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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美学的审美之“境”，在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早在甲骨文中就有了“美”字，可看出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已有了对“美”的认识。虽在历史早期对审美的探讨尚无明确的字、词定义，但它却一直跟随时代发展，为后续的相关界定做了鋪垫。在美学著述方面，中国不同于西方有成体系的学科建设，鉴于自己的文化特色，其审美构建通过另一种理论形式呈现出来，可涉及中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自远古时期的自然宇宙观至晚唐对“意境”有了明确的定义，以及后续的发展，皆是中国古代意境审美一步步地演变。本文将以审美之“境”为切入点，探寻中国古代审美的演变历程。
【关键词】中国美学;审美;意境;发展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6-0031-04
一、远古至春秋时期
中国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虽没有明确的审美“意境”定义，却一直在为后期“境”的范畴铺垫。审美的认知涉及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自然宇宙到对人本身的审美皆可找到依据。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许多考古文献资料与出土器皿均显示，中国远古时期的人们对“美”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在一步步走向规范化与明确化。
（一）文学方面
新石器时期，距今约9000年所出土的贾湖骨笛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乐器，并已具备七声音阶;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则意味着中国中原文化区已相对成熟;而在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时期中，中国史前文明便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势态，也逐渐由分散走向统一。
从美学审美角度来看，所出土的考古器物便是中国远古、夏、商、西周时期各区域的文化代表和价值象征。据显示，中国远古的审美历程是从多元渐趋一体的过程，由此为后期中国美学审美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形态模式。
远古时期的中国审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形态上。基本处于一种中间清晰而边缘模糊的状态。人们对自己未曾踏足过的“四方”充满了幻想与猜测，商代甲骨文中所呈现的“中央”与“四方”的观念则可代表这一时期的审美特点。
中国古代的最早历法《夏小正》则在时间的范畴上体现了景色与四季的变化，且承载了人对自然的审美活动。基于此种范畴上的观念，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认识活动的涵盖范围日益扩大，并将中生活与自然紧密相连。
中国人对自我主体的审美意识则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尚书》《诗经》也是这一审美范畴的重要著述。《诗经》是有周一代诗的文本形式，是人内在心志的外显，同时也是对金文缺失填补的重要文献资料。《诗经》中涉及到的大量表达人物内心的感受以及对外在事物的审美判断，皆标志了当时人的审美取向。
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无非含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的行为在礼的制约下更能彰显精神意义;其二，这种礼乐制的活动形式也更能凸显出社会等级与人际关系。如《史记》之礼书篇所言：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以养人之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①
西周的代表性著述—— 《仪礼》记录了西周人民用行动解释社会珍视的价值或理念。而据考古研究发现，出土的礼器也在一步步地强化其符号特征，并展现出了西周人民对于审美理念的不断强化。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四夷民族与华夏的融合，进而迸发出许多新的元素。在各文化的交融与交流之间也诞生出许多新的审美意识形态。战国时期，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则奠定了中国美学精神的基本特色，并为未来中国的思想方向奠定了道路。儒、道的互补关系诞生出了：《黄帝内经》《易传》《管子》《吕氏春秋》等一系列著作，具有哲学方面的特点。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审美也是围绕着“人”本身进行展开的，大致有三方面的内容：情与性的统一;美与生命境界的统一;美与天道的统一。此番审美由内而外，彰显出人对人本身的美感之境已不同以往，虽在此时并无对“境”的基本定义，却已为后续的发展逐渐做了铺垫。
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在“以和为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了 “以适为美”的观点。一个“适”字，更能体现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审美快感。
（二）音乐方面
上古时期的音乐发展与人的审美密切相关，并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由9000年前制作工艺精美的贾湖骨笛和西周时期我们所熟知的“六乐”，即：《云门》《大卷》《大夏》《大濩》《大武》以及被孔子称为“至善至美”的《韶》乐，凝结而成。《诗经》中《大雅》《小雅》;民乐的《国风》间接体现出了西周时期的音乐体系已相当发达。音乐的审美又有“礼乐制”的加持，人们对美的审视则更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西周的音乐教育分“乐德”（即音乐道德本质）、“乐语”（即音乐的语言技能）、“乐舞”（即音乐的最高表现形式）三个方面。由此可以看出，西周借以礼乐制的高雅形态成为君子自我完善的目标。礼是音乐的外在形式，是对人性自我的加持与约束;乐是礼的内在形式，满足人性的自我需求。是艺术与政治相融的一大表现形式，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远景展望。如《史记》所提乐书篇：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②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出现，以及俗乐新声的融入，使礼乐位置变得动摇，并逐渐呈现出复杂化的发展势态。但孔子对《韶》乐的态度依然能看出作为思想主流之一的儒家学派，美、善统一仍是对仁心培养的重要条件，也显示出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审美观念也是建立在对人自我认知与审美方面的进一步提升。
二、秦汉时期 中国秦汉的大一统时期成为整个美学的中心，其审美理念虽没有文字的理论总结，却将其美学思想渗透至各个民族当中。
秦汉时期尤以“巨丽”为美，“巨”就是大的极致，将人与宇宙之大结合在一起，以表达人的胸怀。“巨丽”的思想已然属于往后期“意境”审美观念上的铺垫，这是一个由自然到社会到人本身追求“美”的一种递进过程。秦汉的《子虚赋》《上林赋》则能很好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巨丽”思想。
（一）文学方面
由音乐向文学的转变是秦汉时期的一大审美特点。乐与文即互相融合又各自独立，同时也是由政治社会型朝朝廷士人的转变。至此时期，中国人对“意境”的审美依然有这方面的倾向，但由于未曾专门将其设定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而依旧处于往相关范畴上靠拢的状态。秦汉的文学审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诗经》学成为主流;其次，《楚辞》在艺术上发展了文学之美;再次，如何看待汉赋成为争论焦点;最后，汉乐府成为中国诗歌从《楚辞》《诗经》走向魏晋文人五言的过渡。
诗人、辞人、骚人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方面的审美标准。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审美视角，诗人就是写辞赋的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带有政治意味;辞人与诗人有很大不同，更追求“巨丽”的思想，将赋写得多、全、极致;骚人则以屈原为代表，整体思想以“哀怨”为主。
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重要文献应被引起重视—— 《诗大序》。《诗大序》在美学审美方面对秦汉和魏晋时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整个中国美学的审美历程中，诗的言志与抒情成为整个发展脉络的主流。在秦汉的大背景下，文学的审美也与西周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由此可看出《诗大序》中对情志的强调，但这一审美又是建立在秦汉的社会背景之下，“发乎情，止乎礼”是这一时期的审美特点。比起魏晋时期对自我的审美追求而言，就显得不是那么的洒脱了。
（二）音乐方面
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导致雅乐基本丧失，民间音乐和边疆音乐开始进入朝廷，汉代的音乐也在如此局面下重组。汉武帝时期，著名音乐人李延年重要代表人物，为汉代乐府的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秦汉时期的音乐方面主要是脱离了礼乐制的束缚，从政治型的音乐转向了艺术型的音乐：一、雅乐的重组;二、外族音乐的融汇使得音乐领域得以扩展;三、乐制的重组;四、汉乐的定位使其進入美学体系。
受“巨丽”的影响，秦汉的音乐也上升到了宇宙的高度，如《管子·地员篇》中“三分损益法”所提出的“阴律”“阳律”，就是将音乐与宇宙结合起来，成了一个音乐型的宇宙。当然，秦汉的宇宙音乐并非直接成型，而是基于西周礼乐制的一种延续，也是从整体的统一方面晋升到宇宙的高度。这一音乐宇宙的观念也影响到了秦汉时期的其他方面，如：宫苑建筑、园林布局、画像、文学等，将天与地进行了密切联系，并融入了音乐的元素。
三、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
宗白华先生曾说过，中国的美学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形成的。但这一说法基本是基于站在文化的角度。若是纯粹站在审美的角度，则可追溯至远古时期的考古器皿。
魏晋南北朝时期迸发出一大批优秀的文人艺术作品，并且由于前期佛教的传入，使其思想潮流在儒、释、道的互相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貌，开始形成审美结构理论体系。
而至于隋，则开始呈现出南北合流的趋势，并将此趋势发展至盛唐时期。隋唐的到来，使得儒、释、道三教并重，共同促进思想潮流的升华;在各艺术门类之中也包容万象，互相影响并且融会贯通，使其美学发展与审美理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盛唐时期，各民族高度融合发达，这一时代的包容气魄产生了大家所熟知的李白、杜甫、李思训、吴道子等人。中唐是一审美转折点，开始形成“由外向内”的转变。审美眼光开始从外界的表象转到重视内在心性。此举与魏晋不同，魏晋是文人学士开始注重人本身，寄情于山水之间，却尚未过多关注人的内心。晚唐审美则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并融入了道家的思想理念，使美学达到了哲学的高度。
儒、释、道三教的并举对士人美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如现在所用的“四声”语调，是受当时西域传入的佛教翻译影响。在道教的影响下，以老子、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追求自然的心性逐渐得到释放。那些矗立于山峰之巅与自然僻静的山水之间的道观，皆有此意。文学与艺术家那些超越了礼乐制的天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释放。“纵浪大化间”“越名教而任自然”“以佛对山水”等，是这一时期的人想要脱离政治约束，实现对自我的追求。
士人美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主体，站在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文字、绘画、园林、建筑等多种艺术表现方式，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是对审美对象结构的定型：神、骨、肉;和审美把握的方式：目、味、品。这些方式通过绘画、书法、文学等方面体现出来，并一步步向其他领域扩展，如《诗品》《书品》《古画品录》《文心雕龙》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嵇康曾在《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此诗中可以看出嵇康对个人性情与情感的表达。而他的《声无哀乐论》则更是将这种观念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要追求音乐的本质而非受到世俗的束缚，也要追求人的本质，一种最原始的状态。
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首次提出了“境玄思淡”“文外之重旨”“余味曲包”等理论，其中便涉及了“境、旨、味”这几个带有品鉴类意味的字眼。至盛唐的王昌龄的《诗格》中则提出了“三镜”：物境、情境与意境。在王昌龄之后的皎然、刘禹锡则提出了“取境”，已有“境”论相关定义。而终将意境论完成的则是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提出了意境理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以味论诗”。雄浑、冲淡、纤秾、高古……等二十四品，司空图的《诗品》用文字语言的形式形象概括出对审美形式的把握，对审美意境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致使“意境”范畴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宋元明清时期
（一）宋与元综合型审美
宋代是多权并立的时代，因此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族美学时代。而这一时期的美学继承了唐代的美学传统，但世俗文化的迅速兴起则又创造了一番新的景象。元代的元曲则可体现出元代的审美意境，宋与元也是中国古代音乐从宫廷型向市民化的重要转变。
整个宋型的文化有着更大的包容性，更是文人的天地，雅俗的高度融合致使文学作品到达了非常高的水平。宋代颇重诗词，并擅唱词，因此宋代音乐与文学达到了高度融合，可作一谈。
较于唐代的“气象峥嵘”则有所不同，宋人追求的是一种“淡”的精神状态。这种“淡”而并非真正的寡而无味，却是“淡”之下更有深度意味的一种追求，是一种“乃造平淡”的精神至高境界。如宋代词人李廌所写《虞美人·玉阑干外清江浦》中有一句话：“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则可看作者出由物而引发出的内心情感与唐代王维《戏赠张五弟諲三首》所提“徒然万象多，澹尔太虚缅”略带佛教韵味的意境已然有所不同。若是仿照宋代的意境深度去仿写一两句诗词，我们甚至可以写出“墨上山水收浅绛，拙杯品茗暗焚香”这样的诗句。因为唐人较为关注的是“气象峥嵘”，并将道家与佛家思想融入至诗句当中;而宋代则侧重于“乃造平淡”，将诗句融入市民生活当中。从“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体会到一种意境的真谛。
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清晰的读出宋代市民生活的繁荣景象，在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也可尽得。
（二）明与清的综合型审美
《明史》中尚提：“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选举一》）。由于明代对教育的重视，所以明代文学得到空前发展，影响了整个明代审美的意境倾向。
由于明代前期政治局面的紧张压抑，导致明代前期的文学艺术基本空缺。至成化、正德、嘉靖年间，文人们才开始在思想上得到释放，一大批文学艺术得到空前发展。戏曲、小说成为主流，在宋代市民文化的发展前提下进一步深入民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思潮中的“阳明心学”、李贽“童心说”、戏曲中的“汤沈之争”、园林造诣中计成的《园冶》、书法中项穆的《书法雅言》等等皆可體现出明代对自然本体以及自我性情的关注。
明代中后期开始形成一种“参禅”的审美潮流。文人士大夫皆将“参禅”的奥义渗透至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文人想要远离朝堂是非，在对禅的追求中可以找到一片“清净之地”，是对自然与自然精神的追求。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提到“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熟外熟”以及南北宗思想，皆是受到参禅影响。又如徐上瀛的《溪山琴况》中所提”二十四况”注重“中和”之说，则体现了他儒道互补的思想。计成《园冶》对造园的研究颇深，不论是“小园”还是“大园”皆以“巧夺天工”为美，以自然为主。从侧面反映出明代文人在审美意境方面对于“天然”与“本真”的追求。文震亨的《长物志》中对明代家居、器皿的要求也能看出士大夫清闲雅致的审美趣味。
清代是各民族融合的共同审美，既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又有社会的统一性。清代审美区域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朝廷、士人、民间、民族。其中，整体审美区域是围绕朝廷作为展开的，朝廷中的服饰、建筑、园林、工艺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带有宏观性;士人的审美特点则展开在书、画、诗、文等方面;民间审美开始侧重于小说、戏曲的发展;民族性审美则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同民族有其自己的审美倾向。
在清代，审美范畴是以朝廷为核心向外展开，由此而诞生出一大批优秀代表作品，如朱彝尊《词综》、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文论、《红楼梦》的插图、京剧、金圣叹评《水浒传》、康雍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等。清代在满族的统领下进而将汉、满文化充分融合，南北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带来了更多的新兴文化特点。
满族十分热衷汉文化，同时也有身为统治者的义务，因此大量总结了清之前的汉文化资料进行学习与编纂。于清而言，整个朝代审美风尚更倾向于一种“天下观”的模式，在小说和戏曲理论方面更加注重作品叙事的特点。相比起诗经、唐诗、宋词更倾民化一些，多以讲述故事为主。整体而言，清代审美意境在宋代的铺垫下更加往市民化发展，与人们的生活切实相连，在朝廷审美的展开中渗透到市民与其他民族的各个方面，更具生活化。
总之，整个中国古代审美意境范畴的发展脉络渗透在各种文献资料当中。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有着较强的理论体系，但想要找出中国古代的审美意境依旧可以从历史发展、地域变化、文化风俗等各种参考资料中得以显现。所有审美意境的诞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长远的铺垫与不断地改变终究成为我国特色的审美范畴。本文仅从文学与音乐方面略微探究一二，尚未进行深入研讨，也只当作“境”之发展中的一小部分而论，其中多有不足之处，望海涵。
注释：
①《二十四史》编委会编：《二十四史》（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线装书局2016年版，第361页。
②《二十四史》编委会编：《二十四史》（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线装书局2016年版，第374页。
参考文献：[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2]张节末.禅宗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张法.中国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陈萧芸，女，汉族，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方向：齐鲁音乐文化。
【关键词】中国美学;审美;意境;发展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6-0031-04
一、远古至春秋时期
中国远古至春秋战国时期，虽没有明确的审美“意境”定义，却一直在为后期“境”的范畴铺垫。审美的认知涉及了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自然宇宙到对人本身的审美皆可找到依据。考古学家所发现的许多考古文献资料与出土器皿均显示，中国远古时期的人们对“美”已有了初步的认识，并在一步步走向规范化与明确化。
（一）文学方面
新石器时期，距今约9000年所出土的贾湖骨笛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乐器，并已具备七声音阶;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则意味着中国中原文化区已相对成熟;而在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时期中，中国史前文明便呈现出了多元化的势态，也逐渐由分散走向统一。
从美学审美角度来看，所出土的考古器物便是中国远古、夏、商、西周时期各区域的文化代表和价值象征。据显示，中国远古的审美历程是从多元渐趋一体的过程，由此为后期中国美学审美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形态模式。
远古时期的中国审美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空间形态上。基本处于一种中间清晰而边缘模糊的状态。人们对自己未曾踏足过的“四方”充满了幻想与猜测，商代甲骨文中所呈现的“中央”与“四方”的观念则可代表这一时期的审美特点。
中国古代的最早历法《夏小正》则在时间的范畴上体现了景色与四季的变化，且承载了人对自然的审美活动。基于此种范畴上的观念，人们对自然现象和认识活动的涵盖范围日益扩大，并将中生活与自然紧密相连。
中国人对自我主体的审美意识则可追溯至西周时期，《尚书》《诗经》也是这一审美范畴的重要著述。《诗经》是有周一代诗的文本形式，是人内在心志的外显，同时也是对金文缺失填补的重要文献资料。《诗经》中涉及到的大量表达人物内心的感受以及对外在事物的审美判断，皆标志了当时人的审美取向。
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无非含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人的行为在礼的制约下更能彰显精神意义;其二，这种礼乐制的活动形式也更能凸显出社会等级与人际关系。如《史记》之礼书篇所言：
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仪以养人之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①
西周的代表性著述—— 《仪礼》记录了西周人民用行动解释社会珍视的价值或理念。而据考古研究发现，出土的礼器也在一步步地强化其符号特征，并展现出了西周人民对于审美理念的不断强化。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四夷民族与华夏的融合，进而迸发出许多新的元素。在各文化的交融与交流之间也诞生出许多新的审美意识形态。战国时期，儒、道两家的美学思想则奠定了中国美学精神的基本特色，并为未来中国的思想方向奠定了道路。儒、道的互补关系诞生出了：《黄帝内经》《易传》《管子》《吕氏春秋》等一系列著作，具有哲学方面的特点。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审美也是围绕着“人”本身进行展开的，大致有三方面的内容：情与性的统一;美与生命境界的统一;美与天道的统一。此番审美由内而外，彰显出人对人本身的美感之境已不同以往，虽在此时并无对“境”的基本定义，却已为后续的发展逐渐做了铺垫。
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在“以和为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了 “以适为美”的观点。一个“适”字，更能体现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审美快感。
（二）音乐方面
上古时期的音乐发展与人的审美密切相关，并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由9000年前制作工艺精美的贾湖骨笛和西周时期我们所熟知的“六乐”，即：《云门》《大卷》《大夏》《大濩》《大武》以及被孔子称为“至善至美”的《韶》乐，凝结而成。《诗经》中《大雅》《小雅》;民乐的《国风》间接体现出了西周时期的音乐体系已相当发达。音乐的审美又有“礼乐制”的加持，人们对美的审视则更能体现得淋漓尽致。
西周的音乐教育分“乐德”（即音乐道德本质）、“乐语”（即音乐的语言技能）、“乐舞”（即音乐的最高表现形式）三个方面。由此可以看出，西周借以礼乐制的高雅形态成为君子自我完善的目标。礼是音乐的外在形式，是对人性自我的加持与约束;乐是礼的内在形式，满足人性的自我需求。是艺术与政治相融的一大表现形式，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远景展望。如《史记》所提乐书篇：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②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出现，以及俗乐新声的融入，使礼乐位置变得动摇，并逐渐呈现出复杂化的发展势态。但孔子对《韶》乐的态度依然能看出作为思想主流之一的儒家学派，美、善统一仍是对仁心培养的重要条件，也显示出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审美观念也是建立在对人自我认知与审美方面的进一步提升。
二、秦汉时期 中国秦汉的大一统时期成为整个美学的中心，其审美理念虽没有文字的理论总结，却将其美学思想渗透至各个民族当中。
秦汉时期尤以“巨丽”为美，“巨”就是大的极致，将人与宇宙之大结合在一起，以表达人的胸怀。“巨丽”的思想已然属于往后期“意境”审美观念上的铺垫，这是一个由自然到社会到人本身追求“美”的一种递进过程。秦汉的《子虚赋》《上林赋》则能很好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的“巨丽”思想。
（一）文学方面
由音乐向文学的转变是秦汉时期的一大审美特点。乐与文即互相融合又各自独立，同时也是由政治社会型朝朝廷士人的转变。至此时期，中国人对“意境”的审美依然有这方面的倾向，但由于未曾专门将其设定为一个独立的范畴，而依旧处于往相关范畴上靠拢的状态。秦汉的文学审美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诗经》学成为主流;其次，《楚辞》在艺术上发展了文学之美;再次，如何看待汉赋成为争论焦点;最后，汉乐府成为中国诗歌从《楚辞》《诗经》走向魏晋文人五言的过渡。
诗人、辞人、骚人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方面的审美标准。不同的对象有着不同的审美视角，诗人就是写辞赋的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带有政治意味;辞人与诗人有很大不同，更追求“巨丽”的思想，将赋写得多、全、极致;骚人则以屈原为代表，整体思想以“哀怨”为主。
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重要文献应被引起重视—— 《诗大序》。《诗大序》在美学审美方面对秦汉和魏晋时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整个中国美学的审美历程中，诗的言志与抒情成为整个发展脉络的主流。在秦汉的大背景下，文学的审美也与西周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由此可看出《诗大序》中对情志的强调，但这一审美又是建立在秦汉的社会背景之下，“发乎情，止乎礼”是这一时期的审美特点。比起魏晋时期对自我的审美追求而言，就显得不是那么的洒脱了。
（二）音乐方面
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导致雅乐基本丧失，民间音乐和边疆音乐开始进入朝廷，汉代的音乐也在如此局面下重组。汉武帝时期，著名音乐人李延年重要代表人物，为汉代乐府的建设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而秦汉时期的音乐方面主要是脱离了礼乐制的束缚，从政治型的音乐转向了艺术型的音乐：一、雅乐的重组;二、外族音乐的融汇使得音乐领域得以扩展;三、乐制的重组;四、汉乐的定位使其進入美学体系。
受“巨丽”的影响，秦汉的音乐也上升到了宇宙的高度，如《管子·地员篇》中“三分损益法”所提出的“阴律”“阳律”，就是将音乐与宇宙结合起来，成了一个音乐型的宇宙。当然，秦汉的宇宙音乐并非直接成型，而是基于西周礼乐制的一种延续，也是从整体的统一方面晋升到宇宙的高度。这一音乐宇宙的观念也影响到了秦汉时期的其他方面，如：宫苑建筑、园林布局、画像、文学等，将天与地进行了密切联系，并融入了音乐的元素。
三、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
宗白华先生曾说过，中国的美学是从魏晋时期开始形成的。但这一说法基本是基于站在文化的角度。若是纯粹站在审美的角度，则可追溯至远古时期的考古器皿。
魏晋南北朝时期迸发出一大批优秀的文人艺术作品，并且由于前期佛教的传入，使其思想潮流在儒、释、道的互相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貌，开始形成审美结构理论体系。
而至于隋，则开始呈现出南北合流的趋势，并将此趋势发展至盛唐时期。隋唐的到来，使得儒、释、道三教并重，共同促进思想潮流的升华;在各艺术门类之中也包容万象，互相影响并且融会贯通，使其美学发展与审美理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盛唐时期，各民族高度融合发达，这一时代的包容气魄产生了大家所熟知的李白、杜甫、李思训、吴道子等人。中唐是一审美转折点，开始形成“由外向内”的转变。审美眼光开始从外界的表象转到重视内在心性。此举与魏晋不同，魏晋是文人学士开始注重人本身，寄情于山水之间，却尚未过多关注人的内心。晚唐审美则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并融入了道家的思想理念，使美学达到了哲学的高度。
儒、释、道三教的并举对士人美学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如现在所用的“四声”语调，是受当时西域传入的佛教翻译影响。在道教的影响下，以老子、庄子为首的道家学派，追求自然的心性逐渐得到释放。那些矗立于山峰之巅与自然僻静的山水之间的道观，皆有此意。文学与艺术家那些超越了礼乐制的天性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释放。“纵浪大化间”“越名教而任自然”“以佛对山水”等，是这一时期的人想要脱离政治约束，实现对自我的追求。
士人美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主体，站在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文字、绘画、园林、建筑等多种艺术表现方式，呈现出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这一时期较为突出的是对审美对象结构的定型：神、骨、肉;和审美把握的方式：目、味、品。这些方式通过绘画、书法、文学等方面体现出来，并一步步向其他领域扩展，如《诗品》《书品》《古画品录》《文心雕龙》等。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嵇康曾在《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云：“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此诗中可以看出嵇康对个人性情与情感的表达。而他的《声无哀乐论》则更是将这种观念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要追求音乐的本质而非受到世俗的束缚，也要追求人的本质，一种最原始的状态。
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首次提出了“境玄思淡”“文外之重旨”“余味曲包”等理论，其中便涉及了“境、旨、味”这几个带有品鉴类意味的字眼。至盛唐的王昌龄的《诗格》中则提出了“三镜”：物境、情境与意境。在王昌龄之后的皎然、刘禹锡则提出了“取境”，已有“境”论相关定义。而终将意境论完成的则是晚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提出了意境理论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以味论诗”。雄浑、冲淡、纤秾、高古……等二十四品，司空图的《诗品》用文字语言的形式形象概括出对审美形式的把握，对审美意境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致使“意境”范畴走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宋元明清时期
（一）宋与元综合型审美
宋代是多权并立的时代，因此造就了丰富多彩的民族美学时代。而这一时期的美学继承了唐代的美学传统，但世俗文化的迅速兴起则又创造了一番新的景象。元代的元曲则可体现出元代的审美意境，宋与元也是中国古代音乐从宫廷型向市民化的重要转变。
整个宋型的文化有着更大的包容性，更是文人的天地，雅俗的高度融合致使文学作品到达了非常高的水平。宋代颇重诗词，并擅唱词，因此宋代音乐与文学达到了高度融合，可作一谈。
较于唐代的“气象峥嵘”则有所不同，宋人追求的是一种“淡”的精神状态。这种“淡”而并非真正的寡而无味，却是“淡”之下更有深度意味的一种追求，是一种“乃造平淡”的精神至高境界。如宋代词人李廌所写《虞美人·玉阑干外清江浦》中有一句话：“好风如扇雨如帘，时见岸花汀草、涨痕添。”则可看作者出由物而引发出的内心情感与唐代王维《戏赠张五弟諲三首》所提“徒然万象多，澹尔太虚缅”略带佛教韵味的意境已然有所不同。若是仿照宋代的意境深度去仿写一两句诗词，我们甚至可以写出“墨上山水收浅绛，拙杯品茗暗焚香”这样的诗句。因为唐人较为关注的是“气象峥嵘”，并将道家与佛家思想融入至诗句当中;而宋代则侧重于“乃造平淡”，将诗句融入市民生活当中。从“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体会到一种意境的真谛。
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可以清晰的读出宋代市民生活的繁荣景象，在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中：“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也可尽得。
（二）明与清的综合型审美
《明史》中尚提：“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选举一》）。由于明代对教育的重视，所以明代文学得到空前发展，影响了整个明代审美的意境倾向。
由于明代前期政治局面的紧张压抑，导致明代前期的文学艺术基本空缺。至成化、正德、嘉靖年间，文人们才开始在思想上得到释放，一大批文学艺术得到空前发展。戏曲、小说成为主流，在宋代市民文化的发展前提下进一步深入民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思潮中的“阳明心学”、李贽“童心说”、戏曲中的“汤沈之争”、园林造诣中计成的《园冶》、书法中项穆的《书法雅言》等等皆可體现出明代对自然本体以及自我性情的关注。
明代中后期开始形成一种“参禅”的审美潮流。文人士大夫皆将“参禅”的奥义渗透至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这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文人想要远离朝堂是非，在对禅的追求中可以找到一片“清净之地”，是对自然与自然精神的追求。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中提到“渐老渐熟，乃造平淡”“熟外熟”以及南北宗思想，皆是受到参禅影响。又如徐上瀛的《溪山琴况》中所提”二十四况”注重“中和”之说，则体现了他儒道互补的思想。计成《园冶》对造园的研究颇深，不论是“小园”还是“大园”皆以“巧夺天工”为美，以自然为主。从侧面反映出明代文人在审美意境方面对于“天然”与“本真”的追求。文震亨的《长物志》中对明代家居、器皿的要求也能看出士大夫清闲雅致的审美趣味。
清代是各民族融合的共同审美，既有丰富多彩的民族特色又有社会的统一性。清代审美区域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朝廷、士人、民间、民族。其中，整体审美区域是围绕朝廷作为展开的，朝廷中的服饰、建筑、园林、工艺等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带有宏观性;士人的审美特点则展开在书、画、诗、文等方面;民间审美开始侧重于小说、戏曲的发展;民族性审美则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同民族有其自己的审美倾向。
在清代，审美范畴是以朝廷为核心向外展开，由此而诞生出一大批优秀代表作品，如朱彝尊《词综》、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文论、《红楼梦》的插图、京剧、金圣叹评《水浒传》、康雍年间的《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等。清代在满族的统领下进而将汉、满文化充分融合，南北经济迅速发展，同时带来了更多的新兴文化特点。
满族十分热衷汉文化，同时也有身为统治者的义务，因此大量总结了清之前的汉文化资料进行学习与编纂。于清而言，整个朝代审美风尚更倾向于一种“天下观”的模式，在小说和戏曲理论方面更加注重作品叙事的特点。相比起诗经、唐诗、宋词更倾民化一些，多以讲述故事为主。整体而言，清代审美意境在宋代的铺垫下更加往市民化发展，与人们的生活切实相连，在朝廷审美的展开中渗透到市民与其他民族的各个方面，更具生活化。
总之，整个中国古代审美意境范畴的发展脉络渗透在各种文献资料当中。中国美学不同于西方美学有着较强的理论体系，但想要找出中国古代的审美意境依旧可以从历史发展、地域变化、文化风俗等各种参考资料中得以显现。所有审美意境的诞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长远的铺垫与不断地改变终究成为我国特色的审美范畴。本文仅从文学与音乐方面略微探究一二，尚未进行深入研讨，也只当作“境”之发展中的一小部分而论，其中多有不足之处，望海涵。
注释：
①《二十四史》编委会编：《二十四史》（史记卷二十三礼书第一），线装书局2016年版，第361页。
②《二十四史》编委会编：《二十四史》（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线装书局2016年版，第374页。
参考文献：[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2]张节末.禅宗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张法.中国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陈萧芸，女，汉族，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方向：齐鲁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