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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参军
两次大规模参军，分别发生于1943年末和 1945年初。
1943年的那次参军主题是“征调译员”。 当时，随着由大批美军充当教官的各类训练班 的相继举办，需要大批懂外语的专业人才。国 民党政府成立战地服务团，面向社会招募了相 当数目的学生作为翻译员，但仍远远不能满足 实际需求。在此背景下，据美国学者易社强研究， 西南联大主动提出学子参军的方案。1943年11 月10日，西南联大校方作了正式动员，宣布为 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响应政府号召，决定自 下学期（1944年春）起征调各大学四年级的学 生为美军翻译员，服务满二年后发给毕业文凭。
不少被征调者都想把上学期的课念完，这 样学分修够就可以正式毕业了。但因任务紧急， 许多人不得不放弃了这种可能。有些大四的学 生感到苦闷沮丧，便旷课到茶馆打牌消磨时间。 但大多数学生则表现出的是学子对国家“义不 容辞”的责任。据联大学子卢少忱回忆：“大 家都愿意好好通过，上完大学，写完论文毕业。 可当时就是国家形势所迫，国家需要我们…… 根本就义无反顾，大家都没话说。”
第二次参军热潮发生在1945年初。其背景 是国民党军队刚刚经历了豫湘桂战役大溃败， 失地千里。蒋介石号召“十万青年十万军”， 期望用青年成立新军来改造国民党军队，挽回 颓势。与之前不同，这次是教育部下达了分配 指标，参军成为一项政治任务。联大为此召开 常委会，一些有名望的教授也在会上鼓动学生 参军入伍。冯友兰说，中国需要高端知识人才 操作先进的新式美国武器，联大学生责无旁贷。 闻一多则从改造军队的角度呼吁大家踊跃参军， 他说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军队纲纪败坏，现 在武器有了，接受一番训练后，中国的知识青 年就可以抵抗任何侵略者。从学生来说，很多 人经过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对国民党政府已经 丧失信心，所以疑虑很多、观望不前。这次参 军人数约为第一次大规模参军的一半。
参加“训练班”
从在校大学生中征调当译员，1944级的联 大学生并非首次。
早在1941年，随着美国空军志愿队（“飞 虎队”）成立，为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军委会 战地服务团就在昆明西站原昆华农校内设立译员 训练班，黄仁霖任班主任，从全国各大学英语专 业的三、四年级征调学生到训练班学习。联大外 文系不少学生参加了这次征调。联大校史也记载： 1941年10月30日，外文系师生欢送参加战地 服务团同学。训练结束后，主要分配到驻有美国 空军的机场附近的招待所，负责美国空军志愿队 员与中方日常打交道的协调沟通工作。
1944年的征调工作由军委会外事局负责， 联大学子先后有四百多人参加。外事局以此为 基础，举办译训班，每期时长约6周，共办了 10期。时任联大校长的梅贻琦之子梅祖彦虽不 在征调之列，但他主动报名参了军。据他回忆， 训练班的学员，每人一套灰色棉制服，戴圆形 领章，上有“译训”二字。学员分7个队，每 队20多人。每天上业务课6小时，内容大致分 为语言训练、军事知识、社会知识和军事训练 四类，但没训练实弹射击。培训结束后，分配 方向主要有中国驻印军、航空委员会、战地服 务团和军委会外事局。其中分到外事局的学员， 报到后再由美军分配到滇西各美军联络组。每 名译员发放黄绿色制服一套，配布质陆军步兵 上尉胸符一个，上写“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字样， 背面写有“三级译员，仝上尉”（文职军官之意）。 他们分到部队后，不少基层军官对于他们年纪 轻轻就能挂上上尉军衔表示不满，明里暗里经 常会故意找这帮学生官的茬。所以，到前线后， 译员们就都穿美军发给的制服，也不戴任何级 别标志了。
相对分配在后方的译员们比较安逸的生活， 分到滇缅前线和中国驻印军的译员们所面临的 环境更加凶险，他们经历了丛林生活的艰难困 苦，也见证了流血和牺牲，有的甚至把生命留 在了异国他乡。
飞越“驼峰”
被分配到中国驻印军的学子，主要是乘坐 飞机从昆明到印度的雷多。中间经过的，就是 著名的“驼峰”航线。
当时的运输机不比现在的客机，只能飞五、 六千米。受飞行高度限制，只能贴着山顶飞， 遇到更高一点的山峰就选一个山谷，略略爬高 然后从两座山峰之间穿过，再降回原来的高度。 乘坐这样的飞机，根本谈不上舒适二字。他们 被要求飛机爬高后捂住耳朵、张开嘴巴。结果 有的同学做得不到位，耳膜被震破了，抵达印 度后吸烟时烟从耳朵眼里冒出来了。由于之前 没坐过飞机，曾经闹出危险的笑话。据联大学 子梁家佑回忆，1944年元宵节后，他们一行 15人登上一架C47运输机飞往印度。头一次乘 坐飞机，加上又学过外语，他们对飞机上的英 文充满好奇，每个地方都要凑上去看看，有一 个叫张世斌的看到一个手柄上写着PULL，他 使劲一拉，结果那是个救生窗的把手，人立即 被气流吸出去了，幸亏身边人及时把他拉住， 大家七手八脚才把救生窗重新关起来。
有人则直接驾机往返于驼峰航线之间。据 联大学子邓汤美回忆，他在被征调时考上了中 航公司学习飞行，到印度学完飞模拟器和空中 训练，不久就作为副驾驶驾机飞跃驼峰航线。 由于日军已占领可备降加油的缅北密支那，并 从那里的缅北机场起飞截击中美运输机，故他 们不得不远离无线电导航台，多于半夜2-3 点起飞，向西北夜航跨越高原山区。如果不巧 飞越驼峰的运输机。 碰上日机拦截，他们就降低高度，利用运输机 航速较慢的特点，穿行于山谷间，速度快的战 斗机不敢往下飞，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飞走。 所以，驼峰航线上飞行员面临着大自然和敌人 的双重危险，无时无刻不在与生死搏斗。据邓 所忆，仅在他飞行期间，就见过三架飞机失踪， 其中联大1944级外文系学生朱晦吾、1945 级电机系学生沈宗进就牺牲于驼峰的飞行事故 之中。
除了飞越驼峰航线，也有部分联大学子像 《无问西东》里的沈光耀那样，驾驶战斗机与 敌作战，并以身殉国。他们参军更早。1941 年，国民党政府空军开始在全国大学生中招考 空军飞行学员。一部分联大学子被录取，进入 昆明巫家坝的空军航校学习飞行，后又被送往 美国继续包括初、中、高级教练机的飞行训练。 1944年，他们分批回国，分配到空军的各个轰 炸机和战斗机大队，与美国第十四航空连队并 肩作战。联大1943级地质系戴荣钜、1944级 机械系王文、1944级航空系吴坚在与敌机作战 中牺牲。今日位于南京中山陵背后的航空烈士 公墓上，戴荣钜、王文和吴坚均名列其中。
滇缅战场的战火洗礼
被分到滇西前线的学子们，与中国驻印军 的同学们一起，分别参与进攻云南和缅北日军 的战斗。有的与指挥部一起，感受着战争的残 忍与残酷。有的直接在最前沿参加对敌作战， 他们表现出的镇定和勇敢也赢得了美军和国军 将士的尊重。还有的同学在从军后依旧保有着 学子的纯真和善良，在看到了国民党军队中的 腐败后，激于义愤向上级反映，期望着能给国 民党的部队一点点改变。
当时的中国驻印军第38师师长孙立人，毕 业于清华大学。当他听到征调译员的消息后， 即致函联大工学院，提出想征求土木、机械、 电机系各5名应届毕业生到军中作翻译和技术 工作。王伯惠、李循棠等15人相约报名，于 1944年2月17日抵达印度的汀江机场，次日 38师后方留守处将他们接到营地，训练10天 后送到缅北前线的师指挥部。孙立人接见了他 们，嘱咐要听从指挥、注意安全，根据各自专 业不同分配到不同岗位。
不过战场的生死还是让他们感受到了战争 的残酷。据梁家佑回忆，有次他们乘车经过因 时间紧张还没来得及打扫的战场时，看到了那 些在热带太阳暴晒下迅速腐烂的尸体，他们只 好打开预备好的香水堵在鼻子上，加快车速， 用了15分钟才逃出臭气的包围圈。据另一学子 蒋大宗回忆，有一次他到前线部队帮着调试无 线电对讲机，碰到日军炮击，前一秒还在和他 们说笑的營长中弹牺牲，他们因为及时躲进了 掩体而没有受伤。尽管牺牲在战场上是司空见 惯的事，但蒋大宗还是对此久久难以释怀。
同样是在38师，李循棠应是为数不多的直 接参加了一线作战的联大学生。1944年冬，部 队攻打八莫的战斗打响，他与美国空军地空联 络观察员一起，在战壕边上对照近期摄制有坐 标的航空军用地图，通过无线电向空中执行轰 炸任务的飞行员报告要轰炸的敌人阵地的坐标 点。机群以此为依据进行鱼贯俯冲轰炸。战斗中， 敌人用迫击炮向他们攻击，幸运的是，他没有 受伤，倒是与他一起工作的美军联络官大腿被 弹片击中。
分到滇西前线同学，有很多人跟随部队参 加了反攻作战。据联大学子姚元回忆，他被分 到53军116师348团担任美军联络组组长的 翻译。进攻高黎贡山时，他与美军观察组携带 电台指挥美机对敌进攻，被敌人迫击炮击中， 美军联络组组长阵亡，营长重伤不治，他被弹 片击中背部。不过，让很多学子感到更寒心的 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内的腐败。据联大学子华人 佼回忆，他有一次被几个美国军官带到一个偏 僻的破庙，在房内的稻草铺上，躺着十多个新兵， 新兵个个两眼深凹、颧骨高耸，都说天天吃不饱。 美军当场拿出相机给这些新兵照相。后来师部 来了一个军官，问及此事，坦率承认，这些都 是抓来的壮丁，为防逃跑，就不让吃饱，并把 很多人关在一起，不见阳光。很多参加滇缅前 线战斗的联大学子也都在回忆里提到，相比驻 印军的兵强马壮，怒江对面的这些滇西前线的 中国部队大多面黄肌瘦、满脸菜色。国军的腐 败可见一斑，后来美国人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 大概也与此有关。华人佼后来将此事写信反映 给重庆政府，但石沉大海，未见回音。
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曾为与美军共同作 战的一批中国军事人员授予铜质自由勋章，其 中西南联大包括左永泗、梅祖彦在内的16人获 此殊荣，成为所有参加战争的各校大学生中获 奖最多的。这一点，也写进了联大校史，成为 联大学子们引以为豪的另一类荣光。
