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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际传播中,由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文化、历史惯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各国媒介习惯于在新闻报道过程中采取惯性框架,这种局限的理念和方式制造了非客观的新闻产品,从而导致受众的认知偏离。本文采用框架理论的内容和分析方法,以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的《卫报》对中国玉树地震的报道为例进行分析研究,揭示了媒介在惯性框架下的造成受众认知偏离现象。
关键词:玉树地震 框架理论
2010年4月14日晨,我国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截止5月30日下午18时,玉树地震已造成2698人遇难,失踪270人,这是继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国经历的又一次特大灾难。在这次地震的新闻报道过程中,政府继续坚持汶川地震以来信息公开、新闻开放的方针,对全球各大媒体的采访报道活动给予了支持,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公众对灾情和救灾信息的掌握。
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当中存在"框架"(framing)的概念,这个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在其著作《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一书中引入文化社会学,后又被引入大众传播研究中,从而成为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这种框架来源于一个人过去的经验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新闻报道当中的"框架"被现代研究观点看做是媒体传播的灵魂,因为它意味着媒体对真实信息的选择和排列组合,从而表达倾向、暗示联系,因此能够在报道事实真实的前提下潜移默化地将既成观念传递给受众,限定其理解方式。"框架"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的客观性,为受众营造了与现实脱节的认知。
在同样舆论公开的环境下,外国媒体对事件进程的报道方向和内容与本土媒体却具有很大的差别,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根据"框架理论",这种偏差与中西媒体所使用的"框架"不同息息相关。长期以来,中国与西方历史文化隔阂导致了双方社会心理上的异质化,而西方媒体在体制、意识形态、专业理念、报道方式等诸多方面采取迥异与中国的思路,这种不同直接反映在了对具体事件的认识和报道中。
一、研究设计
为了精确研究西方媒体的惯性框架,本文选择了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卫报》两家世界级媒体进行研究。
《纽约时报》是一份在美国纽约出版,在全世界发行的日报,作为西方严肃类政治经济报纸的代表,读者定位于社会中上层,严肃而可靠的报纸风格为其赢得了"档案记录"的声誉,它的报道被世界其他媒体广泛转载,对西方公众舆论和主流价值观有重要影响。《卫报》则是英国具有184年历史的老牌大报,是英国的全国性综合内容日报的代表,同样具有很高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在这次玉树地震的过程中,两家报纸都派出了记者进行专门报道,其报道所使用的框架设置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切入点。
研究的时间段选取为自地震发生的4月14日到4月23日这10天,因为此阶段为两家媒体对事件报道最为集中的时期,在此之后的报道数量稀少。同时考虑到搜索的便捷,选取媒体网站作为样本采集平台,按照关键词"yushu""Qinghai""jiegu""Gyegu"等进行检索,共得到《纽约时报》相关报道9篇,《卫报》相关报道11篇,新闻图片也在研究范围之内。
根据框架理论并结合玉树地震报道的实际情况,本文将新闻框架解构为四个要素:主题选取、信源、事实延伸、报道技巧。
主题选取即记者视线的落脚点,是为整个框架所架构的定位和边界,即"说什么";信源决定了报道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其范围既包括对新闻机构和政府信息发布机构间的转载,也包括事件对相关人士或专业人员的采访,选择不同的信源决定不同的报道框架,即"谁说的";事实延伸是报道在事实基础上做的对整个事件的评论、分析、展望等,是一种带有媒体立场的主观内容,即"怎么样";报道技巧是指在报道当中所用使用的微观方式,包括图片运用、语境运用等等。
二、研究发现
1、主题选取
灾情和救灾的报道在所有的报道当中占55.6%和72.2%的主要分量,但是由于受灾地区是长期处于西方媒体"西藏问题框架"观察中的青海,所以宗教、民族两个主题不可避免地各占据33%和18.2%的份额。而且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相对《卫报》而言更乐意使用这一框架,并且即使在灾情和救灾的内容报道中也会嵌入许多这方面的内容,试图引导受众思维。
2、信源:
将信源按照出现次数多少从高到低排位,得到的统计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次报道活动中,两家报纸都对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国官方信息发布机构、媒体的信息进行了大量引用,在占所有的信源的比例当中,《纽约时报》占49.2%,《卫报》占47.4%,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我国媒体和官方信息透明度的上升,信息发布的及时和全面,以及我国新闻机构在国际上公信力的提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两家报纸将所有引用的中国媒体都无一例外地贴上了"国家媒体"或"官方媒体"的标签,虽然并不违背事实,但是在西方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诋毁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标签就有了鲜明意识形态性。
重视僧人信源是另外一个特色,对僧人的采访分别为15.4%和11.3%,尤其是《纽约时报》,对僧人信源引用与救援人员相当,并且在许多引用内容上表现出明显的反政府倾向,尽管僧人在本次地震救援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种选择还是明显地在引导受众将视线转移到宗教问题。
3、事实延伸
两家媒体在报道中都对事实做了不同程度的延伸,尤其以《纽约时报》为甚。
这种延伸有的以有意识将同类事件相联系,如《纽约时报》4月15日《地震之后,严寒和高纬阻挡救援》报道中写到"学生受难者引起了2008年5月四川地震的痛苦回忆--劣质建筑倒塌杀死了5000多个孩子。中国政府低调处理劣质建筑在此次倒塌中的责任。"在对事实的联系当中微妙地嵌入了能够引起读者对中国政府产生负面印象的信息。
有的则在报道中夹入符合西方认知的主观臆断和所谓"史实",如《纽约时报》4月17日的《地震后,西藏人不信任中国的帮助》中写到"中国的领导层将此次地震看成双重危机--一个几乎在海平线三英里之上的遥远青海省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一个检验共产党遮盖躁动西藏人不满能力的崭新测试。""广泛的西藏反对汉族统治的动乱严重干扰了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计划,从那以后中国就把藏族人占优势的西藏地区保持在严密的警察和军队控制下。"这种充满主观偏狭的"史实"正是其长期遵循的"西藏问题框架"的产物。
还有的是以外国专家的评论的形式,如在《卫报》4月22日的《给予支援的僧人被告知离开中国地震区》一文中引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Robbie Barneet的评论,"中国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些被他们作为潜在国家敌人妖魔化了15年的西藏僧人,变成了具有活力的社会和社区建设贡献者,而这正是共产党一直声称属于自己的角色。"这种主观的评论框架了受众的思考方向。
4、报道技巧
首先是图片的运用,新闻图片是一种用视觉传达信息的重要手段,往往以其感性和直观的特点在受众脑海中留下先入为主的印象。本次报道中两家媒体都广泛运用了新闻图片来配合报道,《卫报》10张,《纽约时报》7张。但是通过统计我们可以发现,《纽约时报》照片中4张照片都是以僧人作为画面主体,2张显示受灾景象,只有1张是专业救援队为受难者默哀;《卫报》则有3张表现僧人救援和默哀,5张报道受灾情况,1张地图标识玉树的地理位置,1张胡锦涛视察灾情,关于专业救援队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如此明显的倾向性给受众造成了救灾是以"僧人为主力"的印象,在客观上降低了对中国政府救援工作的正面反映。
其次是刻意营造中国与西藏的二元对立语境,在报道当中采用"China""Chinese"和"Tibet"(西藏)"Tibetan"(西藏人)的称谓,称谓上的区隔与政治上的区隔一脉相承,西方媒体是在故意暗示一种西藏独立的政治立场。
最后是西方媒体所奉行的"人情味""故事化"写作方式,在提高内容可读性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用充满渲染的场景描写歪曲了新闻真实。《纽约时报》4月17日的《地震后,西藏人不信任中国的帮助》是这种技巧的典型表现,文中用文学笔法刻画了一群想要抢救难民的僧人与专业救援队的矛盾冲突,但是全部采用僧人信源来观察事件,将救援队士兵描写的野蛮粗暴,而且在僧人为受难者祈祷的活动后加上"警察和汉族官员很明显地没有到场"来映射民族隔阂。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新闻传播中的框架设置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在以《纽约时报》和《卫报》为代表西方媒体中,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西藏问题框架"十分顽固,西方世界已经习惯将中国一切与西藏有关的信息和行为都纳入此框架内进行观察,以至于歪曲了对地震灾情和中国政府积极救灾的客观理解。
对框架理论的成熟理解在于认识到新闻生产也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新闻报道遵循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价值标准和认知尺度,大众媒介将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烙印的信息产品输入受众的认知世界,从根本上影响了公众对某些特定对象和问题的态度,这种态度反过来成为左右社会行为的力量,使大众媒介作为"观察者",以某对象"被框架"后的性质作为依据进行观察,从而强化了该价值和认知的惯性。当上述进程被反复后,便会塑造出"惯性框架",造成认知偏离。
科学地解决"观察者"和"行为者"之间在认知上的矛盾,是打破国际传播中"惯性框架"的重要手段。"行为者"必须向"观察者"提供接受度高的信息,以帮助"观察者"形成多元化的视角。这里的"接受度高"是指多角度、全面、细节性强的新闻素材,从中国信息发布者的角度说,要采用为西方媒体和受众所熟悉的报道技巧,以人性化、故事化的手段和微观叙事的方式增强信息的感染力。
媒体间的合作与交流是一种可以达到"观察者"的"同化"--互相学习互相理解--的有效方式。不同框架之间的碰撞会丰富媒体工作者的个人阅历,调整自己的认知范围,并最终从价值空间上带来框架的逐渐"溶解"。
最后,建立一个强力有效的传播媒介,将带有己方认识价值尺度的新闻信息直接作用于对方受众,从而起到"中和"其固有"惯性框架"的效果,也是提高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话语权,制衡国际声音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英】麦奎尔著 崔保国译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4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
[2]戴元光 倪琳 孙健 《《纽约时报》的专业主义与价值偏见--以7.5事件报道为例》《当代传播》2010.1
[3]邓建国《行为者与观察者: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中的基本归因错误原因分析及对策》 《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4]陈红梅《框架与归因--关于乌鲁木齐7.5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年 01期
[5]刘娟 《数字语境下国外媒体对华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研究--以《纽约时报》网站"5·12地震"报道的框架分析为例》 《科技传播》 2010年04期
关键词:玉树地震 框架理论
2010年4月14日晨,我国青海省玉树县发生两次地震,最高震级7.1级,地震震中位于县城附近,截止5月30日下午18时,玉树地震已造成2698人遇难,失踪270人,这是继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国经历的又一次特大灾难。在这次地震的新闻报道过程中,政府继续坚持汶川地震以来信息公开、新闻开放的方针,对全球各大媒体的采访报道活动给予了支持,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公众对灾情和救灾信息的掌握。
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当中存在"框架"(framing)的概念,这个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在其著作《框架分析》(Framing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一书中引入文化社会学,后又被引入大众传播研究中,从而成为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这种框架来源于一个人过去的经验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新闻报道当中的"框架"被现代研究观点看做是媒体传播的灵魂,因为它意味着媒体对真实信息的选择和排列组合,从而表达倾向、暗示联系,因此能够在报道事实真实的前提下潜移默化地将既成观念传递给受众,限定其理解方式。"框架"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闻的客观性,为受众营造了与现实脱节的认知。
在同样舆论公开的环境下,外国媒体对事件进程的报道方向和内容与本土媒体却具有很大的差别,引起了学界的注意。根据"框架理论",这种偏差与中西媒体所使用的"框架"不同息息相关。长期以来,中国与西方历史文化隔阂导致了双方社会心理上的异质化,而西方媒体在体制、意识形态、专业理念、报道方式等诸多方面采取迥异与中国的思路,这种不同直接反映在了对具体事件的认识和报道中。
一、研究设计
为了精确研究西方媒体的惯性框架,本文选择了美国的《纽约时报》和英国的《卫报》两家世界级媒体进行研究。
《纽约时报》是一份在美国纽约出版,在全世界发行的日报,作为西方严肃类政治经济报纸的代表,读者定位于社会中上层,严肃而可靠的报纸风格为其赢得了"档案记录"的声誉,它的报道被世界其他媒体广泛转载,对西方公众舆论和主流价值观有重要影响。《卫报》则是英国具有184年历史的老牌大报,是英国的全国性综合内容日报的代表,同样具有很高的社会公信力和影响力。在这次玉树地震的过程中,两家报纸都派出了记者进行专门报道,其报道所使用的框架设置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有代表性的研究切入点。
研究的时间段选取为自地震发生的4月14日到4月23日这10天,因为此阶段为两家媒体对事件报道最为集中的时期,在此之后的报道数量稀少。同时考虑到搜索的便捷,选取媒体网站作为样本采集平台,按照关键词"yushu""Qinghai""jiegu""Gyegu"等进行检索,共得到《纽约时报》相关报道9篇,《卫报》相关报道11篇,新闻图片也在研究范围之内。
根据框架理论并结合玉树地震报道的实际情况,本文将新闻框架解构为四个要素:主题选取、信源、事实延伸、报道技巧。
主题选取即记者视线的落脚点,是为整个框架所架构的定位和边界,即"说什么";信源决定了报道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其范围既包括对新闻机构和政府信息发布机构间的转载,也包括事件对相关人士或专业人员的采访,选择不同的信源决定不同的报道框架,即"谁说的";事实延伸是报道在事实基础上做的对整个事件的评论、分析、展望等,是一种带有媒体立场的主观内容,即"怎么样";报道技巧是指在报道当中所用使用的微观方式,包括图片运用、语境运用等等。
二、研究发现
1、主题选取
灾情和救灾的报道在所有的报道当中占55.6%和72.2%的主要分量,但是由于受灾地区是长期处于西方媒体"西藏问题框架"观察中的青海,所以宗教、民族两个主题不可避免地各占据33%和18.2%的份额。而且可以看出《纽约时报》相对《卫报》而言更乐意使用这一框架,并且即使在灾情和救灾的内容报道中也会嵌入许多这方面的内容,试图引导受众思维。
2、信源:
将信源按照出现次数多少从高到低排位,得到的统计结果如下: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次报道活动中,两家报纸都对包括新华社在内的中国官方信息发布机构、媒体的信息进行了大量引用,在占所有的信源的比例当中,《纽约时报》占49.2%,《卫报》占47.4%,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我国媒体和官方信息透明度的上升,信息发布的及时和全面,以及我国新闻机构在国际上公信力的提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两家报纸将所有引用的中国媒体都无一例外地贴上了"国家媒体"或"官方媒体"的标签,虽然并不违背事实,但是在西方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诋毁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标签就有了鲜明意识形态性。
重视僧人信源是另外一个特色,对僧人的采访分别为15.4%和11.3%,尤其是《纽约时报》,对僧人信源引用与救援人员相当,并且在许多引用内容上表现出明显的反政府倾向,尽管僧人在本次地震救援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种选择还是明显地在引导受众将视线转移到宗教问题。
3、事实延伸
两家媒体在报道中都对事实做了不同程度的延伸,尤其以《纽约时报》为甚。
这种延伸有的以有意识将同类事件相联系,如《纽约时报》4月15日《地震之后,严寒和高纬阻挡救援》报道中写到"学生受难者引起了2008年5月四川地震的痛苦回忆--劣质建筑倒塌杀死了5000多个孩子。中国政府低调处理劣质建筑在此次倒塌中的责任。"在对事实的联系当中微妙地嵌入了能够引起读者对中国政府产生负面印象的信息。
有的则在报道中夹入符合西方认知的主观臆断和所谓"史实",如《纽约时报》4月17日的《地震后,西藏人不信任中国的帮助》中写到"中国的领导层将此次地震看成双重危机--一个几乎在海平线三英里之上的遥远青海省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一个检验共产党遮盖躁动西藏人不满能力的崭新测试。""广泛的西藏反对汉族统治的动乱严重干扰了北京举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计划,从那以后中国就把藏族人占优势的西藏地区保持在严密的警察和军队控制下。"这种充满主观偏狭的"史实"正是其长期遵循的"西藏问题框架"的产物。
还有的是以外国专家的评论的形式,如在《卫报》4月22日的《给予支援的僧人被告知离开中国地震区》一文中引用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主任Robbie Barneet的评论,"中国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那些被他们作为潜在国家敌人妖魔化了15年的西藏僧人,变成了具有活力的社会和社区建设贡献者,而这正是共产党一直声称属于自己的角色。"这种主观的评论框架了受众的思考方向。
4、报道技巧
首先是图片的运用,新闻图片是一种用视觉传达信息的重要手段,往往以其感性和直观的特点在受众脑海中留下先入为主的印象。本次报道中两家媒体都广泛运用了新闻图片来配合报道,《卫报》10张,《纽约时报》7张。但是通过统计我们可以发现,《纽约时报》照片中4张照片都是以僧人作为画面主体,2张显示受灾景象,只有1张是专业救援队为受难者默哀;《卫报》则有3张表现僧人救援和默哀,5张报道受灾情况,1张地图标识玉树的地理位置,1张胡锦涛视察灾情,关于专业救援队的照片一张也没有。如此明显的倾向性给受众造成了救灾是以"僧人为主力"的印象,在客观上降低了对中国政府救援工作的正面反映。
其次是刻意营造中国与西藏的二元对立语境,在报道当中采用"China""Chinese"和"Tibet"(西藏)"Tibetan"(西藏人)的称谓,称谓上的区隔与政治上的区隔一脉相承,西方媒体是在故意暗示一种西藏独立的政治立场。
最后是西方媒体所奉行的"人情味""故事化"写作方式,在提高内容可读性的同时,很大程度上用充满渲染的场景描写歪曲了新闻真实。《纽约时报》4月17日的《地震后,西藏人不信任中国的帮助》是这种技巧的典型表现,文中用文学笔法刻画了一群想要抢救难民的僧人与专业救援队的矛盾冲突,但是全部采用僧人信源来观察事件,将救援队士兵描写的野蛮粗暴,而且在僧人为受难者祈祷的活动后加上"警察和汉族官员很明显地没有到场"来映射民族隔阂。
三、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新闻传播中的框架设置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在以《纽约时报》和《卫报》为代表西方媒体中,关于中国西藏问题的"西藏问题框架"十分顽固,西方世界已经习惯将中国一切与西藏有关的信息和行为都纳入此框架内进行观察,以至于歪曲了对地震灾情和中国政府积极救灾的客观理解。
对框架理论的成熟理解在于认识到新闻生产也是一种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新闻报道遵循一个社会长期形成的价值标准和认知尺度,大众媒介将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烙印的信息产品输入受众的认知世界,从根本上影响了公众对某些特定对象和问题的态度,这种态度反过来成为左右社会行为的力量,使大众媒介作为"观察者",以某对象"被框架"后的性质作为依据进行观察,从而强化了该价值和认知的惯性。当上述进程被反复后,便会塑造出"惯性框架",造成认知偏离。
科学地解决"观察者"和"行为者"之间在认知上的矛盾,是打破国际传播中"惯性框架"的重要手段。"行为者"必须向"观察者"提供接受度高的信息,以帮助"观察者"形成多元化的视角。这里的"接受度高"是指多角度、全面、细节性强的新闻素材,从中国信息发布者的角度说,要采用为西方媒体和受众所熟悉的报道技巧,以人性化、故事化的手段和微观叙事的方式增强信息的感染力。
媒体间的合作与交流是一种可以达到"观察者"的"同化"--互相学习互相理解--的有效方式。不同框架之间的碰撞会丰富媒体工作者的个人阅历,调整自己的认知范围,并最终从价值空间上带来框架的逐渐"溶解"。
最后,建立一个强力有效的传播媒介,将带有己方认识价值尺度的新闻信息直接作用于对方受众,从而起到"中和"其固有"惯性框架"的效果,也是提高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话语权,制衡国际声音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英】麦奎尔著 崔保国译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4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
[2]戴元光 倪琳 孙健 《《纽约时报》的专业主义与价值偏见--以7.5事件报道为例》《当代传播》2010.1
[3]邓建国《行为者与观察者: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中的基本归因错误原因分析及对策》 《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4]陈红梅《框架与归因--关于乌鲁木齐7.5事件报道的比较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0年 01期
[5]刘娟 《数字语境下国外媒体对华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研究--以《纽约时报》网站"5·12地震"报道的框架分析为例》 《科技传播》 201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