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红色青色的外墙上挂满风干的鸡、鸭、鱼、肉、香肠，曲曲折折的小巷里不时传来“砰”一声鞭炮响的时候，每一秒都在期盼过年的孩提时代的我，内心深处就会渐渐膨胀起一颗“野心”。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角、两角的压岁钱，曾是我对过年的最大渴望。那时，工人的月工资不过二三十元，攒下几元压岁钱的孩子，就是孩子群里的富豪。父亲的豪迈，是把整张十元的“大团结”拍给我，令我的财富一夜之间膨胀。
　　录像、鞭炮、小吃、玩具、小人书……在不走亲戚混压岁钱的闲日子，我宁愿一个人上街四处溜达，东瞅瞅、西看看，买点这，玩点那，压岁钱准保在元宵节前花完。
　　其实，父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人，他在制药厂检修机器，永远是一副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模样。这样的父亲，平日对口袋中每一分钱都记得清清楚楚，自己除了抽一包最便宜的香烟之外再没有其他消费。大概是过年时喜庆的氛围，才让父亲展露出慷慨的本色，把生活的重担远远地撂开，我一度如此揣测。
　　与母亲不同，父亲从不问我压岁钱的去向。母亲很喜欢旁敲侧击地从我手中抠走压岁钱。她很理直气壮，因为我的压岁钱是她给了别人家孩子压岁钱才换来的。等我上了小学，父亲做出让我惊喜万分的决定——让母亲把所有从我手中“榨取”的压岁钱还我，让我自由支配。
　　那些年，我的压岁钱逐年增长。慢慢地，我学会攒起压岁钱，把钱尽量花在书店。父亲看到我书架上厚厚的书，总是乐呵呵的。
　　如今回想，父亲给我的那些压岁钱，的确没有溺爱或纵容了我，而是让我真正学会了花钱，或者时髦点儿说是“理财”。后来，我在外地读书，又在外地工作，一晃十几年过去，生活总是井井有条，那份儿微薄的固定收入，足以保证我的日常生活，兼之买书、买房等开销，而不必让家人过多操心。这一点能力，大概正是源于父亲的压岁钱，令我回味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