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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主，运作方式，公平公正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7－0070－03
21世纪的今天，历史教育正致力于积极塑造公民的健全人格、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作为历史教育者，脚踏历史教坛、心怀寻根之思，是我们的一个思维习性。那么，历史教育是怎样发展而来的?史学曾经是中国古代的显学，它到底起着怎样的教育作用?这种教育作用到近代又如何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变迁而发生转型的?这种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或人物有哪些?当下的历史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反思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史为鉴共创未来?这些问题多年来时常在笔者脑中盘旋，只因时间和精力所限而未能深入研究。近来，喜读由教育科学出版社推出、郑流爱博士所著的《平生怀抱在新民——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以下简称《平生》)一书，感悟良多。
《平生》一书以“过渡时代”的变革性实践引发的历史教育思考入题，上承古代历史教育的发展源流，下启当前历史教育改革动向，重点则落在史学及历史教育在近代“三千年来之大变局”的变迁中如何逐渐踏上蜕变与新生的历程。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仁人志士在批判地继承先贤的前提下，在思想上脱胎换骨，在行为上离经叛道，进而逐步冲破了传统的樊篱，其中梁任公是影响最大、转型最有成效的一位。为此，作者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分阶段地考察了梁任公历史教育行动与思考的不同特征和意义，进而探究其对古代历史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剖析梁任公在近代历史教育变迁中的地位，反思梁任公的“新史学教育观”对当下历史教育发展的启示。文章思路纵横交错而严整，史事叙述通透而有据，论说逻辑严密而扎实，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山高水深闻古踪”，从史学与历史教育辩证统一的角度，按照讲古教育、史官教育、儒家教育、经史教育、鉴戒教育、实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了我国农业文明时代历史教育的特征与合理性，不仅务实地考察了古代历史教育思想的本末流变，也为后来梁启超的继承与发展作了有效的铺垫。作者认为：“史”为教育而生，历史教育也是古代最重要、最广泛的教育。古代历史教育源远流长，在目标上重视统治者与臣民的培养，内容上突出表现为“政史一体，道德至上”，在方法上注重以撰述为教育，从而体现了史家忧患时势的情怀与“以史经世”的价值追求。这样，在“中国的中国”与“亚洲的中国”时代，历史教育形成了自己的重要特色与政治功用。
第二章“未学英雄先学道”，考察了梁启超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历史教育，以及万木草堂期间追随康有为“学道”的情况。书中指出，近代以降，历史教育日益面对“世界的中国”之情势，其话题已经不再是古老的治乱兴衰，而转向千年未有的崭新课题——救亡图存，因而其目标与内容必将发生新的变化。这为历史教育从经史教育独立出来提供了“际遇”。后来的实践证明，梁启超恰是对此“际遇”嗅觉敏锐并为之鞠躬尽瘁的佼佼者。这是因为，梁启超自小所受的历史教育，包含了民族精神、经学义理、通史常识、史学考据等各个方面，而与康有为等人的结识和交往，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不仅为梁氏以后的学术活动积累了资本，更重要的是，使其得以在新的政治风云中展示自己的才学，开掘史学的教育意蕴与“经世”价值。
第三章“誓起民权移旧俗”，阐述的是变法维新与历史教育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通过办报、讲学等活动，使历史教育思想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突破“以史经世”的传统藩篱而打开了一个缺口。作者告诉我们：梁启超的历史教育行动与思考以变法维新为契机，体现了“开启民智”的眼光、“进化史观”的张力、“以史论政”的文风和古今中西会通的底气。尽管此时梁氏尚未意识到“新史学”的重要性，但他重新解读“史事”、挖掘“史义”，并在宣扬“民权”观念的过程中提出了“国史”“民史”的设想，加上他的新闻宣传笔法(“史文”)，使历史教育在延续过往“通变”观念与“借鉴”功能的同时，出现了崭新气象。
第四章“更揅哲理牖新知”，阐述的是新民思想与历史教育的关系。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主要通过报刊宣传、演讲和论战等途径进行历史教育活动，力图以“史界革命”改造国民性，这奠定了“新史学教育”的思想基础。梁任公身兼学者与政治家，身怀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与振兴国家的殷殷之情，开创了“新民之史”——以历史为开启民智、更新民德的武器，这对晚清民初历史教育的近代化影响可谓无远弗届。因而，在作者心目中，梁任公是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先知先觉者、摇旗呐喊者和当之无愧的思想巨擘，他开创了国民教育的新天地，更使中国的历史教育走进了近代化，开辟了历史教育的新时代。
第五章“著论求为百世师”，阐述的是梁启超晚年的著述讲学与历史教育的关系。梁启超欧游归来之后，由叱咤政坛到返归学术，历史教育实践再度活跃、拓展，思想也日益冷静、深沉，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对“新史学教育”一往情深的他，再次把史学作为著述讲学的重心，再次为近代历史教育的殿堂增光添彩。作者史论结合地写到：梁任公更为理性地认识到了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从而着力于历史研究法、中国学术史，乃至图书馆建设等方面的著述与奔走，并试图为早年的通史梦想而鞠躬尽瘁，以实现人格教育的职志。尽管晚年梁启超不为从事革命救亡的青年所认同，但是，随着“新民之史”花朵的再次绽放，“百世之师”的名望已经悄然耸立。
由上所述，《平生》一书实际上为我们梳理了历史教育由古而今的发展历程，读之颇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之感：最初是讲古教育的涓涓细流，经史官教育、儒家教育、经史教育、鉴戒教育、实学教育等支流时急时缓不断汇入而渐成洪流，滚滚而前。迨至晚清，历史教育开始发生转捩，究其因，是梁启超这位时代的弄潮儿，掮着“新史”大旗在乘风破浪，初为变法维新而波涛汹涌，进则为新民教育而巨浪排天，后则为人格培养而气势磅礴。由此，历史教育汇入近代大海，但见浪潮稍平，海天辽阔，留与后世风流人物……
基于这样的历史视角，《平生》一书归纳了中国历史教育五个方面的优良传统：“政治资鉴”“族群认同”“文化涵养”“实证思维”与“人格培育”。其中，“政治资鉴”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生俱来的重要特色，在近代政治学产生以前，史学充任了政治学的功能，辅翼王(皇)权，资治经世。“族群认同”说明了历史教育在塑造与传承“集体记忆”方面无法替代的作用，因为历史认同是族群(民族)认同的根基，历史教育也由此成为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力量。“文化涵养”是指历史为文化之母体，历史典籍中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渗透的文化意蕴与人文情怀，为历史教育提供了解读辨 析、批判继承的无穷资源，因此，涵养文化是历史教育不可推卸的重任。“实证思维”是指搜集史料一考证史事一因事明理一寓论于事的历史认识“过程与方法”，所谓“史由证来，论从史出”。“人格培育”是指历史能给人提供一种层次较高的心理品性和道德品行，使人明智，为人蓄德，培养和完善人格。以上五个方面，实际上是对历史教育核心价值的诠释，它们务实、合理、高屋建瓴而富有创见，不仅为后文提供了“精、气、神”，也为我们今天思考历史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除了上述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与诠释学方法的运用，从微观方面看，《平生》一书中的关键词分析、诗史互证等方法也使人印象深刻。有关梁启超的著述资料浩繁而驳杂，为了使研究不落俗套而另辟蹊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作者在处理材料时极为注重关键词的提取与分析。譬如，梁氏生前好友林志钧为其编辑《饮冰室合集》，在序言中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观巳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此书未成，残稿尚在)，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在《平生》一书中，作者将上述材料的关键词“史性”阐释为“无处不在的历史穿透力、历史意识和历史感”，认为这是任公为学的特质所在，进而分析了这种特质的一个重要表现——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历史学”“(中)国史”“历史教育”等词汇与梁启超的深刻渊源(详见《平生》一书第5页)。这种关键词的阐释与分析，实际上是由史学考证、推理与联想等过程发展而来的一种结果。此外，章节标题亦以关键词句画龙点睛，如“山高水深闻古踪”“未学英雄先学道”“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著论求为百世师”等，都出自于梁任公的诗句。同时，子目标题也十分讲究，表述准确，文字对仗，诸如“国民之明镜”“史界之革命”“笔锋之魔力”等。若能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运用，这种方法无疑能较好地体现文、史、论的结合(包括诗史互证)，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总而言之，在梁启超看来，历史教育是中华文明复兴并融入世界文明的必由之路，故而其一生著论均不离“新民”根本，不忘“新史”情怀，他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教育当之无愧的拓荒者和引路人。与此同时，《平生》一书所渗透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教育发展的源流及其近代化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前历史教育的发展路向与核心理念，更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历史课程的开发，从而更为务实、有效地推进课程与教学的改革。
[责任编辑：任世江]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1)17－0070－03
21世纪的今天，历史教育正致力于积极塑造公民的健全人格、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发展，这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作为历史教育者，脚踏历史教坛、心怀寻根之思，是我们的一个思维习性。那么，历史教育是怎样发展而来的?史学曾经是中国古代的显学，它到底起着怎样的教育作用?这种教育作用到近代又如何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变迁而发生转型的?这种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或人物有哪些?当下的历史教育工作者又该如何反思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史为鉴共创未来?这些问题多年来时常在笔者脑中盘旋，只因时间和精力所限而未能深入研究。近来，喜读由教育科学出版社推出、郑流爱博士所著的《平生怀抱在新民——梁启超的历史教育思想与实践》(以下简称《平生》)一书，感悟良多。
《平生》一书以“过渡时代”的变革性实践引发的历史教育思考入题，上承古代历史教育的发展源流，下启当前历史教育改革动向，重点则落在史学及历史教育在近代“三千年来之大变局”的变迁中如何逐渐踏上蜕变与新生的历程。19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仁人志士在批判地继承先贤的前提下，在思想上脱胎换骨，在行为上离经叛道，进而逐步冲破了传统的樊篱，其中梁任公是影响最大、转型最有成效的一位。为此，作者从社会学的视野出发，分阶段地考察了梁任公历史教育行动与思考的不同特征和意义，进而探究其对古代历史教育的继承和发展，剖析梁任公在近代历史教育变迁中的地位，反思梁任公的“新史学教育观”对当下历史教育发展的启示。文章思路纵横交错而严整，史事叙述通透而有据，论说逻辑严密而扎实，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山高水深闻古踪”，从史学与历史教育辩证统一的角度，按照讲古教育、史官教育、儒家教育、经史教育、鉴戒教育、实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反思了我国农业文明时代历史教育的特征与合理性，不仅务实地考察了古代历史教育思想的本末流变，也为后来梁启超的继承与发展作了有效的铺垫。作者认为：“史”为教育而生，历史教育也是古代最重要、最广泛的教育。古代历史教育源远流长，在目标上重视统治者与臣民的培养，内容上突出表现为“政史一体，道德至上”，在方法上注重以撰述为教育，从而体现了史家忧患时势的情怀与“以史经世”的价值追求。这样，在“中国的中国”与“亚洲的中国”时代，历史教育形成了自己的重要特色与政治功用。
第二章“未学英雄先学道”，考察了梁启超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历史教育，以及万木草堂期间追随康有为“学道”的情况。书中指出，近代以降，历史教育日益面对“世界的中国”之情势，其话题已经不再是古老的治乱兴衰，而转向千年未有的崭新课题——救亡图存，因而其目标与内容必将发生新的变化。这为历史教育从经史教育独立出来提供了“际遇”。后来的实践证明，梁启超恰是对此“际遇”嗅觉敏锐并为之鞠躬尽瘁的佼佼者。这是因为，梁启超自小所受的历史教育，包含了民族精神、经学义理、通史常识、史学考据等各个方面，而与康有为等人的结识和交往，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这不仅为梁氏以后的学术活动积累了资本，更重要的是，使其得以在新的政治风云中展示自己的才学，开掘史学的教育意蕴与“经世”价值。
第三章“誓起民权移旧俗”，阐述的是变法维新与历史教育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通过办报、讲学等活动，使历史教育思想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途径，突破“以史经世”的传统藩篱而打开了一个缺口。作者告诉我们：梁启超的历史教育行动与思考以变法维新为契机，体现了“开启民智”的眼光、“进化史观”的张力、“以史论政”的文风和古今中西会通的底气。尽管此时梁氏尚未意识到“新史学”的重要性，但他重新解读“史事”、挖掘“史义”，并在宣扬“民权”观念的过程中提出了“国史”“民史”的设想，加上他的新闻宣传笔法(“史文”)，使历史教育在延续过往“通变”观念与“借鉴”功能的同时，出现了崭新气象。
第四章“更揅哲理牖新知”，阐述的是新民思想与历史教育的关系。梁启超流亡日本后，主要通过报刊宣传、演讲和论战等途径进行历史教育活动，力图以“史界革命”改造国民性，这奠定了“新史学教育”的思想基础。梁任公身兼学者与政治家，身怀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与振兴国家的殷殷之情，开创了“新民之史”——以历史为开启民智、更新民德的武器，这对晚清民初历史教育的近代化影响可谓无远弗届。因而，在作者心目中，梁任公是近代中国历史教育的先知先觉者、摇旗呐喊者和当之无愧的思想巨擘，他开创了国民教育的新天地，更使中国的历史教育走进了近代化，开辟了历史教育的新时代。
第五章“著论求为百世师”，阐述的是梁启超晚年的著述讲学与历史教育的关系。梁启超欧游归来之后，由叱咤政坛到返归学术，历史教育实践再度活跃、拓展，思想也日益冷静、深沉，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对“新史学教育”一往情深的他，再次把史学作为著述讲学的重心，再次为近代历史教育的殿堂增光添彩。作者史论结合地写到：梁任公更为理性地认识到了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从而着力于历史研究法、中国学术史，乃至图书馆建设等方面的著述与奔走，并试图为早年的通史梦想而鞠躬尽瘁，以实现人格教育的职志。尽管晚年梁启超不为从事革命救亡的青年所认同，但是，随着“新民之史”花朵的再次绽放，“百世之师”的名望已经悄然耸立。
由上所述，《平生》一书实际上为我们梳理了历史教育由古而今的发展历程，读之颇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之感：最初是讲古教育的涓涓细流，经史官教育、儒家教育、经史教育、鉴戒教育、实学教育等支流时急时缓不断汇入而渐成洪流，滚滚而前。迨至晚清，历史教育开始发生转捩，究其因，是梁启超这位时代的弄潮儿，掮着“新史”大旗在乘风破浪，初为变法维新而波涛汹涌，进则为新民教育而巨浪排天，后则为人格培养而气势磅礴。由此，历史教育汇入近代大海，但见浪潮稍平，海天辽阔，留与后世风流人物……
基于这样的历史视角，《平生》一书归纳了中国历史教育五个方面的优良传统：“政治资鉴”“族群认同”“文化涵养”“实证思维”与“人格培育”。其中，“政治资鉴”是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与生俱来的重要特色，在近代政治学产生以前，史学充任了政治学的功能，辅翼王(皇)权，资治经世。“族群认同”说明了历史教育在塑造与传承“集体记忆”方面无法替代的作用，因为历史认同是族群(民族)认同的根基，历史教育也由此成为民族精神培养、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力量。“文化涵养”是指历史为文化之母体，历史典籍中所蕴涵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渗透的文化意蕴与人文情怀，为历史教育提供了解读辨 析、批判继承的无穷资源，因此，涵养文化是历史教育不可推卸的重任。“实证思维”是指搜集史料一考证史事一因事明理一寓论于事的历史认识“过程与方法”，所谓“史由证来，论从史出”。“人格培育”是指历史能给人提供一种层次较高的心理品性和道德品行，使人明智，为人蓄德，培养和完善人格。以上五个方面，实际上是对历史教育核心价值的诠释，它们务实、合理、高屋建瓴而富有创见，不仅为后文提供了“精、气、神”，也为我们今天思考历史教育提供了有益启示。
除了上述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与诠释学方法的运用，从微观方面看，《平生》一书中的关键词分析、诗史互证等方法也使人印象深刻。有关梁启超的著述资料浩繁而驳杂，为了使研究不落俗套而另辟蹊径，难度可想而知，为此，作者在处理材料时极为注重关键词的提取与分析。譬如，梁氏生前好友林志钧为其编辑《饮冰室合集》，在序言中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于史，是观巳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此书未成，残稿尚在)，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在《平生》一书中，作者将上述材料的关键词“史性”阐释为“无处不在的历史穿透力、历史意识和历史感”，认为这是任公为学的特质所在，进而分析了这种特质的一个重要表现——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历史学”“(中)国史”“历史教育”等词汇与梁启超的深刻渊源(详见《平生》一书第5页)。这种关键词的阐释与分析，实际上是由史学考证、推理与联想等过程发展而来的一种结果。此外，章节标题亦以关键词句画龙点睛，如“山高水深闻古踪”“未学英雄先学道”“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揅哲理牖新知”“著论求为百世师”等，都出自于梁任公的诗句。同时，子目标题也十分讲究，表述准确，文字对仗，诸如“国民之明镜”“史界之革命”“笔锋之魔力”等。若能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运用，这种方法无疑能较好地体现文、史、论的结合(包括诗史互证)，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总而言之，在梁启超看来，历史教育是中华文明复兴并融入世界文明的必由之路，故而其一生著论均不离“新民”根本，不忘“新史”情怀，他也由此成为近代中国历史教育当之无愧的拓荒者和引路人。与此同时，《平生》一书所渗透的历史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教育发展的源流及其近代化的历程，也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当前历史教育的发展路向与核心理念，更广泛而深入地开展历史课程的开发，从而更为务实、有效地推进课程与教学的改革。
[责任编辑：任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