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子都是中空的，而我名叫‘竹内实’。”竹内实先生常向新认识的朋友这样介绍自己，听到的人都笑呵呵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他是日本最著名的中国学家之一，曾被日本学术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竹内实先生并不喜欢这些赞誉，但他名副其实。
　　1994年9月，竹内实先生作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的日方主任教授，与我工作一年半，为研究中心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是中国教育部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共同执行的一项政府间教育交流合作项目。
　　借助这次共事经历，我与竹内实先生成为好朋友。如今得悉他逝世的消息，忍痛回忆过往，愈加感到先生胸怀之博大、思想之博爱。他对中国的爱恋丝毫不亚于爱自己的祖国。
　　竹内实先生于1923年6月12日出生在中国山东省张店。父母原为日本爱知县人，在中国经营旅馆为生。母亲对竹内实寄予厚望，鼓励他从小学三年级起随中国先生学中文。两年后的1934年，母亲决定移居长春，竹内实未能读完一本中文课本，就不得不转而去学另一本书——“日本”。
　　当时的“满洲国”号称“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竹内实却发现随处可见日本人对中国人施暴：人力车夫仅为讨要车费，就吃到日本人一顿老拳。这让他真切感受到当时中国人经受的苦难。
　　1942年，竹内实回国就读于二松学舍专门学校，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毕业后转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中国文学。
　　他19岁才回国，痛感难以融入日本社会。但更令其痛苦的则是中国变得遥不可及。为填平乡愁，他很自然地选择了研究这个国家。因为从小生活在社会下层，未沾染在华日本人的优越感，且比他们更多地耳濡目染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他更能看清和理解真实中国。
　　竹内实热衷和迷恋普通中国人的世俗生活。为研究北京民俗，他还曾学着逗弄蛐蛐，满脸天真的表情。一次到我家做客，见到我那上小学的儿子，他居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竹筒，装着一只叫声清脆的金钟儿虫，孩子立刻被逗乐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竹内实保持着鲜明的左翼立场，热情奔忙于中日友好运动，还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接见。但他坚信两国真正需要追求的是相互理解，还曾屡屡表示“友好容易理解难”。竹内实认为，两国实现相互理解的基础是历史认识问题，特别是战争责任问题。
　　他始终保持着冷静思考历史的习惯。有一位参战的亲戚战败前回国，没事就教竹内实如何打领带，却从不愿谈及发生在中国的一切。与这位亲戚有过相同经历的人，也大多保持着沉默。此一现象被竹内实称为“可怕的沉默”。他认为，这沉默背后所掩藏的问题不会自己消失，只会永久阻隔在两国人民之间。他公开宣称，历史教科书上应写明1931年以后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侵略，要让历史事实在日本民众心里扎根。这也是日本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一种赔偿。
　　他的冷静思考还体现在对中日关系的寄望。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为防止人们对“中日友好”产生过多幻想，竹内实提出了警告：只有当“友好”不只挂在嘴上的时候，两国才能成为真正相互融洽的邻居。
　　竹内实对中国文学家充满敬意，对他们的作品推崇备至。1960年，他在访问中国时结识赵树理和老舍等人，对其文字敬佩不已。对于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批判知识分子的斗争，他在文章中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反感。
　　“文革”开始不久，竹内实就听说自己认识的几位作家惨遭批判。而日本左派纷纷盛赞“文革”，他立刻发出刺耳的反对声音，也因此而被孤立。1971年3月，竹内实更是不满于东京都立大学教职员支持学生“革命造反”，愤然辞去教职。
　　辞职后生活成了问题，便想到写本书。竹内实对中国的研究，先从文学入手，并在精神上与中国文学产生一种认同，甚而将自己视为中国文学的“同路人”。但一场“文革”让他失去了这个“同路”的对象，那对象甚至被批判成“反革命”。有感于此，他便决心写一本类似于“墓志铭”的书，这就是后来的《现代中国的文学：进程与逻辑》。此书实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史，他在书中提出了胡风无罪等看法。
　　让竹内实进一步享有盛名的是他对毛泽东的研究，他认为毛泽东首先是一位文学家和诗人。竹内实主编有《毛泽东集》《毛泽东集补卷》等，这些作品都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重要资料。此外，他还出版《毛泽东：诗与人生》《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毛泽东初期词文集——中国向何处去》。
　　竹内实一生情系中国，最大的梦想就是让中日两国人民能真正相互理解。但如我们今天所见，这一梦想距离现实仍有一段距离，这更显出他的睿智与远见，正所谓“友好容易理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