交情。其三伯也成为一名中医师,其五叔夫妇皆就职於广州中山医学院。而其表哥更是一名出色的脑科医生,曾在越战时期,从一群专家中脱颖而出,以极大的勇气、高明的医术,为一名将军从脑部取出子弹……
与亲人一样医术精湛的王渔生女士,定居香港前为重庆市医院的专科针灸医师,运用祖传及医科专业知识,为患者祛除病癥。但是,移民香港後,她卻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而遭遇过了不少波折。
八十年代,王渔生女士落户香港,开设中医诊所。可是当时港人並不重视中医,更有甚者散佈谣言,恶意攻击,有失公平……从此,王渔生女士意识到,香港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国粹之一的中医卻在这里举步维艰,因此团结同行,发展中医,是大家必须重视的事情,也是能让国粹在香港能焕发新生的必要措施。
於是,团结四十多个中医团体的香港註册中医学会在大家的努力下成立了,该会由本港註册中医师组成的中医专业团体,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国医药学,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高中医药的学术水平等。而在香港註册中医学会成立之初,会所的问题就困扰着大家,王渔生女士一直坚持,必须要拥有了固定的会所,方可便於日後会务的顺利进行。所以她克服当时业界的种种困难,购置会所之餘还不惜以自己的名字为会所开设网络、电讯,自掏腰包支付水电费、押金等。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为王渔生女士为香港註册中医学会完成了大量的初期工作,一众同仁得以在会里团结互助,共谋行业发展大计。这位为香港中医尽己所能作出贡献的杏坛巾帼,为行业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归根到底,王渔生女士对行业的贡献,仍与其父亲传承的爱国之心有所关联。爱国的精神,於个人,是关怀他人、关心社会的贡献,於团体,是互帮互助、和睦亲密的协作。
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不能以个体的一时利益,而导致集团受损:“国家等於一个家庭,里面住着各有特色的儿女,父母不仅需要爱护儿女,还要引导与教育,教导年轻一代有所贡献,培养大家的责任感,从而家庭和睦,国家兴盛。”在王渔生女士的心里,“国”与“家”是不可分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深爱着这片土地,並在上面播种着爱的种子,同时还唱着父辈的讚歌,传承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秉承的优秀品质,一路的繁花似锦、生生不息。
【王渔生女士,原国际中医中药总会会长、国际东方药膳食疗学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营养药膳专家分会理事、香港註册中医学会永远会董兼稽核部长、中国医药学会会长、香港针灸医师学会副理事长,由重庆中医学院全科毕业,曾任重庆市医院针灸医师(专科)。】
父亲影响:“热爱自己的祖国,不得不提我的父亲!他让我懂得,大家一起爱国,才能让国家富强起来,所以我们一定要热爱自己的国家!”
王渔生女士的父亲王务农先生,原名王乃述,早年毕业於广州中山大学工程系,因为时值抗日战爭时期,不忍看着神州大地被敌寇践踏,在一股年轻的满腔爱国热情推动中,他考取广州黄埔军校,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此时,不仅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是现在王渔生女士在回忆中开始为之自豪的地方:
“我爸爸是一个爱国者,他大学毕业之後,刚好是抗日战爭,因为爱国,所以背着父母,自己毅然去考黄埔军校,在军校里,他的成绩很好。上了战场,还立过战功,做了骑兵团的将领,带领麾下的勇士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杀敌。”
在那个峥嵘岁月里,王渔生女士的父亲在炮火纷飞的前方,为保卫祖国挥洒青春,他负过伤,也得过勳章,始终心怀天下,关注民生。当时他看到国情告急,动荡的局势加上国内尚未提升的生产力,难以为庞大的军队提供补给。於是给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希望後方军队在训练的同时,加入务农的工作,不仅可以缓解国家物资缺乏的局面,还能磨练军队、造就团队互助的坚强性格。为此他还改名“务农”,希望以身作则,在军队中推广爱国爱民的思想。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时,王渔生女士的父亲也随之落户山城,直到抗战结束,退役的他已经在当地扎根。因为战事结束,不想浪费专业知识的他重新开始建筑工程的工作,为重庆的建设发展出谋划策。在重庆有一处每年都会被涨潮侵蚀河岸的地方,王务农先生结合力学、地理学等专业知识,精心分析计算,构造一道可用锐角构造分解波浪,令随潮而至的泥沙堆积起来,使得结构日益坚固稳定的堤坝。至今,这道仍坚挺矗立的堤坝,仍服务着河岸上的居民。
“後来在文革时期,我父亲和家人卻受了很多苦难。”时过境迁,经历国共战爭、新中国成立等一连串变动後,王渔生女士的父亲,卻在十年浩劫中遭遇命运的转折。今日王渔生女士回忆起来,禁不住潸然淚下:“那时我父母过得很凄惨,我爸爸扪心自问说,自己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参加黄埔军校是保家卫国 ,搞土木工程也是为了社会建设,这些都是好事,怎麽现在就遭受这种待遇?”
那个至今造福人民的堤坝,在文革中被人扣上了“浪费资源、从中牟利”等空穴来风的罪名。为王渔生女士一家带来多年的苦难,不仅家人被强制劳动,还备受人们的漠视,甚至,在其父母都患上重病之时,卻无人伸出援手,只有十几岁的王渔生女士不得不连拖带扶,把父母送到医院。
幸好,家人的相互鼓励,让王渔生女士一家度过这段不堪回首的岁月。改革开放後,其父母得以移民香港,终於在平和安稳的环境中度过晚年。在这段人生最後的岁月里,王务农先生卻始终牵掛祖国的发展,心中始终还保留着鲜明的爱国之情,一如年轻时血气方刚的豪迈,常年不息的奔流着。
团结同行:“如果中医不团结起来,业界就没有代表性的组织。试想每个团体都不团结,全部为了自己的利益出发,妒忌、竞爭、相互攻击,所以社会就不会加以重视,人们也会觉得中医界是滥竽充数和乌合之众 。”
王渔生女士笑言,她的人生中有两样是从祖辈、父辈身上学习的:“第一我跟我爸爸学到怎麽去爱国,第二则是跟爷爷学习中医,可以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为民服务。”父亲的光辉,是自己今日学习的榜样,而来自医学世家的荣耀,同样让她自豪,令她乐於延续。
从祖父一辈开始,王渔生女士的家人多是悬壶济世之人:其爷爷是一位仁心仁术的中医,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其二伯曾任广东卫生厅厅长,与革命先贤陈毅有过交情。其三伯也成为一名中医师,其五叔夫妇皆就职於广州中山医学院。而其表哥更是一名出色的脑科医生,曾在越战时期,从一群专家中脱颖而出,以极大的勇气、高明的医术,为一名将军从脑部取出子弹……
与亲人一样医术精湛的王渔生女士,定居香港前为重庆市医院的专科针灸医师,运用祖传及医科专业知识,为患者祛除病癥。但是,移民香港後,她卻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而遭遇过了不少波折。
八十年代,王渔生女士落户香港,开设中医诊所。可是当时港人並不重视中医,更有甚者散佈谣言,恶意攻击,有失公平……从此,王渔生女士意识到,香港虽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国粹之一的中医卻在这里举步维艰,因此团结同行,发展中医,是大家必须重视的事情,也是能让国粹在香港能焕发新生的必要措施。
於是,团结四十多个中医团体的香港註册中医学会在大家的努力下成立了,该会由本港註册中医师组成的中医专业团体,宗旨是继承和发扬传统中国医药学,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高中医药的学术水平等。而在香港註册中医学会成立之初,会所的问题就困扰着大家,王渔生女士一直坚持,必须要拥有了固定的会所,方可便於日後会务的顺利进行。所以她克服当时业界的种种困难,购置会所之餘还不惜以自己的名字为会所开设网络、电讯,自掏腰包支付水电费、押金等。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因为王渔生女士为香港註册中医学会完成了大量的初期工作,一众同仁得以在会里团结互助,共谋行业发展大计。这位为香港中医尽己所能作出贡献的杏坛巾帼,为行业的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归根到底,王渔生女士对行业的贡献,仍与其父亲传承的爱国之心有所关联。爱国的精神,於个人,是关怀他人、关心社会的贡献,於团体,是互帮互助、和睦亲密的协作。
小至个人,大至国家,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不能以个体的一时利益,而导致集团受损:“国家等於一个家庭,里面住着各有特色的儿女,父母不仅需要爱护儿女,还要引导与教育,教导年轻一代有所贡献,培养大家的责任感,从而家庭和睦,国家兴盛。”在王渔生女士的心里,“国”与“家”是不可分割,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她深爱着这片土地,並在上面播种着爱的种子,同时还唱着父辈的讚歌,传承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秉承的优秀品质,一路的繁花似锦、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