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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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塔莎1919年出生于圣彼得堡,是列宁格勒保卫战的亲历者。在列宁格勒保卫战期间,先参加了警察队伍,在拉多加湖开通“生命之路”后,与其他500余名战友一起负责这条“生命之路”的警戒和维持秩序工作。她是目前仍在世的不多的“生命之路”上的女兵。二战胜利后,进入当地工厂工作,直至退休。
  饥饿围城
  德军占领不了列宁格勒,便围困列宁格勒,大封锁带给列宁格勒的是饥饿和死亡。娜塔莎看见面前的人因饥饿倒下,也亲眼目睹有人砍尸取肉。
  娜塔莎在自己的寓所里接受了专访,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位老人一直住这幢已经有些年岁的筒子楼里。老人说她从未想过离开圣彼得堡,正如70多年前那样,即使德军兵临城下,有机会离开的娜塔莎也未曾想过要离开这座城市。
  当时,德军兵临城下,城市中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已奔赴前线。娜塔莎从高中开始就学习开枪。很快,教官就注意到这位年轻的姑娘,因为她的枪法特别准。“我特别想上前线”,娜塔莎说。她表示,当时列宁格勒的年轻人很少愿意留在城市中,都希望能奔赴前线为国家效力。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第二大城市,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更名为列宁格勒,1991年又恢复原名为圣彼得堡。
  然而,在1941年11月8日之后,列宁格勒的形势危急起来。德军占领了提赫文,切断了苏联从内地向列宁格勒运送粮食的线路,列宁格勒被德军重重包围,300万列宁格勒军民陷入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饿之中。
  因为列宁格勒的象征意义,希特勒渴望重重地惩罚这座城市,因为苏军的殊死抵抗,希特勒发现自己不能实现完全征服,于是决定封锁列宁格勒,以便让饥饿配合,从而实现占领。
  娜塔莎亲历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因为封锁,粮食成为列宁格勒最为稀缺的东西,居民的面包定量先后5次降低,到当年11月20日已经降至仅能维持人生命的最低限量:高温车间工人每人每天375克,一般工人和技术人员250克,职员和儿童仅125克。
  娜塔莎说,当时的列宁格勒城内,剩下的几乎都是女人,因为男人都上前线了,有人饿死了,亲人连将其送到墓地的力气都没有,只有请志愿者帮忙。
  “生命之路”
  拉多加湖的冰上公路,在大封锁期间成了列宁格勒获取支援的唯一通道。娜塔莎和战友们守护着这条“生命之路”,除了负责警戒敌情和维持秩序,他们还要严密观察冰层的变化。
  德军三面包围列宁格勒,与内地的陆路交通线都被切断,拉多加湖成为这座城市能够从外界取得粮食的唯一通道。
  拉多加湖,是欧洲最大的淡水湖。它的南北长200多公里,东西最宽处达124公里,湖水最深处225米,平均湖深51米。它的湖水变幻莫测,常有可怕的风暴巨浪。
  娜塔莎回忆,随着1941年11月下旬,拉多加湖进入冰冻期,水路也无法运进粮食,列宁格勒的粮食供应更加吃紧,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人因饥饿而死,大街上到处可见饥肠辘辘的人们。
  于是,列宁格勒军事委员会决心在拉多加湖上,开出一条冰上汽车运输线,最终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1月22日晚,第一列车队顺利通过,60辆大卡车带来了列宁格勒城最为稀缺的粮食。
  在1941到1942年间冬季,列宁格勒处于饥饿围困最艰难的期间,正是这条24小时通行的冰上公路挽救了这座城市,成为列宁格勒取得外界支援的唯一通道,因而得名“生命之路”。
  渴望上前线拿枪战斗的娜塔莎并未如愿,入伍后的她先是在列宁格勒当了一段时间的警察,后来当拉多加湖的生命之路开通之后,她迅即被派往拉多加湖,负责警戒和维持“生命之路”的秩序。
  娜塔莎和近五百个战友一起,每天都站在生命之路上执勤,每隔一公里就有一个人,还有一些人机动巡逻,除了应付突发情况,还得花很大的精力去观察冰层的变化,如果发现那里冰快破了,就要通知车队,临时更改路线。
  “大多数时候,我就像一个交警一样,维护生命之路的秩序,安排车辆和人流的方向。”娜塔莎说。
  这位女兵记得,最初时,拉多加湖上的冰还不是很牢靠,载着沉重物资的卡车经过,时常会发出令人担心的吱吱声,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因为载重,发生冰裂后,时常有车子掉进湖中,“一般都是从车尾往下掉”。但有一次,娜塔莎见到一辆卡车掉进冰窟窿,它是车头先掉进去,车灯还亮着,司机最后牺牲了。
  因而,在拉多加湖忙碌的生命之路上,所有车子的车门都是打开的,一旦遭遇冰裂,司机可以迅速跳车。
  “那个冬天很神奇”,娜塔莎说,“从来没有这么冷过”,最冷的时候零下五十摄氏度。每天站在“生命之路”上警戒的娜塔莎,注意到“路”上的来来往往:进入列宁格勒的都是粮食和军人,更多的老人、孩子以及珍贵的油画、宝石则经“生命之路”运出。
  满船孩子
  在“生命之路”上,娜塔莎每天都能见到生离死别,也总能调整情绪更尽力工作,可当她看到遇袭孩子们的帽子和布娃娃漂回岸边时,这一幕成了她一生都没甩掉的噩梦。
  尽管工作枯燥,而且还有寒冷和饥饿相伴,但娜塔莎对自己在“生命之路上”的工作非常负责,她觉得这也是在保卫伟大的列宁格勒。
  一次,娜塔莎拦住了一位上校的车,他想插队排在几辆民用车辆前面去。坐在那几辆车里的,都是孩子。娜塔莎坚决不答应,她拿着枪警告上校:“如果你开过来,我会把你的车轮打破。”
  除了偶尔和骄纵的权贵打交道,更多的时候,娜塔莎要防着德军的“突袭”。
  德军尤其憎恨这条路,千方百计地想破坏,“他们知道,如果这条生命之路中断,列宁格勒就完蛋了。”
  除了炮击,德军还经常派出飞机空袭。娜塔莎说,德军飞机会故意飞得很低,“有时候甚至都能看见德军飞行员可恶的笑容”,“他知道你不敢打中飞机,因为飞机掉下来,会把冰砸碎”。
  因此,监测部队会设法提前预謦,娜塔莎说,当看见空中有探照灯部队用灯打出十字架的图形,就知道德军飞机要来,此时防空部队会努力将德军飞机在靠近“生命之路”前打下来。后来,为了阻断生命之路,德军想出了更为恶毒的“点子”,把地雷伪装成罐头的样子,饥饿的人们都以为是吃的,猛地扑上去打开,结果爆炸……当时的生命之路上,德军扔下的这种“罐头”很多,因为没有人力去清理,主要靠人提醒,切勿靠近。   在生命之路上,娜塔莎几乎每天都要亲眼目睹类似的生离死别,这位年轻的女兵设法调整自己的情绪,保证生命之路的畅通。她一遍又一遍检查冰层的厚度,如果发现可疑的地方,会提醒驾驶员小心通过。
  一次一个年轻的司机大哭不止,因为车被卡住,不能动弹,小伙子急着把车上的面粉送进城内,因为有很多奄奄一息的孩子正等着这救命的粮食。
  娜塔莎帮小伙子把车修好,司机说:“我代孩子们谢谢你!”每到这样的时刻,娜塔莎就会感觉到虽没上前线,但自己的工作还是非常重要。
  然而,在这条“生命之路”上,娜塔莎也有她的“噩梦”。那是在开设之初,1941年的秋天,拉多加湖还没结冰,还是一条水上运输线。一次,在湖边执勤的娜塔莎帮着孩子们上船,那是一座孤儿院的孩子们,战事吃紧,大人们决定将孩子安全转移出去。娜塔莎记得这些孩子都戴着或白色或蓝色的帽子,孩子们叽叽喳喳地上船,坐定,顺利开船。哪知,几个小时后,娜塔莎在岸边愕然发现了好多白色、蓝色的帽子,还有先前孩子们拿在手上的布娃娃,它们随着湖水漂荡,漂向湖边。
  那一刻,娜塔莎几近崩溃,她得知这艘船遭遇了德军空袭。“整整一船都是五六岁的孩子啊!”其后,娜塔莎时常会做噩梦,哪怕是老了之后。每次在梦中,娜塔莎都能见到那些白色、蓝色的帽子。
  神枪老太
  战争留给娜塔莎的,是对于射击的爱好,她常常是公园里的射击游戏赢家。而对于曾经守护的“生命之路”,娜塔莎每年都要去看两次。
  在生命之路上,娜塔莎见识了战争的残酷。“战争伤害最大的就是孩子”,娜塔莎说。
  有一次,一辆车好不容易从列宁格勒开出。车上都是孩子,孩子们的衣服很少。到了生命之路上,娜塔莎把车门打开,“车里的孩子全部冻死了!”娜塔莎说,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才会想这些事情,才会感觉到害怕。而工作时,因为非常辛苦,“没有时间去害怕”。“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被德国人抓去。”娜塔莎说,战死都没关系。娜塔莎介绍,苏联人竭力保护着生命之路的畅通,在这条路的两侧,左手边是德国人,右手边是芬兰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她去过德国人“扫荡”过的村子,看见了一个苏联士兵,背后被德国人划出一条大口子,伤口里撒满了盐——他被德国人活活折磨至死。
  寒冷加上高强度的工作,连送去监狱都被看做是一种“享受”。一次,一位少将到生命之路上视察,附近路段路灯没了。少将有些生气,批评一位士兵,没有保护好路灯,应该被送到监狱关几天。将军问那位士兵:愿不愿意去?结果士兵果然回答:愿意!包括将军在内,现场笑成一片。“监狱里有吃的有喝的,还不用劳动”,娜塔莎解释。也正是在和娜塔莎一样列宁格勒人的保护下,生命之路始终保持畅通,运进城内的粮食也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到了1942年4月,列宁格勒城内的饥饿终于有所缓解。当时列宁格勒城市的一位领导人就曾风趣地表示:“好啦!现在我成为一个富人了,因为我已有了十二天的粮食啦!”
  1944年1月27日,娜塔莎终生记得这个日子,这一天是列宁格勒的解放日。“乌拉!”“乌拉!”的欢呼声在城内外此起彼伏,人人都在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战后,娜塔莎进入到工厂工作,失散的母亲和姐姐也回到列宁格勒——战前,她们被德军俘虏至德国劳动,反倒躲过了列宁格勒的大饥饿。
  对于射击的爱好,娜塔莎始终保持,她发挥的场地变成了公园的游戏场。这位老人大笑着回忆,前些年,还能走动时,她就常去公园。那儿有常见的射击奖励礼物的游戏,“很多男人都打不中,我全中,每次都赢了好多礼物回来”,一边说,娜塔莎一边哈哈大笑。
  至于拉多加湖,那是娜塔莎战后生活的另外一个关键词。她每年都要去看两次,夏天一次、冬天一次。
  董岩据中新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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