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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书，从史笔和史观的角度来说，都是千古绝唱。虽然作者写作时代、体例、思想、内容等各异，但又有交叉重叠的部分。本文比较前四史中，民族列传的记载有何异同。由此分析，前四史中民族列傳对民族认同感以及民族共同心理的建构的意义。
【关键词】：前四史；民族列传；异同比较
一、前四史民族列传概述
自太史公所写《史记》，首先记载了与汉朝交往的周边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开启了为少数民族立传之先河。共有《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五篇。另有《大宛列传》一篇，记叙域外中亚各国的历史。而班固所写的《汉书》，主要记载匈奴、西南夷、西域的情况，在继承《史记》的基础之上，增补了许多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交流的诏书、奏议等文字记录，可看作是班固所做的一大贡献。并且他从一个正统的、奉旨修书的史学家的角度，对《史记》做了删减，以达到歌颂汉王朝宏伟大业的目的。范晔所著《后汉书》又在此基础之上，扩大了民族列传的地理范围，主要记载东夷、南蛮西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族类的史实。陈寿所著断代史《三国志》则重点记叙东汉末和三国的史实。其中有关民族列传的部分主要记载于魏书。因为当时曹魏势力最强，占据中原地区，因此在《三国志》中，陈寿尊曹魏为正统。到魏国时期，匈奴已经衰弱，又有东胡的乌丸、鲜卑，和东夷各国与中原互相往来。所以，《三国志》又在此基础之上，更新了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史实。
二、内容因袭与增删
《汉书》在承袭《史记》民族列传的史实之上，将《史记》中五篇民族史整合成为三篇，除去《匈奴列传》相同外，另外《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四篇被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并且增添了《西域列传》，主要记录了西域五十余个小国的情况，比《大宛列传》的记载更加的全面。突出的差异在于，《汉书》增加了大量的诏书、奏议等史料。比如《史记.西南夷南越东越朝鲜列传》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相比较，《汉书》则增补了全部的汉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的上书等内容，体现出南粤与汉王朝的臣属关系。再比如《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与《汉书高帝纪第一》相比较，《史记》中没有记载封尉佗为南越王的《五月诏书》，而《汉书》增补了该诏书的内容。究其原因，这与班固是奉旨修书有一定的关联性，强调汉王朝的正统和权威。《后汉书》中的民族列传有六篇，《东夷列传》、《南匈奴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域传》、《西羌传》、《乌桓鲜卑列传》。《后汉书》的民族列传叙述重点放在了与东汉一朝相往来的民族。记载了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间的民族间情况。《三国志》共记叙了十二个民族的列传，按照地理位置的分布，可分为东胡和东夷两大版块。只记叙了十二个民族列传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国时期匈奴等族的衰弱。
三、从前四史民族观，看民族列传的价值
《史记》率先为少数民族立传，生动地体现了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学识。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下，司马迁首创各民族的史传，将各少数民族都视为与中原人民等列的天子臣民，实属难得。在《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越王勾践禹之苗裔”、《东越列传》中记载“东越王勾践之后”、《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民族观又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赞同各民族平等，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的思想，赞同“内主夏，外夷狄”，实际上仍旧体现了“尊王攘夷”。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都可以体现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从这一时期开始，可看作是民族共同心理的初步构建。当汉国力强盛的时候，其他各民族依附；当汉国力衰弱的时候，其他各民族不依附而且相互斗争。
《汉书》中体现的民族观较《史记》中有不同，最主要由于《汉书》的作者班固与司马迁的写作目的不同。从写作的目的来说，司马迁是个人修史，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而班固是在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基础之上，奉旨修书。相比较而言，班固的民族观更注重“尊王”的成分，对少数民族抱有少许消极态度。在《匈奴列传》中，记载：“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但是，同时班固又持有民族友好的观念。突出地反映在《南粤传》中他补充的关于汉文帝与南粤王赵佗的书信当中，体现了班固的主张边境民族关系友好的观念。文帝的言辞非常的柔和：“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又告知赵佗其“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最终，文帝的诚意，换得赵佗的回归。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生活于少数民族活动频繁的南朝时期。虽是私修，但以南朝之角度写后汉，亦是公正客观。在继承司马迁和班固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之上，范晔与马班民族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追求和谐的民族关系，提倡“怀柔”“教化”少数民族，反对用武力进行征伐。继承了《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说法。在这种大一统观念下，范晔对“怀柔”以“致远”大一统局面高度的歌颂。在《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用了相当长的文字记叙了板楯蛮夷再次反叛，灵帝原想大规模的派兵去镇压，询问大臣如何应对时，大臣说出了板楯蛮夷再次反叛的原委，是因为他们租税重，并且有苦无处诉说，又受到当地官员的酷刑，最后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斗争。最终皇帝采纳了大臣建议，选派新的官员，赦免板楯一族。
《三国志》总体行文简洁干净，对史料务求严谨。但在继承前人大一统的民族观的基础之上，突出特点表现在，用较多的篇幅去记述各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并以此来体现，汉君王的骁勇善战和善用谋略。在《乌丸列传》中记载：“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潜军诡道，未至百余里，虏乃觉。尚与蹋顿将众逆战于凡城，兵马其盛。太祖登高望虏陳，抑军未进，观其小动，乃击破其众，临陈斩蹋顿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楼班、乌延等走辽东，辽东悉斩，传送其首。其余遗并皆降。”同时也体现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交流的情况。《东夷列传》中记述魏国建立，西域各国来敬奉朝贡的景象：“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月氏、车师之蜀，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
综上所述，前四史中的少数民族观在大一统的前提下，又各有其特点。《史记》中有民族平等的进步观念；《汉书》中消极与友好观念并存；《后汉书》中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和“教化”的观念；《三国志》中，对少数民族采取战争与交流的观念并存。总体说来，虽然有少许消极成分，但是前四史对民族认同感以及民族共同心理的建构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1版）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第1版）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1版）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版）
[5]池万兴.史记与民族精神.[M].山东：齐鲁书社.2009（第1版）
作者简介：王岚（1992年7月16日），女，土家族，重庆人，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学生，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关键词】：前四史；民族列传；异同比较
一、前四史民族列传概述
自太史公所写《史记》，首先记载了与汉朝交往的周边少数民族的情况，也开启了为少数民族立传之先河。共有《匈奴列传》、《东越列传》、《南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五篇。另有《大宛列传》一篇，记叙域外中亚各国的历史。而班固所写的《汉书》，主要记载匈奴、西南夷、西域的情况，在继承《史记》的基础之上，增补了许多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交流的诏书、奏议等文字记录，可看作是班固所做的一大贡献。并且他从一个正统的、奉旨修书的史学家的角度，对《史记》做了删减，以达到歌颂汉王朝宏伟大业的目的。范晔所著《后汉书》又在此基础之上，扩大了民族列传的地理范围，主要记载东夷、南蛮西夷、西羌、西域、南匈奴、乌桓、鲜卑等族类的史实。陈寿所著断代史《三国志》则重点记叙东汉末和三国的史实。其中有关民族列传的部分主要记载于魏书。因为当时曹魏势力最强，占据中原地区，因此在《三国志》中，陈寿尊曹魏为正统。到魏国时期，匈奴已经衰弱，又有东胡的乌丸、鲜卑，和东夷各国与中原互相往来。所以，《三国志》又在此基础之上，更新了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的史实。
二、内容因袭与增删
《汉书》在承袭《史记》民族列传的史实之上，将《史记》中五篇民族史整合成为三篇，除去《匈奴列传》相同外，另外《东越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四篇被合并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并且增添了《西域列传》，主要记录了西域五十余个小国的情况，比《大宛列传》的记载更加的全面。突出的差异在于，《汉书》增加了大量的诏书、奏议等史料。比如《史记.西南夷南越东越朝鲜列传》与《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相比较，《汉书》则增补了全部的汉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的上书等内容，体现出南粤与汉王朝的臣属关系。再比如《史记·高祖本纪第八》与《汉书高帝纪第一》相比较，《史记》中没有记载封尉佗为南越王的《五月诏书》，而《汉书》增补了该诏书的内容。究其原因，这与班固是奉旨修书有一定的关联性，强调汉王朝的正统和权威。《后汉书》中的民族列传有六篇，《东夷列传》、《南匈奴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域传》、《西羌传》、《乌桓鲜卑列传》。《后汉书》的民族列传叙述重点放在了与东汉一朝相往来的民族。记载了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195年间的民族间情况。《三国志》共记叙了十二个民族的列传，按照地理位置的分布，可分为东胡和东夷两大版块。只记叙了十二个民族列传的主要原因在于，三国时期匈奴等族的衰弱。
三、从前四史民族观，看民族列传的价值
《史记》率先为少数民族立传，生动地体现了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学识。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思想下，司马迁首创各民族的史传，将各少数民族都视为与中原人民等列的天子臣民，实属难得。在《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越王勾践禹之苗裔”、《东越列传》中记载“东越王勾践之后”、《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但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的民族观又有矛盾的一面。他一方面赞同各民族平等，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的思想，赞同“内主夏，外夷狄”，实际上仍旧体现了“尊王攘夷”。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都可以体现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从这一时期开始，可看作是民族共同心理的初步构建。当汉国力强盛的时候，其他各民族依附；当汉国力衰弱的时候，其他各民族不依附而且相互斗争。
《汉书》中体现的民族观较《史记》中有不同，最主要由于《汉书》的作者班固与司马迁的写作目的不同。从写作的目的来说，司马迁是个人修史，是为了“成一家之言”。而班固是在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基础之上，奉旨修书。相比较而言，班固的民族观更注重“尊王”的成分，对少数民族抱有少许消极态度。在《匈奴列传》中，记载：“其俗，宽则随畜田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仪。”但是，同时班固又持有民族友好的观念。突出地反映在《南粤传》中他补充的关于汉文帝与南粤王赵佗的书信当中，体现了班固的主张边境民族关系友好的观念。文帝的言辞非常的柔和：“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又告知赵佗其“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最终，文帝的诚意，换得赵佗的回归。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生活于少数民族活动频繁的南朝时期。虽是私修，但以南朝之角度写后汉，亦是公正客观。在继承司马迁和班固的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之上，范晔与马班民族观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追求和谐的民族关系，提倡“怀柔”“教化”少数民族，反对用武力进行征伐。继承了《史记》、《汉书》所记载的“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说法。在这种大一统观念下，范晔对“怀柔”以“致远”大一统局面高度的歌颂。在《南蛮西南夷列传》中，用了相当长的文字记叙了板楯蛮夷再次反叛，灵帝原想大规模的派兵去镇压，询问大臣如何应对时，大臣说出了板楯蛮夷再次反叛的原委，是因为他们租税重，并且有苦无处诉说，又受到当地官员的酷刑，最后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斗争。最终皇帝采纳了大臣建议，选派新的官员，赦免板楯一族。
《三国志》总体行文简洁干净，对史料务求严谨。但在继承前人大一统的民族观的基础之上，突出特点表现在，用较多的篇幅去记述各民族与中原王朝的战争，并以此来体现，汉君王的骁勇善战和善用谋略。在《乌丸列传》中记载：“太祖自征蹋顿于柳城，潜军诡道，未至百余里，虏乃觉。尚与蹋顿将众逆战于凡城，兵马其盛。太祖登高望虏陳，抑军未进，观其小动，乃击破其众，临陈斩蹋顿首，死者被野。速附丸、楼班、乌延等走辽东，辽东悉斩，传送其首。其余遗并皆降。”同时也体现了中原与少数民族的交流的情况。《东夷列传》中记述魏国建立，西域各国来敬奉朝贡的景象：“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寘、康居、乌孙、月氏、车师之蜀，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
综上所述，前四史中的少数民族观在大一统的前提下，又各有其特点。《史记》中有民族平等的进步观念；《汉书》中消极与友好观念并存；《后汉书》中对少数民族采取“怀柔”和“教化”的观念；《三国志》中，对少数民族采取战争与交流的观念并存。总体说来，虽然有少许消极成分，但是前四史对民族认同感以及民族共同心理的建构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第1版）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第1版）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第1版）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第2版）
[5]池万兴.史记与民族精神.[M].山东：齐鲁书社.2009（第1版）
作者简介：王岚（1992年7月16日），女，土家族，重庆人，西南民族大学文新学院学生，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