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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细胞旅游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医院提供的这种疗法未经科学证明、未经卫生管理部门批准、监管。
头发斑白的邱仁宗教授对《世界博览》记者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向媒体提醒过这个问题。那时候中国这个问题已经很紧迫了。”他所说的问题，就是“干细胞旅游”产业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将“干细胞旅游”列入2010年“10大被忽视的重要事件”之一，并撰文指出，到中国的干细胞旅游正在持续升温，“绝望的美国患者正在通过旅游方式，前往外国接受未经批准的干细胞治疗，但由于干细胞治疗临床实验的效果仍不明确，他们的行为只能被称为‘小白鼠的勇气’。”
利益驱动干细胞治疗
这条发自大洋彼岸的消息，在中国的网络上迅速被淹没。百度上搜索“干细胞”，能得到2440万条结果，其中500万条结果与“干细胞移植”相关，380万条结果与“干细胞治疗”相关，头几页的搜索结果中，有25％的内容是“干细胞移植医治疑难杂症”的广告，点击这些内容，指向的是一个个疑似医院的治疗机构。
“干细胞旅游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医院提供的这种疗法是未经科学证明的和未经卫生管理部门批准、监管的。干细胞要移植到人体内，是要非常谨慎的，也有可能出现排异反应——市面这些所谓的干细胞疗法都未经过科学论证。”邱仁宗教授对《世界博览》记者说。
邱仁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生命伦理学家，也是最早将“生命伦理”这一学科引入中国的先驱。近年来各大医院中建立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也有他奔走呼吁的功劳。
邱教授和他的学生翟晓梅曾经撰文《关于干细胞研究及其临床应用伦理管治的回顾与展望》，其中便提到了干细胞治疗在中国的现状。在文章里，邱仁宗直指：追逐利润的医生、科学家、医院和生物技术公司故意混淆临床医疗与临床研究之间的界线，从而规避对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的要求。而且在制药、制造医疗设备的公司与医生、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又没有规范和管理。
“中国的现状就是：医院在利益的驱使下，牟利、赚钱。”邱仁宗说。
技术瓶颈
提到“干细胞”，其实这个概念非常大，简单说来，这种细胞自身能复制，还能替代衰老和损伤的细胞。
干细胞的大规模研究和实验拉开序幕是在1998年，威斯康星大学的汤姆森教授和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吉尔哈特，分别成功地分离出胚胎干细胞，并证实此株细胞具有全能干细胞特征。
不过，这项崭新的技术带来的忧患，恰恰也是因为它的年轻。按照业内公认的看法，一项全新的医疗技术从发现到进入临床应用，起码应该经过15年到20年的临床研究。很显然，从诞生至今只有短短13年的胚胎干细胞移植并不具备这种资格。
邱仁宗教授指出，现在市面上叫卖的“成熟的千细胞移植技术”其实是有意混淆概念。所谓的成熟的千细胞移植，其实多数是造血成体干细胞的研究，这个研究一直在做，临床上也能应用，但绝非是广告声称的那款“万灵药”。而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则一直在伦理的争议中得不到发展。
尤其是在胚胎干细胞的发现地美国，这个新技术诞生之际即遭遇挫折。持有基督教保守伦理精神的共和党在处理胚胎干细胞问题上相当强硬。2001年，小布什签署法案，宣布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设限。这一限制随着共和党总统的连任持续了8年，直到奥巴马上台才宣布解除。
到这个时候，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研究资金和临床研究许可。美国越来越多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员转向别国寻求发展，美国在这一研究领域也显得落伍。中国的胚胎干细胞移植反而成了美国人趋之若鹜的神奇疗法。
“归根到底，美国人在本国做不来干细胞治疗，要跑到中国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伦理上的争议。”邱仁宗说，“伦理问题是避不开的。科学是能不能，伦理是该不该。”
最大的争议，显然是用来进行干细胞治疗的干细胞来源——胚胎。
伦理迷失
《世界博览》记者此前致电吉林硅谷医院询问干细胞来源时，这家提供干细胞医院承认自己使用的是流产婴儿的胚胎干细胞，还告诉记者胚胎干细胞比自体干细胞效果好。
邱仁宗教授对此指出：“在中国，干细胞医疗混乱不仅在于研究临床程序上的不严谨，干细胞的来源更是混乱，用于治疗的胚胎干细胞从哪来的，是流产的，是捐献配子产生，还是治疗性克隆，如果是从流产母亲那来的，她知不知道这件事，同不同意呢?”
“在国外，胚胎就是人，用胚胎去救治一个人无异于杀死了另一个人。”邱教授强调说，“中国对这个态度非常模糊，这也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
李建会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曾在美国哈佛做生命伦理科学方面的访问学者。他对《世界博览》记者提到美国在这方面的谨慎：
“西方国家在伦理方面的慎重和规范一是和西方国家的宗教、文化有关。另外，克隆的胚胎如果放到子宫中培养，有可能发育成克隆人，因此西方国家普遍担心治疗性克隆很容易滑向生殖性克隆。”
美国是世界上生命伦理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设立了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为生物医学技术发展所涉及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提供咨询。但中国还未正式设立这样的机构和组织。
2003年，国家卫生部和科技部出台了这一领域的伦理准则《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其中禁止买卖入的配子、受精卵、胚胎和胎儿组织。然而，就这一问题接受采访的专家均对《世界博览》记者表示，中国干细胞的很多领域还未在阳光下进行。
李建会提及，在沈阳一家医院趁病人在其医院治病期间，悄悄取走了病人的骨髓干细胞，事发后医院不以为然，虽然做了赔偿，但该事件涉及的伦理问题震惊了当时的医学界。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在干细胞研究和临床领域最无限制的国家之一。
监管之乱
干细胞治疗的“中国式”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据统计，位于吉林的一家干细胞治疗医院成立八年已接待了10000人次外国患者，而中国提供这种服务的医疗机构有400余家。而与这种速度不大匹配的却是滞后的“干细胞医疗”审查和监管。
2009年3月2日，卫生部颁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并于当年5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将自体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治疗技术、人异体干细胞移植技术列入“第三类医疗技术”。随后，卫生部确定了第三类医疗技术的审核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华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口腔医学会。
《世界博览》记者针对此项办法曾致电卫生部，希望得到迄今为止通过审核医院的数量和资质情况，但卫生部方面未及时给予回应。
中国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韩忠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由于具体的技术规范一直没有制定，审核工作基本停滞。除了造血干细胞治疗血液病以外，还没有其他干细胞治疗技术获得这些机构的批准，但《世界博览》记者致电国内干细胞治疗医院时，其工作人员均声称拥有卫生部和各级卫生部门的批复。
邱仁宗教授作为卫生部伦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参与起草了《人类成体干细胞实验和应用的伦理准则》。他向《世界博览》记者介绍：“这个准则近期就要出台，这个规章一是要区分是普遍性治疗(临床治疗)还是实验性治疗，第二是要区分试验用人还是动物。”
2009年5月的《自然》杂志头条新闻曾刊登了对中国干细胞治疗安全性和监管忧虑的文章。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在干细胞研究和临床领域最无限制的国家之一。
迄今为止，美国现有法律仍禁止用联邦政府资金制造人类胚胎干细胞。此外，德国在这方面也非常谨慎，在1991年就颁布了《胚胎保护法》，禁止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及治疗性克隆。而日本在2001年8月通过了干细胞研究指南，规定用于研究的胚胎只能来自于治疗不孕症剩余的本该废弃的胚胎。
头发斑白的邱仁宗教授对《世界博览》记者说：“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向媒体提醒过这个问题。那时候中国这个问题已经很紧迫了。”他所说的问题，就是“干细胞旅游”产业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曾将“干细胞旅游”列入2010年“10大被忽视的重要事件”之一，并撰文指出，到中国的干细胞旅游正在持续升温，“绝望的美国患者正在通过旅游方式，前往外国接受未经批准的干细胞治疗，但由于干细胞治疗临床实验的效果仍不明确，他们的行为只能被称为‘小白鼠的勇气’。”
利益驱动干细胞治疗
这条发自大洋彼岸的消息，在中国的网络上迅速被淹没。百度上搜索“干细胞”，能得到2440万条结果，其中500万条结果与“干细胞移植”相关，380万条结果与“干细胞治疗”相关，头几页的搜索结果中，有25％的内容是“干细胞移植医治疑难杂症”的广告，点击这些内容，指向的是一个个疑似医院的治疗机构。
“干细胞旅游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医院提供的这种疗法是未经科学证明的和未经卫生管理部门批准、监管的。干细胞要移植到人体内，是要非常谨慎的，也有可能出现排异反应——市面这些所谓的干细胞疗法都未经过科学论证。”邱仁宗教授对《世界博览》记者说。
邱仁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生命伦理学家，也是最早将“生命伦理”这一学科引入中国的先驱。近年来各大医院中建立的“医学伦理委员会”也有他奔走呼吁的功劳。
邱教授和他的学生翟晓梅曾经撰文《关于干细胞研究及其临床应用伦理管治的回顾与展望》，其中便提到了干细胞治疗在中国的现状。在文章里，邱仁宗直指：追逐利润的医生、科学家、医院和生物技术公司故意混淆临床医疗与临床研究之间的界线，从而规避对临床研究的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的要求。而且在制药、制造医疗设备的公司与医生、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又没有规范和管理。
“中国的现状就是：医院在利益的驱使下，牟利、赚钱。”邱仁宗说。
技术瓶颈
提到“干细胞”，其实这个概念非常大，简单说来，这种细胞自身能复制，还能替代衰老和损伤的细胞。
干细胞的大规模研究和实验拉开序幕是在1998年，威斯康星大学的汤姆森教授和霍普金斯大学的约翰·吉尔哈特，分别成功地分离出胚胎干细胞，并证实此株细胞具有全能干细胞特征。
不过，这项崭新的技术带来的忧患，恰恰也是因为它的年轻。按照业内公认的看法，一项全新的医疗技术从发现到进入临床应用，起码应该经过15年到20年的临床研究。很显然，从诞生至今只有短短13年的胚胎干细胞移植并不具备这种资格。
邱仁宗教授指出，现在市面上叫卖的“成熟的千细胞移植技术”其实是有意混淆概念。所谓的成熟的千细胞移植，其实多数是造血成体干细胞的研究，这个研究一直在做，临床上也能应用，但绝非是广告声称的那款“万灵药”。而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则一直在伦理的争议中得不到发展。
尤其是在胚胎干细胞的发现地美国，这个新技术诞生之际即遭遇挫折。持有基督教保守伦理精神的共和党在处理胚胎干细胞问题上相当强硬。2001年，小布什签署法案，宣布对胚胎干细胞研究设限。这一限制随着共和党总统的连任持续了8年，直到奥巴马上台才宣布解除。
到这个时候，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研究资金和临床研究许可。美国越来越多的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员转向别国寻求发展，美国在这一研究领域也显得落伍。中国的胚胎干细胞移植反而成了美国人趋之若鹜的神奇疗法。
“归根到底，美国人在本国做不来干细胞治疗，要跑到中国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伦理上的争议。”邱仁宗说，“伦理问题是避不开的。科学是能不能，伦理是该不该。”
最大的争议，显然是用来进行干细胞治疗的干细胞来源——胚胎。
伦理迷失
《世界博览》记者此前致电吉林硅谷医院询问干细胞来源时，这家提供干细胞医院承认自己使用的是流产婴儿的胚胎干细胞，还告诉记者胚胎干细胞比自体干细胞效果好。
邱仁宗教授对此指出：“在中国，干细胞医疗混乱不仅在于研究临床程序上的不严谨，干细胞的来源更是混乱，用于治疗的胚胎干细胞从哪来的，是流产的，是捐献配子产生，还是治疗性克隆，如果是从流产母亲那来的，她知不知道这件事，同不同意呢?”
“在国外，胚胎就是人，用胚胎去救治一个人无异于杀死了另一个人。”邱教授强调说，“中国对这个态度非常模糊，这也给了很多人钻空子的机会。”
李建会是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曾在美国哈佛做生命伦理科学方面的访问学者。他对《世界博览》记者提到美国在这方面的谨慎：
“西方国家在伦理方面的慎重和规范一是和西方国家的宗教、文化有关。另外，克隆的胚胎如果放到子宫中培养，有可能发育成克隆人，因此西方国家普遍担心治疗性克隆很容易滑向生殖性克隆。”
美国是世界上生命伦理学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其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设立了国家生命伦理委员会，为生物医学技术发展所涉及的社会、伦理和法律问题提供咨询。但中国还未正式设立这样的机构和组织。
2003年，国家卫生部和科技部出台了这一领域的伦理准则《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其中禁止买卖入的配子、受精卵、胚胎和胎儿组织。然而，就这一问题接受采访的专家均对《世界博览》记者表示，中国干细胞的很多领域还未在阳光下进行。
李建会提及，在沈阳一家医院趁病人在其医院治病期间，悄悄取走了病人的骨髓干细胞，事发后医院不以为然，虽然做了赔偿，但该事件涉及的伦理问题震惊了当时的医学界。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在干细胞研究和临床领域最无限制的国家之一。
监管之乱
干细胞治疗的“中国式”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据统计，位于吉林的一家干细胞治疗医院成立八年已接待了10000人次外国患者，而中国提供这种服务的医疗机构有400余家。而与这种速度不大匹配的却是滞后的“干细胞医疗”审查和监管。
2009年3月2日，卫生部颁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并于当年5月1日起施行。该办法将自体干细胞和免疫细胞治疗技术、人异体干细胞移植技术列入“第三类医疗技术”。随后，卫生部确定了第三类医疗技术的审核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华医学会、中国医院协会、中国医师协会、中华口腔医学会。
《世界博览》记者针对此项办法曾致电卫生部，希望得到迄今为止通过审核医院的数量和资质情况，但卫生部方面未及时给予回应。
中国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韩忠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由于具体的技术规范一直没有制定，审核工作基本停滞。除了造血干细胞治疗血液病以外，还没有其他干细胞治疗技术获得这些机构的批准，但《世界博览》记者致电国内干细胞治疗医院时，其工作人员均声称拥有卫生部和各级卫生部门的批复。
邱仁宗教授作为卫生部伦理委员会的副主任，参与起草了《人类成体干细胞实验和应用的伦理准则》。他向《世界博览》记者介绍：“这个准则近期就要出台，这个规章一是要区分是普遍性治疗(临床治疗)还是实验性治疗，第二是要区分试验用人还是动物。”
2009年5月的《自然》杂志头条新闻曾刊登了对中国干细胞治疗安全性和监管忧虑的文章。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在干细胞研究和临床领域最无限制的国家之一。
迄今为止，美国现有法律仍禁止用联邦政府资金制造人类胚胎干细胞。此外，德国在这方面也非常谨慎，在1991年就颁布了《胚胎保护法》，禁止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及治疗性克隆。而日本在2001年8月通过了干细胞研究指南，规定用于研究的胚胎只能来自于治疗不孕症剩余的本该废弃的胚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