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藏书《唐才子传》:专为唐代诗人立传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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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人才辈出,诗作极佳。既有“翡翠兰苕”“鲸鱼碧海”的美感,更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技艺。到了元代,出现了一部专门记载唐朝诗人事迹的专书,它就是辛文房的《唐才子传》。鲁迅先生给友人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开的中国文学学习书目中,所列第二种就是此书,可见其地位之高。清人伍崇曜在《粤雅堂丛书·唐才子传跋》中盛赞此书“评骘精审,似锺嵘《诗品》;标举新颖,似刘义庆《世说》;而叙次古雅,则又与皇甫谧《高士传》等相同”。将《唐才子传》与《诗品》《世说新语》《高士传》等相提并论,一方面说明此书诗学价值之大,另一方面也体现其传记水平之高。

辛文房:诗人与传记作家


  史籍中没有对辛文房的专门介绍,根据目前一些零散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辛文房,字良史,元代西域人,家住豫章(今江西南昌),是集诗人与传记作家于一身的人物。大约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早年曾在浙江等地游历学习,元武宗至大年间(1308—1311)曾任国史院编修官,延祐元年(1314)前后任“省郎”(中枢诸省的官员)。
  《唐才子传》中有辛文房的“引”,篇末有“有元大德甲辰春”之语,可知此书成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结合辛文房的生平,他是在二十岁时写成这部书的。又据该书卷十“陈抟”中提及“大节详见之《宋史》云”,可知辛文房应该读过《宋史》。而《宋史》修成是在至正五年(1345)。当然,据学者考证,《宋史》初稿在元初就已经完成,只是由于一些问题没有定稿而已,所以至正五年《宋史》定稿之前,元人著作中已有多人言及《宋史》。考虑到辛文房曾担任过国史院编修官,应该有机会看到《宋史》初稿,所以文中提到的《宋史》是初稿还是定稿,无法确定。即便如此,辛文房任国史院编修官也是在大德八年之后,由此看来,辛文房在大德年间完成《唐才子传》后,又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搜集的资料对此书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能够写成这样一部流传后世的著作,绝对称得上是“早慧”。从现有资料来看,辛文房的诗词水平是很高的。据元代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记载,辛文房在当时跟杨载、王执谦齐名。杨载是“元诗四大家”之一(其他三位是虞集、范梈、揭侯斯),辛文房能够与之齐名,可见他的诗名颇盛。西域诗人马祖常《石田集》卷二有《辛良史披沙集诗》一首,可知辛文房著有《披沙集》若干卷,只可惜已经亡佚。幸赖苏天爵《元文类》录有他的两首诗《苏小小歌》和《清明日游太博园林》,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辛氏的诗歌造诣。《披沙集》的“披沙”二字出自锺嵘《诗品》所载对陆机诗的评语“披沙简金,往往见宝”,辛氏以此为自己的诗集名,颇见其自得之意。
  此外,辛文房的名字也可一说。其名“文房”,是唐代诗人刘长卿的字;其字“良史”,是另一位唐代诗人于良史的名。辛文房以这两位唐代诗人的名字做自己的名字,应该是有意为之的。《唐才子传》中对袭仿前人名号的现象多有论及,比如王贞白是仰慕外号“贞白先生”的陶弘景,所以给自己取名贞白;张碧因仰慕李白,于是仿效李白取字“太白”,而把自己的字取为“太碧”。辛文房对于唐朝诗歌十分热爱,对于唐朝诗人也十分推崇,于是这样为自己取了名字。颇有趣味的是,“良史”的意思是有学识、记事无所隐讳的史官。辛文房写了《唐才子传》这部诗人传记,又做过元朝国史院的编修官,“良史”之字可谓取得恰到好处。

《唐才子传》的内容和编纂目的


  所谓“才子”,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而且古今词义有所变化。据《辞源》“才子”条记载:“古指德才兼备的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十八人,……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后多指有才华的人。《文选》晋潘安仁(岳)《西征赋》:终童山东之英妙,贾生洛阳之才子。”此后,才子专指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才华的人。而《唐才子传》中之“才子”,显然比上面所述的范围要窄。纵览全书,我们发现其中所载的才子,并不是所有有才华的人,甚至不是在文章、书法、绘画等文学艺术方面有才华的人,而是专指那些以诗闻名的诗人,这也就确定了该书的立传范围,即以诗才见长之人。
  《唐才子传》,全书共十卷,281篇,其中“引言”叙写对诗歌流变的看法及本书的编撰意图、立传标准,“六帝”为唐代几位有诗存世的帝王的合传,而“鬼”传则是对那些涉及狐魅鬼怪内容的诗歌作者的类传,并无具体的传主姓名。如果将此三篇剔除,《唐才子传》实有专传278篇,另附录120人于专传后,共为398个诗人立传(实际涉及的人物不止这个数字)。每篇传记大致包括如下方面:传主名字及地域,进士登第年份,生平经历,诗歌创作,与传主或其诗有关的趣闻轶事,诗集或作品的流传情况,辛文房对传主、诗歌或某些诗歌现象的评论等。当然,具体的内容和顺序会随传主的情况而有所变化。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辛文房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部书呢?作者在“引”中做了交代。
  辛文房说自己受到曹丕《典论·论文》的影响,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超越时间,垂于不朽。他接受了诗歌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厚人伦、移风俗”的观点,对诗歌的社会作用十分重视。而唐代,是诗歌的鼎盛时期,辛氏评论说:唐朝历时将近三百年,钟鸣鼎食,挟带着诗歌的雅正之道,中间大概经历三次变化,诗歌在词句上存在大批苦心雕琢的诗人,在声韵格律上达到了百步穿杨的境界,在诗歌法则方面能够齐备,在诗歌语言方面能做到独创。至于其中超逸绝伦的风度,流传不息的气韵,或为登临高处写出的诗歌,或是闲暇时候的轻吟之作,无论古体格律、古风乐府等,都能以芬芳滋润当时之人,以聲韵振起老朽之人。对于唐诗,辛氏知之深而爱之切,认为唐诗有体皆备,无美不臻,成就足以迈越前人。至于唐代的诗人,作者也是十分敬佩,他说:“我悠远地想象他们的高尚情怀,自身也信服他们这样的诗道,然而在探究他们的行迹时,发现其传记资料都是零星、交错地出现,让阅览他们作品的人,对他们的音容笑貌难于了解,仅仅是把那些姓名对上号,却不能分辨其中的关键,我深切地认为这是大毛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辛文房闲居在家时,摒弃一切事务,专心在简册中游目翻检,在史传和文集中用心搜求,进而补全这些诗人的传记资料,并撰写成完整的篇章,资料翔实且均有根据,以此来了解整个唐代诗歌的盛况,而成一家之言。这“成一家之言”的作品,就是《唐才子传》。   此外,还应看到,作者之所以对唐诗十分感兴趣,也是受其生活时代的影响。有学者提出,《唐才子传》是适应宋元之际诗风的转变而产生的。同时,对元诗的祧宋宗唐,又起着一定的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元诗宗唐,史有定论。明人胡应麟就说:“元五言古,率祖唐人。”明末清初王夫之也承认元诗“以矫宋为工”“矫宋诗之衰”。前面提及的“元诗四大家”,也是“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
  一般认为,宋诗至江西诗派时已走进死胡同,诗风转变问题在南宋后期就已经提出来了。转变这种风气的杰出人物,有姜夔、严羽、元好问、王若虚,其中尤以严羽为杰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明确地揭起了以盛唐为宗的旗帜,并以盛唐诗之“妙悟”“兴趣”为美的原则,其最终目的则是复兴诗之“吟咏情性”的传统。元诗之矫宋弊,应该说主要是从严羽开始的。辛文房明显受到严羽的影响,对唐诗推崇备至,他写《唐才子传》也是为诗风转变问题服务的,从结果看,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唐才子传》的编写体例


  首先,在传文编排上,主要是以传主生平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大致是初唐:卷一;盛唐:卷二、卷三;中唐:卷四、卷五、卷六;晚唐:卷七、卷八、卷九;唐末至五代:卷十。需要指出的是,书名《唐才子传》,其中却收录了三位隋代诗人,即王绩、崔信明、李百药。这是作者的疏忽吗?当然不是。此三人虽在隋朝登第为官,但入唐后又履任唐朝官职,而且其诗名显盛时也在唐代,所以被列为“唐才子”是没有问题的。辛氏为其立传,大概也是为了追求“唐才子”资料的完备、齐全。《唐才子传》还为唐、五代之交的贯休、张瀛、沈彬、唐求、孙鲂、李中、廖图、孟宾于、孟贯、江为、熊皎、陈抟等人立传,应该也是基于上述考虑。历代诗歌,唐时而盛,流风所及,荫及五代,五代诗人之人传,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以诗名立传,而不论其人德行、功业、身份如何。对于传主的选择,即其人是否是才子,作者是以诗人的诗名或流传下来的诗歌作品为衡量标准的。也就是说,作者把诗跟诗人的社会地位分开来,即把诗歌从其人的功业上独立出来,从而更加客观地为诗人立传。所以,很多身份显贵但诗歌水平一般的诗人并没有入选,比如魏徵。傅璇琮先生认为此书是“因人而品诗,重点是标其诗格”。辛文房记录才子事迹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人们理解诗歌打下基础,这跟孟子强调的知人论世是一致的。
  正是因为辛氏的这种思想,他才能关注到那些不为当时社会重视的非主流人物,如方外高格(指出家高僧)、逃名散人(指隐逸高士)、上汉仙侣(指修仙道士)、幽闺绮思(指闺阁才女)等。
  具体而言,唐代多隐士,其目的一是性情使然,二是借隐逸以扬名,三是借隐逸以避祸。《唐才子传》广泛地为此类诗人立传,如王绩、孟郊等,其中流露出辛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处世思想。书中为道士诗人立传的也不在少数,除了吴筠、吕岩(洞宾)等人,还有女道士李季兰、鱼玄机等。其中以吕岩的传文最为详细,不仅记载了他与道士钟离权、苦竹真人等的交往及其道术修为,而且多引他的诗文,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进而表达了辛氏对世外生活的向往之情。唐代重佛,佛僧中能诗者众多。比如著名的贾岛,早年出家为僧,号无本。传中记载他骑一跛驴访诗人李余得句:“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又欲作“僧敲”,踌躇之际,不觉冲撞了京兆尹韩愈。韩愈亦重诗,问明缘故,遂共定为“敲”,并结为布衣之交。这一趣闻逸事,使贾岛的形象跃然纸上。《唐才子传》还专门为三位女性诗人立了传,她们分别是李季兰、薛涛、鱼玄机。由此也可以看出,辛氏对待女诗人的态度与一般封建文人不同,他不仅不歧视女性的社会地位,而且还赞扬她们的诗歌成就,这在当时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
  第三,专传之后,时有简论。辛文房曾说自己写此书要“成一家之言”,这“言”主要体现在他的简论上。辛氏针对传主的情况,或论诗,或论事,或论人,随感而发,不一而足,颇具警策。
  细言之,关于论诗,如对王昌龄传的论,认为其诗有建安风骨,比之同时的储光羲,王诗更为峻拔、浑厚、雄阔。关于论事,如在陈子昂传后,辛氏写道:“呜呼!古来材大或难为用,象以有齿,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谓欤!”作者有感于陈子昂丁父忧时,遭县令段简索贿而死于狱中之事,对唐代的社会腐败、贪鄙横行、高才见忌的不公现象表达了不满和愤慨。至于论人,则是《唐才子传》中最常见的,辛氏结合传主的情状,或论其诗誉,或赞其德行,或贬斥不良,因人而异。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唐才子传》的特点和价值


  纵观《唐才子传》,它不仅仅是一部杰出的记载唐代诗人的传记,还可以了解唐代的政治、经济、礼教、文化、习俗等对文学的影响,同时还是论述唐代诗歌风格变化及各位诗人艺术成就的专著。
  此书的特点和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作为一部传记,其人物形象鲜明,突出了性格特征。除去因史料缺乏而无法详细展开的诗人,其他人物读者都可以充分感受到他们鲜活的生命,从而对众多的才子有更深刻的了解。比如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在辛文房的笔下,其“谪仙人’的形象呼之欲出:“母梦长庚星而诞”,“(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贵妃捧砚,力士脱靴”,“长流夜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沉水中”。如此精彩的文字,读者可以充分领略“诗仙”李白的风采,以及他恃才傲物、不事权贵的性格。名气不大的如贾驰,介绍的文字虽然较少,但并不影响让读者了解到一个醉心于科举,却又无路可走的落寞书生的心酸历程。其实,如贾驰者在当时并非少数,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了解了贾驰的经历,也就大致了解了唐代一些读书人的生活。
  其次,本书虽为人物传记,却从多方面展现了唐代社会的风貌。书中所记人物,从隋末到五代,时间跨度在三百多年,他们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流露出时代的影子,而时代也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读者在了解他们生平的同时,也能感受当时社会的点点滴滴。
  举例来说,本书再现了唐代诗歌创作的盛况以及人们对诗歌的推崇。白居易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诗浅显易懂,即使是老婆婆也能明白,因此“胡儿会吟琵琶语,童子解吟长恨歌”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且唐代诗人的队伍在不断扩大,上自王侯将相,下至庶人百姓,都加入了诗歌创作的大军。而人们对诗歌的推崇,也可以从一些轶事中得到反映。书中记载“李涉”这个人物时,说他夜行遇强盗,强盗得知此人是李涉后,说道:“若是,勿用剽夺。久闻诗名,愿题一篇足矣。”李涉欣然题诗一首。即使是强盗,都知道诗人李涉,可见唐诗和唐朝诗人的“闻名度”确实很高。此外,像诗人之间的唱和、集会,就更比比皆是了。   时代环境、人文风俗在本书中也有较多涉及,使人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到唐朝社会的变迁。比如,对王勃的介紹中可以看到滕王阁盛会上王勃作文时的风雅;对李白、杜甫的介绍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社会的动荡,“禄山反,明皇在蜀”,“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对陆羽、张又新的记载中可以看到盛唐时人们饮茶、品茶的风俗,等等。所以有学者将《唐才子传》视为研究唐代社会风俗的宝贵材料,也是十分恰当的。
  第三,我们可以从书中了解唐诗的风格及辛氏对唐诗的理解。本书虽为传记,但作者并非简单介绍人物的生平事迹,还有对各位诗人诗风的概括和评价,且这些评价都是比较中肯的。由此就能了解唐代的诗风,这对我们理解唐诗是颇有益处的。比如杜甫,他的“三吏三别”传诵千古,这也奠定了他作为“忧国忧民”诗人的地位。辛文房用以下文字对“诗圣”的诗歌进行了评价:“为诗歌,伤时挠弱,情不忘君,人皆怜之。”将诗歌内容、诗人品格概括得很精当、妥帖。
  此外,作为诗评家的辛文房对唐诗也有着独到的见解,我们从《唐才子传》中就可以看到他对诗风的认识。作者认为,自南朝以来,古典诗歌格律化的过程到了唐初经过“文章四友”(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及沈俭期和宋之问的发展,终于完成。在对沈俭期的评述中,作者写道:“及俭期、之问,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著定格律,遂成近体,如锦绣成文,学者宗尚。”辛氏认为,后世所称的“近体诗”此时真正出现了,并且得到了后人的推崇。到了晚唐,社会动荡不安,诗风也在发生变化,已经显现出花间词的特点。辛氏对唐末的这种吟风弄月、描摹胭脂水粉的文字十分不屑,他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是放弃个人的声望和利益,而充分关注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荣辱。今天看来,这个观点是有积极意义的。
  最后,《唐才子传》在史料价值上也是很高的。记载唐代诗人传记的主要资料,比较可靠且为人所熟悉的就是旧、新《唐书》。但这两部正史所叙的诗人仅百人,而《唐才子传》叙及的则近四百人,其范围远较两《唐书》为广。不仅如此,两《唐书》所记诗人互有详略,而《唐才子传》则能吸收两书之长,使传记内容丰富了很多。比如,《旧唐书》中“诗家天子”王昌龄传仅有五十五字,而《新唐书》则增至九十九字,到了《唐才子传》,则多至一百八十字,不仅内容丰富了,而且表现了当时人对王昌龄之死的同情以及对他的崇敬之情。
  纵观《唐才子传》的内容、体例、特点和价值,应该说,这部书凝结着作者辛文房对于有唐一代诗歌流变研究的心血,也倾注了辛氏作为诗人对于诗歌艺术的诚挚感情。此书无论是作为传记,还是作为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典籍,都有它独特的成就,后人对此书大加推崇,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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