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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是“不与大陆联手”，自行维护钓鱼岛主权，但随着马英九上台以来两岸关系的改善，在两岸执政当局之间，对于联手保钓也存在一定的默契。
两岸官方存在一定默契
两岸执政当局之间虽无公开的合作保钓行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一是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的政策默契。目前，两岸仍未就台湾的政治定位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存有一定的分歧。日本和岛内“台独”势力一直妄图挑拨利用这种分歧，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然而，两岸执政当局都能以大局为重，暂时搁置分歧，一致对日。双方都坚持认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而不追究“中国”的意涵到底是什么（类似于两岸之间的“九二共识”概念）。这种模糊的表述为两岸之间的合作预留了空间，堪称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最大的默契。两岸在“一中”默契下，形成了两岸合作维护东海及钓鱼岛主权的法理基础。二是在对日抗议行动上的默契。2008年，日本军舰撞沉台湾的“联合号”渔船，并抓捕了渔船的船长。对此，台湾方面积极向日本方面施压，要求其放人、赔礼道歉和赔偿；大陆政府也不顾即将召开奥运会的敏感时机，史无前例地批准民间保钓人士赴日本驻华使馆抗议。2012年7月，台湾“全家福号”渔船赴钓鱼岛海域进行保钓行动，台湾“海巡署”派船进行跟随保护，而大陆亦积极与日本当局交涉，警告其“不要采取任何举动危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所有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两岸合作具有民意基础
两岸过去无法联手保护钓鱼岛，最大的障碍就是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双方缺乏基本的互信关系。虽然两岸都主张“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反对日本窃占钓鱼岛，但台湾方面认为与大陆的紧张关系有时甚或高于与日本的敌对关系。在两蒋、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一直视日本为盟友的关系，挟日本抗衡大陆；在主次矛盾的考量之下，台湾当局的选择自然是“不与大陆联手保钓”。马英九上台后，奉行“和陆”的大陆政策，虽与“友日”的对日政策相比仍存在差距，但两岸关系发展毕竟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建立了初步的政治互信，保持了良性互动。在两岸关系改善的情况下，两岸合作保钓的最大制约因素已经去除，两岸合作保钓出现新的历史机遇。
毫无疑问，相较于台湾之前任何一位领导人，马英九在保钓问题上态度最为积极、立场最为坚定。在20世纪70年代的“保钓运动”中，马英九就是积极的组织者。马英九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有关钓鱼岛问题（《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1986年还将其编辑出版。马从政以后，一直积极支持保钓人士的相关活动。2005年，台湾渔民在钓鱼岛海域作业遭到日本骚扰，马英九以台北市长的身份说出“为了保钓，与日本不惜一战”的言论。2008年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对日发言和政策有所退缩，但基本立场并未发生改变。2008年11月，马当局便批准通过了台湾民间保钓人士成立“中华保钓协会”的申请，使台湾的保钓运动第一次有了正式的组织。发生日本军舰撞沉台湾渔船的“联合号事件”之后，马英九甚至发出了带有“军事动员”意味的声明，其发言人王郁琦称“在钓鱼台问题上，马英九过去是热血青年，现在仍是热血中年”。
两岸共同维护主权权益，既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呼声，更是两岸合作的民意基础。岛内民众对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强硬干扰台湾渔民的捕鱼作业，驱离、扣押船只与人员，甚至撞沉台湾渔船的做法积怨已久，大陆民间屡屡声援，两岸民间要求两岸合作维权的呼声逐渐升高。2008年6月，台湾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到日本船舰撞沉，岛内民间对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民意高涨。台湾《苹果日报》的一份民调显示，62%受访者认为，若日方坚持不道歉，马英九应该派军舰护渔，“要捍卫钓鱼台主权到底”。台湾前“法务部长”廖正豪与多位“立委”、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有人主张应趁着两岸气氛和谐之时，联合对抗日本。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中国人应团结起来”，共同宣示对钓鱼岛主权，“同仇敌忾”才能对日本产生吓阻力量。台湾前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表示，“钓鱼台问题在实力上必须有中国大陆做后盾，必须两岸合作才能解决”。劳动人权协会指出，钓鱼岛主权归两岸中国人民所有，“不容置疑”。
2011年是保钓运动爆发40周年，1月，两岸四地与美国保钓人士在香港共同成立民间“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以整合全球华人保钓力量；4月，洛杉矶华夏政略研究会会长王中平呼吁两岸政府共同保卫钓鱼岛，也希望保钓活动能为两岸关系开展合作的新起点。2012年7月19日，台湾媒体与大陆民调机构首次就钓鱼岛主权两岸合作维护议题进行同步民调，结果显示，85.3%的大陆民众和52%的台湾受访民众支持两岸在钓鱼岛、南海等对外领土纷争中进行合作。此外，岛内民众也逐渐认识到，台湾由于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不够，其对主权、渔权的维护也有赖于大陆的支持。正如2009年8月21日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所说，当年6月16日台湾海巡警艇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外海对峙时，“正是由于中国大陆的军舰在一旁注视，日本船舰才表现得相当克制，化解了一场危机”。在今年的保钓行动中，岛内舆论也不乏这样的看法。台湾《旺报》发表社论称，“基于护卫固有疆域的责任和义务，两岸应展现共同保钓的姿态”。
合作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
总之，两岸合作护卫钓鱼岛主权具有崇高的法理基础和深厚的民意基础，是大势所趋。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两岸执政当局在民间合作保钓良好氛围的基础上，着实应该化合作保钓的默契为联手保钓的行动、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回击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捍卫中华民族固有的领土主权。
如同两岸关系发展一样，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合作也应该按照“先经后政、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思路进行。具体而言，当前两岸合作保钓的主要内容应该集中在经济和民生领域。两岸应该先在不具有高度敏感性、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经济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说两岸批准民间公司展开先期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海底资源的勘探开采，所获收益由两岸民众共同分享。大陆的海监部门和台湾的“海巡署”也应该强化彼此的联络，商讨在钓鱼岛海域共同打击非法捕捞和海上犯罪等行为。同时，针对钓鱼岛海域气候变化异常，容易发生海事安全事件，两岸可以强化在联合搜救方面的演习合作。在经济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且待两岸关系有进一步突破的前提下，两岸在钓鱼岛的合作可以逐步推进到军事安全领域。
两岸官方存在一定默契
两岸执政当局之间虽无公开的合作保钓行动，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默契。一是钓鱼岛主权归属“中国”的政策默契。目前，两岸仍未就台湾的政治定位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存有一定的分歧。日本和岛内“台独”势力一直妄图挑拨利用这种分歧，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然而，两岸执政当局都能以大局为重，暂时搁置分歧，一致对日。双方都坚持认为“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而不追究“中国”的意涵到底是什么（类似于两岸之间的“九二共识”概念）。这种模糊的表述为两岸之间的合作预留了空间，堪称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最大的默契。两岸在“一中”默契下，形成了两岸合作维护东海及钓鱼岛主权的法理基础。二是在对日抗议行动上的默契。2008年，日本军舰撞沉台湾的“联合号”渔船，并抓捕了渔船的船长。对此，台湾方面积极向日本方面施压，要求其放人、赔礼道歉和赔偿；大陆政府也不顾即将召开奥运会的敏感时机，史无前例地批准民间保钓人士赴日本驻华使馆抗议。2012年7月，台湾“全家福号”渔船赴钓鱼岛海域进行保钓行动，台湾“海巡署”派船进行跟随保护，而大陆亦积极与日本当局交涉，警告其“不要采取任何举动危害包括台湾同胞在内所有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两岸合作具有民意基础
两岸过去无法联手保护钓鱼岛，最大的障碍就是两岸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双方缺乏基本的互信关系。虽然两岸都主张“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反对日本窃占钓鱼岛，但台湾方面认为与大陆的紧张关系有时甚或高于与日本的敌对关系。在两蒋、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时期，台湾一直视日本为盟友的关系，挟日本抗衡大陆；在主次矛盾的考量之下，台湾当局的选择自然是“不与大陆联手保钓”。马英九上台后，奉行“和陆”的大陆政策，虽与“友日”的对日政策相比仍存在差距，但两岸关系发展毕竟出现了历史性转折，双方建立了初步的政治互信，保持了良性互动。在两岸关系改善的情况下，两岸合作保钓的最大制约因素已经去除，两岸合作保钓出现新的历史机遇。
毫无疑问，相较于台湾之前任何一位领导人，马英九在保钓问题上态度最为积极、立场最为坚定。在20世纪70年代的“保钓运动”中，马英九就是积极的组织者。马英九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是有关钓鱼岛问题（《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1986年还将其编辑出版。马从政以后，一直积极支持保钓人士的相关活动。2005年，台湾渔民在钓鱼岛海域作业遭到日本骚扰，马英九以台北市长的身份说出“为了保钓，与日本不惜一战”的言论。2008年马英九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对日发言和政策有所退缩，但基本立场并未发生改变。2008年11月，马当局便批准通过了台湾民间保钓人士成立“中华保钓协会”的申请，使台湾的保钓运动第一次有了正式的组织。发生日本军舰撞沉台湾渔船的“联合号事件”之后，马英九甚至发出了带有“军事动员”意味的声明，其发言人王郁琦称“在钓鱼台问题上，马英九过去是热血青年，现在仍是热血中年”。
两岸共同维护主权权益，既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呼声，更是两岸合作的民意基础。岛内民众对日本在钓鱼岛海域强硬干扰台湾渔民的捕鱼作业，驱离、扣押船只与人员，甚至撞沉台湾渔船的做法积怨已久，大陆民间屡屡声援，两岸民间要求两岸合作维权的呼声逐渐升高。2008年6月，台湾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到日本船舰撞沉，岛内民间对维护钓鱼岛主权的民意高涨。台湾《苹果日报》的一份民调显示，62%受访者认为，若日方坚持不道歉，马英九应该派军舰护渔，“要捍卫钓鱼台主权到底”。台湾前“法务部长”廖正豪与多位“立委”、专家学者座谈，会上有人主张应趁着两岸气氛和谐之时，联合对抗日本。新党主席郁慕明表示，“中国人应团结起来”，共同宣示对钓鱼岛主权，“同仇敌忾”才能对日本产生吓阻力量。台湾前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表示，“钓鱼台问题在实力上必须有中国大陆做后盾，必须两岸合作才能解决”。劳动人权协会指出，钓鱼岛主权归两岸中国人民所有，“不容置疑”。
2011年是保钓运动爆发40周年，1月，两岸四地与美国保钓人士在香港共同成立民间“世界华人保钓联盟”，以整合全球华人保钓力量；4月，洛杉矶华夏政略研究会会长王中平呼吁两岸政府共同保卫钓鱼岛，也希望保钓活动能为两岸关系开展合作的新起点。2012年7月19日，台湾媒体与大陆民调机构首次就钓鱼岛主权两岸合作维护议题进行同步民调，结果显示，85.3%的大陆民众和52%的台湾受访民众支持两岸在钓鱼岛、南海等对外领土纷争中进行合作。此外，岛内民众也逐渐认识到，台湾由于政治影响力、军事实力不够，其对主权、渔权的维护也有赖于大陆的支持。正如2009年8月21日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所说，当年6月16日台湾海巡警艇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在钓鱼岛外海对峙时，“正是由于中国大陆的军舰在一旁注视，日本船舰才表现得相当克制，化解了一场危机”。在今年的保钓行动中，岛内舆论也不乏这样的看法。台湾《旺报》发表社论称，“基于护卫固有疆域的责任和义务，两岸应展现共同保钓的姿态”。
合作应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
总之，两岸合作护卫钓鱼岛主权具有崇高的法理基础和深厚的民意基础，是大势所趋。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下，两岸执政当局在民间合作保钓良好氛围的基础上，着实应该化合作保钓的默契为联手保钓的行动、以实实在在的方式回击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捍卫中华民族固有的领土主权。
如同两岸关系发展一样，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合作也应该按照“先经后政、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思路进行。具体而言，当前两岸合作保钓的主要内容应该集中在经济和民生领域。两岸应该先在不具有高度敏感性、容易达成一致意见的经济议题上进行合作，比如说两岸批准民间公司展开先期钓鱼岛及其周边海域海底资源的勘探开采，所获收益由两岸民众共同分享。大陆的海监部门和台湾的“海巡署”也应该强化彼此的联络，商讨在钓鱼岛海域共同打击非法捕捞和海上犯罪等行为。同时，针对钓鱼岛海域气候变化异常，容易发生海事安全事件，两岸可以强化在联合搜救方面的演习合作。在经济和民生领域合作不断推进的基础上，且待两岸关系有进一步突破的前提下，两岸在钓鱼岛的合作可以逐步推进到军事安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