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王孟奇先生是个真“文人”。也有人说他是一位“新文人”，尤其是一位“新文人画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称谓都有道理。通过这些称谓，人们无非是想说明一点，王孟奇先生是个具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风范的知识型的人——真正的读书人。但细细想来，却又不十分恰当。这倒不是说王教授不是这样的人，而是因为“文人”、“文化人”、“新文人”等概念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笼统地一下子用来称呼王孟奇先生，不容易说清楚，反而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倒觉得还是称他“知识人”比较好，也就是通常人们认为的那种“知识分子”的“知识人”。称“知识人”，比称“知识分子”要贴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恢复。
　　我们知道，“文人”，是旧时代对“知识人”的一种称谓。“文人”与“文化人”有所不同，两者之间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将“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上”化。后者则相反，乃是把“形而上”的东西“形而下”化。一般情况下，“文人”可能同时也是“文化人”，但“文化人”却不一定是“文人”，特别是真“文人”。关于文化，本来是指一种文治教化，“修文化而服遐荒，耀武威而平九有”。后来，文化则泛指一个人运用文字的能力及所具有的书本知识的综合，是通常我们所谓的有没有文化之所指。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的“文化”，也主要是指这个层面，但更多的还是仅限于基本“知识”的层面。其实，这是片面的。文化，不仅仅就是如此，有“知识”不等于就有“文化”。也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简单积累的问题，而应该是在这个“知识”积累的基础上的一种深化（或者说升华）。“知识”的简单积累，仅仅是“文化知识”而已。再说了，有“文化”（“文化知识”）也不等于就有“文化素质”。一般来说，“文化素质”是多方面修养和多方面准备的结果，不仅仅就是“文化知识”这么简单。有“文化知识”的人，不一定是有“文化素质”的人；有“文化素质”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个有“文化知识”的人。另外，有“文化知识”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有“文化素质”的人，但有“文化素质”的人，一定是个有“文化知识”者。仅仅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如果一点都没有，充其量只能有“素质”，而不能加“文化”。“素质”与“文化”之间，往往前者远比后者来的重要。光有“文化”而没有“素质”，有时候很可怕，尤其是动荡年代。
　　还有，“文人”其实也没有本质上的“新”与“旧”的问题。如果非要把“文人”分出新旧，那也有两个方面的指向，一是时间概念的，另一个观念概念的，即“新文人”及“新文人画家”。再说了，“新文人画家”也不等于就是“新文人”，反之亦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画家”不管是“新”是“旧”，一定要是个“文人”，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画家”，仅仅是个停留在技术（技巧）层面的“匠人”（画匠）而已。这样的人，充其量是个绘画工作者，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画家”，更不能成为“大家”或“大师”。
　　王孟奇先生是当下具有真正意义的典型的“知识人”，自然也可以说是具有当代意义的“新文人”、“新文人画家”（尽管“新文人画家”的命名有些牵强）。这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性情上和人格上，而且在他的绘画作品中，也确确实实体现了这种“文人”和“文化”的气息。他不像时下那些自命不凡、四处张扬地高调标榜自己的一些画家（文学上叫“火锅作家”）。那些人虽然标榜得极“文人”，也似乎很“文化”，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却丝毫看不出“文化”的东西来。事实上，他们大都是在无病呻吟，顾影自怜。其实，大家都知道，真正做学问，无论文学还是艺术，抑或是其他人文领域的各种形式和载体，不是宣传的问题，也不是政治化的问题，而应该是取一种严肃的态度。名气、位置和学问的本身并不是一回事。大学问家往往是沉寂的，也必须有一个寂静的过程（沉寂期）。所以，古人在这方面有“藏之名山”之说，并把著书立说之事称为“名山事业”。一个人的人文修养，必须沉寂下来读书，也是唯一行径（老舍先生说的，“除了读书，还是读书”）。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也可以净化一个人的心灵，蔚为大观了，还可以影响并转变一个社会的风气。不过，也只有人静了，心净了，才有所思，才能成就学问，尤其是大学问。试想想，一个终日躁动的人，有真学问，你信吗？所以，王孟奇先生的谦逊、淡泊的低调人生，是一个真“文人”的本来，也是做学问的基础和根本，更是一种觉悟和睿智。
　　也正因为王孟奇先生这些年来的低调平和的态度，所以，当你接触他的时候，一种“文人”的风采和“知识人”的精神展现在你的面前，并有一种久违的亲切。不仅如此，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感觉到了这样一种气息存在。这种气息，不仅充分体现出了一种“德”和“道”，也体现出了一种理想和庄严。他中国画法古而不泯于古，有古人也有自己，他入道深，也能信道笃，因而笔下就流动着无限的诗思和极高的品格。从“文人画”的角度看先生的中国画，是传统意义的那种纯“文人”的，同时，又是具有当代意义的“新文人”的。从“新文人画”的角度，先生不仅是“新文人画”的代表性人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远远溢出甚至超出“新文人画”的那种人们普遍认同的定势的东西，并相对于“新文人画家”来说，其纯度和深度，或者说那种文人性、文化性、人文性要更典型、更适切。
　　说实话，我喜欢王孟奇先生的画，胜过喜欢许多当下别的画家的作品，尤其是别的“新文人画家”的作品。他的作品，无论是笔墨、画境，还是气场，都是地地道道的，是根底深厚的深层切入的一种浅层流露，是正宗的中国元素、中国风韵，的的确确是民族的东西，并不乏上层读书人的风韵雅味。欣赏他的中国画，扑面而来有一股清静之气，有一股纯净之气，使你有一种说不出的心动和情怀。这种心动是情不自禁的，发自心底的，这种情怀也是“天籁”式的，在当下，也几乎只有在先生的作品中才能体会到这样的气息。因此，先生的作品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艺术作品“美”，也不仅仅是中国画的精神，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一种风范，一种先见的指向。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王孟奇先生是纯“文人”、真“文人”，也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文人”，当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新文人画家”。先生的中国画，路子是正的，也有能力驾驭，正如先生自己说自己，“起码知道中国画是怎么回事”。他一向认为“艺术作品唯有高下之分，而没有精华之别”，只有“学得聪明，悟得彻底，自能化腐朽为神奇”。一个艺术家，特别在当下，只有“立足高处”，哪怕面对的是“此起彼伏的时尚潮流”，也是可以“从容淡定”的，“在俗人和庸人那里，再精华的东西，也是糟粕”。本来亲近中国画就是一种缘分，学习和从事它也意味着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不同的艺术家对待艺术的态度是不同的，见解也不尽相同。黄梨洲批判程朱，但推崇王阳明，顾亭林提出“经学即理学”，极力反对王学。王船山“希张横渠之正学”，激烈批判陆王，对程朱则有批判亦有所肯定。
　　王孟奇用自己的作品，用他灵魂的那份淡定，用他生命的那份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当代中国画输入了一种执著，一种韧性，一种自我，一种态度。应该承认，王先生的中国画，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定的启蒙意义，在当下也是一种教化。
　　
　　王孟奇
　　1947年生，江苏无锡市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界公认的“新文人画”的代表性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