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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国初期到现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50多年了。这50多年中,特别是近30年来,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虽然有过反复,但是总体上说,已经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进展。其中尤其可贵的是,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和研究这些历史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重要价值。王贵秀教授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一书,就是对我国长期政治体制改革经验教训进行总结的一个可贵尝试。
在该书中,王贵秀教授通过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经验教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以及他对这几个问题所阐述的理论见解,突出表明了这样几个重要观念,即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新的革命,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从人治走向法治。
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究竟怎么看,这直接关系到对政治体制改革持什么样的态度、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1985年3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这里所说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整个改革而言的。这就是说,中国在新时期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因此,必须采取“革命性”的措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且对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地向前推进。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也是我们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强调的政治目标。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党的领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要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车家的基本方略。”由此可见,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最终目的。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时,不管对其中的什么问题说得多么清楚、多么系统,若是没有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本质要求”来对待,那就说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没有起码的认识。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不是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最高目标来对待,是检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
王贵秀教授通过对我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政治思维变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成果,即“从人治走向法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从各个方面探索这场政治动乱发生的深刻原因,很快就在一个重要观点上达成了共识: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国家、党、政治,在根本制度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一点,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认识得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刻了。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届四中全会重新强调“依法执政”、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这是我们在“从人治走向法治”道路上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党、政府来说,是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国家、执政党、政府体制上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执政党: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政府。人治被否定了,法治得到了明确而充分的肯定,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维护这个宝贵的历史成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这个历史进程。
在该书中,王贵秀教授通过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经验教训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以及他对这几个问题所阐述的理论见解,突出表明了这样几个重要观念,即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新的革命,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从人治走向法治。
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究竟怎么看,这直接关系到对政治体制改革持什么样的态度、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1985年3月,邓小平第一次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论断。这里所说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整个改革而言的。这就是说,中国在新时期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是一次“对存在弊端的原有体制的革命”。因此,必须采取“革命性”的措施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并且对已经取得了历史性进展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积极地向前推进。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也是我们历次党的代表大会所强调的政治目标。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党的领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要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车家的基本方略。”由此可见,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个最终目的。在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时,不管对其中的什么问题说得多么清楚、多么系统,若是没有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本质要求”来对待,那就说明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没有起码的认识。完全可以这样说,是不是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最高目标来对待,是检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根本标准。
王贵秀教授通过对我国政治发展和政治改革经验教训的总结,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政治思维变革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成果,即“从人治走向法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痛定思痛,从各个方面探索这场政治动乱发生的深刻原因,很快就在一个重要观点上达成了共识: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国家、党、政治,在根本制度上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这一点,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认识得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深刻了。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届四中全会重新强调“依法执政”、2004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任务,这是我们在“从人治走向法治”道路上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这对于我们的国家、党、政府来说,是治理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也是国家、执政党、政府体制上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执政党: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政府。人治被否定了,法治得到了明确而充分的肯定,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来维护这个宝贵的历史成果,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这个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