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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绪尔将世界文字分为表音和表意两种，并将汉字归入表意文字系统后，这种观点传入我国后，对汉字学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开始关注汉字的性质，整个20世纪，汉字的性质一直是汉字研究的热门话题，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纷纷予以阐释，提出自己的看法，综合起来有表意说、意音说、音意说、表词说、语素文字说、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说等等，我们认为汉字就是表意文字。
从当今世界文字学界普遍观点来看，人们一般把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代表。但也有与此绝然相反的观点。明确提出汉字是“表音文字”的是姚孝遂先生。姚先生认为：“就甲骨文字的整个形体来说，就它的发展阶段来说，就它的根本功能和作用来说，它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完全是属于表音文字的体系，已经发展到了表音文字的阶段，其根本功能不是通过这些符号的形象本身来表达概念的，把它说成是表意文字是错误的。”[2]显然，姚先生把文字是否具有固定读音作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区分标准。姚先生明确将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表意文字”包括“文字画”和“绘画文字”，前者“单纯依靠原始的图像来表达概念”，后者“主要依靠其符号的形体来表达概念”，但是它们都没有固定的读音。“表音文字”包括“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姚先生的“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与通常所说的并非一回事，仅此的话并不一定构成意见的分歧，我们只需要把他说的“表音文字”折合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即可”，他所说的“表意文字”通常看作图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字。不过，姚先生似乎并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当前，每在谈论到汉字性质的时候，无论是中国的或是外国的学者，一般都把它说成是表意文字。有些是自觉地专文加以申论；有些人则是人云亦云，视为理所当然。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结论是否正确？在作出明确答复之前，有必要对几个基本概念弄清楚。”显然，姚先生是不同意将汉字归入“表意文字”的。
根据姚先生的分类判断标准，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悖论怪圈。我们知道，世界上仍然活着的文字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没有那一种文字是只表意或只表音的，这样的话，一切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只有原始时期用于记事的图画才是“表意文字”，然而，图画却不是文字，众所周知，只有上古的图画有了固定的读音，表达了约定俗成的概念以后，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这样的话，在今天意义上，将文字区分为“表音”和“表意”两大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实际上，文字，不管是那一种，都是通过视觉形象（或符号）传达出一定的声音和意义；事实上也是如此：汉字如此、英文如此、日文如此、俄文如此，世界上所有文字，莫不如此……没有任何一种文字是只表音而不表意或只表意而不表音的。但是由于文字的结构性质（或体制）不同，有的更利于传达声音，有的则更有利于传达意义，于是我们说：有的文字偏于表意，有的文字偏于表音。或者说，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根据文字的视觉形象，看这种视觉形象所直接透显出或传递出的是什么信息，是声音信息的就是“表音文字”，是概念信息的就是“表意文字”；或者是这种视觉形象，所刺激的是人哪一种信息接受感官，刺激的是人的音感的就是“表音文字”，刺激的是人的义感的就是“表意文字”。我们曾经作过实验，在黑板上写上若干个汉字让人组词，结果发现，所有受测试者，对于字形的第一反映首先是意义。比如我们写上“花”、“足”两个字，受测试者在组词时，首先组的词是“花草”、“花卉”、“花环”、“花冠”……最后在提示下，组出了“花钱”；同样，“足”字首先想到的是“手足”、“足球”、“足迹”等，然后才有了“足够”、“足以”、“足智多谋”等。这种实验证明，汉字的使用，虽然在甲骨文时期，就有了大量的同音假借用法，两汉时期形声字就占了汉字的绝大多数，也就是说，汉字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表音的自觉，即人们已经运用声音关系使用文字和创造文字。但是，一直到今天，汉字的性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汉字形象刺激人的依然是意义感觉和义类联想系统。这是因为汉字拥有独特的物质形式或视觉形象，它们在民族心智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阐释中，起着表音文字难以企及的作用。
索绪尔对于世界语言学的贡献就是发现了语言的结构，并把定义为“能指”和“所指”，能指是语音，所指示意义。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创造的时候，只能就其中之一加以选择，也就是说，文字的创造，要么是依语言的音而创制，要么是依语言的意而构型，从当今世界的仍然使用的文字来看，正是这种情况，所以，索绪尔将世界上的文字两分法，正基于科学的语言研究基础之上和对世界文字进行客观的分析之后的出来的。汉字的创造，正是为汉语的所指而造的，按照王宁先生的说法就是：“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
从汉字的生成及演化看，汉字的物质形式即其矩形结构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在传统的“六书”中，不论是“（以图纹状物的独体字）的体制还是“字”（在“文”的基础上孳生的合体字）的形体结构本身来看，象形都是基础。
指事是在象形基础上加标记来指事的，如：
“本”是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字的下方），添加起标记作用“笔意”符号“?”构成。表示树根义。
“末”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字的上方），添加起标记作用“笔意” 符号“?”构成。表示树梢义。
“朱” 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字的中间），添加起标记作用“笔意” 符号“?”构成。表示树干义。
“甘”是在象形字“口”的基础上添加起标记作用的“笔意” 符号“?”构成。表示“美也”义。等等。
会意字是在原有象形字的基础上逐步深化，通过形象的复合来提示人们的思维和联想。比如：
“武”字从戈从止，“戈”是一种兵器的象形，“止”是脚的象形。
“戋，贼也，从二戈”。
“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大”是正面人的象形。
“夹，持也，从大夹二人”。等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象形字为基础而形成的庞大的汉字体系，在其发生发展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背离表意的方向和道路，尽管我们的古人很早就运用了文字的表音方法和手段，但表意一直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在汉字发展由象形到形声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假借的阶段，而且这种方法至今任很活跃。如果沿着同音假借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并形成汉字主流，汉字到今天也许会发展为拼音文字。然而，汉字却只是在假借阶段踌躇了一下，就又向象形象意的路途回归了。如同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在假借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为纯记音的假借字，另造一音义相成的形声字（然燃、自鼻、其箕、采採彩綵），最终实现象形表意的回归。究其原委，是因为假借字脱离了汉字形象表意特征的基础，造成认读古书的很大障碍，不符合汉民族造字、认字、识字的“望文生义”的心理基础，不符合汉民族心智发展的需要。而形声字用同样一个象形基础为偏旁，加上不同的声符就可以创制出大量不同的汉字来。这种意符同声符相结合的灵活而又方便的造字方法，既缓和了造字与口语发展的不平衡的矛盾，又符合汉民族心理基础和心智发展需要，自然就成为了汉字孳乳发展的首选方案。
实际上，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并不否定汉字的表音功能。有人认为：“把文字分为表音、表意两种类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符和实际的。”其理由是“许多文字并不是纯粹表音或纯粹表意的。就是被当作表意文字的代表——汉字也不是只表意而不表音的。每个汉字都有固定的读音，都标记一个音节。不过汉字除掉表音节外，同时也有区别意义”，“实际上文字的根本作用是记录语言，记录语言就要记录语音，而记录语音的目的就是表明意义。所有文字莫不如此。”这实际上是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就免不了记音和表意两个方面。因此“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实际上和姚孝遂的观点是相同的。
无庸讳言，汉字是表意文字。那种强把汉字说成是表音文字的人，或者把汉字说成是音意文字、意音等文字的，恐怕是一种自卑的强词，因为在世界文字的研究历史上，就曾经把表意文字称作落后的文字。卢梭在《语言起源论》中就曾说过：“描画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也说：“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在中国，汉字被瞿秋白骂为中世纪的茅坑，是最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东西。鲁迅更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上述对于表意文字的观念认识，在上个世纪有着很强势的声音力量。我国著名学者周有光说：
文字发展史的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从“文字画”和“图画字”开始，一直到表音符号萌芽，表达方法是表形兼表意，不是单一的表形。第二阶段，在运用表意符号的同时，表音符号日益发展起来，跟表意符号结合着运用，一直到拼音文字的诞生，表达方法是表意兼表音，不是单一的表意。第三阶段，是拼音文字阶段，从音节文字到音位文字，表达方法以表音为基础。这三个阶段的文字是三种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字制度。
周有光先生的这段阐述，非常清晰地表达了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根据上述观点（三种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字制度），不言而喻，汉字正处于表意兼表音的第二阶段，比起西方的表音文字落后了一大节。这是上世纪中外学者所持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
汉字确实存在难写难记的特点，但关键在于它是不是缺点。我们认为汉字的难写难记，恰好是它的一个优点。我们知道，文字的第一职能是记录语言。
同西方语言相比，西方语言是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它的语音形式提供了该语言词法、句法、语义方面较完整的信息，因此西方语言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汉语是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汉语的词法、句法、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形流程中。正如洪堡特所说：“在汉语句子里，每个词派在哪儿，要你斟酌，要你从不同的关系中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我们不厌其烦的讨论汉字的性质，就是要证明汉字就是表意文字，这种文字直观形象，给人以直观的刺激，能够诱发读者的联想活动，唤起传统意识，从而起着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为传递文化、创造文化增加推动力量。
从当今世界文字学界普遍观点来看，人们一般把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代表。但也有与此绝然相反的观点。明确提出汉字是“表音文字”的是姚孝遂先生。姚先生认为：“就甲骨文字的整个形体来说，就它的发展阶段来说，就它的根本功能和作用来说，它的每一个符号都有固定的读音，完全是属于表音文字的体系，已经发展到了表音文字的阶段，其根本功能不是通过这些符号的形象本身来表达概念的，把它说成是表意文字是错误的。”[2]显然，姚先生把文字是否具有固定读音作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区分标准。姚先生明确将文字分为“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两大类。“表意文字”包括“文字画”和“绘画文字”，前者“单纯依靠原始的图像来表达概念”，后者“主要依靠其符号的形体来表达概念”，但是它们都没有固定的读音。“表音文字”包括“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到，姚先生的“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与通常所说的并非一回事，仅此的话并不一定构成意见的分歧，我们只需要把他说的“表音文字”折合成“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即可”，他所说的“表意文字”通常看作图画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字。不过，姚先生似乎并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当前，每在谈论到汉字性质的时候，无论是中国的或是外国的学者，一般都把它说成是表意文字。有些是自觉地专文加以申论；有些人则是人云亦云，视为理所当然。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结论是否正确？在作出明确答复之前，有必要对几个基本概念弄清楚。”显然，姚先生是不同意将汉字归入“表意文字”的。
根据姚先生的分类判断标准，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悖论怪圈。我们知道，世界上仍然活着的文字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没有那一种文字是只表意或只表音的，这样的话，一切文字都是“表音文字”，而只有原始时期用于记事的图画才是“表意文字”，然而，图画却不是文字，众所周知，只有上古的图画有了固定的读音，表达了约定俗成的概念以后，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这样的话，在今天意义上，将文字区分为“表音”和“表意”两大类，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实际上，文字，不管是那一种，都是通过视觉形象（或符号）传达出一定的声音和意义；事实上也是如此：汉字如此、英文如此、日文如此、俄文如此，世界上所有文字，莫不如此……没有任何一种文字是只表音而不表意或只表意而不表音的。但是由于文字的结构性质（或体制）不同，有的更利于传达声音，有的则更有利于传达意义，于是我们说：有的文字偏于表意，有的文字偏于表音。或者说，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根据文字的视觉形象，看这种视觉形象所直接透显出或传递出的是什么信息，是声音信息的就是“表音文字”，是概念信息的就是“表意文字”；或者是这种视觉形象，所刺激的是人哪一种信息接受感官，刺激的是人的音感的就是“表音文字”，刺激的是人的义感的就是“表意文字”。我们曾经作过实验，在黑板上写上若干个汉字让人组词，结果发现，所有受测试者，对于字形的第一反映首先是意义。比如我们写上“花”、“足”两个字，受测试者在组词时，首先组的词是“花草”、“花卉”、“花环”、“花冠”……最后在提示下，组出了“花钱”；同样，“足”字首先想到的是“手足”、“足球”、“足迹”等，然后才有了“足够”、“足以”、“足智多谋”等。这种实验证明，汉字的使用，虽然在甲骨文时期，就有了大量的同音假借用法，两汉时期形声字就占了汉字的绝大多数，也就是说，汉字在很早以前，就有了表音的自觉，即人们已经运用声音关系使用文字和创造文字。但是，一直到今天，汉字的性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汉字形象刺激人的依然是意义感觉和义类联想系统。这是因为汉字拥有独特的物质形式或视觉形象，它们在民族心智的发展以及民族文化的阐释中，起着表音文字难以企及的作用。
索绪尔对于世界语言学的贡献就是发现了语言的结构，并把定义为“能指”和“所指”，能指是语音，所指示意义。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创造的时候，只能就其中之一加以选择，也就是说，文字的创造，要么是依语言的音而创制，要么是依语言的意而构型，从当今世界的仍然使用的文字来看，正是这种情况，所以，索绪尔将世界上的文字两分法，正基于科学的语言研究基础之上和对世界文字进行客观的分析之后的出来的。汉字的创造，正是为汉语的所指而造的，按照王宁先生的说法就是：“汉字构形的最大特点是它要根据汉语中与之相应的某一个词的意义来构形，因此汉字的形体总是携带着可供分析的意义信息。”
从汉字的生成及演化看，汉字的物质形式即其矩形结构是以象形字为基础的。在传统的“六书”中，不论是“（以图纹状物的独体字）的体制还是“字”（在“文”的基础上孳生的合体字）的形体结构本身来看，象形都是基础。
指事是在象形基础上加标记来指事的，如：
“本”是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字的下方），添加起标记作用“笔意”符号“?”构成。表示树根义。
“末”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字的上方），添加起标记作用“笔意” 符号“?”构成。表示树梢义。
“朱” 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字的中间），添加起标记作用“笔意” 符号“?”构成。表示树干义。
“甘”是在象形字“口”的基础上添加起标记作用的“笔意” 符号“?”构成。表示“美也”义。等等。
会意字是在原有象形字的基础上逐步深化，通过形象的复合来提示人们的思维和联想。比如：
“武”字从戈从止，“戈”是一种兵器的象形，“止”是脚的象形。
“戋，贼也，从二戈”。
“夷，东方之人也，从大从弓”，“大”是正面人的象形。
“夹，持也，从大夹二人”。等等。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象形字为基础而形成的庞大的汉字体系，在其发生发展历史中，从来就没有背离表意的方向和道路，尽管我们的古人很早就运用了文字的表音方法和手段，但表意一直是汉字发展的总趋势。在汉字发展由象形到形声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个假借的阶段，而且这种方法至今任很活跃。如果沿着同音假借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并形成汉字主流，汉字到今天也许会发展为拼音文字。然而，汉字却只是在假借阶段踌躇了一下，就又向象形象意的路途回归了。如同我们在上文中所分析，在假借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为纯记音的假借字，另造一音义相成的形声字（然燃、自鼻、其箕、采採彩綵），最终实现象形表意的回归。究其原委，是因为假借字脱离了汉字形象表意特征的基础，造成认读古书的很大障碍，不符合汉民族造字、认字、识字的“望文生义”的心理基础，不符合汉民族心智发展的需要。而形声字用同样一个象形基础为偏旁，加上不同的声符就可以创制出大量不同的汉字来。这种意符同声符相结合的灵活而又方便的造字方法，既缓和了造字与口语发展的不平衡的矛盾，又符合汉民族心理基础和心智发展需要，自然就成为了汉字孳乳发展的首选方案。
实际上，说汉字是“表意文字”，并不否定汉字的表音功能。有人认为：“把文字分为表音、表意两种类型，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符和实际的。”其理由是“许多文字并不是纯粹表音或纯粹表意的。就是被当作表意文字的代表——汉字也不是只表意而不表音的。每个汉字都有固定的读音，都标记一个音节。不过汉字除掉表音节外，同时也有区别意义”，“实际上文字的根本作用是记录语言，记录语言就要记录语音，而记录语音的目的就是表明意义。所有文字莫不如此。”这实际上是说，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就免不了记音和表意两个方面。因此“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实际上和姚孝遂的观点是相同的。
无庸讳言，汉字是表意文字。那种强把汉字说成是表音文字的人，或者把汉字说成是音意文字、意音等文字的，恐怕是一种自卑的强词，因为在世界文字的研究历史上，就曾经把表意文字称作落后的文字。卢梭在《语言起源论》中就曾说过：“描画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的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也说：“拼音文字自在自为地最具智慧”。在中国，汉字被瞿秋白骂为中世纪的茅坑，是最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东西。鲁迅更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上述对于表意文字的观念认识，在上个世纪有着很强势的声音力量。我国著名学者周有光说：
文字发展史的三个阶段是：第一阶段，从“文字画”和“图画字”开始，一直到表音符号萌芽，表达方法是表形兼表意，不是单一的表形。第二阶段，在运用表意符号的同时，表音符号日益发展起来，跟表意符号结合着运用，一直到拼音文字的诞生，表达方法是表意兼表音，不是单一的表意。第三阶段，是拼音文字阶段，从音节文字到音位文字，表达方法以表音为基础。这三个阶段的文字是三种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字制度。
周有光先生的这段阐述，非常清晰地表达了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根据上述观点（三种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字制度），不言而喻，汉字正处于表意兼表音的第二阶段，比起西方的表音文字落后了一大节。这是上世纪中外学者所持的一个相当普遍的观点。
汉字确实存在难写难记的特点，但关键在于它是不是缺点。我们认为汉字的难写难记，恰好是它的一个优点。我们知道，文字的第一职能是记录语言。
同西方语言相比，西方语言是一种形态丰富的语言，它的语音形式提供了该语言词法、句法、语义方面较完整的信息，因此西方语言必然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汉语是一种形态简单的语言。汉语的词法、句法、语义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词语铺排的线形流程中。正如洪堡特所说：“在汉语句子里，每个词派在哪儿，要你斟酌，要你从不同的关系中去考虑，然后才能往下读。由于思想的联系是由这些关系产生的，因此这一纯粹的默想就代替了一部分语法”。
我们不厌其烦的讨论汉字的性质，就是要证明汉字就是表意文字，这种文字直观形象，给人以直观的刺激，能够诱发读者的联想活动，唤起传统意识，从而起着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为传递文化、创造文化增加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