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书稿，我略有一些惊讶。
　　本人在当记者时，对作者有一些了解。我目睹了他在卸任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前记者招待会上公开斥责一些省市上大项目有钱，而对贫困学子的资助总是推托；也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上看到了公众对这位“平民部长”的赞扬；我曾被作者回忆中学时资助他的田老师的文章感动；更被他那首回忆去首都上大学时，父亲为省钱步行挑着行李送其去车站的律诗所震撼。——“夜色满衣步履急，父送子程星光稀。舍车犹恐盘资短，负笈更惧累儿力。”农家供儿女上学、希望儿女有出息，这种朴实的心愿背后有多少辛酸！作为一个农家子弟，我有过相同的经历与心境。
　　但是，我没想到作者尝试写长篇小说。因为，在我的认知范畴内，退居二线的高级官员，写点东西多是一些回忆散文，或者篇幅很短的古体诗。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智力工程，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精巧的故事情节设计，以及对人物的描摹和节奏的把握。作者能动笔写出这么一部10万字的小说，无疑是对自己的挑战。
　　仔细阅读完书稿，我的判断是：这部小说虽然篇幅不长，只能称得上中长篇，读完不太过瘾，但长篇小说的人物、故事情节、结构等种种因素都已具备。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和改革开放之初，张贤亮的《绿化树》、丛维熙的《大桥下的红玉兰》、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古华的《芙蓉镇》等小说一样，是“极左”时代对人性之摧残的深刻反思。但和“伤痕文学”繁荣的20世纪80年代不一样，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轻一代对“极左”时代的背景，已没有父辈那样心有余悸的痛楚感，甚至不了解。那么，如何在这个时代创作以“极左”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呢？这需要淡化时代背景的因素，而突出超越时代的共性因素。
　　作者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他找到了一条通灵的狗“老三”作为整部小说的“串珠”，把人世间的恩怨情仇，把一个时代的美好与丑恶串联起来。
　　当主人公张鹰岩遭遇到人生巨大挫折、因直言犯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下放到父母曾战斗的乡村——伏牛山深处的卧虎崖之前，和一条受伤的狗邂逅，从而相依为命，生死与共。人与犬之间的深厚情谊和感人故事，是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笔下的题材，要写出些新意，殊为不易。作者把一条无法理解人世间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的狗，放置到“极左”时代的玫治漩涡里，用一条狗的行为，来映照人世百态，也映照出人性的良善和丑恶。
　　人是万物之灵，人性的复杂和人类社会的多样化，这是动物世界里的生灵们无法企及的——尽管动物世界也有血淋淋的弱肉强食，但这种简单的食物争夺，残酷性远不如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类之所以比动物高明，是因为人类创造了文明，而在人类社会里，教育是促使社会走向更高文明的推动器。那么是不是一个人受的教育程度越高、掌握的知识越多，其文明的程度就越高呢？《老三》用一个特殊年代发生在偏僻山乡的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按照社会地位之尊卑、接受教育程度之高下、掌握信息之多寡来分析，在《老三》里面，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也曾背叛革命出卖同志）、“文革”时任县“革委会”负责人欧阳潘在小说中其他人物面前，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然而这个人却是整部小说中最为“反文明、反人性”的人物。那么，这个人天生就是邪恶的吗？也并非如此。人类历史上，一些资质出众的人物之所以守不住人性的底线，沦为凶残邪恶之徒，最重要的原因是利益使然。欧阳潘在新中国成立前之所以叛变，是因为他要保命——显然对他而言这是最大的利益。“文革”时期他之所以以整人为乐，甚至逼迫自己的侄女抛弃深爱的丈夫张鹰岩，也是为了维护他所认为最大的利益——权力。
　　然而，如果所有人，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都如欧阳潘那样，让人性沦为利益的附庸，任由利益驱使，那么人类社会的历史必然是漆黑一片，整个社会不可能往前走。本书的男主人公张鹰岩，是烈士之子，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又在县教育局里任职，在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无疑属于根正苗红的精英。如果为了自己的幸福，他不必像欧阳潘那样疯狂地迫害他人，只需做个沉默的旁观者，就可保小家庭的平安。然而，这个人具有曾在屈原身上体现的中国读书人的正直与忧患意识。正因为忧道不忧贫，忧天下而不忧自身，不忍见到正义沦丧，黑白颠倒，因而放胆直言，惹祸上身。一个人置安危祸福于不顾的勇气从何而来？往往来自这个人心中的“仁爱”。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正因为如此，男主人公在自己跌到人生的谷底时，还能对一条因伤危在旦夕的狗生恻隐之心，将其收留。也正因为主人公身上那种本乎仁爱的正气，他落难时才会被那么多乡亲保护、拥戴，才会赢得姚玉含、李亚男等女性的爱。一个有仁爱之心、有凛然正气的人，一定会闪耀着人格之美。这样的人在俗世中往往会吃亏，因为逐利之道有时候和人性是相悖的，但这样的人，一定会让更多的普通人敬重。——多数人迫于生活言不由衷，但对正邪、美丑的辨别能力并不会因此而丧失，多数普通人不但敬重落难的勇者，也愿意力所能及帮助这类人。这也是历史上或文艺作品中落魄英雄总被美女垂青的社会基础。
　　对“老三”这条神犬而言，它再通灵，也无法理解复杂的人类社会，它只是凭动物的直觉生存。而在许多时候，这种动物的直觉远比人类自己造出的“概念”要精确。因为张鹰岩救了它，它知道要维护恩人的安全；因为恩人爱护山村的孩子，它也就会保护这些孩子；因为恩人尊重赵大妈、杨大爷、王一山等人，直觉告诉它恩人尊重的人就是它可以信任的人。同理，那些坑害恩人和赵大妈的人，在它的眼里，就是仇敌。对人类如此，对兽类也是如此。和母狼，它可以产生情感并交配生下崽子，因为它没有“毒狼”的概念，它只对个体——无论人还是狼，凭动物直觉进行判断。而对陆三运这样的年轻猎人来说，“狼”和“狠毒”画等号，这是概念被强化的结果，杀死母狼和狼崽子的行动，被涂上了道义的色彩。
　　有时候，这世道就这么简单，而人类自己造出来的概念，用佛家的话来说，就是一种“执”，一些概念的强化混淆了事物的本质。以人类为例，所谓正邪、好坏、美丑，其标准本来是单纯的，凭常识就可以判断。但一种被政治权力强化的概念，往往会颠覆常识。譬如在《老三》书中所写的那个时代，“阶级成分”的划分就是如此。出身“地主阶级”的人虽美亦被视为丑，虽善亦被视为恶，书中那位美丽的姑娘姚玉含因为出身不好，其命运被这种政治左右的概念所拨弄，不得不远走他乡。 　　以赵大妈为首的卧虎崖乡亲们，代表着我们这个民族最朴实、最坚忍的一群人，道义是由他们守护的，历史是由他们创造的。正因为山村偏僻，乡亲们反而能用最为朴实、其实也是最为精确的道德标准、价值标准来衡量世道、品评人物。和历朝历代的老百姓一样，这群朴实的农民，对夺得政权的胜利者，总是报以善意的期待，愿意接受统治，愿意纳粮交税。——这也是拥护新政权的历史基础。但是，在接受统治的同时，他们并不会丧失常识：他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土地都适合种粮食；他们知道森林不能随意砍伐；他们知道善良正直的人哪怕有“犯政治错误”的标签也应得到尊重……这才是社会不至于完全堕落、真善美在险恶环境依然能存在的群众基础。
　　赵大妈和其他乡亲稍有不同的是，她身上还具有某种双重性。作为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前入党的老革命，她是权力体系最末的一端——大队党支部书记，她当然身上要有某些政治性。作为权力体制中的一员，其组织原则是必须服从上级，但良心又让她无法接受上级种种疯狂的政治行动，于是，她不得不回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政治逻辑：皇帝圣明，只是被奸佞之臣蒙蔽。作为卧虎崖这个小共同体的当家人，她身上更突出的是母性——母性是人性最为博大与无私的部分。政权组织体系最末端和山村乡亲当家人身份的叠合，让她不得不处于冲突之中。如果听从上司必然会损害乡亲们的利益，而要维护乡亲们的利益就必然遭到上司的忌恨。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像母亲一样，保护着受迫害下放到此地的战友之子，也保护着众多乡亲的切身利益。如果，书中赵大妈的言谈，能更符合一位生活在山村的老母亲的身份，那么这个人物会更加出彩。
　　《老三》中最为悲剧性的人物，不是张鹰岩自杀的前妻欧阳敏，也不是在私牢里被折磨致死的赵大妈，欧阳敏的死是殉情，赵大妈的死是殉道。书中悲剧性最强的人物是董山花，她尽管尾随欧阳潘为虎作伥，但和欧阳潘不一样，她的作恶和其遭遇息息相关，值得同情。她自幼父母双亡，跟随爷爷在打猎中长大，又长得丑陋，没有女性的妩媚，其自卑可想而知；但她毕竟是个人，更是个女人，有女人的自尊和梦想。她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与尊重，她希望得到男人的爱。这些平常的欲望对她来说竟然是奢望。只有攀附权力、依靠大树，才可能改变自己命运，这就能理解她为什么甘愿做欧阳潘的打手。她对张鹰岩的爱，也是一个自卑女人的人生梦想。尽管她长得不好看又出身卑微，但和正常女人的审美观则是趋同的，在那样的山村里，读过大学、来自城镇的张鹰岩身上散发出一种令其心醉的气质，这种气质代表着文雅甚至高贵，这和上海、北京知青在山寨插队被当地姑娘青睐的道理是一样的。略为遗憾的是，作者把董山花写得有些简单了，她的一言一行都在自曝其丑，令人生厌，这弱化了人性的复杂。如果能将董山花内心的冲突和煎熬写出来，把她写成一个并不怎么讨厌的女子，也许人物形象更为饱满。
　　总体说来，编辑这部书稿的过程中，我也跟着作者回到那个时代，对“极左”路线对人类良心戕害做一番思考，对书中众多人物包括董山花、陆三运这样不可爱甚至可恶的人物，有一种悲悯之感。如果这部书稿能写到三十万字，作品会丰盈得多。因为整部小说所提供的故事框架和人物，完全可以支撑起一部规模宏大的长篇小说。这毕竟是作者在政务之余的尝试之作，一些缺憾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