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至少三次说过，他在1927年底就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在1980年参观八七会议旧址时，他曾指出：八七会议时，“李维汉是秘书长，……我是中央秘书，……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在1984年3月会见外宾时，他又说：“我1927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10月，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然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主要依据档案资料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却没有邓小平这项任职的记载。相关的记载是：李维汉1927年8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1927年11月以后，无中央秘书长一职的具体人名。
　　这是邓小平的回忆有误?还是档案失记?笔者认为，两者都不是。
　　从1927年12月1日《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和上述《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记载来看，1927年11月，中央对机关实行了一次以“废除设部制度，集权于常委”为主要内容的重大调整，即撤销了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和农委，另行建立由常委会直接领导的组织局和职工运动委员会、党报委员会。组织局的三名主任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均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下设组织、宣传、军事、调查、特务、交通、文书、出版分配等科，并设有一个秘书；1927年11月至1928年6月，邓小平任中央组织局秘书。
　　从组织局的下设机构即职能来看，它实际担负着全面指挥党中央各主要职能部门或执行机构日常工作的责任，宣传、党务、军事、机要等主要工作都归它领导，有点像以后的书记处。邓小平既然是组织局唯一的秘书，从所担负的工作责任来看，似也可以视为中央秘书长。实际上，邓后来确实被正式任命为中央秘书长。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明确指出：1928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中央决定由他和任弼时留守上海中央；时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而在“六大”以后，邓的党内职务就是中央“事务秘书长”。
　　至于邓小平何时正式被任命为秘书长，据笔者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
　　一是在1928年4月底。因为，4月中旬，组织局成员罗亦农被捕，很快遇难；接着，周恩来又前往莫斯科参加“六大”，组织局只剩李维汉一人。为加强留守中央的领导力量，增设秘书长一职。如果是这样，邓的任职可能在4月底。因为这届中央政治局在4月28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随后，周恩来、瞿秋白等相继离开上海。在这最后一次会议上决定留守人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是在1928年4月以前，甚至就像邓小平本人所回忆的，是在1927年底。因为，这一时期，组织局的几名领导离开上海去外地巡视工作的频率非常高。如罗亦农在1927年11月前往武汉巡视，李维汉于1928年1月至3月巡视两湖，周恩来在1928年3月前往香港，4月中旬才返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对日常工作的领导，任命邓小平为中央秘书长也是非常可能的。至于邓小平自己未曾提及先任秘书、后任秘书长这一细节，则完全有可能是：尽管有个“名义”的变化，但他这一时期所承担的工作内容、性质和责任，没有本质的不同。
　　有一个旁证可以说明邓小平早在1928年4月底以前就处在了解中央核心机密的岗位上。1928年4月15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因叛徒何家兴夫妇出卖被捕，21日遇难；25日，中央特科在一家旅馆处决了何家兴。据郑超麟回忆，就在处决何的当天，邓小平要他注意当天的晚报。郑看到了晚报上关于一对夫妇在旅馆遇刺的消息，才明白是何被处决了。无疑，如果不是处在中央秘书长或类似的岗位上，邓是无法掌握这种绝密消息的。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