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里，一直想好好写一下我的外婆。这些年全家人都生活在南京，有时约了一起吃饭，享受欢聚一堂的温馨气氛时，我的心里就经常没来由地冒出一个念头：要是外婆在就好了——这无疑是痴人说梦，外婆已经去世20年了。
　　其实，外婆与南京是有联系的。20世纪80年代，我们夫妇带着3岁的儿子，陪着80多岁的外婆，从老家高邮来南京，住在鼓楼附近的一家旅馆，陪外婆爬了中山陵——外婆有心，居然在心里数了一下，一共是360多级台阶。后来我们祖孙四人还来到新街口，每人花了6元钱门票上了金陵饭店的璇宫，喝了一杯果汁。
　　那个时候，我是苏北县城的小青工，拿着几十元的工资。陪外婆来南京爬中山陵，自认为是我一生做得最对的事情。
　　我的人生起点很低，生长在小县城，先是下乡，后来回城做仓库保管员。再后来，脱产读高邮师范文训班，参加高教自学考试。一路走来，如果不是靠自学、靠读书，我不知会长成什么样的面孔。多年来，我一直很自卑，正如范雨素所说：“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
　　因为生活在底层，我对读书的渴望更加强烈，这种渴望一直延续到现在，一天不读书，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尤其是这20年，我做文化记者，写南京民国建筑，写江南名人故居，采访许多文人和艺术家，先后写了三本小书。不是为了追求所谓名利上的成功，而是力求在生活中做一个善良和热爱生活的人，做一个明白人，这才是我期待的成功。
　　有时候我也扪心自问，这种渴望和热爱，这种柔软和善良，从何而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些都源于外婆对我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婆是我人生的启蒙导师。
　　一
　　外婆叫吴智，江都樊川人，她的父亲是一位秀才，也是一位私塾先生，外婆识字，应该与太外公有关。
　　外婆的命其实很苦，18岁嫁给当地油坊的小老板——也就是我的外公，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后来大儿子被乡间的庸医耽误致死，再后来因为没能再生男孩子，经常遭到外公的家暴，受气更是家常便饭。
　　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生活中，男人打女人让我特别瞧不起。
　　在那个旧时代，外婆先后培养我妈读高邮师范、我舅读高邮卫校，再后来，妈妈和舅舅建立家庭后，外婆先是在县城带我和妹妹，后来带舅舅的儿子，一直到2000年逝世，享年90岁。
　　虽然命运对外婆如此不公，她却从未表露过怨恨，而是把一生的爱都无私地给了孩子。也可以说，我们兄妹能有今天，与外婆给我们打下人生的温暖底色有关。外婆虽然文化不高，但在我的心中，却是一位温和的教育家。
　　二
　　我四、五岁的时候，模仿当教师的父母在板壁上写粉笔字，涂鸦后让外婆帮我辨认，结果让我沮丧的是——我自认为像字的不是字，不像字的倒是字。记得家住乡镇小学时，我有个装连环画的木箱，黄昏时分，我就坐在外婆身边，听外婆给我读小人书。宿舍前有两株开满红花的石榴树，操场上有学生的喧闹声传过来，一派岁月静好的气息。如今我的孙女喜欢听我讲故事——其实这招就是和外婆学的。
　　我读小学时，父亲请上海亲戚买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本，外婆戴着老花眼镜陪我们听着收音机看剧本，不知听了多少遍。今天看来，八九岁的孩子看京剧剧本，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外婆就这样做了。所以，我和妹妹那时候京剧唱得非常好，甚至我的人生梦想就是能当一个演杨子荣的京剧演员。再后来，汪曾祺的小说散文风靡文坛，他执笔的《沙家浜》剧本，我少年就会背大段大段的念白和唱词。
　　外婆有个亲戚，我喊她四姑奶奶，她的儿子杨先生家里有许多藏书。杨先生家住焦家巷一个大院子里，我带妹妹去借书，要穿过好几个院门。有一次我手上拿着《收获》杂志和几本小说，让一位女邻居惊呼：“你小人看这么大的书？”是的，我那时就是一个书虫，经常坐在堂屋小板凳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天暗下来时，眼睛几乎贴到书上。那时，我什么书都读，当然像《红楼梦》这样的书，只是囫囵吞枣，记得有本书没有封面和封底，许多年后才知道书名叫《草原烽火》。
　　三
　　外婆是一个老小孩，她的教育方法就是陪伴，和我们一起玩。少年时代我养金鱼、养兔子、养猫、养八哥，玩香烟纸，集邮票，打乒乓球，下象棋、军旗、飞行棋等，外婆都陪我们玩，她懂得小孩子天性就是爱玩，玩也是认知世界最好的通道。比如养金鱼，她陪我们去大淖（就是汪曾祺笔下的大淖）捞金鱼虫;养兔子，她陪我们去运河堤拔草;还和我们一起下飞行棋。再后来，许多小学同学去做杂工赚钱，我和妹妹也嚷着要去，外婆就陪我们去县体育场“刮柳”，去县酱醋厂“切萝卜干”——当然玩了两天嫌苦就不玩了。
　　那时我们院子里有位钱爹爹，是县人民剧场卖票的。外婆经常与钱爹爹打招呼，带我们去剧场“看白戏”，往往是提前进场，坐在楼上看戏，记忆中看了许多像《珍珠塔》《狸猫换太子》等古装戏。那时候在家我喜欢做的游戏，是把围巾扎在帽子上甩来甩去——模仿戏中被罢官的须生。钱爹爹以前是民国大书法家的书童，后来是大户人家的管家，他喊我名字是“明大爷”，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记。那时候，“明大爷”下象棋打遍左右四邻无敌手，下军旗是更胜一筹。那时，我家就是同学放学后的俱乐部，经常是成群的同学在我家玩，吵闹声一片，外婆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玩。
　　我那时还有个独门绝技——拉嗡子，我经常在家门口的空地上表演，许多小孩围观，就差地上放个帽子了。也许我的“人来疯”性格——越是大场面，越是兴奋，越是超水平发挥，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包括我现在做读书讲座，喜欢即兴的现场发挥——这种“自信”也是源于少年时代。
　　四
　　每年八月十五，外婆领着我们敬月亮公公。桑樹下面，放一张小桌，上面有月饼、菱角、芋头、毛豆，再点上香，外婆让我和妹妹依次向月亮磕头。那时候月光真亮啊！外婆指着月亮，告诉我们那是嫦娥，那是玉兔，那个会动的影子是吴刚砍桂花树呢。虽然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但对月亮的敬畏已经留在心里。 　　那时候从小镇到县城，交通工具只有小船。外婆雇了一位叫郭贵林的汉子划船，郭大爷穿着青布旧棉袍，腰中系着绳子，有节奏地“哗哗哗”划船，很威武的样子。外婆带着我和妹妹穿过20世纪60年代的乡村。乡间的桥大都是树干做的，很古朴。河水清澈，手放在水里会有小鱼来啄你。沿岸水边长满青青芦苇，一只不知名的水鸟扑棱棱地从眼前飞过——许多年后看汪曾祺先生的小说《受戒》，小说结尾的场景描写太让我佩服了，它就是我童年时的情景再现啊！
　　后来我和妹妹转到县城读小学，屋子有个小小的后院，那是我们的“百草园”。放学回家喂完兔子，就坐在外婆种的美人蕉下做作业，看闲书——有时看书停下来，抬头看天上的浮云，心已经飞向千里之外，我想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吧！
　　外婆养了一只芦花鸡，后来不知得了什么怪病，脖子扭曲成了“斜头鸡”，啄食时十分痛苦。邻居们都劝外婆把它杀了，可外婆就是不肯，养了好几年。最后这只芦花鸡还是在门口走失了，外婆领着我们在河边找过，估计进了人家的“五脏庙”了。
　　我先后养过两只猫，猫是一个很黏人的动物，你看书或做作业时，猫就会靠在你脚上，可以感觉它的肚子“呼呼”作响。记得有次巷子里的孩子恶作剧，把我养的小花猫扔在屋顶上，外婆爬梯子把小猫救了下来。不过，有一只猫是被人下药毒死的。我清晨起床，看到它直挺挺地死在堂屋的地上。外婆替它做了一只黑布帽子，和我们一起，把猫埋在空地里。至今我还记得，夕阳西下，我们为它做了小坟，内心无比悲凉。
　　现在想起来，外婆正是用她对月亮、对芦花鸡、对猫的态度，告诉我们什么是慈悲，什么是博爱。
　　五
　　外婆姊妹三个，她是大姐，二姨婆在杭州，三姨婆在上海。从我们记事起，外婆就带着我们兄妹去杭州，去上海。小轮船里的卖唱人，镇江码头拖小板车的，上海南京路的繁华，杭州西湖的美，世态的苍凉，自然风景之美，都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打下深深的烙印。
　　外婆天性好玩，對什么都感兴趣。我妈经常笑外婆是“野马心”。我相信外婆如果生在现在的年代，肯定也是一个旅行达人。她这种“野马心”其实也传递给我了。记得小学考初中时，当时我11岁，从上海回高邮参加考试。当时姨外公送我到镇江，然后我独自坐轮渡到六圩，再转大巴车到高邮，拎着一个包袱，有《三毛流浪记》的感觉。许多年后，我选择当记者，先是在广东漂泊5年，后来在江南跑了20年，正是源于这颗热爱生活的“野马心”。
　　说真的，外婆对我们的爱，要用文字写出来，恐怕几万字都写不完。比如我当年在乡下，每次回县城看电影，都是外婆提前替我到电影院门前排队买票;比如到了我谈恋爱的年龄，她看到哪家姑娘好，就会帮我出主意;比如我南下深圳和广州，她已是80多岁的老人，每次都要执意送我去长途汽车站;我在广东时，她每天都会守在电视机前看深圳和广州的天气预报……
　　每每想到外婆对我的好，我就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外婆这种天然的爱，无私的爱，才是人世间最动人的景致。
　　老克：本名徐克明，资深媒体人，文化记者，散文作家。著有文化散文集《南京深处谁家院》《南唐的天空》《暮光寻旧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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