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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儒家管理思想蕴涵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仁爱为本的管理精神、明分使群的管理方法、举贤用能的管理内容、隆礼重法的管理手段、修己安人的管理过程、富民安民的管理目标……，这一系列思想精华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思想体系，时至今天，仍不失其现实价值，为当代管理思想的建构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
关键词：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当代价值
管理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概念，先秦时期并没有“管理”一词，但古文献中可训为管理的概念有很多，如治、官、材、听等，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儒家里没有管理概念而断定其缺乏管理思想，恰恰相反，儒学里的管理思想是很丰富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中国古代各家哲学虽多有分歧，但思想设计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一点在儒家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先秦儒家管理思想探析
（一）仁爱为本的管理精神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说：“管理是一种有着多重目的的机制，而在这多重机制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以人为本。在传统儒学中，“仁”是其核心范畴、内在精髓。《说文解字》中解释“仁”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是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孔子儒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仁”。《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其含义非常宽泛，但最重要的就是“爱人”。孔子曾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仁”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仁”的核心内涵就是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所以马厩着火，孔子问人不问马。
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民是国之本，政权的更迭、君主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国君应该“进贤”，应该“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应该“民悦之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孟子·尽心下》），只有这样才可“保民而王”。
（二）明分使群的管理方法
管理学家麦克考勒把“恰当地划分每个人的职责范围”作为管理中首要的原则，[1]“组织理论之父”韦伯的“科层制”则严格地把职责与权限等级化，规定每个人都只能在 他的权责范围内行事。[3]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对分工合作的最好诠释。孟子认为：“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思想，认为整个组织的运行需要各部分的分工与合作，且更强调合作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人能“群”，而人之所以能在社会中结成群体，是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差别，“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荀子·王制》），在他看来，正因为人们之间有恰当的分工，所以相互依靠而结成集体，依靠群体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同时他也认为，组织要能运转协调，更需要各部分的合作，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所以在荀子看来，一次任务的真正完成，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需要大家协力合作，可以说，荀子对先秦儒家思想中这一分工合作的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三）举贤用能的管理内容
先秦儒家认为，人才在整个组织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政之存亡，所以管理者必须重视人才的选用问题。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荀子在回答如何行政的问题时说：“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王制》）认为要不拘一格选人才才能使组织之政兴旺。在先秦儒家看来，能否使用贤才是组织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使管理者求得最佳人才呢？
孔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选择任用贤才是一件慎重的事情，要多方考察，认真了解。正确的做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除此之外，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通过考察做事的动机，考察发展过程，考察内心的追求，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总之就是要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
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尚贤使能的选拔标准和奖惩标准。在人才的选拔标准上，荀子主张“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荀子·君道》），“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并举用周文王用姜尚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人才的奖惩标准上，荀子主张“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官吏的品德、俸禄和作用一定要相称。统治者要做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须带而废”（《荀子·王制》），对于称职者奖赏必须做到“赏重者强，赏轻者弱”（《荀子·议兵》），对于不合格者必须要“惩之以刑罚”（《荀子·王制》），奖惩必须遵守一定的度，即“赏不欲僣，罚不欲滥”（《荀子·致仕》），这就是我们今天管理论中所说的奖惩有度原则。
（四）隆礼重法的管理手段
先秦诸子形成了以儒法两家为代表的礼治和法治思想。荀子援法入礼，开拓性的提出“隆礼重法”的管理思想。隆礼重法是荀子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最大的历史贡献。在《荀子·君道》篇中，荀子对于礼法结合有一个总的概括，叫做“隆禮至法则国有常”，在《成相》篇也重申了这个思想：“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在《天论》篇中规劝君主要想称霸诸侯，统一天下，就得礼法两手并用，“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荀子把礼和法看作是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两种根本手段。在荀子看来，如果说礼治是一种着重于用礼义教化使人民就范的温和手段，那么，法治就是一种着重于用法制刑赏使人民就范的强制手段。荀子认为礼治的优越性在于“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荀子·君道》）。但是，礼义的教化又是有局限性的，社会上总有礼义所不能教化的人，对于不能用礼义教化的所谓“嵬琐”之辈，就只能待之以法治。荀子既反对“不教而诛”，也反对“教而不诛”，又反对“诛而不赏”。荀子引法入礼，使礼、法都成为治理国家的方略，儒家的治国理想由礼治走向礼法并举的过程。
关键词：先秦儒家；管理思想；当代价值
管理是一个现代意义的概念，先秦时期并没有“管理”一词，但古文献中可训为管理的概念有很多，如治、官、材、听等，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儒家里没有管理概念而断定其缺乏管理思想，恰恰相反，儒学里的管理思想是很丰富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中国古代各家哲学虽多有分歧，但思想设计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有效地治理国家，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一点在儒家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先秦儒家管理思想探析
（一）仁爱为本的管理精神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说：“管理是一种有着多重目的的机制，而在这多重机制中，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儒家管理思想作为一种人本主义管理思想，它的根本精神就是重视人、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以人为本。在传统儒学中，“仁”是其核心范畴、内在精髓。《说文解字》中解释“仁”为：“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是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孔子儒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仁”。《论语》中“仁”字出现109次，其含义非常宽泛，但最重要的就是“爱人”。孔子曾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仁”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仁”的核心内涵就是尊重人、爱护人、以人为本，所以马厩着火，孔子问人不问马。
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民是国之本，政权的更迭、君主的易位，都取决于民众的态度，因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国君应该“进贤”，应该“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应该“民悦之则取之，民不悦则不取”（《孟子·尽心下》），只有这样才可“保民而王”。
（二）明分使群的管理方法
管理学家麦克考勒把“恰当地划分每个人的职责范围”作为管理中首要的原则，[1]“组织理论之父”韦伯的“科层制”则严格地把职责与权限等级化，规定每个人都只能在 他的权责范围内行事。[3]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就是对分工合作的最好诠释。孟子认为：“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滕文公上》）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思想，认为整个组织的运行需要各部分的分工与合作，且更强调合作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人能“群”，而人之所以能在社会中结成群体，是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差别，“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荀子·王制》），在他看来，正因为人们之间有恰当的分工，所以相互依靠而结成集体，依靠群体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同时他也认为，组织要能运转协调，更需要各部分的合作，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所以在荀子看来，一次任务的真正完成，是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需要大家协力合作，可以说，荀子对先秦儒家思想中这一分工合作的思想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
（三）举贤用能的管理内容
先秦儒家认为，人才在整个组织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决定政之存亡，所以管理者必须重视人才的选用问题。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荀子在回答如何行政的问题时说：“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荀子·王制》）认为要不拘一格选人才才能使组织之政兴旺。在先秦儒家看来，能否使用贤才是组织的关键，那么如何才能使管理者求得最佳人才呢？
孔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选择任用贤才是一件慎重的事情，要多方考察，认真了解。正确的做法是：“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除此之外，还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论语·为政》），通过考察做事的动机，考察发展过程，考察内心的追求，把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总之就是要遵循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
荀子进一步提出了尚贤使能的选拔标准和奖惩标准。在人才的选拔标准上，荀子主张“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荀子·君道》），“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并举用周文王用姜尚的例子加以说明。在人才的奖惩标准上，荀子主张“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荀子·富国》），官吏的品德、俸禄和作用一定要相称。统治者要做到“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须带而废”（《荀子·王制》），对于称职者奖赏必须做到“赏重者强，赏轻者弱”（《荀子·议兵》），对于不合格者必须要“惩之以刑罚”（《荀子·王制》），奖惩必须遵守一定的度，即“赏不欲僣，罚不欲滥”（《荀子·致仕》），这就是我们今天管理论中所说的奖惩有度原则。
（四）隆礼重法的管理手段
先秦诸子形成了以儒法两家为代表的礼治和法治思想。荀子援法入礼，开拓性的提出“隆礼重法”的管理思想。隆礼重法是荀子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最大的历史贡献。在《荀子·君道》篇中，荀子对于礼法结合有一个总的概括，叫做“隆禮至法则国有常”，在《成相》篇也重申了这个思想：“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在《天论》篇中规劝君主要想称霸诸侯，统一天下，就得礼法两手并用，“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荀子把礼和法看作是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两种根本手段。在荀子看来，如果说礼治是一种着重于用礼义教化使人民就范的温和手段，那么，法治就是一种着重于用法制刑赏使人民就范的强制手段。荀子认为礼治的优越性在于“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荀子·君道》）。但是，礼义的教化又是有局限性的，社会上总有礼义所不能教化的人，对于不能用礼义教化的所谓“嵬琐”之辈，就只能待之以法治。荀子既反对“不教而诛”，也反对“教而不诛”，又反对“诛而不赏”。荀子引法入礼，使礼、法都成为治理国家的方略，儒家的治国理想由礼治走向礼法并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