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现在有人当面问我，为什么写诗？我大概会这样回答他，这么多年来我也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这难免有些令人尴尬，我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写诗意味着一种纯粹的劳作，对个人而言，诗歌正越来越成为我抵抗个人困境的一种成本最低的表达方式。
　　我想有必要对所谓“个人的困境”作进一步的阐释。类似于话剧的表现形式，诗人就像舞台上的那个独白者，当他在聚光灯的照射下来回徘徊和自言自语，而整个舞台的背景在昏暗中时隐时现，个人的困境就如同那位独白者将自身置于那束聚光灯的光中，而一切的努力却不是为了要表达出自我，而是要表达出整个舞台的那种昏暗，以及幕后的一切。我一直认为，话剧舞台的独特魅力，就在于那束煞白的光，它几乎赤裸裸地把个人的困境袒露于普遍的困境之中了。
　　二
　　如果说，在写作的初期，表达的困境是理想中的大我总渴望着去取代现实中的小我，那么，现在，面对“无边的现实主义”，疯狂的物质主义，当情感开始降温，理想开始从高空掉落到地面，当聚光灯熄灭，独白者的身份突然被剥夺，我只希望，在日常生活的庸常中，始终保持一份个人的清醒。2017年我结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界线》，在后记里我写了这样一段话，我愿意把这段话摘录于此：
　　“诗歌，俨然成为我内心世界一道隐秘的最后防线。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当妻子从睡梦中，把她的手轻轻放在我手里，失眠的痛苦，已形同是我的使命。一个守护者的悲凉：一边是小小的幸福，一边是无限放大的焦虑。
　　从乡村到小镇，再从小镇到城市，那么多的人在这条路上趋之若鹜又身不由己，已然流形成这个时代的一种病症。那么多人在迁徙的途中，因家园感的缺失而显得身份不明以及下落不明。我设想过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晴朗冬日的傍晚，朝着落日的方向，牵着她的手，我们一起慢慢走到黑，一条多么温暖的回头路，一天最终的归途”
　　由是我以为，对于一个诚实的真正的诗人来说，诗就是生活，至少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对那些热衷于修辞和造句的人来说，诗，仅仅是诗。所谓元诗，不过就是语言的纯粹游戏罢了。我在一首小诗里如是写道：“一整天我都在考虑/要完成一首诗。那两个时候除外/午饭后我睡了一觉，晚饭后出去理发/现在我知道/只有那两个时候，诗是生活/别的时候，诗仅仅是诗。”
　　三
　　如果仅仅从审美的角度来观察，诗歌是无与伦比的，甚至连痛苦也是美的，是诗的。一出语言的悲剧，却正是一座诗的丰碑。我时常想起诗人沈泽宜在弥留之际的喃喃自语：“悲剧啊，悲剧。”唯有诗歌才能完成对精神痛苦的拯救。最起码，写诗的痛苦要比不写诗的痛苦轻一些。对每个诗人来说，审美都可能是一个致命的诱惑，因为审美太容易滑向没来由的忧伤了。
　　四
　　不要以为，诗歌能高于什么。熟知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在经历了下岗和多次失业之后，这些年我在湖州开棋牌室谋生。烧水，泡茶，拖地板，洗杯子，抹桌椅，清洗厕所，招呼麻将客，提心吊胆地应付各方面的检查和监管，每天从早晨工作到后半夜，这些就是我的生活日常。在客人们“拿包香烟，来个打火机，或者纸巾、牙签、续水、点心、蜜饯”等等此起彼伏的大呼小叫声的间隙，才是我读书和写作的时间。我的桌子上堆满了凌乱的书籍，希尼，米沃什，林语堂，石黑一雄，等等。一部用于写作的电脑。而这些的旁邊，是一只计算器。诗歌和生活杂糅在一起，诗歌和庸俗杂糅在一起。那么，这样的时候，诗歌能算得了什么？在我们乡下，人们把劳作中短暂的休息时间叫做“吃烟了”，我写诗就相当于农民们“吃烟了”，当他们坐在树下，伸开双腿，那一刻，诗人不再是聚光灯下的独白者，诗人已成为大众中的一员。这么说吧，诗歌，让人们获得一种身心的短暂松弛和解放，也是好的。
　　但是诗人天性般的自觉能使其对现实生活的呆板或纷乱保持一份克制和警惕，并能及时地把自己从中抽离出来。每当深夜，在送走了最后一桌客人之后，棋牌室打烊了，我和妻子去散步，这是我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候，走在阒寂无人的公园里，四周，只有树梢上的风声，草丛中的虫鸣声和我们的脚步声。当月光洒在宁静的水面上，我仿佛感觉到，那个独白者突然来到我心中。
　　五
　　真正严重的问题仍然是，在现代性的废墟之上，诗人该如何表达？尤其是在乡土文明日趋没落，而城市文明尚未确立的当下。所谓后乡土主义的诗歌仍泛滥，而城市诗歌仅仅露出一些碎片化的端倪。这是一个经历着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变迁的时代，尤其是我所在的小镇，它总体上处于郊区时代，这也是我们诗歌的郊区时代。
　　当然，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诗人的贫困时代。陶渊明的时代是，荷尔德林的时代是，里尔克的时代是，我们的时代也是。
　　我愿意做一个经验主义者。才华横溢的写作固然让人羡慕，但总有江郎才尽的危险。而经验主义不会。阅读，不断地阅读;思考，不断地思考;生活，努力地生活。生活不会高于诗，但生活一定大于诗。
　　六
　　我选择了诗，怀着一份诚恳的感恩，感恩诗歌，也选择了我。
　　我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诗人，也不善于去耍语言的小聪明。多意的，歧义的，暗示的以及各种隐喻的，语言早已不再纯洁，但一定还有一条路径，语言越质朴，语言就越纯洁。布罗茨基一再强调，诗的语言必须是超载的。那么，被过度的修辞污染的语言还能装得下什么？
　　诗歌的语言，既应当是遮蔽的，又应当是呈现的。因为诗歌对语言本身的趣味性要求看上去就如同是一种有意的隐藏，但最终的指向是呈现，并通过一种背景的渲染和烘托而获得强有力的支撑。社会的背景，政治的背景，自然的背景，归根到底都是人性的背景。
　　有时候，诗歌仅仅就是真相。“正是那种尽全力捕捉可触知的真相，在我看来才是诗歌的意义所在。主观的艺术和客观的艺术二者若必择其一，我选择客观的艺术，即便它的意义并非由理论阐释，而是通过个人努力来领会的。我希望，自己做到了言行一致。”（米沃什）
　　表达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恰如米沃什所说，要表达，没有什么可表达。很显然，这是一个语言贫乏的时代，语言的贫乏导致精神的贫乏，反过来，精神的贫乏必然导致语言的贫乏。双重的贫乏之下，正是我们表达的困境。
　　“当你做了诗人后，你会为任何一件事情哭泣。”奈保尔在他诗一般的小说《米格尔街》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可敬又可悲的迟暮的困苦诗人形象，或许，诗歌的力量正是源于他有一颗多么柔软的始终苦苦坚持的内心。
　　七
　　当救世的聚光灯熄灭，荷尔德林如是说，诗人走遍暗色的大地歌唱酒神。唯有诗歌能让语言再次变得崇高，并把不灭的神性赋予到日常性之中。一方面，当诗歌从古代初民图腾歌舞和巫术礼仪的复杂形式中诞生并解放出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但另一方面，诗歌丰富的情感诉求和强烈抒情本质又无时无刻不向着她脱胎于斯的神秘的精神故乡——神圣的祭坛，在不断回归。
　　诚如是，真正的诗人应当是诗歌忠实的信徒，始终怀着对诗歌的敬畏之心，即便身处表达的困境之中。而诗歌坚持在困境中的表达，更值得我们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