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的远见是为许多领域内学者称道的。
　　 近几年雾霾天气多发，人们知道了PM10、PM2.5的存在，在竺可桢1936年的日记里虽没有这样精确的专用名词，却有关于空气中尘埃数增加造成污染的记录：“作近三年来南京之微尘数，知各月均有增加，1935年倍于1934年，而1934年又倍于1933年。但此项增加只限于空气最下一层。”这令李玉海尤为感慨。
　　 让王作跃佩服的是竺可桢的国际视野。“竺可桢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要研究南北极，他早就意识到全球气候是一个整体，中国的气候会受到全球气候，尤其是两极气候的影响，这种观点在当时即使放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比较新的。”当时大部分科学家都专注于自己的領域，或者更注重国内的发展，竺可桢的眼光则非常开阔。“这也是为什么1952年周恩来总理刚开始考虑原子弹研制问题，就派人去问他的意见，这很有代表性。竺可桢当时就讲得非常有道理，他的建议后来也被原子弹工程印证是很有远见的。”王作跃说。另一个让王作跃印象深刻的是，“在科技政策里，他一直强调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这在中国20世纪强调应用科学的强大压力下是难能可贵的，他一直清醒地认识到基础科学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很重要的，这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日记里都很明显。”
　　 何亚平说，留美回国后，竺可桢就非常重视搞清楚中国的“家底”，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有些什么资源，各地的气象气候条件如何，动植物在哪些地方适合种养……解放前这些资料基本上是空白的。“建国后，竺老就倡导建立了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摸底普查。他的目标很清楚，搞清资源更重要的是为了可持续发展，竺老实际上是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最早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这些为学者们频频竖起拇指的专业眼光，都源于竺可桢的一生勤学。何亚平说，看竺老的日记就能发现，只要有空闲，他多数时间都是在看书。“我印象里，他的读书笔记在日记里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比重，他读书读得非常细，会做摘录，甚至发议论，同意也好，值得商榷也罢，他会表达他的独立思考。还有一点，因为与他研究气象、物候的专业兴趣有关，他无论到哪都会去找当地的地方志，对各地的历史人文风俗都有比较好的了解，积累了非常丰厚的知识蕴藏。”竺可桢身上的这些特质让何亚平由衷佩服，“事实上，在抗战时期担任浙大校长，竺可桢并没有多少时间做科研，但他硬是挤出时间来完成《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最终结束了国际上的一个长期的争论;到了80多岁，他完成《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迄今为止，尽管计算机这么发达，运算速度这么高，把历史资料经过整编后概括出来的世界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大趋势还是竺老当时概括的那个方向。这让外国人都赞叹不已。”
　　 “他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一有时间就泡在图书馆看文献。突然有一天他感觉很沮丧，因为做校长、搞行政，脱离了科学前沿，有些新出来的东西他看不懂了。”散木说，西迁过程中，竺可桢也是弦歌不辍，那么困难的环境下还坚持搞研究，而且还做得很好，这肯定有他精神纽带的作用。
　　 “他从未停止对科学院及各学科、各有关研究所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及前沿工作的思考。”李玉海说，为了及时掌握国际上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动向，年迈的竺可桢经常独自一人乘公共汽车前往情报所，查阅国外文献。
　　（节选自刘力源《文字里的竺可桢》）
　　人物速评
　　作为科学家，竺可桢先生创建了中国物候学，他撰写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成为当时国际学术前沿研究方向，也是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热点领域;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领导者，他为我国诸多科学研究机构建设和学科体系设计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战略家，他在促进科学技术服务社会发展的同时，一直关注和强调基础理论研究对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竺可桢先生一生都在为我国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