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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同名异书的现象十分普遍，早至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文章从社会因素和编纂出版因素等方面探讨同名异书现象出现的原因，并运用大量的例证来分析和归纳这些成因。
关键词：古籍;同名异书;图书出版
在中国古代图书编纂出版过程中很普遍地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同书异名，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代刘向在他的《战国策书录》中就提到过《战国策》一书在当时已有六个不同的书名，这也算是较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同书异名现象。而另一种就是同名异书。
一、同名异书的略述
所谓“同名”是指书名完全相同，“同名异书”简单来说就是书名完全相同而内容截然不同或作者并非同一人的书。倘若有细微的差异，如《鸡肋》《鸡肋编》《鸡肋集》此三本书便不算作同名;倘若原书经过了增减改动而书名未变，如唐代颜玄孙的《干禄字书》由最初的一卷本增改为两卷本，但仍然用旧名，这也不算是同名书。
同名异书的现象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三》中指出：“先秦两汉间子书，名同者甚众。”在秦汉时期的子书中，《孟子》《荀子》《庄子》《景子》《吴子》《商子》《田子》《鬻子》《刘子》《张子》《韩子》《徐子》《墨子》《毛公》《容成子》《鹃冠子》《尉缭子》《淮南子》《平原君》《太玄经》等各有两种;《贾子》《苏子》《务成子》等各有三种;《邹子》《李子》各有四种;《孙子》有五种;而《公孙子》甚至有七种。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图书数量和种类较之前而言大量地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同名异书现象的大量增多。唐代魏征等撰的《隋书·经籍志》中有著录：《后汉书》，谢承、华峤、谢沈、袁山松、范晔、萧子显等人所各作的有六种;《晋书》，王隐、虞预、朱凤、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等人所各作的有六种;《晋纪》，陆机、干宝、曹嘉之、邓粲、刘谦之、王韶之、徐广等人所各作的有七种。
至于唐宋以后，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普及和推广，图书出版数量大量增加，同名异书也随之越来越多。如：《敝帚集》，有北宋的黄庭坚，明代的吴中番，陈益，清代的周庆森、赵秉忠、陈祚明等人所各作的六种;《宫词》，又有唐代的王建，后晋的和凝，后蜀的花蕊夫人，宋代王仲修、张公祥、宋白、胡玮、周彦质、宋徽宗、王珪，明代的王叔承、朱权，清代的徐昂发等十三家所作。
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中记载：名为《易说》的书籍约有九十种;名为《易经》《易传》的均约有四十多种;名为《周易注》的约有四十种;名为《书说》的约有二十余种;名为《尚书解》的几乎达到二十种;名为《诗说》的约有十七八种;名为《诗解》的约有十六种;名为《春秋传》的约有二十余种;名为《春秋解》的约有十五六种;名为《春秋谈》的约有十四五种;名为《春秋论》的几乎达到十种。在张雪庵所著的《古书同名异称举要》中收集列举了从先秦到清末同名异书的书籍约5600多种，杜信孚所著的《同名异书通检》中收录了同名异书的书籍约有3500多种。《四库全书总目》（包括存目）收录的同名异书有200种左右。通过查找《历代妇女著作考》书名索引可以发现，《和鸣集》的同名异书有5种，著者分别是史淡、王照园、周氏、陈爽轩和冯娴。除了文学类书籍，在《中国医籍考》中所记录的《千金方》的同名异书就有3种，著者分别是范世英、孙思邈和宋氏。
甚至是现代图书也存在同名异书的情况，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杂文集《不惑集》就和20世纪60年代谢觉哉的杂文集同名。由此可见，从古到今，同名异书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随着图书出版的越来越便捷而增多。
二、同名异书现象出现的原因
（一）以著者称谓命名的传统习惯
以著者称谓为命名方式而导致的同名异书现象多出现在秦汉时期的图书中。古书多以著作者的称谓命名，在秦汉时期，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在漫漫历史中，历朝历代同名同姓的人并不在少数，倘若都以著者的称谓或姓名来命名所著之书，同名异书现象的出现也就很难避免了。如上述所列举出的《孟子》《荀子》等诸多秦汉时期的同名异书的子书，大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出现的。
明代有学者针对同名著者对图书命名的情况做过研究：“著书姓名相类，如三孙子，三邹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乱，然有不可辨者。二孔甲，一黄帝史，一仲尼孙，俱著书，俱名《盘盂》，一载汉艺文志，一附孔丛子中，今艺文志之盘盂不传，而孔丛子之盘盂传世，遂以后之盘盂传之前之孔甲，非也。而牟融，一汉太尉，一汉布依，俱著书，俱名《牟子》，一载《隋经籍志》，一附《弘明集》中，今经籍志之牟子不传，而弘明集之牟子传世，遂以释之牟子传儒子牟融，亦非也。”此外，春秋末期的司马穰苴所著的《司馬子》与唐代司马承祯所著的《司马子》虽非同一时代的古籍，但出现同名异书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姓氏相同而又采用以著者称谓为命名著书的方式。由此可见，因此原因出现同名异书情况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同一朝代或同一时期。
在秦汉时期以后，后世之人，不但有姓、有名，更有字、有号，称谓变得更多，而相同的也大有人在，这一原因引起的同名异书现象也难以断绝。可见因为著者称谓的相同并以此为命名方式的古书命名习惯是同名异书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撰述内容相似所致
由古至今，书籍的命名在很多时候往往与该书所撰述的内容密切联系，这是一种传统而历史悠久的书籍命名习惯，如前文所列的《隋书·经籍志》与《经义考》中所列举出的著录各书就是属于此类。如《后汉书》《晋书》《晋纪》等史书虽然作者不同，但都是记写一朝一代的史实，故多以该朝代为名，取某书、某纪，格式类似，所命书名相同也无可厚非。而《易说》《书说》《诗说》等都是以针对同一个对象或相同性质的编纂材料来编著的，所命书名相同也是情理之中。此外类似的古籍还有：《春秋直解》，有郝敬、方苞、傅恒等所各著的;《诗品》，有钟嵘、司空图等所各著的;《老子义疏》，有顾欢、释惠观、孟智周、韦处玄、戴跣等所各著的;《词品》，有涵虚子、杨慎、朱权、郭麟等所各著的;《孟子解》，有苏辙、尹焞、袁甫、赵善湘、赵秉文、董懋策等所各著的;《六经图》，有杨甲、江为龙、王镐等所各著的;《道德经注》，有李道元、张位、徐大椿、徐永祐、汪光绪等所各著的;等等。 （三）同一作者著两种不同的书
在中国图书编纂出版史上还存在不少由同一作者所著的两种名字相同而种类、内容完全不同的书。这是由作者的主观决定，或是因为同一名字适合概括两种不同的书籍，或是作者的兴之所至，亦或是作者不愿为命名所著之作多费心神等等，而真正的主观想法和原因大抵只有著作者本人才了然了。
这一原因而产生的同名异书，虽然数量并不是多，但也还是有的。如清代汪中就著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述学》，其一是叙述历代学制之作，其二是文集。清代王之春亦有著书两种，均名《国朝柔远记》。计楠也有著书两种，均名《一隅草堂集》。
（四）同一书名的沿用
前人所著之书有为世人称道或流传甚广者，后世就会有效仿之人。一般情况下，效仿之作或为了被时人关注，或为了得以流传，亦或是单纯的崇拜效仿，大都有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书名。例证在惠康野叟的《识余》里：“陆贾有《新语》，顾谭亦有 《新语》;贾谊有《新书》，虞喜亦有《新书》;桓谭有《新论》，夏侯湛、华谭、刘昼多有《新论》;崔实有《政论》，王肃亦有《政论》;仲长统有《昌言》，王滂亦有 《昌言》;贾山有《至言》，崔灵亦有 《至言》。六朝好学汉，类如此。”
此外，李公佐有《南柯记》，汤显祖亦有《南柯记》;韦庄有《浣花词》，查容亦有《浣花词》;张羽有《茶经》，张丑、汤显祖亦有《茶经》;等等。
（五）没有可供传阅的图书目录
古代的消息传播十分不方便，且不说民间著书如何，即便是官方的著书也几乎没有成型的可供人查阅的图书目录得到广泛的传播。官方著书或藏书的整理基本上是由朝廷主持，换言之，这种情况下整理出来的较大规模而成型的书目，其目的大多是为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员服务，能够查阅这样的图书目录的权限几乎集中在皇帝和皇室成员手中。此外，朝廷的高官世家以及图书编纂管理的官员也有接触和查阅到这类图书目录的可能。但对于一般民间的普通百姓而言，是几乎看不到也查阅不到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或者地区性的图书目录，这样就增加了书名重复的可能。
周采泉先生在给《同名异书通检》作的序中提到：“古人读书著书，对流略之学较少注意，寒士接触书林的机会不多，古书流传不广，见闻有限，因此他为自己著作题名时，就各行其是。例如后人为了说明《易》，再作《易说》，并没有道前人已有《易说》一书。”周采泉先生的话指出，古人读书与著书都很少注意到图书流传的问题，而寒门弟子接触大规模书籍的机会很少，再加上古书的流传不广泛，他们在著书命名的时候往往就只关注自己的想法，各行其是。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出现的同名异书多半是来自前后不同时期的，如前文提到的内容相似类的同名异书大多也兼有这个原因。例证有：《投壶礼节》，宋代司马光先撰有此书，到了明代，汪湜亦撰有一书名为《投壶礼节》;《七才子》，明代高则诚所撰剧曲用此名，而清代毛声山在评《琵琶记》时称其异称也为《七才子》并流传了下来，再有小说，天花藏合刊的《玉娇梨》（即三才子书）与《平山冷燕》（即四才子书）亦称《七才子》;《青衫泪》，既是元代马致远所撰《江州司马青衫泪》的简称，也是清代蒋士铨所撰《四弦秋》的异称;等等。
三、同名异书现象的影响与学术价值
（一）同名异书现象的影响
《史通通释》有唐代刘知几的这样一句话：“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书籍的名称恰恰是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反映这本书的信息。以与著者有关的字眼命名的书籍反映了作者的信息，以与内容有关的字眼命名的书籍反映了图书的主题内容。换句话说，书名是了解一本书籍的第一窗口，通过书名，可以初步地判断和了解一本书。但同名异书的现象无疑是使这样一种直观的判断和第一印象式的认知产生了与事实相比而有的较大偏差。也因此，让许多古籍流传至今却真伪难辨，增加了古籍研究和整理的难度。
其次，除了自然的优胜劣汰和各种散佚的情况，同名异书现象的存在使得不少古籍在图书史的长河中被淹没而无法传承下来。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与普及应用以前，图书的传播并不十分普遍，中国图书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书籍的传播都是靠口口相传或靠士子、文人、书生自主传抄。而同名异书也因此造成书籍误传或错判的情况，致使一些书籍的散佚与失传。直至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书籍的传播才开始得以兴旺，同名异书现象对古书流传造成的不良影响才有所减缓。也恰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对闭塞的流传方式，同名异书现象对文人学子以及藏书家造成了一定的学术交流阻碍。书虽同名，但内容截然不同，故而，在古代中国，文人学子在讨论学问时，多是称道某家之言而少有称道某书之言，也是为了避免因为同名异书而造成的误会。
再次，同名异书会产生自然的比较，历代的文人学子们对同名异书的书籍进行细读对比与深入学习，借助文人学子间的相互交流而对同名异书的书籍品评高低，长此以往自然也就会形成优胜劣汰，也因此而把相关的言论和思想学问精华化，大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意味。
（二）同名异书现象的学术价值
首先，研究同名异书对于读者和图书管理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于读者而言，了解了同名异书 ，就为查找图书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对同名异书有所认识的情况下，就要求读者在查找图书时，不但要弄清书名是什么，更要弄明白著者是谁，甚至还要知道图书的相关年代和版本。于图书管理者而言，了解了同名异书，就可以更准确地对书籍进行分类和管理，提高工作质量。
其次，对于中国古典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学者来说，有些同名异书能反映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献资料对象的研究态度和研究热点，好比《老子义疏》《孟子解》这类书籍，研究学者从同名异书中得以管窥一二。分析和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的文人学者对诸子理论与思想的看法与见解，这对古代学术研究史的梳理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探究和比较，有对同一本书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自然就有对相同书名不同书籍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古书文献中同名异书的研究能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汲取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精华和深层次内涵，从而剔除掉浅薄的、粗陋的甚至是错误的臆想类推测的学术错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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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科峰.早起古书流传问题研究——以相关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为例[D].上海大学，2015.
作者单位：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古籍;同名异书;图书出版
在中国古代图书编纂出版过程中很普遍地出现两种现象。一种是同书异名，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代刘向在他的《战国策书录》中就提到过《战国策》一书在当时已有六个不同的书名，这也算是较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同书异名现象。而另一种就是同名异书。
一、同名异书的略述
所谓“同名”是指书名完全相同，“同名异书”简单来说就是书名完全相同而内容截然不同或作者并非同一人的书。倘若有细微的差异，如《鸡肋》《鸡肋编》《鸡肋集》此三本书便不算作同名;倘若原书经过了增减改动而书名未变，如唐代颜玄孙的《干禄字书》由最初的一卷本增改为两卷本，但仍然用旧名，这也不算是同名书。
同名异书的现象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三》中指出：“先秦两汉间子书，名同者甚众。”在秦汉时期的子书中，《孟子》《荀子》《庄子》《景子》《吴子》《商子》《田子》《鬻子》《刘子》《张子》《韩子》《徐子》《墨子》《毛公》《容成子》《鹃冠子》《尉缭子》《淮南子》《平原君》《太玄经》等各有两种;《贾子》《苏子》《务成子》等各有三种;《邹子》《李子》各有四种;《孙子》有五种;而《公孙子》甚至有七种。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自觉的到来，这一时期的图书数量和种类较之前而言大量地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同名异书现象的大量增多。唐代魏征等撰的《隋书·经籍志》中有著录：《后汉书》，谢承、华峤、谢沈、袁山松、范晔、萧子显等人所各作的有六种;《晋书》，王隐、虞预、朱凤、谢灵运、臧荣绪、萧子云等人所各作的有六种;《晋纪》，陆机、干宝、曹嘉之、邓粲、刘谦之、王韶之、徐广等人所各作的有七种。
至于唐宋以后，由于印刷术的发明、普及和推广，图书出版数量大量增加，同名异书也随之越来越多。如：《敝帚集》，有北宋的黄庭坚，明代的吴中番，陈益，清代的周庆森、赵秉忠、陈祚明等人所各作的六种;《宫词》，又有唐代的王建，后晋的和凝，后蜀的花蕊夫人，宋代王仲修、张公祥、宋白、胡玮、周彦质、宋徽宗、王珪，明代的王叔承、朱权，清代的徐昂发等十三家所作。
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中记载：名为《易说》的书籍约有九十种;名为《易经》《易传》的均约有四十多种;名为《周易注》的约有四十种;名为《书说》的约有二十余种;名为《尚书解》的几乎达到二十种;名为《诗说》的约有十七八种;名为《诗解》的约有十六种;名为《春秋传》的约有二十余种;名为《春秋解》的约有十五六种;名为《春秋谈》的约有十四五种;名为《春秋论》的几乎达到十种。在张雪庵所著的《古书同名异称举要》中收集列举了从先秦到清末同名异书的书籍约5600多种，杜信孚所著的《同名异书通检》中收录了同名异书的书籍约有3500多种。《四库全书总目》（包括存目）收录的同名异书有200种左右。通过查找《历代妇女著作考》书名索引可以发现，《和鸣集》的同名异书有5种，著者分别是史淡、王照园、周氏、陈爽轩和冯娴。除了文学类书籍，在《中国医籍考》中所记录的《千金方》的同名异书就有3种，著者分别是范世英、孙思邈和宋氏。
甚至是现代图书也存在同名异书的情况，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杂文集《不惑集》就和20世纪60年代谢觉哉的杂文集同名。由此可见，从古到今，同名异书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随着图书出版的越来越便捷而增多。
二、同名异书现象出现的原因
（一）以著者称谓命名的传统习惯
以著者称谓为命名方式而导致的同名异书现象多出现在秦汉时期的图书中。古书多以著作者的称谓命名，在秦汉时期，这种情况最为突出。在漫漫历史中，历朝历代同名同姓的人并不在少数，倘若都以著者的称谓或姓名来命名所著之书，同名异书现象的出现也就很难避免了。如上述所列举出的《孟子》《荀子》等诸多秦汉时期的同名异书的子书，大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出现的。
明代有学者针对同名著者对图书命名的情况做过研究：“著书姓名相类，如三孙子，三邹子，皆世所共知，又名各不同，不足相乱，然有不可辨者。二孔甲，一黄帝史，一仲尼孙，俱著书，俱名《盘盂》，一载汉艺文志，一附孔丛子中，今艺文志之盘盂不传，而孔丛子之盘盂传世，遂以后之盘盂传之前之孔甲，非也。而牟融，一汉太尉，一汉布依，俱著书，俱名《牟子》，一载《隋经籍志》，一附《弘明集》中，今经籍志之牟子不传，而弘明集之牟子传世，遂以释之牟子传儒子牟融，亦非也。”此外，春秋末期的司马穰苴所著的《司馬子》与唐代司马承祯所著的《司马子》虽非同一时代的古籍，但出现同名异书的原因同样是因为姓氏相同而又采用以著者称谓为命名著书的方式。由此可见，因此原因出现同名异书情况的并不仅仅局限于同一朝代或同一时期。
在秦汉时期以后，后世之人，不但有姓、有名，更有字、有号，称谓变得更多，而相同的也大有人在，这一原因引起的同名异书现象也难以断绝。可见因为著者称谓的相同并以此为命名方式的古书命名习惯是同名异书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撰述内容相似所致
由古至今，书籍的命名在很多时候往往与该书所撰述的内容密切联系，这是一种传统而历史悠久的书籍命名习惯，如前文所列的《隋书·经籍志》与《经义考》中所列举出的著录各书就是属于此类。如《后汉书》《晋书》《晋纪》等史书虽然作者不同，但都是记写一朝一代的史实，故多以该朝代为名，取某书、某纪，格式类似，所命书名相同也无可厚非。而《易说》《书说》《诗说》等都是以针对同一个对象或相同性质的编纂材料来编著的，所命书名相同也是情理之中。此外类似的古籍还有：《春秋直解》，有郝敬、方苞、傅恒等所各著的;《诗品》，有钟嵘、司空图等所各著的;《老子义疏》，有顾欢、释惠观、孟智周、韦处玄、戴跣等所各著的;《词品》，有涵虚子、杨慎、朱权、郭麟等所各著的;《孟子解》，有苏辙、尹焞、袁甫、赵善湘、赵秉文、董懋策等所各著的;《六经图》，有杨甲、江为龙、王镐等所各著的;《道德经注》，有李道元、张位、徐大椿、徐永祐、汪光绪等所各著的;等等。 （三）同一作者著两种不同的书
在中国图书编纂出版史上还存在不少由同一作者所著的两种名字相同而种类、内容完全不同的书。这是由作者的主观决定，或是因为同一名字适合概括两种不同的书籍，或是作者的兴之所至，亦或是作者不愿为命名所著之作多费心神等等，而真正的主观想法和原因大抵只有著作者本人才了然了。
这一原因而产生的同名异书，虽然数量并不是多，但也还是有的。如清代汪中就著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述学》，其一是叙述历代学制之作，其二是文集。清代王之春亦有著书两种，均名《国朝柔远记》。计楠也有著书两种，均名《一隅草堂集》。
（四）同一书名的沿用
前人所著之书有为世人称道或流传甚广者，后世就会有效仿之人。一般情况下，效仿之作或为了被时人关注，或为了得以流传，亦或是单纯的崇拜效仿，大都有相似的甚至是相同的书名。例证在惠康野叟的《识余》里：“陆贾有《新语》，顾谭亦有 《新语》;贾谊有《新书》，虞喜亦有《新书》;桓谭有《新论》，夏侯湛、华谭、刘昼多有《新论》;崔实有《政论》，王肃亦有《政论》;仲长统有《昌言》，王滂亦有 《昌言》;贾山有《至言》，崔灵亦有 《至言》。六朝好学汉，类如此。”
此外，李公佐有《南柯记》，汤显祖亦有《南柯记》;韦庄有《浣花词》，查容亦有《浣花词》;张羽有《茶经》，张丑、汤显祖亦有《茶经》;等等。
（五）没有可供传阅的图书目录
古代的消息传播十分不方便，且不说民间著书如何，即便是官方的著书也几乎没有成型的可供人查阅的图书目录得到广泛的传播。官方著书或藏书的整理基本上是由朝廷主持，换言之，这种情况下整理出来的较大规模而成型的书目，其目的大多是为皇帝及其他皇室成员服务，能够查阅这样的图书目录的权限几乎集中在皇帝和皇室成员手中。此外，朝廷的高官世家以及图书编纂管理的官员也有接触和查阅到这类图书目录的可能。但对于一般民间的普通百姓而言，是几乎看不到也查阅不到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或者地区性的图书目录，这样就增加了书名重复的可能。
周采泉先生在给《同名异书通检》作的序中提到：“古人读书著书，对流略之学较少注意，寒士接触书林的机会不多，古书流传不广，见闻有限，因此他为自己著作题名时，就各行其是。例如后人为了说明《易》，再作《易说》，并没有道前人已有《易说》一书。”周采泉先生的话指出，古人读书与著书都很少注意到图书流传的问题，而寒门弟子接触大规模书籍的机会很少，再加上古书的流传不广泛，他们在著书命名的时候往往就只关注自己的想法，各行其是。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出现的同名异书多半是来自前后不同时期的，如前文提到的内容相似类的同名异书大多也兼有这个原因。例证有：《投壶礼节》，宋代司马光先撰有此书，到了明代，汪湜亦撰有一书名为《投壶礼节》;《七才子》，明代高则诚所撰剧曲用此名，而清代毛声山在评《琵琶记》时称其异称也为《七才子》并流传了下来，再有小说，天花藏合刊的《玉娇梨》（即三才子书）与《平山冷燕》（即四才子书）亦称《七才子》;《青衫泪》，既是元代马致远所撰《江州司马青衫泪》的简称，也是清代蒋士铨所撰《四弦秋》的异称;等等。
三、同名异书现象的影响与学术价值
（一）同名异书现象的影响
《史通通释》有唐代刘知几的这样一句话：“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书籍的名称恰恰是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反映这本书的信息。以与著者有关的字眼命名的书籍反映了作者的信息，以与内容有关的字眼命名的书籍反映了图书的主题内容。换句话说，书名是了解一本书籍的第一窗口，通过书名，可以初步地判断和了解一本书。但同名异书的现象无疑是使这样一种直观的判断和第一印象式的认知产生了与事实相比而有的较大偏差。也因此，让许多古籍流传至今却真伪难辨，增加了古籍研究和整理的难度。
其次，除了自然的优胜劣汰和各种散佚的情况，同名异书现象的存在使得不少古籍在图书史的长河中被淹没而无法传承下来。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与普及应用以前，图书的传播并不十分普遍，中国图书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书籍的传播都是靠口口相传或靠士子、文人、书生自主传抄。而同名异书也因此造成书籍误传或错判的情况，致使一些书籍的散佚与失传。直至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书籍的传播才开始得以兴旺，同名异书现象对古书流传造成的不良影响才有所减缓。也恰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对闭塞的流传方式，同名异书现象对文人学子以及藏书家造成了一定的学术交流阻碍。书虽同名，但内容截然不同，故而，在古代中国，文人学子在讨论学问时，多是称道某家之言而少有称道某书之言，也是为了避免因为同名异书而造成的误会。
再次，同名异书会产生自然的比较，历代的文人学子们对同名异书的书籍进行细读对比与深入学习，借助文人学子间的相互交流而对同名异书的书籍品评高低，长此以往自然也就会形成优胜劣汰，也因此而把相关的言论和思想学问精华化，大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意味。
（二）同名异书现象的学术价值
首先，研究同名异书对于读者和图书管理者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于读者而言，了解了同名异书 ，就为查找图书提供了新的线索。在对同名异书有所认识的情况下，就要求读者在查找图书时，不但要弄清书名是什么，更要弄明白著者是谁，甚至还要知道图书的相关年代和版本。于图书管理者而言，了解了同名异书，就可以更准确地对书籍进行分类和管理，提高工作质量。
其次，对于中国古典文献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学者来说，有些同名异书能反映出不同时代对同一文献资料对象的研究态度和研究热点，好比《老子义疏》《孟子解》这类书籍，研究学者从同名异书中得以管窥一二。分析和研究不同时代、不同的文人学者对诸子理论与思想的看法与见解，这对古代学术研究史的梳理有着积极的意义。古代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对文本的探究和比较，有对同一本书不同版本的比较研究，自然就有对相同书名不同书籍的比较研究。通过对古书文献中同名异书的研究能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汲取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化精华和深层次内涵，从而剔除掉浅薄的、粗陋的甚至是错误的臆想类推测的学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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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南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