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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胡果.格劳秀斯（1583—1645）与阿尔曼.让.杜.普勒斯.黎塞留（1585—1642）处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两个人可谓是欧洲历史上的著名人物。“自古英雄惜英雄”这句话用在红衣主教黎塞留与格劳秀斯身上一点都不为过。红衣主教黎塞留一生中只承认过三个人为学者，此种行为可见其恃才傲物之重。然而，这三人之中的其中的一人就是格劳秀斯。黎塞留对格劳秀斯的认可也从侧面证明了格劳秀斯的才华之深。
一、格劳秀斯与黎塞留的经历
胡果.格劳秀斯1583年出生于荷兰德尔伏特省的贵族家庭。1598 年 12 月，年仅16岁的胡果·格劳秀斯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奥尔良大学罗马法博士学位，并被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称之为“荷兰奇迹”。紧接着，在1599年，格劳秀斯成为海牙的一名律师，并开始声名大噪。从1599年到1618年之前，上帝仿佛为格劳秀斯打开了一扇通往仕途的坦荡之路。在担任律师期间，格劳秀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的海事纠纷辩护，并以此为契机，开始论述其海洋自由的观点。同时，在1607年，他获得了荷兰财政审计官的职位，并准备在与西班牙的谈判中，同荷兰最强的财政审计官奥尔登巴内费尔特（Oldenbarnevelt）合作。1613年春季，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提拔下，格劳休斯升职为鹿特丹的州长，他实际上就成为了英格兰詹姆斯一世法庭关于外交上的事实上的领导人。[1]然而，好景不长，五年之后，随着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宗教斗争中的失败下台并被判处处决，格劳秀斯作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政治和宗教上的支持者，也被判处终身监禁。格劳秀斯在监狱中呆了两年之后，1621年，在其妻子玛丽的帮助下越狱成功，从这一刻开始似乎注定了格劳秀斯再与荷兰有缘无份。在这之后格劳秀斯逃出路易维斯坦城堡开始了流亡法国的生活。虽然格劳秀斯在法国受到了国王路易十三的款待。但他从不曾忘记自己的故土，并于1631年10月冒险回到荷兰共和国，然而，到了1632年4月，他就又面临着不离开就会再次被捕的风险，于是格劳秀斯又一次开始了他流亡的生涯。1634 年，他接受瑞典女王的任命，成为瑞典驻巴黎公使。1645 年，他打算自瑞典赶赴威斯特伐利亚，去参加刚刚结束的“三十年战争”和会——这一和会对于国际法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格劳秀斯没能赶上。他乘坐的船先在波罗的海遇到风暴，后在波美拉尼亚海岸触礁，于是不得不改乘一辆没有顶篷的马车继续赶路。当他终于在 1645 年 8 月 26 日到达德国的羅斯托克时，已精疲力竭，病体不支，两天后便客死他乡，享年 62 岁。[2]
与格劳秀斯16岁年少成名不同的是，黎塞留在成为法国首相之前却度过了一段艰辛漫长的不为人知的岁月，黎塞留在出任法国首相之时已经39岁高龄。黎塞留1585年出生于巴黎，其本人先后在军事学校和加尔维学院学习军事和神学。1606年亨利四世提名任用黎塞留为法国最穷最小的教区吕宋的主教，1608年黎塞留前往吕宋。1614年，因为在法国的三级会议中作为宗教代表积极的支持宫廷，引起了摄政太后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的青睐。1616年，黎塞留被任命为主管战争与对外事务的国务秘书。然而，1617年4月，路易十三因不满其母后玛丽.德.美第奇和其母后亲信孔契尼（Concini）的摄政，在其亲信吕伊纳的支持下发动政变。玛丽.德.美第奇被放逐，孔契尼被杀。作为被玛丽.德.美第奇一手提拔起来的黎塞留也避免不了被放逐的命运。幸运的是，命运之神似乎并没有抛弃黎塞留，被放逐在布洛瓦的玛丽太后计划逃跑，由于路易十三政府不愿采取过激的应对手段就决定召回黎塞留从中规劝，黎塞留出色的完成了这一任务。1619年9月，路易十三与玛丽太后和好如初，黎塞留也重新被启用。随着1621年12月14日国王的亲信吕伊纳的去世，黎塞逐渐得到重用，1622年，黎塞留担任红衣主教。1624年担任路易十三的首相，从此开始了其辉煌的政治生涯，直到1642年辞世。
纵观格劳秀斯与黎塞留两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成功离不开当时欧洲的大环境以及个人的经历。格劳秀斯所处的17世纪的荷兰因在海洋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称作“海上马车夫”。这一角色也注定荷兰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关于海上运输的这样或那样的争端。而恰恰是这种不间断的争端为早期身处这一环境氛围中的格劳秀斯提供了写作素材，其第一部著作《捕获法》也在这一环境需求中应运而生。欧洲不安定的大环境以及随后的流亡生涯和外交生涯也给了其创作《战争与和平法》提供了契机与素材。黎塞留的政治生涯亦是如此，1618年被后世称之为“三十年战争”的战争爆发，西班牙在战争中得到了哈布斯堡王朝表亲的支持，黎塞留在担忧法国受到西班牙的包围，担心法国沦为二线国家的顾虑中，开始了其外交上的运作，并为日后法国的百年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格劳秀斯与黎塞留所属的不同派别
格劳秀斯与黎塞留两人在不同国家中不同的生长环境也造就了两人不同的派别划分。格劳秀斯属于海洋学派。黎塞留属于大陆学派。海洋学派强调商业式和商人式的思想，把外交当作有助于和平贸易的工具。大陆学派强调武士或英雄式的思想，把外交当作“战争的另一方式”。在外交方法上，海洋学派强调在谈判中通过人类的理智、互信、交换以及其他公正合理的道德原则解决彼此分歧，可以通过采取某些折中的办法，开展坦率讨论。在外交策略上，海洋学派注重通过法律、道德、交易等互利规范的策略来推进外交日程。而大陆学派的外交从头到脚渗透着军事性质的思想，一切服务于相对收益的胜利。在此种方式下，所谓的调停、互信和公正合理的道德谦让都被视为懦弱、退却，而且从根本上被视为是不可信的。[3]
三、格劳秀斯与黎塞留对“国家利益至上”观点的认识
1621年3月，格劳秀斯逃出路易维斯坦城堡，开始了流亡法国的生活。其在法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一方面来说是因为它的才华和学识。另一方面来说，是因为他与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关系。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与红衣主教黎塞留一样，把“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看的比新教徒之间的团结还要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同黎塞留的思想是有共同点的。两人都崇尚“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两人都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而或许在法国人的潜意识里，也许认为作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部下的格劳秀斯，也同他的思想一样，崇尚“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实则不然。格劳秀斯作为一个温和的基督教徒，并没有对国家利益至上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相反，他甚至对国家利益至上持反对态度。格劳秀斯本质上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设想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普遍的人类共同体（他有时又称为人类大社会），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其理论的基础是基于自然法秩序的人类大社会的普遍观念。[4]另外，对于格劳秀斯来说，法律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而格劳秀斯关于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的思想來自其自然法学说的影响。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是人类理性与本性的体现，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他既是国家法律理论的基础，又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从这些中可以看出，格劳秀斯的思想更倾向于世界道德观。这显然与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行事风格大有不同。在黎塞留的观念里，世界道德观根本就不实用，任何事件都要让步与“国际利益至上”。虽然黎塞留是一名天主教徒，但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面前时，还是会将国家利益置于宗教之上。1624 年，黎塞留上任之时，恰好赶上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试图恢复罗马教会的一统，摈除新教，建立罗马帝国对中欧各诸侯的控制地位。虽然黎塞留是一名天主教徒，却没有支持斐迪南恢复天主教为正统的做法。他将哈布斯堡王朝重建天主教权威的企图看作是对法国安全的威胁，转而去资助信奉新教的瑞典国王阿道弗斯，支持新政，反抗神圣罗马教皇，把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发挥到了极致。 四、格劳秀斯与黎塞留关于外交谈判重要性的观念
与两人在“国家利益至上原则”间的观点不相同的是，两人都在外交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在对外交往中两人都强调谈判的重要性。然而，虽然两人都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却有所不同。格劳秀斯强调谈判的重要性是出于对战争的极度厌恶。格劳秀斯对战争的极度厌恶明确显示了，在他的体系下，外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格劳秀斯补充道，无论如何都有“三种方法来防止争端走向战争”。他列出的第一种方法就是谈判，或者用格劳秀斯的话说是“会议”方式。[5]与格劳秀斯不同的是，黎塞留在谈判前加上了“连续”两字。黎塞留强调连续谈判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黎塞留是第一个坚持连续谈判对国家重要性的杰出人物。在其臨终前作为对国王的私人指导的《政治遗嘱》中黎塞留强调了连续谈判的重要性，并谈到“如果外交谈判以谨慎为主导，那么，国家就能从不间断的外交谈判中获得许多利益。除非从经验中得知，不然这种说法是不被相信的。在世界各地，连续的谈判，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是必要的，因为即使不能获得当前利益，但是还有长远的前景。在君主的权威下，我把连续谈判用于实践，无论是法国还是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国家的事务彻底的改变了原有的本质。”“不间断谈判的人最终会找到正确的瞬间达到他的目标，即使没有达成，至少可以说他在了解世界最新情况的同时什么也没有失去。”这些都说明了格劳秀斯提出外交上“连续谈判”的重要性还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结语
“时势造英雄”，格劳秀斯與黎塞留在欧洲历史上的成功离不开欧洲当时的大环境与各自的人身经历。格劳秀斯年少成名，因卷入宗教斗争失势后，命途多舛。在他为自己题词的墓志铭上写着“荷兰的囚人及流放者，瑞典王国的公使，胡果.格劳秀斯长眠于此”，可见其一生都未曾忘记自己的母国给予自己囚人及流放者的角色，最终抱憾离去。而其自身的阅历也为他的相关写作带来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奠定了其在国际上“国际法之父”的地位。黎塞留说过这样的一句名言：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而观其从政生涯，黎塞留也确实在为这两个目的而奋斗。他大力提倡“国家利益至上”原则，领导法国走出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法国的外交也正如黎塞留期待的那般，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成为西方外交的领航者，法语也成为当时国际外交界的通用语言。
参考资料：
[1]杰夫.贝里奇编：《外交学经典选读：从柯门斯到瓦泰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林海.格劳秀斯：从“荷兰奇迹”到流亡他乡[J]. 检察日报，2011 ，11 ，17 .
[3]赵可金.外交学原理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3.
[4] 章前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
[5]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英）贝里奇（Berridge，G.R.）等著；陆悦璘，高飞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作者简介：刘恰（1990—），女，汉，河南省许昌市，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理论与实践。
一、格劳秀斯与黎塞留的经历
胡果.格劳秀斯1583年出生于荷兰德尔伏特省的贵族家庭。1598 年 12 月，年仅16岁的胡果·格劳秀斯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奥尔良大学罗马法博士学位，并被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称之为“荷兰奇迹”。紧接着，在1599年，格劳秀斯成为海牙的一名律师，并开始声名大噪。从1599年到1618年之前，上帝仿佛为格劳秀斯打开了一扇通往仕途的坦荡之路。在担任律师期间，格劳秀斯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葡萄牙的海事纠纷辩护，并以此为契机，开始论述其海洋自由的观点。同时，在1607年，他获得了荷兰财政审计官的职位，并准备在与西班牙的谈判中，同荷兰最强的财政审计官奥尔登巴内费尔特（Oldenbarnevelt）合作。1613年春季，在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提拔下，格劳休斯升职为鹿特丹的州长，他实际上就成为了英格兰詹姆斯一世法庭关于外交上的事实上的领导人。[1]然而，好景不长，五年之后，随着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在宗教斗争中的失败下台并被判处处决，格劳秀斯作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政治和宗教上的支持者，也被判处终身监禁。格劳秀斯在监狱中呆了两年之后，1621年，在其妻子玛丽的帮助下越狱成功，从这一刻开始似乎注定了格劳秀斯再与荷兰有缘无份。在这之后格劳秀斯逃出路易维斯坦城堡开始了流亡法国的生活。虽然格劳秀斯在法国受到了国王路易十三的款待。但他从不曾忘记自己的故土，并于1631年10月冒险回到荷兰共和国，然而，到了1632年4月，他就又面临着不离开就会再次被捕的风险，于是格劳秀斯又一次开始了他流亡的生涯。1634 年，他接受瑞典女王的任命，成为瑞典驻巴黎公使。1645 年，他打算自瑞典赶赴威斯特伐利亚，去参加刚刚结束的“三十年战争”和会——这一和会对于国际法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格劳秀斯没能赶上。他乘坐的船先在波罗的海遇到风暴，后在波美拉尼亚海岸触礁，于是不得不改乘一辆没有顶篷的马车继续赶路。当他终于在 1645 年 8 月 26 日到达德国的羅斯托克时，已精疲力竭，病体不支，两天后便客死他乡，享年 62 岁。[2]
与格劳秀斯16岁年少成名不同的是，黎塞留在成为法国首相之前却度过了一段艰辛漫长的不为人知的岁月，黎塞留在出任法国首相之时已经39岁高龄。黎塞留1585年出生于巴黎，其本人先后在军事学校和加尔维学院学习军事和神学。1606年亨利四世提名任用黎塞留为法国最穷最小的教区吕宋的主教，1608年黎塞留前往吕宋。1614年，因为在法国的三级会议中作为宗教代表积极的支持宫廷，引起了摄政太后玛丽.德.美第奇（Marie de Medici）的青睐。1616年，黎塞留被任命为主管战争与对外事务的国务秘书。然而，1617年4月，路易十三因不满其母后玛丽.德.美第奇和其母后亲信孔契尼（Concini）的摄政，在其亲信吕伊纳的支持下发动政变。玛丽.德.美第奇被放逐，孔契尼被杀。作为被玛丽.德.美第奇一手提拔起来的黎塞留也避免不了被放逐的命运。幸运的是，命运之神似乎并没有抛弃黎塞留，被放逐在布洛瓦的玛丽太后计划逃跑，由于路易十三政府不愿采取过激的应对手段就决定召回黎塞留从中规劝，黎塞留出色的完成了这一任务。1619年9月，路易十三与玛丽太后和好如初，黎塞留也重新被启用。随着1621年12月14日国王的亲信吕伊纳的去世，黎塞逐渐得到重用，1622年，黎塞留担任红衣主教。1624年担任路易十三的首相，从此开始了其辉煌的政治生涯，直到1642年辞世。
纵观格劳秀斯与黎塞留两人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成功离不开当时欧洲的大环境以及个人的经历。格劳秀斯所处的17世纪的荷兰因在海洋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被称作“海上马车夫”。这一角色也注定荷兰会与其他国家发生关于海上运输的这样或那样的争端。而恰恰是这种不间断的争端为早期身处这一环境氛围中的格劳秀斯提供了写作素材，其第一部著作《捕获法》也在这一环境需求中应运而生。欧洲不安定的大环境以及随后的流亡生涯和外交生涯也给了其创作《战争与和平法》提供了契机与素材。黎塞留的政治生涯亦是如此，1618年被后世称之为“三十年战争”的战争爆发，西班牙在战争中得到了哈布斯堡王朝表亲的支持，黎塞留在担忧法国受到西班牙的包围，担心法国沦为二线国家的顾虑中，开始了其外交上的运作，并为日后法国的百年基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格劳秀斯与黎塞留所属的不同派别
格劳秀斯与黎塞留两人在不同国家中不同的生长环境也造就了两人不同的派别划分。格劳秀斯属于海洋学派。黎塞留属于大陆学派。海洋学派强调商业式和商人式的思想，把外交当作有助于和平贸易的工具。大陆学派强调武士或英雄式的思想，把外交当作“战争的另一方式”。在外交方法上，海洋学派强调在谈判中通过人类的理智、互信、交换以及其他公正合理的道德原则解决彼此分歧，可以通过采取某些折中的办法，开展坦率讨论。在外交策略上，海洋学派注重通过法律、道德、交易等互利规范的策略来推进外交日程。而大陆学派的外交从头到脚渗透着军事性质的思想，一切服务于相对收益的胜利。在此种方式下，所谓的调停、互信和公正合理的道德谦让都被视为懦弱、退却，而且从根本上被视为是不可信的。[3]
三、格劳秀斯与黎塞留对“国家利益至上”观点的认识
1621年3月，格劳秀斯逃出路易维斯坦城堡，开始了流亡法国的生活。其在法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一方面来说是因为它的才华和学识。另一方面来说，是因为他与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关系。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与红衣主教黎塞留一样，把“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看的比新教徒之间的团结还要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同黎塞留的思想是有共同点的。两人都崇尚“国家利益至上”原则。两人都反对哈布斯堡王朝。而或许在法国人的潜意识里，也许认为作为奥尔登巴内费尔特部下的格劳秀斯，也同他的思想一样，崇尚“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实则不然。格劳秀斯作为一个温和的基督教徒，并没有对国家利益至上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相反，他甚至对国家利益至上持反对态度。格劳秀斯本质上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设想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普遍的人类共同体（他有时又称为人类大社会），而不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其理论的基础是基于自然法秩序的人类大社会的普遍观念。[4]另外，对于格劳秀斯来说，法律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而格劳秀斯关于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的思想來自其自然法学说的影响。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是人类理性与本性的体现，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他既是国家法律理论的基础，又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从这些中可以看出，格劳秀斯的思想更倾向于世界道德观。这显然与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红衣主教黎塞留的行事风格大有不同。在黎塞留的观念里，世界道德观根本就不实用，任何事件都要让步与“国际利益至上”。虽然黎塞留是一名天主教徒，但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问题面前时，还是会将国家利益置于宗教之上。1624 年，黎塞留上任之时，恰好赶上哈布斯堡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试图恢复罗马教会的一统，摈除新教，建立罗马帝国对中欧各诸侯的控制地位。虽然黎塞留是一名天主教徒，却没有支持斐迪南恢复天主教为正统的做法。他将哈布斯堡王朝重建天主教权威的企图看作是对法国安全的威胁，转而去资助信奉新教的瑞典国王阿道弗斯，支持新政，反抗神圣罗马教皇，把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发挥到了极致。 四、格劳秀斯与黎塞留关于外交谈判重要性的观念
与两人在“国家利益至上原则”间的观点不相同的是，两人都在外交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在对外交往中两人都强调谈判的重要性。然而，虽然两人都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却有所不同。格劳秀斯强调谈判的重要性是出于对战争的极度厌恶。格劳秀斯对战争的极度厌恶明确显示了，在他的体系下，外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格劳秀斯补充道，无论如何都有“三种方法来防止争端走向战争”。他列出的第一种方法就是谈判，或者用格劳秀斯的话说是“会议”方式。[5]与格劳秀斯不同的是，黎塞留在谈判前加上了“连续”两字。黎塞留强调连续谈判的重要性更多的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黎塞留是第一个坚持连续谈判对国家重要性的杰出人物。在其臨终前作为对国王的私人指导的《政治遗嘱》中黎塞留强调了连续谈判的重要性，并谈到“如果外交谈判以谨慎为主导，那么，国家就能从不间断的外交谈判中获得许多利益。除非从经验中得知，不然这种说法是不被相信的。在世界各地，连续的谈判，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是必要的，因为即使不能获得当前利益，但是还有长远的前景。在君主的权威下，我把连续谈判用于实践，无论是法国还是其他信仰基督教的国家的事务彻底的改变了原有的本质。”“不间断谈判的人最终会找到正确的瞬间达到他的目标，即使没有达成，至少可以说他在了解世界最新情况的同时什么也没有失去。”这些都说明了格劳秀斯提出外交上“连续谈判”的重要性还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结语
“时势造英雄”，格劳秀斯與黎塞留在欧洲历史上的成功离不开欧洲当时的大环境与各自的人身经历。格劳秀斯年少成名，因卷入宗教斗争失势后，命途多舛。在他为自己题词的墓志铭上写着“荷兰的囚人及流放者，瑞典王国的公使，胡果.格劳秀斯长眠于此”，可见其一生都未曾忘记自己的母国给予自己囚人及流放者的角色，最终抱憾离去。而其自身的阅历也为他的相关写作带来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奠定了其在国际上“国际法之父”的地位。黎塞留说过这样的一句名言：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而观其从政生涯，黎塞留也确实在为这两个目的而奋斗。他大力提倡“国家利益至上”原则，领导法国走出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法国的外交也正如黎塞留期待的那般，从17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成为西方外交的领航者，法语也成为当时国际外交界的通用语言。
参考资料：
[1]杰夫.贝里奇编：《外交学经典选读：从柯门斯到瓦泰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林海.格劳秀斯：从“荷兰奇迹”到流亡他乡[J]. 检察日报，2011 ，11 ，17 .
[3]赵可金.外交学原理 [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3.
[4] 章前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
[5]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英）贝里奇（Berridge，G.R.）等著；陆悦璘，高飞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作者简介：刘恰（1990—），女，汉，河南省许昌市，硕士，中国传媒大学，外交学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