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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不断，礼坏乐崩，孔子深感周礼不继，而“诗三百”却凭借其“思无邪”来教化世人的功用性，为此，孔子提出诗可以“兴观群怨”的思想，即感发情志、观风知俗、和谐凝聚、怨刺上政等，以此方能达到治国安邦、礼仪教化的作用，成为中国古典文论的精髓。
关键词：兴观群怨 历史 《诗经》
一 “兴观群怨”说的背景探究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论观点，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重要的诗学观。
《孟子·万章下》提出“知人论世”说，即诵读他人的诗书，却不知其历史背景、古人高下，这样做可以吗？故而须得考较其时代因素。因此考察孔子生活的历史背景，方能正确探究“兴观群怨”的内在意蕴。众所周知，孔子生活于东周春秋末期，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转型或变迁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不断，王权面临着“诸侯莫朝”或“诸侯或不至”（《史记》）的尴尬局面，纵横天下，皆是王土王臣的威势已荡然无存，而其礼乐制度也已崩坏，即“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左传·隐公十一年》），贵族僭礼越规、人们的社会行为远离“礼”的现象已相当普遍，从“礼乐征伐”由“天子出”的“有道”转而成为由“诸侯出”、由“大夫出”进而“陪臣执国命”甚至布衣卿相亦可议政，孔子觉其为“无道”。
首先，“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被打破，“天子失学，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便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教育为官府所垄断的情况不复存在，平民庶子也可以接受教育。《论语·八佾》，“八佾舞于庭”，要知按周礼，八佾（寓意社会地位）只有天子可以使用，卿大夫只能用四佾，但季氏作为正卿，却在自家的庭院里用八佾演奏乐舞，所以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能容忍这种视“周礼”为无物的僭越行为。《礼记·郊特牲》亦言，“公庙之设于私家”、“大夫之奏《肆夏》”，公庙本是诸侯国君之庙，《肆夏》本是天子诸侯大宴大祭时才能演奏的，大夫是没有资格享受的，然而“由三桓始也”、“由赵文子始也”却说明了大夫越礼之猖獗，难怪孔子说“良大夫也，其侈逼上”。可见，礼乐的庶人化亦不罕见。
其次，忠孝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示忠”的对象不再是周王室，而成为各诸侯国君，《诗经》中所讲“‘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的情形已然成为过去时，周室王权已然受到挑战。另外，忠君的概念扩散至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百姓，即要护卫社稷江山，不可弃用民事，《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将死不忘卫社稷”说的便是此理。之于“孝”，是和“礼”分不开的。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若不能树立父母的威信，家无宁日，社会便难以安定，因此，传统孝道认为父母的威信不容违命，应“竭力以役事”，当晋太子申生得知自己要被废黜时，虽知自己是被小人诬陷，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事父以孝”，自杀身亡，并说践行君命矢志不渝叫做恭敬，谨尊父愿并坚定的行使叫做孝顺，如今我若违抗君王的命令，擅自行动，就是不忠不孝，何况我还享受父亲的恩德赏赐，只考虑自己的地位，不顾忠孝，抛弃这美好的品德，那么就“远于孝矣”（《国语·晋语一》），离孝很远了。晋太子的死不可不谓为传统忠孝观的悲剧。当此之时，有臣子认为当“从其义”而不应“阿其惑”，否则必会误国误民，也有臣子持中立态度，“不识义，不阿欲”，无论如何，这都是对传统孝道的怀疑，不盲从父命君命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忠孝观。
孔子自小便接受周礼的教育，对“礼崩乐坏”的社会风气倍感痛心，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便成为周礼的护卫者，《论语·泰伯》所谓个人修养从《诗经》中兴起，自立从学礼中来，最后完成自学乐，通过自身的完善，以正风俗，以淳人情，复兴周礼，国家方能大治。“兴观群怨”说便在这一时代氛围中孕育而成。
二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阐释
对于“兴观群怨”的内涵，历来各有见解。《论语集解》引自于孔安国注的“兴”即“引譬连类”，“群”即“群居相切磋”，“怨”即“怨刺上政”，而“观”则引自于郑玄注的“观风俗之盛衰”；《张载集·正蒙·乐器》中张载认为“兴”可以激起善思，“观”可以观察他人之志，“群”可以使无邪之风传散，“怨”可以疏放于礼义之内；《四书集注》中朱熹认为“兴”是感于志意而发，“观”是观察政治得失，“群”是聚合而不脱离，“怨”则是在合乎礼义的前提下发不愤之作，不伤身害命，这是儒家中庸之道的要求；清代文学大家王夫之则从“诗以道情”的角度出发，认为历代雅俗得失皆出自于“四情之外”（四情即兴、观、群、怨），又能“生起四情”，纵身于此四情之中，情感才不会窒塞不通，而能得到释放。诗中所内含的审美趣味可以支配读者的思想感情，从而对社会发生功效。无论是重视诗的社会功用还是专注于自身修养，亦或将诗教与审美相结合，重视情志的感化作用，都道出了“兴观群怨”的某种功能内涵。
当时人们对诗的看法主要集中于祭祀典礼、外交辞令等方面，顾颉刚先生曾说周代人认为诗有典礼、讽谏、赋诗、言语的功用，而典礼和讽谏是诗本身的功用，赋诗和言语是其引申而来的。“赋诗言志”即是说春秋战国期间，文人士大夫惯于在各种外交宴饮场合引用《诗经》，以至出现“断章取义”的现象，在这里，诗本身的要义已经变得不重要，反而成了言志抒情之诗，不论是劝谏君王亦或是说明自己，讽喻对手亦或是上达下通，《诗经》已被穿上“目的”的外衣。显然孔子便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论语·季氏》中说不学诗，便不能言对；不学礼，便不能立身，学诗继而学礼，最终达到立身处事、参与政事的目的。一个人读诗三百，若“授之以政”，让其去治理国家社会，出使四方诸侯国，他却没有能力应对，诗读再多又有何用呢？诗显然与制礼作乐、治国安邦紧密相连，这便是孔子的诗教观。
“兴”即兴起、兴物，讲的是语言的譬喻、象征作用。孔子十分重视语言的功用，正名说便是此理，名不正、言不顺会引起“礼乐不兴”、“刑法不中”的社会现象，有碍于安邦定国，所以，孔子提出“诗可以兴”的观点，所谓“连类譬喻”是也，通过举同类事物作比喻、象征，以达到礼仪教化的目的，“兴”作为诗经六义之一，即是用眼前景事，“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最终释放人的心怀、情感、志向，“导达以仁”。 “观”即观察、观看，在诗中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社会的风尚以及个人的情志等。而这与孔子的政治观是十分之契合的，《论语·为政》中，孔子表明了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举止、考察他人的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原由、判断他人乐于何种安身立命，从此出发，对自身做出相应的修养完善，从而起到修身治国的作用。《左传》擅引“诗”，即是由于诗中涉及诸多社会风情、人伦教化的内容，诸如农事富民、战争徭役、爱情婚姻、接待诸侯、臣子之心等，皆见于《诗经》，以至钱穆先生评《诗经》实为“西周一代之历史”，君王通过诗经可以通达臣子之情志、人民之心意，由是“制礼乐以治国而安民者”，这其中的精微要义在诗中可谓俯拾皆是。《汉书·艺文志》直言周代统治者设立采诗官，就是为了考察政治得失，以自我内省、自我更正也。
“群”即相互影响、和谐凝聚，在彼此的口耳相传、沟通交流中，将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确定开来。所谓“群居相切磋”，即以一美带动群美，以一高尚带动群高尚，以一和谐带动群和谐，它注重的是上下和睦、团结互助的作用。但应认识到“群”的本质是为和谐，“群而不党”才是“群”，荀子讲“以群则和”（《荀子·荣辱》）亦是此理。其实，纵观古代诗歌创作，历代文人墨客写诗唱和、宴饮赠答等活动，无一不是“群而不流”的表现，诗歌在其中所发挥的正是互相缅怀、互勉互进、相互感染的作用，由此可以见出“诗三百”在复兴周礼中所产生的积极性意义。
“怨”即哀怨、怨愤，诗歌可以抒发人的哀怨愤慨之情，以使悲哀不至于过渡，从而伤身害心，如此才能使社会不失仁义，人人不失礼仪。“怨刺上政”是指诗可以起到指斥时政，讽喻劝谏之用，而“怨而不怒”则说明了此“怨”应符合礼义，不可越度，汉宋儒者的看法正在于“美刺”之说，白居易也认为作诗、作文可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居上位若能保持清明之眼，国家又岂会不长治久安？但我们也应看到，“怨”并不仅仅是讽刺上政，《诗经》当中抒发个人愤懑不平之情的比比皆是，除了可以批判政治，怨妇、征夫、士兵、才人皆可怨，正如钟嵘所说“离群托诗以怨”（《诗品》），这都是人正常的情感抒发罢了。
三 《诗经》以“兴观群怨”
《诗经》是中国周朝时期人民社会生活的全面展示，其中所涉及的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农事诗、征役诗、婚恋诗、怨刺诗、史诗和颂诗等应有尽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论诗以“兴观群怨”的内涵所在。
《豳风·七月》在从事农忙活动的时令当中，表现了不违农时的自然规律，直陈其事，反映了民间的农事劳作；《周南·芣苢》是一首民间歌谣，是妇女在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吟唱的民歌，诗歌简单明快，不难想象当时妇女们劳作时的欢乐美好；《周南·采蘩》则以另一种口吻表现了农事的辛苦和蚕妇的哀怨。这些农事诗是人民在劳作中自然而发的情怀，正是万物“感发志意”的影响，不仅农事诗是如此，反映人民婚恋嫁娶的诗亦是如此。无论是《秦风·蒹葭》想象所爱之人在水的另一边，历经艰险寻求之，还是《卫风·木瓜》君赠我以木瓜，我回君以美玉，亦或是《邶风·静女》中不在乎物有多美，只因那是心怡之人所馈，这些都表现了男欢女爱的美好情感，而《王风·采葛》中因思念而一日如三秋、《庸风·柏舟》中誓言不另寻欢、《卫风·氓》中女子对爱的坚贞等则表现了相思不得相见、相爱不得携手以及见弃于丈夫的痛苦与悲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感于春华秋实、生老病死等，相互吟唱，抒发胸中情思，彼此感染，兴也，群也，怨也。
此外，一些讽刺时政的诗也值得我们深思。《魏风·伐檀》直指统治者的不劳而获，《魏风·硕鼠》也是对剥削阶级的辛辣讽刺。一些征役诗则表现了战争徭役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痛苦与重负，《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豳风·东山》等都是人民在实际战争、徭役、劳作中的有感而发，是众人鸣不平、抒郁结的心理反映，从中我们可以观见当时的社会心态和人民思想，所以孔子说不学《诗经》便不足以立身处事出，诗中所蕴含的人伦之情、君臣之礼、民风民情等不正是最好的教材吗？学诗方可以近以侍奉父母，远以侍奉君王，这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和要义所在。
《诗经》可谓经世致用之学，最是符合儒家的“内圣外王”学说，向内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向外治国安邦、辅佐君王，儒家提倡积极用世，所谓“学而优则仕”便是此理。孔子周游列国虽遭逢怀才不遇，但是仍怀着“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渴望建功于世，孔子论诗正是由此出发，诗以“兴观群怨”，其义便在此。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朱熹：《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杨柏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5] 钱钢：《孔子的功利诗学观及以情为教》，《齐鲁学刊》，1997年第2期。
（何李，厦门理工学院讲师）
关键词：兴观群怨 历史 《诗经》
一 “兴观群怨”说的背景探究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诗论观点，为历代学者所重视，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中重要的诗学观。
《孟子·万章下》提出“知人论世”说，即诵读他人的诗书，却不知其历史背景、古人高下，这样做可以吗？故而须得考较其时代因素。因此考察孔子生活的历史背景，方能正确探究“兴观群怨”的内在意蕴。众所周知，孔子生活于东周春秋末期，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转型或变迁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不断，王权面临着“诸侯莫朝”或“诸侯或不至”（《史记》）的尴尬局面，纵横天下，皆是王土王臣的威势已荡然无存，而其礼乐制度也已崩坏，即“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左传·隐公十一年》），贵族僭礼越规、人们的社会行为远离“礼”的现象已相当普遍，从“礼乐征伐”由“天子出”的“有道”转而成为由“诸侯出”、由“大夫出”进而“陪臣执国命”甚至布衣卿相亦可议政，孔子觉其为“无道”。
首先，“礼不下庶人”的局面被打破，“天子失学，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便是这一现象的反映，教育为官府所垄断的情况不复存在，平民庶子也可以接受教育。《论语·八佾》，“八佾舞于庭”，要知按周礼，八佾（寓意社会地位）只有天子可以使用，卿大夫只能用四佾，但季氏作为正卿，却在自家的庭院里用八佾演奏乐舞，所以孔子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不能容忍这种视“周礼”为无物的僭越行为。《礼记·郊特牲》亦言，“公庙之设于私家”、“大夫之奏《肆夏》”，公庙本是诸侯国君之庙，《肆夏》本是天子诸侯大宴大祭时才能演奏的，大夫是没有资格享受的，然而“由三桓始也”、“由赵文子始也”却说明了大夫越礼之猖獗，难怪孔子说“良大夫也，其侈逼上”。可见，礼乐的庶人化亦不罕见。
其次，忠孝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示忠”的对象不再是周王室，而成为各诸侯国君，《诗经》中所讲“‘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的情形已然成为过去时，周室王权已然受到挑战。另外，忠君的概念扩散至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民百姓，即要护卫社稷江山，不可弃用民事，《左传·襄公十四年》中“将死不忘卫社稷”说的便是此理。之于“孝”，是和“礼”分不开的。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若不能树立父母的威信，家无宁日，社会便难以安定，因此，传统孝道认为父母的威信不容违命，应“竭力以役事”，当晋太子申生得知自己要被废黜时，虽知自己是被小人诬陷，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事父以孝”，自杀身亡，并说践行君命矢志不渝叫做恭敬，谨尊父愿并坚定的行使叫做孝顺，如今我若违抗君王的命令，擅自行动，就是不忠不孝，何况我还享受父亲的恩德赏赐，只考虑自己的地位，不顾忠孝，抛弃这美好的品德，那么就“远于孝矣”（《国语·晋语一》），离孝很远了。晋太子的死不可不谓为传统忠孝观的悲剧。当此之时，有臣子认为当“从其义”而不应“阿其惑”，否则必会误国误民，也有臣子持中立态度，“不识义，不阿欲”，无论如何，这都是对传统孝道的怀疑，不盲从父命君命已然成为一种新的忠孝观。
孔子自小便接受周礼的教育，对“礼崩乐坏”的社会风气倍感痛心，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便成为周礼的护卫者，《论语·泰伯》所谓个人修养从《诗经》中兴起，自立从学礼中来，最后完成自学乐，通过自身的完善，以正风俗，以淳人情，复兴周礼，国家方能大治。“兴观群怨”说便在这一时代氛围中孕育而成。
二 “兴观群怨”说的内涵阐释
对于“兴观群怨”的内涵，历来各有见解。《论语集解》引自于孔安国注的“兴”即“引譬连类”，“群”即“群居相切磋”，“怨”即“怨刺上政”，而“观”则引自于郑玄注的“观风俗之盛衰”；《张载集·正蒙·乐器》中张载认为“兴”可以激起善思，“观”可以观察他人之志，“群”可以使无邪之风传散，“怨”可以疏放于礼义之内；《四书集注》中朱熹认为“兴”是感于志意而发，“观”是观察政治得失，“群”是聚合而不脱离，“怨”则是在合乎礼义的前提下发不愤之作，不伤身害命，这是儒家中庸之道的要求；清代文学大家王夫之则从“诗以道情”的角度出发，认为历代雅俗得失皆出自于“四情之外”（四情即兴、观、群、怨），又能“生起四情”，纵身于此四情之中，情感才不会窒塞不通，而能得到释放。诗中所内含的审美趣味可以支配读者的思想感情，从而对社会发生功效。无论是重视诗的社会功用还是专注于自身修养，亦或将诗教与审美相结合，重视情志的感化作用，都道出了“兴观群怨”的某种功能内涵。
当时人们对诗的看法主要集中于祭祀典礼、外交辞令等方面，顾颉刚先生曾说周代人认为诗有典礼、讽谏、赋诗、言语的功用，而典礼和讽谏是诗本身的功用，赋诗和言语是其引申而来的。“赋诗言志”即是说春秋战国期间，文人士大夫惯于在各种外交宴饮场合引用《诗经》，以至出现“断章取义”的现象，在这里，诗本身的要义已经变得不重要，反而成了言志抒情之诗，不论是劝谏君王亦或是说明自己，讽喻对手亦或是上达下通，《诗经》已被穿上“目的”的外衣。显然孔子便受这种风气的影响，《论语·季氏》中说不学诗，便不能言对；不学礼，便不能立身，学诗继而学礼，最终达到立身处事、参与政事的目的。一个人读诗三百，若“授之以政”，让其去治理国家社会，出使四方诸侯国，他却没有能力应对，诗读再多又有何用呢？诗显然与制礼作乐、治国安邦紧密相连，这便是孔子的诗教观。
“兴”即兴起、兴物，讲的是语言的譬喻、象征作用。孔子十分重视语言的功用，正名说便是此理，名不正、言不顺会引起“礼乐不兴”、“刑法不中”的社会现象，有碍于安邦定国，所以，孔子提出“诗可以兴”的观点，所谓“连类譬喻”是也，通过举同类事物作比喻、象征，以达到礼仪教化的目的，“兴”作为诗经六义之一，即是用眼前景事，“比类而相通，感发而兴起”，最终释放人的心怀、情感、志向，“导达以仁”。 “观”即观察、观看，在诗中可以看到人们的生活、社会的风尚以及个人的情志等。而这与孔子的政治观是十分之契合的，《论语·为政》中，孔子表明了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举止、考察他人的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原由、判断他人乐于何种安身立命，从此出发，对自身做出相应的修养完善，从而起到修身治国的作用。《左传》擅引“诗”，即是由于诗中涉及诸多社会风情、人伦教化的内容，诸如农事富民、战争徭役、爱情婚姻、接待诸侯、臣子之心等，皆见于《诗经》，以至钱穆先生评《诗经》实为“西周一代之历史”，君王通过诗经可以通达臣子之情志、人民之心意，由是“制礼乐以治国而安民者”，这其中的精微要义在诗中可谓俯拾皆是。《汉书·艺文志》直言周代统治者设立采诗官，就是为了考察政治得失，以自我内省、自我更正也。
“群”即相互影响、和谐凝聚，在彼此的口耳相传、沟通交流中，将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确定开来。所谓“群居相切磋”，即以一美带动群美，以一高尚带动群高尚，以一和谐带动群和谐，它注重的是上下和睦、团结互助的作用。但应认识到“群”的本质是为和谐，“群而不党”才是“群”，荀子讲“以群则和”（《荀子·荣辱》）亦是此理。其实，纵观古代诗歌创作，历代文人墨客写诗唱和、宴饮赠答等活动，无一不是“群而不流”的表现，诗歌在其中所发挥的正是互相缅怀、互勉互进、相互感染的作用，由此可以见出“诗三百”在复兴周礼中所产生的积极性意义。
“怨”即哀怨、怨愤，诗歌可以抒发人的哀怨愤慨之情，以使悲哀不至于过渡，从而伤身害心，如此才能使社会不失仁义，人人不失礼仪。“怨刺上政”是指诗可以起到指斥时政，讽喻劝谏之用，而“怨而不怒”则说明了此“怨”应符合礼义，不可越度，汉宋儒者的看法正在于“美刺”之说，白居易也认为作诗、作文可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与元九书》），居上位若能保持清明之眼，国家又岂会不长治久安？但我们也应看到，“怨”并不仅仅是讽刺上政，《诗经》当中抒发个人愤懑不平之情的比比皆是，除了可以批判政治，怨妇、征夫、士兵、才人皆可怨，正如钟嵘所说“离群托诗以怨”（《诗品》），这都是人正常的情感抒发罢了。
三 《诗经》以“兴观群怨”
《诗经》是中国周朝时期人民社会生活的全面展示，其中所涉及的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农事诗、征役诗、婚恋诗、怨刺诗、史诗和颂诗等应有尽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论诗以“兴观群怨”的内涵所在。
《豳风·七月》在从事农忙活动的时令当中，表现了不违农时的自然规律，直陈其事，反映了民间的农事劳作；《周南·芣苢》是一首民间歌谣，是妇女在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吟唱的民歌，诗歌简单明快，不难想象当时妇女们劳作时的欢乐美好；《周南·采蘩》则以另一种口吻表现了农事的辛苦和蚕妇的哀怨。这些农事诗是人民在劳作中自然而发的情怀，正是万物“感发志意”的影响，不仅农事诗是如此，反映人民婚恋嫁娶的诗亦是如此。无论是《秦风·蒹葭》想象所爱之人在水的另一边，历经艰险寻求之，还是《卫风·木瓜》君赠我以木瓜，我回君以美玉，亦或是《邶风·静女》中不在乎物有多美，只因那是心怡之人所馈，这些都表现了男欢女爱的美好情感，而《王风·采葛》中因思念而一日如三秋、《庸风·柏舟》中誓言不另寻欢、《卫风·氓》中女子对爱的坚贞等则表现了相思不得相见、相爱不得携手以及见弃于丈夫的痛苦与悲思，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感于春华秋实、生老病死等，相互吟唱，抒发胸中情思，彼此感染，兴也，群也，怨也。
此外，一些讽刺时政的诗也值得我们深思。《魏风·伐檀》直指统治者的不劳而获，《魏风·硕鼠》也是对剥削阶级的辛辣讽刺。一些征役诗则表现了战争徭役给人民生活造成的痛苦与重负，《王风·君子于役》、《卫风·伯兮》、《豳风·东山》等都是人民在实际战争、徭役、劳作中的有感而发，是众人鸣不平、抒郁结的心理反映，从中我们可以观见当时的社会心态和人民思想，所以孔子说不学《诗经》便不足以立身处事出，诗中所蕴含的人伦之情、君臣之礼、民风民情等不正是最好的教材吗？学诗方可以近以侍奉父母，远以侍奉君王，这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和要义所在。
《诗经》可谓经世致用之学，最是符合儒家的“内圣外王”学说，向内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向外治国安邦、辅佐君王，儒家提倡积极用世，所谓“学而优则仕”便是此理。孔子周游列国虽遭逢怀才不遇，但是仍怀着“天下为己任”的济世情怀，渴望建功于世，孔子论诗正是由此出发，诗以“兴观群怨”，其义便在此。
参考文献：
[1]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
[3] 朱熹：《论语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杨柏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5] 钱钢：《孔子的功利诗学观及以情为教》，《齐鲁学刊》，1997年第2期。
（何李，厦门理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