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类一直无法逃避疫病的威胁。瘟疫的流行给社会风俗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古代的节令风俗中，常能见到与驱疫、避疫有关的内容，这一点在文献中也多有记载。
　　《吕氏春秋·季冬记》云：“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先秦时期，人们在除夕这一天要举行驱傩仪式，用击鼓的方式驱逐“疫疠之鬼”，以保来年无病无灾。当今除夕的各种习俗，例如挂灯笼、放爆竹、贴门神等，都与驱疫有关。甚至“除夕”的“除”字，也是将疫病、鬼怪等不祥之物全部驱逐之意。
　　到了唐代，驱傩仪式已经演变为除夕夜里最热闹、最盛大的娱乐活动。诗人孟郊对此作有一首《弦歌行》：“驱傩击鼓吹长笛，瘦鬼染面唯齿白。暗中崒崒拽茅鞭，裸足朱裈行戚戚。相顾笑声冲庭燎，桃弧射矢时独叫。”诗人沈俭期在《守岁应制》诗中写道：“殿上灯人争烈火，宫中侲子乱驱妖。宜将岁酒调神药，圣祚千春万国朝。”沈俭期在诗中提到的“岁酒”，是守岁时喝的一种药酒，据说可以压邪气。
　　原本出于避祸求生目的的祭祀活动，为何变成了一种群众娱乐活动呢？这当然要归功于中国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中国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中，已有关于治疗瘟疫的记载。如《素问》中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文中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黄帝内经》还记载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未病先防，已病防变。这种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瘟疫防治的一大进步，发生在东汉末年。据史书记载，东汉末年疫病流行，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上万的生命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曹植的《说疫气》记载了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
　　文中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这说明那时的人们不再认为疫病是鬼神降祸，而是需要想办法医治。这种客观理性的态度，为防治瘟疫开启了一道门。
　　三国时期名医辈出。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可治疗流行性黄疸病。屠呦呦正是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研制出了治疗疟疾的新药。

　　东汉末年，真正对瘟疫做出巨大贡献的名医，是与华佗并称“建安三神医”的张仲景（另外一位是董奉）。张仲景出身名门望族，官至长沙太守。按照汉朝的规定，官员是不能随意进入百姓住所的，而当时的医生却习惯于上门问诊。身为高官的张仲景为了给普通百姓治病，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规矩：每月逢初一和十五，暂停处理政务，打开大门让需要看病的百姓前来问诊。这种坐诊等患者自行上门求医的做法，也被其他医生承袭下来。后来人们将坐诊称为“坐堂”，就是为了纪念最初在公堂为百姓诊病的张仲景。
　　即使这样，张仲景也没能阻挡瘟疫侵袭长沙郡。几番瘟疫过后，原本有200多人的张家，在短短10年间，仅剩下五六十人，其中有100多人死于伤寒。悲痛之余，张仲景辞官潜心研究医术。他翻遍了所有能够找到的古书，寻访各地名医，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写下了中国第一部中医临床治疗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书中论述了多种传染性疾病的治疗方法，其中有的药方被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辨证施治方法更是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
　　为什么叫“伤寒”而不是“瘟疫”？因瘟疫多发生于底层民众，为贵族所不喜，故改称“伤寒”。《小品方》曰：“云伤寒，是雅士之辞;云天行、瘟疫，是由田舍间号耳。”因为历史久远，且连年战乱，再加上《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初受限于传播途径，此书流传并不广泛，以至如今所見《伤寒论》各版本均有缺失。
　　隋朝末年，又出了一位名医——“药王”孙思邈。他继承了前人防治瘟疫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提出讲究个人卫生，重视运动保健，将食疗、药疗、养生、养性、保健相结合的防病治病主张。
　　孙思邈强调“预防为先”的观点，坚持辨证施治，认为人若善摄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并提出“存不忘亡，安不忘危”，认为“每日必须调气、补泻、按摩、导引为佳，勿以康健便为常然”。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显庆四年（659年），孙思邈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使得他的医术得到广泛推广。
　　至唐朝，中国已经形成了基本完善的抗击瘟疫的综合手段，无愧于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的称号。

　　除了张仲景、华佗、董奉、孙思邈，还有很多名医奋战在抗击瘟疫的第一线，比如《黄帝内经》的众多作者，以及汉朝的恒景、费长房，晋朝的葛洪，隋朝的巢元方等。这些医者前赴后继战斗在抗疫一线，成为后世医生的榜样。 　　防治瘟疫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医疗工作者的事情，而且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古人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注重预防措施，不治已病治未病

　　即使到了医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人们对于大多数传染病也没有什么好的对策，唯一被人类消灭了的病毒是天花。由于病毒变异速度太快，又没有太好的治疗方法，因此预防就成为防治传染病的重中之重。
　　先秦时代，养生功法“十段锦”就已经广泛流行，帮助人们强身健体、祛病保健;东汉华佗发明了“五禽戏”……各种练气、养生的功法层出不穷，增强了人们的抵抗力，有效预防了疾病。

　　中国医学家最早发明了疫苗防治技术。有学者认为，早在宋代，我国的医学家就尝试用人痘接种术医治天花。到了明代，人痘接种术逐渐成熟，此后世代相传。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后来还传入欧洲，流行于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

官方免费抗疫，设立隔离病坊

　　在汉代，就有官方为疫区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代开始效仿，基本成为惯例。到了宋代，瘟疫发生时朝廷还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朝廷承担。
　　西汉时青州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朝廷安排宅院作为隔离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感染瘟疫的士兵也需要与健康的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
　　唐朝时，佛教寺庙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朝廷管理。

建立防疫管理，设立边境检疫

　　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我国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进行调查的制度。宋太祖时规定，所有被派往边塞的将领，都要带随行医官，以负责防疫和官兵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户是朝廷许可能从事醫疗活动的民户，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户要参与治疗。

注意饮食卫生，保持个人清洁

　　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用佩兰等草药煎制药水进行洗浴，以防治疾病的文献记载。
　　中国人很早就懂得将水烧开了再喝。当茶饮普及之后，喝开水更成了全民普及的习惯，极大地降低了传染病发生的概率。
　　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生食有可能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勿食生鱼等劝告。元代医家还建议人们保持口腔清洁，并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
　　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古代传下来的疾病预防方法和保健习惯。上海人冬季进补，广东人用中药煲汤，南方人在端午节饮菖蒲酒和雄黄酒等习惯，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改善居住环境，药物消毒防疫

　　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人们还认识到患病的牲畜会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秦朝时规定，居民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者”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
　　在瘟疫流行期间，人们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据出土的竹简记载，凡宾客入城时，其车辆和马具要用药物熏过，以消毒防疫。
　　汉代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宋代还用艾蒿等草药驱赶蚊虫，以防瘟疫。

普及医学知识，加强医学常识教育

　　2000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秦朝下令焚书时，医药类书籍例外，被保存了下来。
　　唐朝的太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性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的政府机构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在石板上，将其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供民众在紧急情况下使用。南宋时，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此外，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

官方免税减租，疫区施财赈灾

　　西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朝廷还会对疫区予以补贴，中央通过地方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各个朝代都有这样的记载：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遣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惠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疫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妥善安葬亡者，救济抚养遗孤

　　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分别发给数额不等的安葬费。唐朝时，皇帝对瘟疫时期尸体的安置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查，发现尸骸就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期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
　　唐文宗时规定，患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12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正是由于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全民卫生状况的改善、卫生习惯的养成，以及历朝历代对传染病防治的重视，才使得上古时期带着严肃与凄凉气氛的“除夕”，变成今日欢乐祥和的节日。这是中华文明自强不息、不断奋斗取得的丰硕成果。
　　（选自微信公众号“北山浮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