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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任何事，不做则已，做就非要做彻底
我第一次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是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一年我17岁。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课，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那就是严肃。
记得头一回去上他的课，预备铃摇过以后，以为先生总要迟到一会儿的我们随便唱着、喊着、笑着、骂着走向教室，推门进去，先是吃了一惊：李先生已端坐在了讲台之上。见此情景，大家都低着头、红着脸，赶紧去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李先生露在讲桌上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是不差的。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粉笔。钢琴的琴衣解开着，琴盖也已经翻起，黑板上已写好了本课的重点。李先生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讲桌后面，直到上课铃响，他才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就开始讲课了。
一位同学在上音乐课时，不唱歌看起了别的书，还有一位同学在上课时，往地板上吐了一口痰，以为李先生看不见，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而是等到下课后，才会叫住个同学，让他等一等再出去。等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就会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位同学和气地说道：“下次上课时，不要再看别的书了。”或是：“下次你要吐痰，不要吐在地板上了。”说过之后，他还又会微微地向这位同学一鞠躬，表示“你可以出去了”。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一次下课后，最后出去的同学无心地把门一拉，碰出了很大的声音。李先生随后从门里走出来，满面和气地叫住那位同学，请他进到教室里去。当这位进到教室里后，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他说道：“下次走出教室，要轻轻地关门。”然后又是微微地向这位同学一鞠躬。
还有一次上弹琴课时——因为我们是师范生，人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我们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一个同学突然放了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同学们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而李先生只是微微地皱了下眉头，管自弹奏，直到那股难闻的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开来。下课铃响，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在同学们还未走出门时，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请等一等再去，我还有一句话。”于是，大家又肃立，这时就听李先生又用他那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道：“以后放屁，请到门外去，不要放在教室里。”接着又是一鞠躬，表示我们可以走了。同学们都忍着笑，一出得门来，便都快跑，跑到远处大笑了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在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都更加严肃。同时对于这位李先生，也比对其他教师都更敬仰。那时的学校，最重要的课是“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教这三门功课的教师都是最有权威的，而在我们学校，音乐教师才是最有权威的，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是国为他学问好，音乐好，主要还是因为他态度认真。他一生的最大特点就是“认真”。对于任何一件事，不最则已，做就非要做得底不可。
李叔同先生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他父亲的第五位姨太太生的。他父亲生他时，已经七十二岁了。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就故去了。青年时代，他陪着生母南迁到了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一个著名的沪学会，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便为沪上许多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滩。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时，作过一首《金缕曲》，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悉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读这首词，不难想见当时他是何等的聚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啊。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予了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乃当时上海一等一的翩翩公子。这也显示出了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当他立意要做一翩翩公子时，就彻底地做了一个翩翩公子。后来，他到了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起西洋文明来，立刻就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了一个留学生。人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他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原本就学得很好，到了日本，他又买了许多西洋文学的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版《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的全面进攻，对西洋的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他在日本还创办了一个春柳剧社，曾演出西洋著名悲剧《茶花女》，并在剧中扮演了茶花女。这张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了我，惜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在那张照片上：先生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脑后，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我还见过他很多在日本时的生活照：大都是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眼、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他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做一个彻底的留学生。
先生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又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了两个学校的课，每月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了助教，在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了教师，这一变，变得也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换上了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眼镜也换成了黑色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是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干净，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象，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句诗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也很适用。这是他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要做教师，就做一个彻底的教师。 我二年级时，图画也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人描得像样。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贴在黑板。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写生的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到此时，才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着实物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要再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就较为详细了。
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现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台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来写生，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了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都交给了我，叫我引导他们。他自己则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月之后，我去看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了一个影，照片上有闻玉题的“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张照片后来还被制成明信片分送给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变为了道人。学道就断食十七日，这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但李先生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后不久，他就改学佛了。他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的影响。他出家前数日，曾带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名叫程中和的先生。程先生原是军人，退伍后住在玉泉，当时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了很久。此后不久，我又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正是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又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才知道是他的法名叫弘伞）。回去后，我对李先生讲了程先生的事，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了，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赠送给了我们三个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回来后，便分了他的“遗产”。再去看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从此，我便改口称他为“法师”了。
弘一法师的僧腊是24年。在这24年当中，我颠沛流离，他则是一贯到底，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很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约束，严肃认真至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是“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的生活是非常认真的。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他写个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还有一次，我寄回件的邮票去，多了几分。他便把多的几分寄还给我。以后，我再寄纸或邮票时，都会预先声明：余多的就送与法师。更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我请他在藤倚上坐。他坐前先把藤椅轻轻地摇动了几下，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忍不住就问他为何要如此。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了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他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再变为教师，三变为道人，四变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就像个青衣，起老生就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现在弘一法师已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准备迁往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要替法师画一百帧像，分送给各地的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这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
我第一次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是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那一年我17岁。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课，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那就是严肃。
记得头一回去上他的课，预备铃摇过以后，以为先生总要迟到一会儿的我们随便唱着、喊着、笑着、骂着走向教室，推门进去，先是吃了一惊：李先生已端坐在了讲台之上。见此情景，大家都低着头、红着脸，赶紧去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李先生露在讲桌上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是不差的。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以及粉笔。钢琴的琴衣解开着，琴盖也已经翻起，黑板上已写好了本课的重点。李先生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讲桌后面，直到上课铃响，他才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就开始讲课了。
一位同学在上音乐课时，不唱歌看起了别的书，还有一位同学在上课时，往地板上吐了一口痰，以为李先生看不见，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而是等到下课后，才会叫住个同学，让他等一等再出去。等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就会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位同学和气地说道：“下次上课时，不要再看别的书了。”或是：“下次你要吐痰，不要吐在地板上了。”说过之后，他还又会微微地向这位同学一鞠躬，表示“你可以出去了”。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一次下课后，最后出去的同学无心地把门一拉，碰出了很大的声音。李先生随后从门里走出来，满面和气地叫住那位同学，请他进到教室里去。当这位进到教室里后，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对他说道：“下次走出教室，要轻轻地关门。”然后又是微微地向这位同学一鞠躬。
还有一次上弹琴课时——因为我们是师范生，人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和两架钢琴——我们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一个同学突然放了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同学们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而李先生只是微微地皱了下眉头，管自弹奏，直到那股难闻的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开来。下课铃响，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在同学们还未走出门时，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请等一等再去，我还有一句话。”于是，大家又肃立，这时就听李先生又用他那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道：“以后放屁，请到门外去，不要放在教室里。”接着又是一鞠躬，表示我们可以走了。同学们都忍着笑，一出得门来，便都快跑，跑到远处大笑了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在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都更加严肃。同时对于这位李先生，也比对其他教师都更敬仰。那时的学校，最重要的课是“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教这三门功课的教师都是最有权威的，而在我们学校，音乐教师才是最有权威的，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是国为他学问好，音乐好，主要还是因为他态度认真。他一生的最大特点就是“认真”。对于任何一件事，不最则已，做就非要做得底不可。
李叔同先生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他父亲的第五位姨太太生的。他父亲生他时，已经七十二岁了。他出生后不久，父亲就故去了。青年时代，他陪着生母南迁到了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一个著名的沪学会，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便为沪上许多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滩。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时，作过一首《金缕曲》，词曰：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悉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读这首词，不难想见当时他是何等的聚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啊。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予了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乃当时上海一等一的翩翩公子。这也显示出了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当他立意要做一翩翩公子时，就彻底地做了一个翩翩公子。后来，他到了日本，看到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起西洋文明来，立刻就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了一个留学生。人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他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原本就学得很好，到了日本，他又买了许多西洋文学的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版《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的全面进攻，对西洋的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他在日本还创办了一个春柳剧社，曾演出西洋著名悲剧《茶花女》，并在剧中扮演了茶花女。这张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了我，惜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在那张照片上：先生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脑后，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我还见过他很多在日本时的生活照：大都是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眼、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他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做一个彻底的留学生。
先生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又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了两个学校的课，每月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了助教，在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了教师，这一变，变得也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换上了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眼镜也换成了黑色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是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干净，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象，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句诗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也很适用。这是他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要做教师，就做一个彻底的教师。 我二年级时，图画也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四十余人中，竟没有一人描得像样。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贴在黑板。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写生的兴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到此时，才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着实物写生出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要再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就较为详细了。
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现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台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来写生，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了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都交给了我，叫我引导他们。他自己则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月之后，我去看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十七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了一个影，照片上有闻玉题的“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张照片后来还被制成明信片分送给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变为了道人。学道就断食十七日，这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但李先生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后不久，他就改学佛了。他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的影响。他出家前数日，曾带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名叫程中和的先生。程先生原是军人，退伍后住在玉泉，当时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了很久。此后不久，我又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正是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又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才知道是他的法名叫弘伞）。回去后，我对李先生讲了程先生的事，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了，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都赠送给了我们三个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回来后，便分了他的“遗产”。再去看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从此，我便改口称他为“法师”了。
弘一法师的僧腊是24年。在这24年当中，我颠沛流离，他则是一贯到底，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律宗。律宗是很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约束，严肃认真至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断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是“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弘一法师的生活是非常认真的。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他写个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还有一次，我寄回件的邮票去，多了几分。他便把多的几分寄还给我。以后，我再寄纸或邮票时，都会预先声明：余多的就送与法师。更有一次，他到我家来，我请他在藤倚上坐。他坐前先把藤椅轻轻地摇动了几下，然后才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忍不住就问他为何要如此。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会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了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他做人极度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为留学生，再变为教师，三变为道人，四变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就像个青衣，起老生就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缘故。
现在弘一法师已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准备迁往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要替法师画一百帧像，分送给各地的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这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会永远铭刻在我的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