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华北危急，平津相继沦陷， 北大、清华及南开等高校教学无法开 展。为保护教育事业不致中断，平津 学界领袖在南京商议，在交通相对便利、远离 战事的长沙设立临时大学，让北大、清华和南 开暂时合校，收容散落各地的三校学生，定名 为长沙临时大学。然而，1937年12月南京沦陷， 长沙几乎成为战争前线。经临大校委会反复研 讨，决定继续西迁到昆明，以延续百年树人的 教育大业。最终，临时大学师生分乘船、乘车 和徒步等三条线路分别赶赴三千里外的昆明。 长沙临时大学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完成了她的历 史使命，为享誉世界的“西南联合大学”奠定 了基础，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 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暂驻湘岳

　　民国时期的北平、天津地区是中国高等教 育的重地，然而日本侵华战争将这片文化热土 变为战争的焦土。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时任北 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 张伯苓及许多教授前往庐山，参加蒋介石组织 的国是问题谈话会。此时，平津战事吃紧，北 方各校纷纷致电告急，要求几位校长返校应变。 7月29日，北平陷落，日军进占清华园，留校 师生迁至城内避祸。随之，天津沦陷，南开大 学大部分校舍毁于战火。南北交通阻断，三校 校长返校无路。
　　为防止教育事业的中断，三校校长同教育 部磋商，联合组建长沙临时大学，并设立筹备 委员会。三校师生随即南迁。
　　事变紧急，三校大部分图书设备未能运出， 清华大学运出的部分设备因交通阻断，一时不 能到达。学校授课全靠老师讲授。截至1937年 10月底，长沙临时大学共有教师148人，其中： 北大55人、清华73人、南开20人。学校收 纳学生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为主，临时大 学常委会决定于10月18日开始报到，25日开 学注册选课，11月1日正式上课。随后在各地 登报公告，并通过广播电台等方式传出消息， 三校学生纷纷来到长沙。截至11月20日，三 校原有学生报到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 清华631人、南开147人。另根据教育部规定， 接纳部分借读生218人，到1938年1月长沙 临时大学新旧学生共计1500多人。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 上午九点多，空袭警报响起，师生无处可躲， 幸亏日机没有投弹。24日，日军终于在长沙投 下炸弹，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开始体验战时教育 的艰辛了。长沙临时大学教学条件极差，既无 图书、也缺教材，开学之初，连小黑板也供应 不足，有些教授就到学生宿舍参加讨论。师生 接触机会较多，关系融洽，在交谈中自然带有 专业知识及治学方法等内容，颇有古代书院风 范。北大有个学生说，在临大一个月学到的东西， 比在北平一個学期学到的还多。相对于教学， 住宿条件较差。男生宿舍是一栋两层木结构建 筑，楼下阴暗潮湿，楼上光线较好，学生一律 睡在地板上。下雨时，学生在被子上蒙块油布， 枕头边上撑一把雨伞，一觉到天亮。有一次， 三位校长巡视宿舍，蒋梦麟看到宿舍破败，设 备极其简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 他住在这宿舍里。当时兼任军训队长的张伯苓 针锋相对，“倘若是我的孩子，一定让他住在 这宿舍里。”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武汉告急。 战争形势日趋紧张，日军空袭长沙的次数不断 增加，临时大学常委会不得不再次考虑搬迁的 问题。

三线入滇

　　武汉告急的消息传到长沙，一时人心慌乱。 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则难保。不少慷慨激昂的 学生感到国难当头，纷纷投笔从戎;也有不少 学生认为立足方定，正是求学的好时机，兴师 动众的迁徙不仅劳民伤财，荒废学业，甚至庸 人自扰。此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表示：长沙 绝对安全，省府会全力支持临大办学。
　　面对慌乱的人心和舆论，临大常委会审慎 对待这一关系到学校命运的大事。经过常委会 讨论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昆明 地处西南边陲，距离陪都重庆较远，可以保持 三校一贯的学术独立的地位。另外，昆明有滇 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相对方便。教 育部对此方案不敢定夺，蒋梦麟亲自到武汉向 蒋介石汇报，最终由最高当局批准。 　　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于1938年1月20日 做出了即日起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 议。并规定师生于3月15日到昆明报到。常 委会同时讨论了一系列迁校的具体办法，规定 教职员路费津贴每人65元，学生路费津贴每人 20元。规定了迁校路线，并要求在沿途各地设 立办事处和招待处，指定专人负责接待。办事 处工作人员加发办公费5元每人每天。

　　关于迁校路线，临大常委会指定云南元谋 人军训教官雷树滋提出方案，他经常往返于云 南和京沪之间，对交通和地理较为熟悉。他提 出海陆两条线，其中陆路又分为乘车和步行两 条线。海路是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乘船 到越南海防，由滇越路过河口入昆明。大部分 教师及家眷和一部分体弱男生及全体女生走海 路。乘车路线由长沙沿湘桂公路，经桂林、南宁、 镇南关到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进入昆明。陈岱 孙、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坐汽车走这一条路， 冯友兰在车子上过凭祥隧道时，将胳膊伸出窗 外造成了骨折。走陆路则是由湖南经贵州直入 昆明，沿途可以采集标本，了解各地风俗，做 社会调查。
　　经常委会核准，赴昆明就学的学生有820 人，根据自填志愿、体检而核准步行的有244人。 女生和体检不合格者则乘车或走海路。经过学 校的精心组织，妥善安排，近千名师生分批从 长沙出发，经海、陆两线前往昆明，其中路线 全程3000余里，200多名师生步行约1300公 里，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次壮举。

湘黔滇旅行团

　　湘黔滇旅行团由参加步行入滇的临大师生 组成，最初名称为步行团，为照顾学生体力， 学校决定凡是可以用车船代步的地段，尽量利 用交通工具，因此步行团改名旅行团。临大常 委会对长沙到昆明的行军路线事先做了安排：
　　长沙至常德
　　193公里
　　步行
　　常德至芷江
　　361公里
　　乘船
　　芷江至晃县
　　65公里
　　步行
　　晃县至贵阳
　　390公里
　　乘车
　　贵阳至永宁
　　193公里
　　步行
　　永宁至平彝
　　232公里
　　乘车
　　平彝至昆明
　　237公里
　　步行
　　旅行团在实际行军过程中，有了不少变动。 从长沙出发时就乘船，步行从益阳开始，自常 德至桃源乘船，自沅陵到晃县乘车，此后全步行， 总计步行1300公里，超过原计划近一倍。
　　步行入滇漫长而艰辛，为保障旅途安全， 旅行团实行军事管理，由学校向国民政府要求， 由军事委员会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担任旅行团 长，指挥一切，但是他的职位虽高，对湘西情 况却完全陌生。参加旅行团的闻一多、曾昭抡 等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为照顾学生饮食，学 校在长沙请了二十名炊事工，自带行军锅灶。 又买了三辆卡车，一辆载运炊事工和炊具，两 辆运载行李包裹。临行前，每人发一件黄色制 服一套、黑色棉大衣一件、雨伞一把等，这些 行军用品都是湖南省府赠送的。
　　旅行团于1938年2月20日在长沙圣经学 校前宣誓出发，4月28日抵达昆明，历时68天。 除了车船代步、旅途休整外，实际步行40天， 平均每天走30多公里。在三千多里的路途中， 宿营地只有学校、客栈及古庙。有时床位边上 会陈列着一口褐色的棺材，有时是一头猪睡在 旁边，还要提防着突然冲出来的土匪。
　　在旅行团途径湖南五里山的时候，几乎遭 遇了土匪。当时运载行李的卡车只剩一辆，翻 过五里山已经晚上十点多了，借着手电的微光， 扛着笨重的行李，爬上山腰的宿营地，好几次 差点掉下山沟。铺盖摊好后几乎睡着，忽然传 令兵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说是一批土匪快要 到这里了。顿时整个宿营地弥漫起来紧张恐怖 的气氛，灯发出可怕的黄光，到后来索性吹灭了， 变得一片漆黑。最初有入主张放哨，可是赤手 空拳有什么作用，此时大队长挺身而出独当一 面。时间在流逝，土匪却始终没来。在恐惧与 昏睡中，大家度过了一夜。

　　旅行固然艰苦，这段旅途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三校师生的融合，为西南联合大学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在临大西迁之初，三校商定各自 保持独立，分别设立昆明办事处处理本校事务。 教师分属各校，学生保留原学籍，毕业时仍持 有原学校毕业证书。对外则为一个统一体，正 是由于迁移工作事关重大，三校專门成立一个 小组负责，三校师生得以融合。在这个融合过程， 艰辛并不是旅途的全部，旅行团的师生们得到 了许多在学校不曾有过的收获。

笳吹弦诵在征程

　　湘黔滇旅行团的宗旨是“借以多习民情， 考查土风，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 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他们一路上栉风 沐雨、翻山越岭，磨炼了意志，也学到了 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在参加这次旅行团的 学生中，有不少人成为了两院院士和知名 学者，如查良铮（穆旦）、任继愈、唐敖庆、 刘兆吉等。
　　在前往昆明的路上，他们不但欣赏祖 国的壮丽河山，访问少数民族村寨，了解 各地的风土人情，更是采集了不少标本， 收集了上千首民歌民谣。刘兆吉把他收集 的民歌整理成《西南采风录》，交商务印 书馆出版，朱自清、闻一多、黄钰生分别 为此书作序。闻一多更是在路上创作风景 速写数百幅，他始终没有剃胡子，到昆明 时已成为一位美髯公，直到日本投降之日 他才剃掉。而刘兆吉的《采风录》正是由 于闻一多的鼓励才汇编成功。
　　刘兆吉是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学生， 酷爱文学的他早就对闻一多、朱自清等学 者十分仰慕。三校合一给了他难得的机会， 在长沙临大时他就选修了闻一多和朱自清 的课，很快就熟悉起来。
　　在旅行团出发前，刘兆吉突然想起聞 一多在《诗经》课上讲的：“有价值的诗歌， 不一定在书本里，很多是在人民的口中。” 他就想趁此机会采集山歌民谣，并得到了 闻一多的鼓励和帮助。
　　身着黄军装、一口北方话的他在贫穷 落后、盗匪横行的湘、黔、滇山区独自采 集歌谣承担着很大的风险。有一次，路过 一座高山，远远看到山顶的村子，他便爬 上去采集歌谣。谁知刚爬上半山腰，便听 到山上有人挥手喊话，他听不懂，继续向 上爬，山上的人喊得更凶了，他觉得不对 劲就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下来几个苗族 的人，通过翻译才知道，他们是向他发出 警告，否则就要放滚木礌石，刘兆吉吓出 一身冷汗。为了采集歌谣，他要比一起步 行的师生付出更多的心血。每天，他既要 跟着大队急行军，又要时时离开队伍去采 访。有时，他要爬上烟雾蒙蒙的山寨;有时， 又要深入到鸡鸣狗叫、与世隔绝的乡村。 由于回宿营地较晚，刘兆吉以行军锅底的 锅巴充饥，用珍贵的奎宁丸换取山歌。
　　终于，在短短的两个月，三千多里的 征程中，刘兆吉采集到两千多首歌谣，他 将这些歌谣汇集成《西南采风录》，西南 联大师生争相传阅，誉为“现代的三百篇”。
　　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 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时的湘黔滇 旅行团尚在贵州境内，他们得知更名消息 是在4月23日，已经进入了云南。
　　胡适在西南联大周年庆上说：“临大 决迁昆明，当时有最悲壮的一件事引得我 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六十八天之 久，经整整三千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 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 不但是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 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