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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自然灾害频发，各种救灾思想层出不穷。司马光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既提出救灾思想又参与实际救灾活动，救灾思想是了解司马光个人思想的一个方面，从司马光章奏的内容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救灾思想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更多的是传统的救灾思想，司马光的救灾思想主要包括：灾前预防；及时赈灾；就地赈灾。
【关键词】：司马光；救灾；预防；及时
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两宋前后487年，遭受水旱雹风雪等灾害总计874次，其中水灾193次为最多，旱灾183次为次多。“两宋灾害频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有过之。”[1]22其中水灾和旱灾是危害最大的，频繁的自然灾害往往引起严重的饥荒，百姓流离失所，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旦被破坏，很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民变，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宋代统治者的统治基础造成巨大冲击。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宋代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進行灾害救济，身为士大夫的司马光也提出自己的救灾思想，为宋代统治者制定救灾政策提供参考。
一、灾前预防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至次年三月，干旱长达八个月。司马光形容这次干旱是：“北尽塞表，东被海涯，南逾江淮，西及邛崃，自去岁秋冬，绝少雨雪，井泉溪涧，往往涸竭。二麦无收，民已绝望。孟夏过半，秋种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2]卷252，6165-6166 干旱范围涉及范围广，干旱程度大，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百姓无粮可食。干旱往往还会引起蝗灾，蝗灾造成的饥荒程度有时甚至超过旱灾，对农业活动产生很大威胁。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司马光主张灾前预防，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灾害的的破坏。正如司马光在《言赈赡流民札子》中所说：“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则糇粮已绝，公私索然，无以相救。仰食县官，既不能周，假贷富室，又无所得。此乃失在于无事之时，不在于兇荒之年也。”[3]卷39，505-506水旱灾害所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最为常见的是水旱灾害引起粮食歉收，导致饥荒。对此，司马光认为平时应多建仓储，囤积粮食，以备饥荒。宋代的仓种名目繁多，大多数是为了防备灾荒而设立的。常见的有常平仓、义仓、丰储仓、平籴仓、平粜仓等，诸多仓储类别中设置最多，作用最大的当是常平仓。
常平仓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市场粮食价格，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当灾荒发生时则用于救济。司马光说：“勘会旧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官中比在市减价出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粜。凶岁谷贵伤民，故官中比在市减价出粜，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4]卷170，1156司马光认为常平仓具有赈粜的功能，可以达到平抑谷价的目的。平抑谷价可以使丰年粮食市场上的谷价不至于太低损害百姓利益，凶年不会谷价太贵使百姓无法负担粮食价格。施行常平法，无论是丰年还是凶年，只要发挥好常平仓的赈粜功能，可以很大程度上稳定粮食价格，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司马光认识到常平仓在平抑谷价的过程中，必须遵照市场规则，合理的运用价格手段来调节市场上的谷物需求，从而使常平仓真正发挥平抑谷价的功能。不能只知道贵籴贱粜，要在了解灾害的实际情况下采取适合的调控政策，一旦施行有违粮食市场的政策。司马光主张实施常平法，反对青苗法。他在《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中说：“熙宁之初，执政以旧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丰岁则农夫籴谷，十不得四五之价，凶年则屠牛卖肉、伐桑卖薪，以输钱于官。钱货愈重，谷直愈轻。朝廷深知其弊，故罢提举官，令将累年蓄积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施行。”[4]卷170，1156 这里，司马光把青苗法当作一种政府高利贷，认为其危害程度远远大于私人高利贷。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时施行的青苗法不但没有减轻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富民利用已有的财力和社会地位残酷剥削贫民，所以司马光当政以后，废除了王安石颁布的青苗法，仍采用常平法。
司马光在《上哲宗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中同时也分析了常平法的弊端，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司马光认为常平仓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有因州县缺常平本钱，虽遇丰岁不肯收籴”；二是“又官吏怠慢，厌籴粜之烦，虽遇丰岁，不肯收籴”；三是“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收成之初，农夫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粜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四是“官吏虽欲趁时收籴，而县申州，州申提点刑狱，提点刑狱申司农寺，取候指挥，比至回报，动涉累月，已是失时，谷价倍贵。是致州县常平仓斛斗，有经隔多年，在市价例终不及元籴之价，出粜不行，堆积腐烂者”。针对这四个问题，司马光认为：解决“无钱收籴”和“不肯收籴”的问题，应该“令将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施行。今岁诸路除有水灾州军外，其余丰熟处多。今欲时降指挥下诸路提点刑狱司，乘有此籴本之时，委丰熟州县官员，各体察在市斛斗实价，多添钱数，以广行收籴”。二是“令州县各勒行人，将十年以来在市斛斗价例比较，立定贵贱，酌中价例，然后将逐色价分为三等；自几钱至几钱为中等价，几钱以上为上等价，几钱以下为下等价。令逐路临时斟酌加减，务在合宜。既约定三等价，仰自今后州县每遇丰岁，斛斗价贱至下等之时，即比市价相度添钱开场收籴。凶年，斛斗价贵至上等之时，即比市价相度减钱开场出粜。若在市见价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籴粜，更不申本州及上司指挥，免有稽滞失时之患”[4]卷170，1156对于粮食价例估计不准以及籴粜稽滞失时的问题，司马光认为应该提前确定十年以来粮食的平均价格，然后再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等，当丰年粮价低于下等价时，官府就增价收籴；当凶年粮价高于上等价时，官府就减价出粜；如是粮价在中等价时，官府就不籴不粜。司马光认为这个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常平仓籴粜的官吏因不确定市场情况而随意确定粮价的行为和营私舞弊行为，又使他们在常平仓籴粜时按规定的上、中、下等米价情况进行运作，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可以不用必须向上级官员请示而错过籴粜的最佳时机。司马光还主张实施奖惩制度来监督常平仓籴粜的官吏，让他们充分发挥常平仓的作用。他说：“若州县长吏监官能用心及时籴粜，至得替时将酌中价钱与斛斗通行比折，与初到任时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许批书上历子，候到吏部日与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许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贵官吏各各用心，州县皆有储蓄，虽遇荐饥，民无菜色。又得官中所积之钱稍稍散在民间，可使物货流通。”[4]卷170，1157
【关键词】：司马光；救灾；预防；及时
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两宋前后487年，遭受水旱雹风雪等灾害总计874次，其中水灾193次为最多，旱灾183次为次多。“两宋灾害频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有过之。”[1]22其中水灾和旱灾是危害最大的，频繁的自然灾害往往引起严重的饥荒，百姓流离失所，稳定的社会环境一旦被破坏，很有可能酿成大规模的民变，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对宋代统治者的统治基础造成巨大冲击。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宋代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進行灾害救济，身为士大夫的司马光也提出自己的救灾思想，为宋代统治者制定救灾政策提供参考。
一、灾前预防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至次年三月，干旱长达八个月。司马光形容这次干旱是：“北尽塞表，东被海涯，南逾江淮，西及邛崃，自去岁秋冬，绝少雨雪，井泉溪涧，往往涸竭。二麦无收，民已绝望。孟夏过半，秋种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2]卷252，6165-6166 干旱范围涉及范围广，干旱程度大，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破坏，百姓无粮可食。干旱往往还会引起蝗灾，蝗灾造成的饥荒程度有时甚至超过旱灾，对农业活动产生很大威胁。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司马光主张灾前预防，这样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灾害的的破坏。正如司马光在《言赈赡流民札子》中所说：“是以稍遇水旱螽螟，则糇粮已绝，公私索然，无以相救。仰食县官，既不能周，假贷富室，又无所得。此乃失在于无事之时，不在于兇荒之年也。”[3]卷39，505-506水旱灾害所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最为常见的是水旱灾害引起粮食歉收，导致饥荒。对此，司马光认为平时应多建仓储，囤积粮食，以备饥荒。宋代的仓种名目繁多，大多数是为了防备灾荒而设立的。常见的有常平仓、义仓、丰储仓、平籴仓、平粜仓等，诸多仓储类别中设置最多，作用最大的当是常平仓。
常平仓的主要功能是调节市场粮食价格，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当灾荒发生时则用于救济。司马光说：“勘会旧常平仓法，以丰岁谷贱伤农，故官中比在市减价出粜，使蓄积之家无由抑塞农夫，须令贱粜。凶岁谷贵伤民，故官中比在市减价出粜，使蓄积之家无由邀勒贫民，须令贵籴。物价常平，公私两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4]卷170，1156司马光认为常平仓具有赈粜的功能，可以达到平抑谷价的目的。平抑谷价可以使丰年粮食市场上的谷价不至于太低损害百姓利益，凶年不会谷价太贵使百姓无法负担粮食价格。施行常平法，无论是丰年还是凶年，只要发挥好常平仓的赈粜功能，可以很大程度上稳定粮食价格，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司马光认识到常平仓在平抑谷价的过程中，必须遵照市场规则，合理的运用价格手段来调节市场上的谷物需求，从而使常平仓真正发挥平抑谷价的功能。不能只知道贵籴贱粜，要在了解灾害的实际情况下采取适合的调控政策，一旦施行有违粮食市场的政策。司马光主张实施常平法，反对青苗法。他在《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中说：“熙宁之初，执政以旧常平法为不善，更将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置提举官以督之。丰岁则农夫籴谷，十不得四五之价，凶年则屠牛卖肉、伐桑卖薪，以输钱于官。钱货愈重，谷直愈轻。朝廷深知其弊，故罢提举官，令将累年蓄积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施行。”[4]卷170，1156 这里，司马光把青苗法当作一种政府高利贷，认为其危害程度远远大于私人高利贷。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时施行的青苗法不但没有减轻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富民利用已有的财力和社会地位残酷剥削贫民，所以司马光当政以后，废除了王安石颁布的青苗法，仍采用常平法。
司马光在《上哲宗乞趁时收籴常平斛斗》中同时也分析了常平法的弊端，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司马光认为常平仓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有因州县缺常平本钱，虽遇丰岁不肯收籴”；二是“又官吏怠慢，厌籴粜之烦，虽遇丰岁，不肯收籴”；三是“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斗实价，只信凭行人与蓄积之家通同作弊，收成之初，农夫要钱急粜之时，故意小估价例，令官中收籴不得，尽入蓄积之家；直至过时，蓄积之家仓廪盈满，方始顿添价例，中粜入官。是以农夫粜谷止得贱价，官中籴谷常用贵价，厚利皆归蓄积之家”；四是“官吏虽欲趁时收籴，而县申州，州申提点刑狱，提点刑狱申司农寺，取候指挥，比至回报，动涉累月，已是失时，谷价倍贵。是致州县常平仓斛斗，有经隔多年，在市价例终不及元籴之价，出粜不行，堆积腐烂者”。针对这四个问题，司马光认为：解决“无钱收籴”和“不肯收籴”的问题，应该“令将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桩作常平仓钱物，委提点刑狱交割主管，依旧常平仓法施行。今岁诸路除有水灾州军外，其余丰熟处多。今欲时降指挥下诸路提点刑狱司，乘有此籴本之时，委丰熟州县官员，各体察在市斛斗实价，多添钱数，以广行收籴”。二是“令州县各勒行人，将十年以来在市斛斗价例比较，立定贵贱，酌中价例，然后将逐色价分为三等；自几钱至几钱为中等价，几钱以上为上等价，几钱以下为下等价。令逐路临时斟酌加减，务在合宜。既约定三等价，仰自今后州县每遇丰岁，斛斗价贱至下等之时，即比市价相度添钱开场收籴。凶年，斛斗价贵至上等之时，即比市价相度减钱开场出粜。若在市见价只在中等之内，即不籴粜，更不申本州及上司指挥，免有稽滞失时之患”[4]卷170，1156对于粮食价例估计不准以及籴粜稽滞失时的问题，司马光认为应该提前确定十年以来粮食的平均价格，然后再将其分为上、中、下三等，当丰年粮价低于下等价时，官府就增价收籴；当凶年粮价高于上等价时，官府就减价出粜；如是粮价在中等价时，官府就不籴不粜。司马光认为这个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常平仓籴粜的官吏因不确定市场情况而随意确定粮价的行为和营私舞弊行为，又使他们在常平仓籴粜时按规定的上、中、下等米价情况进行运作，给予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可以不用必须向上级官员请示而错过籴粜的最佳时机。司马光还主张实施奖惩制度来监督常平仓籴粜的官吏，让他们充分发挥常平仓的作用。他说：“若州县长吏监官能用心及时籴粜，至得替时将酌中价钱与斛斗通行比折，与初到任时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许批书上历子，候到吏部日与升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许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贵官吏各各用心，州县皆有储蓄，虽遇荐饥，民无菜色。又得官中所积之钱稍稍散在民间，可使物货流通。”[4]卷170，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