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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A文章编号：1006-7833(2012)03-000-02
摘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的政治稳定理论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在正确处理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方面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就要实现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平衡，这就要建立有限政府，增强政府能力，同时构建公民社会，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才可以在保证我国政治稳定的同时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政治稳定政治参与公民社会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他的稳定民主思想。亨廷顿的稳定民主政治思想总起来说有两大贡献：首先提出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存在一种特定联系。其次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脆弱性和重要性，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亨廷顿的这一思想对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中国也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一、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
享誉世界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大家和集大成者——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通过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新兴国家的经济虽然有较大进步，但政治环境却乱象丛生。 且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快，这种情况就越明显。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经济起步较晚的国家，政治局势却较为稳定。亨廷顿分析指出，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在谋求政治发展时，由于经济变革和大众媒介的推广等因素提高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但这些变革在传统权威破坏的同时却没能及时建立起新的权威，这样就使得经济的快速发展缺乏有效能、有权威的合法政府的政治基础的支持，从而导致不稳定因素的滋长和社会局势的动荡，使政治陷入困境。
亨廷顿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 现代化转型与不稳定之间的因果链由三个公式构成：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
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
关于这三个公式的含义及其内在联系，亨廷顿做出了解释：首先，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使现代化对政治稳定产生一定的冲击。由于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受新的生活方式和享受标准的影响，公众被广泛动员起来。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屏障被摧毁，人们的期望和需求水平大幅提高。但由于期望本身的增长比转型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的增长要快得多，所以在期望与现实可能之间就会有差距。这种差距会引起民众的社会挫折感和不满。其次，在流动机会不多的情况下，社会挫折感所产生的政治参与的急剧增长会引发政治不稳定。社会挫折感促使人们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这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以满足这些要求。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机会较少，在此条件下，“政治参与便成了社会活跃分子进取的道路”，容易对政府造成压力。第三，由于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很难或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来表达，也很难在政治制度内部得到解决，因而，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超前与政治制度化的滞后就造成政治不稳定。
亨廷顿将秩序和稳定放在了政治发展的突出位置，强调强大政府的作用。他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指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亨廷顿对政治秩序、政治稳定进行了设计，即在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而当务之急是政治体系制度化，这就应当从体系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四个方面入手 ，其实质是提高政府能力。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提出了他的政治制度化思想：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与衰败，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并依靠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来维持。而政府的强大与否，主要看其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公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是否能实现平衡。
二、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亨廷顿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首要的是政治秩序、政府权威。亨廷顿的这种观点对我国如何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实现社会转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渐进式改革，虽然适应我国国情，促进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政治表达的欲望愈加强烈。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民众政治参与的法治渠道相对狭小，从而不断出现示威、消极抵制或暴力抵抗等非法表达方式，影响了社会稳定。依据享廷顿的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的公式，我国的政治参与法治建设还远不适应政治参与扩大的需要，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不断地完善。
1.建立有限政府，增强政府能力
在社会转型时期强调政府权威、政治稳定必须要增强政府能力。增强政府能力并不是要建立大而全的全能政府，而是要建立有限、高效的政府。为增强政府能力，在政府权力上，必须实现由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的转变。这一转变包括两个内在关联的部分，一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二是政府间适度分权。政府向社会分权即国家把本属于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这是国家还权于社会的过程，国家权力不再是唯一的必须绝对服从的权力。这要求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确定政府职权的边界，并使之法律化、规范化。政府向社会分权不是要弱化政府，而是在收缩政府职权的同时，增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效率，在限制政府专断权力的基础上强化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间分权是在政府向社会分权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体制。这首先必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中央与地方每一层级政府间都有明确的职权界限，确立地方政府的地方治理主体地位，每一政府层级都有相对的地方治理自主权，实现有限自治。
2.构建公民社会，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利益主体不断分化，主体的政治参与热情也不断高涨，但缺乏有效的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的全能式控制相对减弱。这样，国家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和互动。公众缺乏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就转而去制度外寻找，从而产生政治上的动乱。
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公民社会有利于促进政治参与，它可为民众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化的形式和途径，保障民众利益表达的通畅。具有自由、平等和权利意识的公民社会成员总是力图通过参与政治过程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公众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参与，能够把单个的、分散的意愿聚集起来，筛选、集中成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和要求，通过特定的渠道传递给政治体系，以有效维护公众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同时，由于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还很不成熟。因此，当前要有意识地培育社会力量，扶持和扩大代表各阶层利益的社会组织的影响，对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进行分类管理，同时提供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
我国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为使我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就要实现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平衡，这就要建立有限政府，增强政府能力，同时构建公民社会，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才可以在保证我国政治稳定的同时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
[2]邓正来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伍俊斌著.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4]朱士群.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安徽大学学报.2000.9.33-39.
摘要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的政治稳定理论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在正确处理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关系方面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就要实现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平衡，这就要建立有限政府，增强政府能力，同时构建公民社会，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才可以在保证我国政治稳定的同时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关键词政治稳定政治参与公民社会
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他的稳定民主思想。亨廷顿的稳定民主政治思想总起来说有两大贡献：首先提出了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存在一种特定联系。其次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脆弱性和重要性，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亨廷顿的这一思想对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中国也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正确处理政治稳定与政治参与的关系。
一、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
享誉世界的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大家和集大成者——亨廷顿，在1968年发表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通过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后发现，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新兴国家的经济虽然有较大进步，但政治环境却乱象丛生。 且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快，这种情况就越明显。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经济起步较晚的国家，政治局势却较为稳定。亨廷顿分析指出，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在谋求政治发展时，由于经济变革和大众媒介的推广等因素提高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但这些变革在传统权威破坏的同时却没能及时建立起新的权威，这样就使得经济的快速发展缺乏有效能、有权威的合法政府的政治基础的支持，从而导致不稳定因素的滋长和社会局势的动荡，使政治陷入困境。
亨廷顿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 现代化转型与不稳定之间的因果链由三个公式构成：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挫折感
社会挫折感\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不稳定
关于这三个公式的含义及其内在联系，亨廷顿做出了解释：首先，社会动员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使现代化对政治稳定产生一定的冲击。由于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以及受新的生活方式和享受标准的影响，公众被广泛动员起来。传统文化在认识和观念上的屏障被摧毁，人们的期望和需求水平大幅提高。但由于期望本身的增长比转型社会满足期望的能力的增长要快得多，所以在期望与现实可能之间就会有差距。这种差距会引起民众的社会挫折感和不满。其次，在流动机会不多的情况下，社会挫折感所产生的政治参与的急剧增长会引发政治不稳定。社会挫折感促使人们向政府提出种种要求，这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以满足这些要求。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流动机会较少，在此条件下，“政治参与便成了社会活跃分子进取的道路”，容易对政府造成压力。第三，由于国家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很难或不可能通过合法渠道来表达，也很难在政治制度内部得到解决，因而，人们政治参与意识的超前与政治制度化的滞后就造成政治不稳定。
亨廷顿将秩序和稳定放在了政治发展的突出位置，强调强大政府的作用。他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指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 亨廷顿对政治秩序、政治稳定进行了设计，即在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而当务之急是政治体系制度化，这就应当从体系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四个方面入手 ，其实质是提高政府能力。在此基础上，亨廷顿提出了他的政治制度化思想：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与衰败，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并依靠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来维持。而政府的强大与否，主要看其完善政治制度化的速度与扩大公众参与水平二者之间是否能实现平衡。
二、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亨廷顿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首要的是政治秩序、政府权威。亨廷顿的这种观点对我国如何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实现社会转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渐进式改革，虽然适应我国国情，促进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民众政治表达的欲望愈加强烈。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民众政治参与的法治渠道相对狭小，从而不断出现示威、消极抵制或暴力抵抗等非法表达方式，影响了社会稳定。依据享廷顿的政治制度化与政治不稳定成反比的公式，我国的政治参与法治建设还远不适应政治参与扩大的需要，还必须在实践中加以不断地完善。
1.建立有限政府，增强政府能力
在社会转型时期强调政府权威、政治稳定必须要增强政府能力。增强政府能力并不是要建立大而全的全能政府，而是要建立有限、高效的政府。为增强政府能力，在政府权力上，必须实现由高度集权向适度分权的转变。这一转变包括两个内在关联的部分，一是政府向社会分权，二是政府间适度分权。政府向社会分权即国家把本属于社会的权力还给社会，这是国家还权于社会的过程，国家权力不再是唯一的必须绝对服从的权力。这要求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确定政府职权的边界，并使之法律化、规范化。政府向社会分权不是要弱化政府，而是在收缩政府职权的同时，增强政府能力，提高政府效率，在限制政府专断权力的基础上强化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政府间分权是在政府向社会分权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建立和完善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体制。这首先必须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中央与地方每一层级政府间都有明确的职权界限，确立地方政府的地方治理主体地位，每一政府层级都有相对的地方治理自主权，实现有限自治。
2.构建公民社会，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利益主体不断分化，主体的政治参与热情也不断高涨，但缺乏有效的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国家对社会的全能式控制相对减弱。这样，国家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地沟通和互动。公众缺乏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就转而去制度外寻找，从而产生政治上的动乱。
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民间公共领域，其基础和主体是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公民社会有利于促进政治参与，它可为民众的利益表达提供多样化的形式和途径，保障民众利益表达的通畅。具有自由、平等和权利意识的公民社会成员总是力图通过参与政治过程来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公众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参与，能够把单个的、分散的意愿聚集起来，筛选、集中成组织成员的共同利益和要求，通过特定的渠道传递给政治体系，以有效维护公众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大量涌现，一个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并对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同时，由于中国的民间组织正在形成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还很不成熟。因此，当前要有意识地培育社会力量，扶持和扩大代表各阶层利益的社会组织的影响，对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进行分类管理，同时提供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
我国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为使我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就要实现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平衡，这就要建立有限政府，增强政府能力，同时构建公民社会，促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样才可以在保证我国政治稳定的同时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
[2]邓正来主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国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伍俊斌著.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4]朱士群.亨廷顿的政治稳定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安徽大学学报.2000.9.3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